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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语言运动及其对于生态语言学与认知科学的重要启示

2017-04-07周文娟斯蒂芬·考利

鄱阳湖学刊 2017年2期
关键词:索绪尔语言学分布式

周文娟+斯蒂芬·考利

按语:丹麦欧登塞(Odense)南丹麦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语言交流系的斯蒂芬·考利(Stephen Cowley)教授,为“分布式语言运动”(Distributed Language Movement)和“生物生态共存观”(bio-ecological awareness)的主要倡导者。这一运动大力提倡语言学家应秉承语言、认知、人类生命(human life-world)和生物生态(bio-ecology)休戚与共的分布式语言认知观(distributed view of language and cognition),反对将语言与生态割裂对待的索绪尔式传统语言能力观。

这一运动自2007年①发起,至今已经走过十年历程,然而中国学界对这一运动鲜有涉及。运动涉及的“第一秩序活动”(first-order activity)、“第二秩序文化建构”(second-order cultural construct)、“语言的非定位原理”(principle of non-localizability)等核心术语,以及语言、认知、生态相互依存关系等重大问题,对于中国日益兴盛的生态语言学以及认知科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教授本人所提出的全新概念“生物生态共存观”,为应对环境恶化等典型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和思路,值得在中国学界推广,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进行本土化研究。

我在南丹麦大学访学期间,受《鄱阳湖学刊》委托,经斯蒂芬教授本人同意并授权后,于2016年11月对斯蒂芬教授进行了学术专访。此次访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1)运动所倡导的基本的语言观、认知观和哲学观;(2)罗伊·哈里斯(Roy Harris)、奈杰尔·拉芬(Nigel Love)等大家对于后索绪尔语言学(post-Saussurean linguistics)所坚持的传统语言能力观的批判;(3)十年发展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重要代表人物。第二部分涉及:(1)“生物生态共存观”等核心术语的界定;(2)运动的发展现状;(3)其对全球生态语言学和认知科学未来发展的重要启示。

一、分布式语言运动的兴起和早期发展

周文娟:斯蒂芬·考利教授,非常高兴能在欧登赛就分布式语言运动对您进行专访。首先,您能总结一下您的学术生涯吗?您的研究重点是什么?您的学术生涯以及研究重点,与分布式语言运动及认知有着怎样的渊源?

斯蒂芬:我先谈论一下分布式语言运动吧,这是我的研究重点。我想进行此项语言运动的最大裨益,在于它可以帮助人们思考如何摒弃以个人心智(an individual mind)或者语言能力(language faculty)为基础的传统“语言符号系统”(a systems of symbols)观,以全新视角看待语言。

当人们持有分布式语言观(distributed view of language)时,显然是反对索绪尔的语言能力观的。索绪尔认为,语言能力存在于个人心智中。这一语言能力观因承认个人与社区(communities)的相互依赖关系而饱受诟病,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观点无法确切解释语言如何开始运作、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语言与生物或者社会的关系如何等关键性问题。一言以蔽之,语言与其他事物割裂开来①。

语言并非自给自足的系统,这一点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因此,在分布式语言运动发展史上,我们注意到罗伊·哈里斯。作为20世纪索绪尔时代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其重要的批判性著作《语言迷思》(The Language Myth)给运动带来重要启示。罗伊·哈里斯虽然接受索绪尔关于语言使用者(language user)的论断,但他认为这一论断不能从根本上解释语言的本质②,因为语言使用者持有错误观念(a myth):一方面认为语言本质上就是一成不变的符号(a fixed code),另外一方面认为人们通过心理解码活动(telementation)进行信息传递(message sending)和交流。

事实上,罗伊·哈里斯一方面坚称人们通过日常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另外一方面又反对语言使用者依赖语言系统进行信息传递的普遍观点。这令他自相矛盾,处境尴尬。

因此,在我们所倡导的分布式语言运动中,并没有追随罗伊·哈里斯及整合语言学家(integrationalists)的步伐,我们把对语言的探索跟诸如自然与认知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联系起来。在这样的联系中,认知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内在过程(internal process),而是生物体(living beings)的一部分。人类作为其中一部分,不管是细菌还是猴子,或者是人类本身,所作所为以及对于世界的认知和行动,都依赖于外部世界和内部大脑。这就是所谓的分布式语言认知观(distributed view of language and cognition)。

分布式语言认知观承认人脑、身体和世界的协同运作,这是分布观(any distributed view)对于万事万物阐释的精髓所在。当然,人们可以用这样的观点认识语言,也可以谈论音乐和舞蹈,甚至烹饪。事实上,大多数文化现象也适用于这一分布式观点的描述。因此,分布式语言运动的关键性第一步取决于基于分布观的语言与认知的联系。

这种分布观虽然同罗伊·哈里斯一样,反对语言即符号及信息传递的还原论,但是没有追随罗伊·哈里斯的个体整合观,即个体整合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the individual as the person who integrates different kinds of activities)③。

我想这种分布观最早是在我撰写博士论文读到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名篇《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时初具雏形,并贯穿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始终④。我的博士论文題目是《意大利对话的韵律学研究》(“The Place of Prosody in Italian Conversations”),研究声音如何在意大利家庭对话中彼此紧密联系。然而约在2000年,这一观点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在一次社会语言学论坛上首遇拉芬。那次早餐,拉芬与我的对话至今印象深刻。他当时解释道:“人们如果想摆脱语言系统和语言使用的旧有观念,就要思考如何将人脑、身体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办法之一就是纳入两种不同的秩序(two different orders),即第一秩序活动(first-order activity)和第二秩序文化建构(second-order cultural construct)。”①恰恰就是那次早餐谈话,促使语言分布观应运而生。我们发现了语言的现象学视角(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即我们所听言语(wordings)和我们所读符号,不管它们是表意文字(ideographs)还是语词(words)②,都依赖于现象学经验(phenomenological experience)。当然我们对于写作的理解及其方式,以及通过阅读接触符号的方式,都属于行为活动(behavioral activity)。这些行为活动属于自然世界,因此具有第一秩序性。从2001年开始,我们发展了迥乎不同的语言观, 即语言由协调活动(coordinated movement)和控制能力决定。人类生命体进行协调活动,从而获得控制能力,这当中需要发声态势语(phonetic gestures)为主的言语发挥作用。这即大多数传统语言学家所说的语词。因此,言语属于人际外部世界,并非人脑内部世界。也恰恰是这一点,造就了分布式视角(distributed perspective)的基础。

周文娟:您刚才提到分布式语言运动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建立起自然与认知的联系,那么分布式语言运动对于自然这一概念持有什么基本观点?您能具体展开说一下吗?此外,根据您在非洲工作的经历,在您主编的专著《分布式语言》(Distributed Language)一书中,您提到了 “伊布巴”(imbumba)这一饶有趣味的概念,您认为这一概念与分布式语言运动对于自然的观点有什么必然联系?

斯蒂芬:那我先谈一下“伊布巴”吧,这一概念的确非常有趣。非洲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都颇具集体主义特色,因此和欧洲特别是英美崇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文化截然不同。德国文化也是如此。因为这些北欧和美国传统都格外关注心智,并将其作为理性的核心(the seat of rationality)。个人主义的理性归属就引起历史上大多数关于理性来源的哲学争论:是持有经验观点(the empiricist view),认为经验为理性之源?还是持有笛卡儿或者康德式先验观点,认为理性源于先验论(a priori)?如果你同我一样身处西方世界,就会发现很难从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争论中解放出来。人们总是容易倒向一边而难以二者兼顾。我在非洲生活的经历让我深受启发,特别得益于和夸祖鲁-纳塔尔大学(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讲授祖鲁语(isuZulu)的玛图斯·纳罕拉教授(Mathonsi Nhanhla)共事。他个人认为,西方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不可思议,尤其是西方崇尚的人性内在论(their humanity was somehow inside them)。就祖鲁文化(Zulu culture)而言,人只有通过他人才能成就自我。我发现这种想法妙不可言,它与祖鲁文化里面的两个概念息息相关,即“尤布图”(ubuntu)和“伊布巴”。其精髓在于:人只有发掘他人的人性才能成就自身,而成就彼此最好的途径就是与他人共事。因此,伊布巴的意思就是人们一起做事,成就彼此。“伊布巴”这个词最早用来描述非洲女性捣豆泥时的一种活动,她们常常边干活边唱歌;在祖鲁文化中也用来描述部落间的统一以及力量的凝聚。但是鉴于人们通过“伊布巴”共同造就人性,它还有人类和谐的重要内涵意义,而这一概念也可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西方传统哲学问题。虽然维特根斯坦也曾在其名篇中有过类似想法和探索,但我们只能他日再作进一步讨论了。

你刚才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伊布巴”和自然以及自然主义(naturalism)存在怎样的联系,我想还是先讨论一下自然主义吧。自然这一概念的外延太大,几乎囊括人类认知之外的万事万物。但是我们可通过不同的方式认识自然,其中一种重要的方式就是科学。自然主义观承认人类通过科学尽其所能地认识自然。人们也许对于什么样的科学能最大限度地帮助人类认识自然争论不休,但毋庸置疑的是,这包括人类可以测量的科学研究。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致力于拉芬所说的第一秩序活动,即人类经由身体运动产生的、可通过视频、声音变体、响度变体以及音高等可观察指标测量的声波。因此,语言绝非语词或符号或个体心灵表征(representations in the mind),而是生命体的行为活动。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将语言简化为生命体的行为活动。如拉芬第二秩序文化建构概念所示,我们通过可重复可描述的言语才能获悉这些声波运动,这是我们共同造就人性的核心所在。还举“伊布巴”这个例子,假如我学了这个词,即使我不是非洲祖鲁本地人,即使我没有亲自去捣豆泥,我也明白别人怎么用这个词。简单说,以上描述并不具有情境性(situated);換句话说,这种非情境性不仅包括第二秩序活动,还包括现象活动(phenomenological activity)。当然伊布巴这一概念让人们对于共同劳作的情境感同身受:“伊布巴,伊布巴……”这足以说明语言具有的感受性和现象性。

然而同理,西方哲学认为自然主义和现象学(phenomenology)势不两立。但是在分布式语言运动中,至少部分人反对这种对立观点。我们认为,语言的物理属性(physics of language)与人类言语活动(languaging)中发挥作用的言语(wordings)同时发生,且不可互为因果。这一并列观绝无仅有,与“非定位原理”(principle of non-localizability)息息相关。这一原理来源于怀特海德(Whitehead)的著作《科学与现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①,并由苏内·沃克·斯特芬森(Sune Vork Steffensen)与我在五六年前引入分布式语言运动②。

因此,分布式语言运动这一哲学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一种折衷之举。它反对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对立,而坚信只要人文科学致力于可测量的自然科学概念,二者便可以互通有无,从而丰富自然科学的人文内涵。这也是分布观的要点所在。这点在分布式认知领域同样重要,但是尚不成熟,因为人工制品(artifacts)关注人类交谈及其方式,而非现象经验。这又导致语言学领域书面语歧视观念(written language biases)的蔓延。这种观点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书面语,即一套人工智能符号,而非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分布式语言观是以全新视角看待语言,真正重视言语活动中的活动与活动产生的人工制品的区别。

周文娟:您能根据拉芬的语言认知错误论(cognition and language myth)以及罗伊·哈里斯的整合语言学(integrational linguistics),分析一下在分布式语言运动中是什么因素导致索绪尔成为众矢之的?或者您可以用秩序理论,即第一秩序活动与第二秩序文化建构,重新解释为何索绪尔在20世纪建立起现代语言学后,反而在语言和认知领域饱受争议?

斯蒂芬:我认为,简单说来,原因在于索绪尔的研究初衷是语言交流而非语言认知,而且他认为可以通过语言系统理论去诠释语言交流①。

但是如果人们对于人类本质、人类发展历史、语言变化、生态学等问题感兴趣的话,就会发现单靠交流模式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

如今,整合语言学家罗伊·哈里斯集中批判索绪尔的固定符号语言观,实质上也是在批判他的交流观。然而我本人认为,罗伊·哈里斯对语言交流也不感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个体交流者(individual communicator)②。这也就说明了为何在整合传统中人们会发现整合语言学家们对人类个体的言过其实。

当然我不确定我该在多大程度上对索绪尔进行全盘批判,毕竟这关乎整体西方传统中人们对索绪尔解读后的批判③。但是最近几年一些索绪尔手稿出版物证实,索绪尔本人的语言理论所蕴含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远远超过人们已有的解读。因此,分布式语言运动是建立在对于索绪尔语言理论解读中基于编码(coding)绘图(mapping)论断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关系的过度关注的批判基础之上,而并非全盘否定索绪尔所有的语言学理论和贡献。

我本人并非索绪尔理论的专门研究者,所以不敢妄自菲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罗伊·哈里斯由语言系统转向个体,因而人类个体成为语言整合者(integrator);然而分布式语言观则转向人类如何共同做事,以及其做事方式与文化建构和身体活动的密切关系。我认为这一点恰恰是与索绪尔涉及创造意义的“能指”和“所指”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我们在分布式运动中没有遵循西方传统,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法国语言学家迪迪尔·博蒂诺(Didier Bottineau)。我对他研究语言的方法非常敬佩,他以一种更加动态的眼光研究索绪尔主义(Saussureanism),可以说为第一秩序理论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简言之,上述观点可谓是对英美传统解读索绪尔的有力批判,同时首当其冲地影响了诸如李奥纳多·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泽林·哈里斯(Zelig Harris)、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罗纳德·朗肯(Ronald Langcker)等一大批语言学家,但这并非是对索绪尔这位语言大家及其全部理论的攻击。

周文娟:运动自倡导至今已经经历十年发展,接下来您能列举在分布式运动中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吗?

斯蒂芬:是的,的确人物众多,这就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分布式语言的含义了。如我诸多论著所示,分布式语言是一种广阔视角(a very broad perspective)而非一种具体理论。

所以,运动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属对话主义(dialogism)之父之一——佩尔·里奈尔(Per Linell)。但是里奈尔本人认为他当属对话主义流派,而非分布运动人物。虽然归属辩论令人乏味,但是他的著作意义非凡,引导人们思考面对面互动语境中第一、第二秩序语言的运作机制。我刚才提到迪迪尔,他的著作也相当重要,探讨特定语言结构如何影响人类彼此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如何建构不同语言系统的文化层面。

当然,南丹麦大学一批研究者致力于面对面互动的实证研究,并提出了“互动性”(interactivity)概念,将第一秩序活动与分布式语言、分布式认知联系起来,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认知心理学发展。 这一概念也将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生成主义(enactivism)、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等研究领域纳入考虑,影响深远。所以,互动性这一典型实证概念在分布式语言运动中足以帮助人们超越旧有语言观的束缚,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这一学术概念首先由大卫·克什(David Kirsh)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后由图兰吉奥( Frederic Vallee-Tourangeau)和我引入運动中。

最后,我要提到一个重中之重却尚不完善的概念——间距(time-ranging)。这一概念由斯特芬森和莎拉·佩德森(Sarah Pedersen)创建,通过不同方法研究人类如何联系古今,在与他人共处中体验自身存在。这一概念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语言与认知的重要议题,当然也引导人们从语言心理学角度思考人类共处时如何做事,从而共存。这对于人类主体性研究也很有启示。这就必须要提到保罗·蒂伯特(Paul Thibault),他在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以及两种秩序活动如何促进人类心理和学习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文娟:那么您如何看待现象学(phenomenology)、物理主义(physicalism)和运动的联系呢?

斯蒂芬:刚才我已经谈到运动与自然主义的紧密联系,当然我并没有区分自然主义和物理主义,这太具哲理性了。

我个人认为,关注语言和认知的人文研究者对此类争论是不太看重的。然而从学术角度讲,我认为物理主义当属认识论范畴(in epistemological claim)。认识论认为,物理学具有完全描述性(physics is complete),即万事万物都可赋予实际描述,当然这一论断仅限于理论层面。一方面,它绝非认定实际描述的趣味性和重要性,而是承认人们如果专注人文学科和语言认知的良性发展,就要从第一人称视角(first person perspective)①之外的其他角度,将人类从事活动与可观察现象(observable phenomena)联系看待。

当然自然主义许多观点以不同于此类物理主义流派的方式,表示对这一观点的认可。然而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众多其他物理主义流派持有的语言符号观,我都是不敢苟同的。但是原则上如果人们坚持从多角度对现象进行描述,这样的描述并非命题式描述(a proposition-based description),而是纯数学描述。如果人们对于第一秩序活动存有兴趣,那么科学研究中的可衡量指标就尤为重要,这涉及复杂动态现象(complex dynamic phenomena)。如果人们对于第二秩序活动感兴趣的话,探讨第二秩序概念如何影响人类活动,那么科学方法和这些概念就不那么重要了。当然,我们目前的挑战不是要思考如何将两种秩序割裂开来,而是探索共同研究两种秩序的可行之道。这样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二、分布式语言运动的发展现状及其对全球生态语言学及认知科学的启示

周文娟:今天的访谈将涉及与运动息息相关的一些术语。那么您本人对于分布式语言到底如何理解的?

斯蒂芬:我如果对学生讲这个概念的话,我会把它比作人类畅游其中的汪洋大海。我们游泳时会感受到身体运动。同样,我们可以感受到自身的言语活动,在面对面交流时参与其中。这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语言的底蕴,就好似人们在语言之洋中畅游。但是若想真正理解语言,就不能局限于游泳、运动等这些人类活动,我们得明白在海洋隐喻中,海水、波浪和海风共同构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语言之洋。语言学家将其描述为第二秩序语言,表现为文化建构、话语(discourse)、句子和语词。然而这些描述仅仅局限于第二秩序范围,只是在谈论人们进行言语活动时的行为,而并非言语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很显然,当我们谈论我们所进行的言语活动时,我们训练自己以不同的方式在语言之洋中游泳。我们在不同的语言之间转换,从而尽己所能学习第二语言语词规则,这就好比从自由泳变换为仰泳。但是不管怎么变换游泳姿势,人们仍在语言之洋中活动。然而人类使用不同的文化建构,说不同的语言,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无法用游泳解释海洋,无法用海洋解释游泳;同样,无法用言语活动解释语言,反之亦然。这就是上一部分所说的分布式语言观的核心所在。

因此,可以从多种视角看待语言和言语活动,而并不仅仅局限于一种视角。所以,我在访谈上半部分提到里奈尔的对话主义就是分布式语言观的一种典型体现,尽管里奈尔本人不认为这是分布式语言观。他主要探讨人们如何在语言之洋中与游泳活动同步。迪迪尔则从语法角度说明我们如何通过语言之洋进行人类活动,这能使我们积蓄力量。然而当我们谈论一种语言全局观,语言不该简化为一种特定视角、特定理论或者特定方法。相反,语言应该是言语发挥作用的人类活动,这与刚才提到的游泳活动如出一辙,而言语则能让我们对于语言之洋感同身受并且津津乐道。

周文娟:您关于海洋和游泳的隐喻十分精妙!在您的论著中,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对于分布式语言观的形成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您能具体阐述一下吗?

斯蒂芬:我想,贝特森和达尔文、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ierce)、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同等重要,他们四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人类及其生命看作是进化自然(evolving nature)的一部分,而非割裂地看待人与自然。他们一致认为,自然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促使语言参与不同层级的人类活动(the scales of activity),并限制人类活动的不同层级的言语(the scales of wordings)。因此,语言是一种多层级活动(multi-scalar activity):我现在所说的话不仅仅来源于我的身体,还来源于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千丝万缕的联系;过去通过我在对话,贝特森通过我在说话,达尔文通过我在谈论,亚里士多德通过我在讲话。我提出的许多想法他们都曾经谈及,而他们的很多思想由我在语言汪洋中传播。这一点启示体现了深层自然观的本质,即语言是地球进化的一部分。贝特森将其归为“个人心智和自然的必然统一”(necessary unity of mind and nature)。我认为这一点非常有益,能帮助我们思考:当我们进行言语活动时人类活动的本质所在,以及语言本身对于我们发挥的作用。这恰恰说明语言对人类产生作用,而并非传统意义上只有人类单方面进行语言活动。人类在与他人进行言语活动的历史中得以改造,语言成为同人类以及人类生存方式对话的文化方式,从而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类生存方式的一部分。如果人们接受这样的观点,那么就会思考如下问题:这样的语言从何而来?语言对于世界有何作用?人类为什么应该关注语言来源及其作用?

贝特森主要关注语言的来源/本质。我刚才用到海洋隐喻,而他则用个人心智隐喻(mind metaphor):他将个人心智看作是所有生命体的一部分,即生命体产生个人心智。他同达尔文一样都认为,人类在进化自然(evolving nature)中生存,自然界持续变化,促使万物更新;同时,更新的万物与自然融为一体。鉴于贝特森相关论述比较复杂,这里暂不作深入阐释。但是贝特森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吸收了20世纪科学,特别是控制论(cybernetics)的精华,探讨自然界与导弹系统以及其他控制系统在无程序员或者设计员的环境下如何自主运作。这大大启发他提出了一种所有自然系统运作基本过程的论断——适应论(adaptation)。然而他所说的适应并非新达尔文生物学范畴的自然选择之后的适应,而是将自然选择本身看作是一种适应形式。适应是新事物产生的基本原理。所以,当自然系统受到阻碍,新事物或作为个体、或作为种群在更大范围的环境中采取与之对应的适应方法。如果环境遭到破坏,新事物无法适应,就会面临死亡。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心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史就是适应与死亡的交替发展史。

适应论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与创造性思维(creative thinking)的紧密联系。当我们的发展受阻,我们就会寻找出路,用另外一个隐喻就是我们会“另辟蹊径”(move sideways)。我们不再归纳补充或是逻辑演绎,而是萌生新念。贝特森认为,这并非人类独有的形式,而是自然与环境相互适应的方式。我认为他是正确的。他认为语言的核心就是这种创造力,用我与拉芬多次交流中常说的话,就是“其义自见”。人类可以创造闻所未闻的新事物,身陷困境却能突出重围。

创造力的论断也可以从维特根斯坦的名作《哲学研究》中找到力证,其中就有关于规则的概念和准则。维特根斯坦指出,当人们不知如何墨守成规时,必然停滞不前。要继续前行,就要创造新的规则。用贝特森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找到适应进化的新方法。维氏著名的例子就是数字理论。当人们从2开始数数时,2、4、6、8、10……,直到994、996、998、1000,那么接下来这个数字会是什么?当然人们会说肯定是1002,他们认为规则就是以2递增,可是接下来还有可能是1004、1008、1016,因为规则可以是以2递增到1000,再以4递增下去。这个例子发人深省,說明规则不能决定人类行为,但是人类在遵守规则的过程中又创造新规则。这也是贝特森思想的重心所在。不同之处仅在于:维氏将规则看作是哲学基础以及生命存在的形式,而贝特森将其纳入自然和生命系统的运作中去讨论。

虽然我对贝特森的部分观点持有批判态度,但是我认为他切中要害地指出了人类创造新规则的能力处于语言的核心位置。这雄辩地证明了如下不争事实:一方面人类受习惯驱使行事,另一方面我们又与不熟知的陌生人共事。当遇到他人无法理解我们的情况时,我们必须创造新规则,寻找新途径,充分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这是对传统语言机械观(language is basically mechanistic)的有力回击。贝特森将上述观点称为“生物创造体”(creatura),我称其为“生物生态共存观”(bio-ecology/bio-ecological awareness),我们都认为人类创造力处于语言核心位置。这一点我认为是任何语言机械观、符号观、唯第二秩序观(mechanistic, code-based, and second-order based view of language)所望尘莫及的。

将语言简化为话语、规则、语词或者其他抽象系统的还原论,是无法充分解释语言“其义自见”的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在达尔文的著作中已经有所体现,只是我们并不熟知罢了。达尔文认为,语言既有自然性,又有人文性(half-natural and half-artificial)。达尔文这一语言观虽然未被引证,但是确有此事,在皮尔斯的论著中也初见雏形。只不过皮尔斯将语言创造性归纳为“第一质量准则”(first principle of quality)。这一界定虽然有趣,但我并未深谙其意。所以,我个人认为贝特森的论述最为贴切,而且提到生物生态共存观也是深受贝特森启发。

周文娟:好的,教授,那么您认为分布式语言认知观对于生态语言学和认知学科发展又有什么重要启示呢?

斯蒂芬:那我就从生态语言学谈起吧,这个问题十分有趣。我认为生态语言学现在面临重大抉择:是将生物生态观的广阔视角引入生态语言学,还是继续维护豪根(Einar Haugen)、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和斯提布(Arran Stibbe)三大传统?提这三位生态语言学家十分必要:豪根代表着斯特芬森所说的符号派(symbolic ecology of language),主要关注语际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 of languages);韩礼德代表着话语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 of discourse),主要聚焦于“社会现实”(social reality);而斯提布则是代表着话语生态分析(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韩礼德、斯提布二人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人类社会,而后者更加关注自然环境和外部要素。这些不同的传统造就了生态语言学发展的多样性,应该等量齐观,然而以上传统都未从生物生态观的绝佳视角探讨语言的本质及其形成发展。所以,贝特森的观点非常重要,旨在强调自然的创造性以及对人类发挥的重要作用。

此外,这些传统都未考虑语言对于人类作为生命个体改造生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人类种群改造世界导致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产生的消极影响。令人悲哀的是,地球上大多数生命体正受到生存威胁,特别是大型生物体。事实上,细菌和单细胞生物存活几率较大,恰恰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多细胞生物体饱受威胁。

如果人们秉承生物生态观发展生态语言学,就应该超越以上传统的束缚,以更宽广的视野对待上述问题,或者转向菲尔(Alwin Fill)和斯特芬森所提倡的认知传统(cognitive ecology of language)①。虽然我不确定这一说法是否恰如其分,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严肃思考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对于我们塑造人性、进行人类活动产生何种影响,反之亦然。不管生态语言学归属于何种传统,都必须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在此,我再次重申生物生态观的重要性以及统一所有生态语言学传统的包容性。这样的生物生态观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人际交流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协调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生命体。语言是生物生态的一部分,人类同样如此。所有传统语言观都忘记了语言海洋其实是深处在充满生命的地球表面之上的,而语言海洋相对于疆域广阔的地球表面来说只是沧海一粟。所以我坚称,生态语言学应该充分关注生物生态领域,批判并变革只见语词、规则、语法和话语的狭隘语言观。

周文娟:感谢您非常精彩的评论!当您提倡生态语言学应该将眼光放在更广阔的视角上,您提到一个全新概念“生物生态共存观”。您对这一概念,您能进一步解释一下吗?

斯蒂芬: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如果生态语言学想与生命科学(life science)共同发展,就要联合生物科学、生成科学(enaction)、环境科学以及认知科学。因此,生态语言学要在关注地球生命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深入扩展学科研究范围。斯特芬森和菲尔曾经谈到生态语言学的生命科学发展趋势,我个人认为我们甚至不该讨论生命科学本身。如果我们关注生命个体,就可以超越科学桎梏,树立“生物生态共存观”。这种共存观简单说来,就是认为我们是地球生命体一部分,反之亦然。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人类身体本身就是细菌的集合体。在这个意义上,人已非“人”,而是上亿细菌的大型种群,这造就了地球上蕴含于生命之中的复杂生态系统。人类在生物世界中生存发展得并以升华。当然,这种生态观需要人们谨慎对待“生态系统”(ecological system)这一概念。一提到生态系统这一概念,传统科学容易将其界定为具有永恒不变关系的物体。事实上,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只为理解生物生态共存观提供了一种思路。

当我们以这样的生态观看待整个外部世界时,我们需要具备比生态系统科学更宏观的角度。我认为,彼得·芬克对于传统科学范式(the notion of paradigm)的批判显得尤为重要。传统科学范式在过去半个世界颇具影响力,然而其弊端在于:预设一群所谓权威人士,这些大家的范式力压群“方”,并设定科学研究的范畴,这直接导致人们无法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将生命体及其复杂性纳入考量。我们必须对基于此类范式的科学研究持有批判态度,并以跨学科研究方向取而代之。这一转变虽然目标宏大,但是我们可以从严肃对待生物生态观开始践行。所以,生態语言学整个学科的未来建构,需要与关注生命与未来生命科学的科学家联手。另外,人们不应只将眼光局限于种群对于世界的影响,还应该思考世界为人类个体所缔造的万事万物以及人类作为生命体重要组成部分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作为教育者,作为学术团体的一份子,应该以身作则,引导我们身边的学生、同事树立这样的生物生态共存观。这当中首先要引导人们超越科技和消费充斥的现代世界,将人类自身与地球生命体联系起来同呼吸、共命运;同时要再次强调人类对价值和自然界直接体现的重要性。这种强调与歌德(Goethe)浪漫主义传统中对于自然的专注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处。因此,生物生态观也旨在冲破主流科学的束缚,帮助人们探索价值和自身经历的意义所在;同时引导人们从整体上发展自我,感知生物世界,关怀地球生命体和生物生态的共同发展。所以,这种意识的培养可以将科学与科学家联系起来,同时可以关注人类个体、群体乃至社区。很遗憾,生态语言学原本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可是当下各大生态语言学传统都未曾涉及,没有为人类个体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更没有使人类意识到地球生命体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虽然任重道远,可是生物生态观可以发挥核心作用,引导人们意识到人类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来源于自然界,而非人类现在所依赖的科技世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作更大的努力。

周文娟:谢谢您,教授。如您所知,分布式语言运动和生态语言学在中国学界都是全新的概念。在专访即将结束的时候,对中国生态语言学发展,您有什么寄语吗?您认为分布式语言运动对中国乃至全球生态语言学和认知科学发展有什么重要启示?

斯蒂芬:说实话,我并不通晓汉语,所以对于中国相关研究进展涉猎甚少。但是我了解到中国现阶段生态语言学发展势头超过世界上任何地区,对如何充分利用学科资源解决环境危机等重大问题兴趣浓厚。所以,我认为首要任务是将生物生态观思想纳入学科体系。只有真正理解这一强有力的共存观的本质,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人类世界、物质世界以及二者依存关系的全貌。

当然,我们语言学家受中西不同语言学传统的影响,对于语言等相关问题有不同的关注点,所以没有一劳永逸的统一模式去解决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自然界的基本原理在于它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相信生态语言学也可以肩负这样的创造使命。然而我们的确需要达成统一的语言观,去承认语言的复杂性、非情境性以及非形式性。语言具有语词和直接经验的双重意义,而后者与人类情感和其他生命体的存在息息相关,这一统一共识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传统语篇語言学(text-based traditions of linguistics)的束缚。

传统语言学现在在西方学界仍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旧有传统影响了包括布龙菲尔德、哈里斯、乔姆斯基在内的一大批语言学家。这种形式语言观阻碍了语言学的发展。所以,用一句话总结此次专访,我认为语言本质上来说就是人类在生物生态中共同创造意义(language is about people making meaning together in the bio-ecology)。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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