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

【摘 要】 戴季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具特色的政治敏感人物。留学日本之初与教育结缘，通过其从事的教育工作和著述，可以总结出三民主義教育、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正是这些教育思想，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戴季陶；三民主义教育；传统伦理道德教育；对民国教育影响

【中图分类号】 G6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089（2016）36-00-01

戴季陶（1891—1949年），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政治人物。曾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考试院院长等职。有蒋介石的"国师"之称，是蒋介石的忠实“智囊”。作为国民党的理论家，其教育工作与活动贯穿于一生，与国民党在大陆的教育相始终。

一、戴季陶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传统伦理道德教育

（一）提出三民主义教育方针

1926年8月至1930年9月，戴季陶担任中山大学委员长（后改为校长），历时四年。当戴季陶即将接任中山大学校长时，恰逢中山大学学生革命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当时全国青年学生革命运动的中心。于是他建议政府下令解散学校，重新整顿，为此他主持进行了“不流血的清党”。[1]（p170）

“三民主义教育”是由“党化教育”蜕变而来。1927年以前，戴季陶在主持整顿的同时，紧抓党化教育工作，其目的是要消除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力图使青年学生都成为“行孙中山之名，挂戴季陶主义之实的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为适应蒋介石专制独裁的需要，鉴于党化教育内容不确定，戴季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确立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意见。方针确立后，戴季陶亲自起草《确立教育方针实行三民主义的教育以立救国大计案》，提交1928年5月15日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大会通过此案后，国民党便正式确立了以三民主义为标准的教育方针。

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提出，其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确立教育为政治服务，培养适应其统治、驯服的、有社会技能的国民。而戴季陶更是以中山大学为“试点”，他认为应以三民主义为“纪纲”，“一切学问知识，只有用来作证明的材料，说明的方法。”[2]（p502，714）也就是说，这套被他篡改的三民主义是置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一切科学知识只能作为论据来证明其正确性，从而灌输这种思想，企图从思想上控制师生乃至国民，用孙中山的名号、威望来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为了控制思想，反对学生学习研究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提倡吴稚晖发展纯正科学及实业教育的主张，以防青年学生“误入歧途”。

把西方科技嫁接在中国旧道德之上的“中体西用”是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目睹近代中国的衰落，戴季陶此时对中国的认识仍停留在洋务运动时期，认为中国的科技方面落后于西方，而中国的旧道德方面即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是西方其他国家所不及的。“把一切的科学文化，都建设在这一种仁爱的道德基础上面。”[2]（p411）是他对中国旧道德和西方科技关系的诠释，也即以中国的旧道德为本，西方科技为末。因此他认为，要达到三民主义教育的目的，“第一是恢复民族的道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第二是要努力学习西洋的科学”。[3]（3-4）他将恢复民族的道德包括封建的纲常礼教不加区分地、笼统地放在第一位，不难看出其为政治服务的特点，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希望通过旧道德的强化，使青年学生学习的西方的纯正科技是建立在已有的旧道德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使青年学生成为适应国民党发展的带有旧道德并掌握新科技的驯服国民。

应该指出的是，三民主义教育不过是党化教育的改头换面，其精髓仍是推行党义，“以党治国”。正如蒋介石宣布的那样：“党员守则是我们教育的信条”，是“一切教育的基本科目。”[4]（p41-42）戴季陶提出并得到政府确立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实质上违背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义，更背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戴季陶崇尚旧道德，试图“中体西用”，其目的是为了适应蒋家王朝专制独裁统治的需要，通天下为一式，培养其统治所需的“人才”。

（二）重视公民伦理道德教育

戴季陶生活于新旧交替的年代，在追求新学以前，已为中国传统文化所熏陶，如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思想早已烂熟于心，并将此视为中华文明的“精华”，因此在童子军教育中尤其重视公民的伦理道德教育，认为应从孩童抓起，将此看作是救中国的一种方式。

以伦理道德教育为标准，戴季陶自上任以来开始了主持规范童子军训练原则、童子军誓词、修改童子军规律十二德目和选择童子军规律教材的规范工作，此中无一不透出伦理道德教育的气息。

就五项训练原则第一条规定：中国童子军，以忠孝仁爱信义为训练的最高原则。[5]（p358-359）而历时两年，于1931年3月19日经中央常委会会议通过公布的戴季陶所拟订的誓词原文为：“某某誓遵奉总理遗教，确守中国童子军之规律，终身奉行下列三件事：第一，励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训，为中华民国忠诚之国民。第二，随时随地，扶助他人，服务公众。第三，力求自己智识道德体格之健全。”[5]（p357）1933年4月，设计委员会根据戴季陶的意见，提出童子军规律十二德目的修改意见。其内容为：诚实；忠孝；助人；仁爱；礼节；公平；服从；快乐；勤俭；勇敢；清洁；公德。并以此为准绳，组织编写规律教材。通过戴季陶主持制定的一系列规范可以看出，童子军教育是以公民的伦理道德为基础，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纲，纲举目张，希冀使中国当时动荡的社会秩序通过教育得以维持，建立一套与南京国民政府专制统治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为此戴主张全盘继承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尤推崇“雍正六训”，认为满清三百年太平源于此。但这种未“去其糟粕”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中残留着许多与新文化运动后追求的民主等观念不合时宜的节拍。

二、戴季陶三民主义教育、传统伦理道德教育对民国时期教育的影響

通过戴季陶的提出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审时度势”，1928年，改党化教育为三民主义教育，并确立为教育方针。三民主义教育方针是在国共十年对峙时期而全面推行的，这是由于其政治目的在于使学生勿“走入歧途”，亦即“信奉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青年转向共产党”。[6]（p477）戴季陶积极以中山大学为试点，为国民政府献计献策。

为了进一步贯彻三民主义，把执政党的知道思想纳入学校教育。《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条例》规定：从1928年起，大学增设党义课程，并作为必修科目，以加强党义教育（初称“党化教育”，后改为“三民主义教育”，而作为一门课程被称作“党义”）。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教学目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大学的党义教育应以阐释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

尽管党义教育来自国家权威的规定及一系列纲领政策使之制度化，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对青少年进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国民道德教育，使被教育者具备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常识”、“技能”、“品格”等，大量的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目的是希望通过教育将国民驯服为“有社会技能的服务工具”，因而并没有丝毫涉及反帝、反封的内容，这样就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之“一切阻力并没有减少，如帝国主义的势力，腐败政治的势力，恶劣社会的势力……”[7]（p389）又由于本身具有教条性、理论与现实脱节、无学术价值遭学术界抵制，因而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综上所述，戴季陶的教育思想带有浓烈的政治、阶级色彩，目的在于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其服务，不乏有许多封建复古的味道，试图通过三民主义教育方针、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把国民变为“有社会技能的驯服工具”，以适应国民党统治。但其中如对青年的道德养成，即使在弘扬国学的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黎洁华，虞苇著.戴季陶传[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2]陈天锡.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续编[M].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3]戴季陶.青年之路[M].上海明智书局，1928.

[4]三民主义为中国的中心思想.蒋介石传：第一编[M].

[5]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M].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

[6]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7]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下册[M].中华书局，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