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　刘浏

【摘要】：污染排放和污染治理是直接决定环境质量的两个重要因素，本文将污染排放和环保投入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在标尺竞争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地区间环保投入策略互动和污染排放空间溢出的理论模型，进而考虑了污染排放和环保投入间的内生性和地区交互影响。

【关键词】：环保投入；污染排放；互动

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同时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污染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另一新常态，环境污染的社会关注度空前。环境质量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生产活动直接的排放，这是污染产生的主要源头；二是污染的治理情况，包括污染排放物的处理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若污染排放量大，且环保投人不足，环境将会恶化。地区间的经济竞争也体现在工业污染排放上，表现为地区污染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

1、污染排放强度分析

通过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污染排放强度空间滞后项估计系数为正且均在1% 的统计水平下，说明中国省域间污染排放出现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呈现出“ 你多排，我也多排” 这一结果。其主要动因：

一是多年来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增长竞争和GDP驱动下，产生了大量的污染排放需求，表现为污染排放的空间溢出。二是在增长竞争驱动下，易产生环境政策的“逐底竞争”倾向，因而表现为地区间污染排放的空间溢出。同时，地方政府环保投人上存在“搭便车”倾向，加剧了环保投人的不足，如环保设施的老化和使用率较低，导致更多的实际污染排放，最终表现为地区间的污染排放竞争。三是虽然近年来中央政府弱化了对地方政府的GDP考核和降低了地方官员晋升的增长权重，但经济增长仍然是官员晋升最主要的考核内容。地方政府采用税收减免、返还等优惠政策竞争到更多的项目，甚至引进了大量的污染型产业。四是中国地区之间的发展容易形成相互模仿和示范效应。邻近地区通过发展工业获得增长，周边地区为了保持既有的优势或发展差距，容易形成污染排放竞争。五是虽然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通过划定生态红线、环保部约谈地方行政领导等形式来约束地方政府的污染排放，但这些环保约束均未形成正式的硬性法规，且无配套惩罚措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地区间因增长竞争引起的污染排放增加。同时各地方环保部门隶属于本级政府，污染治理属地方事务，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排污行为约束有限。六是地方政府的增长较依赖于本地国有企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易成为污染排放大户。地方政府基于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而容易偏袒其污染排放行为。当出现增长竞争时，国有企业充当了地方的增长先锋，最终体现在污染排放的竞争上。环保投人强度及其空间滞后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不同统计水平下显著，表明环保投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污染排放强度，近年来随着中央和各地对环保重视程度的增加，环保投入起到了改善环境的作用。周边地区的环保投人对本地的污染排放净效应为负，即由于周边地区环保投入所引起的环境改善对本地的扩散效应大于环保投入对本地环保投人负向激励产生的污染排放增加效应。在地方财政吃紧和增长竞争下，地方政府可利用这种效应以减少本地环保投人，财政偏向显性经济增长和政绩的领域。这也侧面反映出地方政府在环保改善上的“搭便车”倾向，均不愿意先于周边地区进行环保投人，不利于整体环境的改善。如中国各省份交界地区频发水污染事件和纠纷，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均不愿率先进行环保治理投入。

2、相关政策启示

首先，中国省域间的环保投人存在不利于整体环境改善的策略互动，这种策略互动是导致中国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中国地区间存在环保投人“搭便车”倾向，且均不倾向将财政资金投向不产生显性经济效益的环保领域，而倾向以隐蔽方式获得相邻地区环境改善带来的溢出效应。因此从政策层面上看需要消除和缓解这种策略互动，减少所引起的负面环境效应。中央政府在缓解这种策略互动中应发挥重要作用，虽然中央对地方的环境压力在不断增强，但仅划定“生态红线” “约谈”方式难以对地方政府产生硬约束和威慑力，应在环保上对地方政府实施高压态势，加大逾越“生态红线” 的惩罚力度。继续降低地方官员晋升考核中的增长权重，增加环保的考核权重。推行官员考核的多元化，严格执行资源环境终身责任制，缓解地区间因增长竞争而产生污染排放竞争。同时推进资源环境市场化改革，建立资源要素和污染排放交易市场，为污染排放权定价。

其次，推进地区联合污染治理和财政责任分担机制。地区间的污染排放和环保投人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表明污染必须形成联防联治，环保投入的外溢效应增大了地区间污染治理责任划分的难度。目前部分省份已开始了污染联合治理的探索和实践 但仍然存在众多障碍，如地区间污染排放总量和速度上的差异导致污染治理责任划分难以确定，即各地区各自应负担多少环保投人的问题。目前国内地区间的环境治理合作框架仅限于同步减排，缺少环保治理责任划定和财政投人的政策对接。由于地区间污染跨界和环保投人外溢的存在，按照本地的排放、人口和产业规模等标准来确定地区环保投人的思路会引起环保投人与实际环保投入需求间的缺口，应根据地区间污染跨界效应大小和环保投入外溢效应来确定各自的环保治理投入。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省域间环保投人存在明显“你多投，我就少投” 的策略互动，且污染排放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這是导致中国近年来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污染排放增加引起环保投人的增加，而环保投人对污染排放形成抑制，这种内生关系在不断强化。近年来地区间增长竞争趋缓引起的污染排放竞争程度减小，地方政府可利用污染地理跨界的“ 净化” 效应空间越来越小，而对环保投入“搭便车” 的倾向越来越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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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丽英；孙拥军；牛晓叶. 环保投入、政府监管与大气污染防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商业会计.2016（13）

[3]刘俊敏；李梦娇.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法律困境及其破解[J]. 河北法学.2016（04）

作者简介：陈丹（1982—），女，江苏金坛人，工程师，本科，从事环境管理、环境监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