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发社会办医的“鲶鱼效应”

《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1日报道称，我国坚持公立医院为主体、社会办医为补充，但二者的关系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共存共赢，甚至可以互相促进。形成这样的良性局面，需要进行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打破原有的资源配置行政框架。一家医院能否立足，主要看医疗服务水平，而服务水平主要由硬件设备和专业人才队伍决定。我国的医疗专业人才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尤其是水平高的专家人才都集中在公立大医院。这些医生都属于事业单位员工，在职称晋升、学术平台、社保福利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这种一家独大的局面，导致了公立医院和社会办医之间的人才交流困难，也带来医疗水平和服务水平的落差。公立医院医疗水平高，社会办医只能在配套服务和边缘领域上下功夫，从病人的角度看双方各有短板。国家出台多点执业的政策，就是希望通过人才流动，让核心优质的医疗资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 医药代表禁售药关键还看监管落实

中办、国办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明确禁止医药代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羊城晚报》10月13日评论，作为从国外引进的舶来品，医药代表本身并无原罪。而且，医药代表作为药品推广链中的一个环节，其原有职责也主要是从事药品的技术咨询及学术推介。只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医药代表在我国的医疗实践中已变味，尤其是在扭曲的医药供应链中，医药代表成了“食利者”之一，既充当着药企和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之间攻关、拉关系及药品贿赂的“医药掮客”，其自身收入也与药品销售额直接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