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拥抱到决裂：戴季陶与马克思主义的合分及其原因分析

2019-02-19胡丰顺陈氵蒙氵蒙

社会科学动态 2019年4期

胡丰顺陈氵蒙氵蒙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曾说：“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一批国民党人，如胡汉民、戴季陶等都曾介绍、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但这些国民党人最后又背弃、甚至激烈攻击马克思主义，其中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前后态度和做法，在国民党中极具代表性：一方面，作为国民党中重要的理论家，戴季陶曾经汲取、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实实践超越国民党理论范围时，他又反对、攻击马克思主义。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为什么由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到最后背弃、攻击马克思主义呢？梳理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与马克思主义的合分过程及原因，不但可以具体了解一定历史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思想基础以及彼此之间的根本理论分歧，也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经受的复杂主客体因素的影响，从而为新时期推进国共交流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历史借鉴。

一、戴季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

1.辛亥革命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清政府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开始实行“新政”，并于1905年宣布“预备立宪”。清政府此举的主观目的，主要在于延缓自身的统治危机，但其奖励游学的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一批知识青年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戴季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留学日本。

同许多出国留学的新知识青年一样，此时的戴季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开放的思想。在日本，他能够迅速地接触到流行于西方社会的多种“主义”，并通过报刊通讯的形式把各种“主义”积极地介绍给国内大众，这其中就包括当时日本流行的社会主义。此一时期，戴季陶对日本流行的社会主义产生强烈的兴趣，他认为“社会主义者，人类之福音也，除魔之天使也，社会幸福之大则也，世界平和之始基也”②。并认为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公的现象，“皆于社会主义昌明后可以除之”③。这种对社会主义朴素的热爱在当时中国社会是比较少见的。

但是，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和日本流行的思潮影响，戴季陶对社会主义并没有一个正确的、清晰的认识。这主要体现在，他认为社会主义所提倡的就是在“人类共同生活”之外，“政治、警察、军人等皆不可用之，实所以扰乱社会治安者”④，而“社会主义者，即人道主义之别名也”⑤。显然，他是把社会主义与当时同样颇为盛行的无政府主义和人道主义相混淆了。在这种错误的理解上，他虽然赞扬了社会主义，但他同时也认为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不能实施。因此，他呼吁“今日吾国之地位情形，万不能提倡此旨”⑥。

更为关键的是，戴季陶当时并没有从君主立宪的思潮中摆脱出来，他此时仍然是一个坚定的君主立宪者。1909年戴季陶从日本留学归来，集中发表的政治见解就是关于君主立宪的，他认为“君权制宪政体”，乃“四肢最完全之国体也”⑦。他把君主立宪作为改变中国现实的唯一药方，社会主义此时只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被戴季陶接受。总体来说，辛亥革命前的戴季陶，由于尚未加入同盟会，“他的思想没有任何党派的痕迹”⑧。在坚持君主立宪方案的基础上，戴季陶比较了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几种“主义”，他被社会主义思潮所吸引，但却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现状。在这个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只是有了初步的接触，并未深入研究。但这种接触，为戴季陶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传播和进一步接近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2.辛亥革命后企图把初步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糅入三民主义

君主立宪的破产、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的爆发，促使戴季陶迅速从立宪救国的方案中摆脱出来。一方面他需要重新认识和估量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新整理、甚至清理他原有的思想。

1911年，戴季陶加入同盟会，并于1912年成为孙中山的机要秘书。身份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戴季陶思想的转型和后来走向。此一时期，戴季陶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三民主义做进一步阐释和建构。与孙中山一样，戴季陶在进一步阐释和建构三民主义的过程中，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汲取了大量的“社会主义”因素。

孙中山在完善、发展三民主义的过程中，始终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⑨，“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施民生主义的四大纲领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铁路国有、教育普及”⑪。受孙中山的影响，戴季陶也认为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相通的，他认为“前者为革命之温和者，后者为革命之急进者”，二者“主张虽异，然而其推翻现政府之目的则一，故此二派又合而为一致焉”⑫。在宣传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时，戴季陶进一步把当时流行的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大同思想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并将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掺杂到对民生主义的阐释之中。比如在《资力集合论》中，戴季陶一方面盛赞当今世界上的垄断组织加尔特尔（即卡特尔）和脱拿斯（即托拉斯）的发达，但另一方面又指出“故脱拿斯者，世界经济之大魔王，亦民生之大敌也”⑬；在《民国政治论》中，戴季陶主张铁路国有，认为只有坚持铁路国有，“国家之收入多一日，则公共福利之机关完备一日，不特将来可造成政治上之良美共和国，即经济上亦可造成一良美之幸福国”⑭。这里可以看出，戴季陶对孙中山提出的推行民生主义的资本、土地、铁路、教育等问题所做的宣传和补充，具有典型的“社会主义”色彩。但是，此一时期戴季陶所汲取的 “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和中国的大同思想的杂糅，这与当时戴季陶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密切相关，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之产儿也”，“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之名虽异，而其渊源则一也”⑮。

总体来说，此一时期戴季陶汲取的“社会主义”存在严重的缺陷，并且他还企图把这种有缺陷的理解糅入三民主义，以期完善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此一时期，社会主义显然对戴季陶产生了进一步的吸引力，对他的思想转型和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其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缺陷严重制约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理解。

3.新文化运动后期逐渐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宣传者

伴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深刻的转折，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兴起，促使中国思想和革命实践都发生了深刻转折，在思想领域，中国进入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新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五四”前后有三件重大历史事件对戴季陶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1918年5月护法运动的失败，戴季陶等国民党人退居“幕后”，开始对革命屡次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刻反思。经过反思，他们意识到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先在思想方面改变群众，即“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⑯。二是，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工人阶级成为革命主要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历史性变化，促使戴季陶意识到研究工人和争取工人的重要性。三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直接的革命效果，对苦苦探索的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促使戴季陶关注并深入思考中国革命实践的新变化。

正是在这一时期，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加深了，他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解释、推动中国革命。首先，戴季陶接受并用唯物史观解释社会现象。戴季陶公开表示：“我是赞同唯物史观的。”⑰在分析新旧伦理变化规律的时候，戴季陶认为，“社会组织变异的时候，旧社会组织的形体同时消失，新伦理规范的要求，一定随着改造社会的要求同时建设”⑱。其次，戴季陶从坚持阶级调和到承认阶级斗争。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状态下，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是不可消除的。因为“就劳动运动的先例来看，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地位，不是由他们阶级的奋斗得来的”⑲。再次，戴季陶从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到选择性地接受。戴季陶一直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环境都较为落后的情况下并不适合推进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随着对俄态度的变化，特别在看到社会主义在俄国的成功之后，他选择性地接受了某些社会主义思想，比如他认为通过社会主义可以发展中国的实业经济，他因此呼吁“希望国人多研究以马克斯经济学为骨干的科学的社会主义”⑳。除此之外，戴季陶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期筹备工作，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戴季陶积极参与，并成为研究会的首批成员。戴季陶对马克思及恩格斯表达了他的赞美之情，称马克思、恩格斯是在“科学上哲学上集大成”的“大思想家大实行家”㉑。

此一时期，戴季陶通过《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上发文最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国民党人是戴季陶和胡汉民”㉒。这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对进步青年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恩来曾经评价说《星期评论》与《新青年》一样，“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㉓。总体上讲，“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戴季陶的思想主线是上升的、进步的”㉔，他是新文化运动后期十分活跃的社会主义宣传家，“他写的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俄国的文章，曾在知识界和进步青年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对拓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阵地有着无可否认的贡献”㉕。

二、戴季陶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

1.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开始有意疏离马克思主义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同时，也随着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理解的加深，戴季陶逐渐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他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存在根本分歧。也正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方向产生了犹疑，“大家都在若有识若无识的当中随着世界的新潮走。这个当口，恰被一个向右转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向左转的梭霞里士姆（社会主义），卷到潮流的漩涡里，漩到头眼昏花。究竟向右呢，向左呢”㉖？无论从思想还是从行动来看，戴季陶显然选择了向右转。从戴季陶最终放弃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重大转向。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戴季陶在前期筹建工作中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但随着筹建工作的进行，戴季陶的矛盾心理愈发强烈。戴季陶的感情告诉他，他所做的可能是一项必要的工作，但是他的政治立场，以及他所觉察到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可弥合的分歧，时刻提醒他不能继续参与下去。戴季陶根深蒂固的道统观念也时刻提醒他不能背叛孙中山先生，“上海当时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庐等。戴季陶也是一个，不过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别党”㉗。显然，戴季陶此时的苦闷不仅仅是简单的学理困惑或普通的情感选择引起的，而是根本观点、阶级立场和革命方向等方面的本质歧异引起的。此一时期，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已不允许戴季陶在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理论上的“折中”和“调和”，他必须在行动上做出选择。戴季陶在苦闷纠结中埋下了疏离、背弃马克思主义的种子，而戴季陶也正是通过有意疏离马克思主义来排解这种苦闷的。

2.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消极抵制马克思主义

戴季陶从苦闷纠结中摆脱出来之后，其思想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他在《八觉》中说，主办《星期评论》时，介绍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初期筹划，‘这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㉘。所以，在孙中山同意并积极推动国民党改组和联俄联共时，戴季陶却认为，以联俄联共为改组国民党之动机，“殊非适当，盖一党有一党之中心，亦有一党之历史地位，若失却独立之地位，与组织之中心，必召他日无穷之纷扰，此乃集团之原则，绝不能违背者也”㉙。戴季陶凭借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与共产党组织的接触，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存在根本分歧，并认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日后一定会给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带来冲击，因此，戴季陶从一开始就对国共合作充满疑虑和警惕。

但是，国共合作是得到孙中山同意和支持的，出于孙中山的威望以及对孙中山的尊重，戴季陶此时并没有公开反对，而是走上了消极抵制之路。戴季陶先是请辞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一职，虽未得到批准，他便拖延南下时间；同时，戴季陶对国民党改组进行理论和行动上的抵制，他说：“其它问题，皆不过部分之争端与一时之现象，惟此两种中心之不能容，则为本党之基本问题，此根本问题不能定，则其他相为因果之纠纷，将永无已时。”㉚戴季陶认为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三民主义过于混杂，对马克思主义也不敢进行公开的剥离和斗争，从而导致共产党乘机“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发展他自身的组织”。戴季陶决定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划清界线的方式来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以用来纯洁国民党、反击马克思主义。

3.孙中山逝世之后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态度由消极抵制演变为公开攻击。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戴季陶以孙中山的遗嘱为幌子，提出了“纯正的三民主义”这一说法，这实是戴季陶“反对新三民主义、恢复旧三民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抛弃三大政策的宣告书”㉛。会议结束之后，戴季陶回到上海，于1925年6月、7月，先后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形成具有强烈反共、反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戴季陶主义”。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中，戴季陶彻底否定唯物史观，特别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用中国封建主义思想解释三民主义内涵，提出了唯心主义道统说；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文中，戴季陶则以保持国民党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㉜为依据，认为国共两党“共信不立，互相不生；互相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㉝，从理论上鼓动国民党员排斥和攻击共产党。

戴季陶主义的出笼，对国民党右派产生了极大影响，邹鲁曾说：“季陶先生在反共的当中，著了一部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的一书，阐明三民主义实中国历史文化的产物，以驳斥共党以唯物为出发点之谬论，这书对于思想上的纠正和贡献甚为伟大。”㉞正是在戴季陶主义的影响下，国民党右派迅速集结，从理论和行动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行动。与此同时，戴季陶的立场和行动彻底右转，积极支持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以及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和清党运动，主张和推动国民党右派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进行公开、激烈的斗争。

此一时期，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抵制和攻击几乎是全方位的，即使在教育领域，戴季陶在任中山大学校长期间，也通过各种手段，清理开除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把经过他修改过的“三民主义”贯彻到大学教育之中，加紧推行“党化教育”。以“戴季陶主义”的出笼为标志，戴季陶在思想和行动上彻底与马克思主义决裂，自此走上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道路。

三、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态度转变的原因探析

1.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纯粹

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同，戴季陶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武器引进中国，更不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把中国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范畴。戴季陶之所以接触、并持续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受社会主义思潮广泛传播的影响。无疑地，此种影响是朴素和原始的，不能给戴季陶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提供深厚动力；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完善自身所坚持的思想理论，特别是国民党的支撑理论——三民主义，以达到资产阶级革命目的。这才是戴季陶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一以贯之的目的，也是支撑戴季陶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深层、最稳定的因素；三是对付、反击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涌入中国时，这些资产阶级理论家抱有的心态要么是立即加以反对，要么是予以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反对主张”㉟，这一点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后体现得尤为明显。正如戴季陶在翻译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纲时所发的声明那样：“我译这个政纲的意思，并不是希望中国目前这些政客先生们来采用他。不过要想青年的中国人，留心改革政治改造社会问题和研究欧洲社会思潮的人，拿来做一个研究资料罢了。”㊱

正是戴季陶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目的的不纯粹，导致戴季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独立的思想。他先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填充三民主义的工具，继而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敌人。戴季陶要么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招牌，利用马克思主义吸引和召集包括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在内的先进分子和革命力量；要么把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或相等同或相对立。如果马克思主义对三民主义有用则宣传，无用则弃之，对立则压制打击。而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力量的开显，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和国民党的思想理论体系必然会产生冲突，冲突一旦产生，戴季陶显然会选择捍卫三民主义，舍弃、甚至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因此，戴季陶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不纯粹性，为戴季陶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埋下伏笔。

2.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全面、不彻底

戴季陶主要是通过日本渠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就导致他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是不系统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带有浓郁的“东方色彩”。同时，受时代局限，原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很少流传入中国，加之翻译方面的不足，造成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存在诸多偏差。但无疑地，戴季陶不纯粹的目的严重制约着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解和把握。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时代的向前发展，与其说客观因素阻碍着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理解和把握，毋宁说戴季陶从主观上自觉抵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全面、不彻底，一方面给戴季陶带来错觉和幻想，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一致的，要么认为三民主义高于马克思主义，二者不但可以合并为一，而且三民主义可以替代马克思主义，比如戴季陶始终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儒家的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相似，“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并坚持认为三民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加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同时，在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不全面、不彻底，导致戴季陶曲解、贬低马克思主义，比如他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破坏了中国人民自身的“仁爱”思想，而正是这种“仁爱”思想的缺失，导致了中国的战乱局势。总之，正是客观、特别是主观因素所造成的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不全面、不彻底，导致戴季陶发现不了或故意遮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本质和革命性力量。这不但严重阻碍他在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向前走，而且使他深深陷于旧思想和旧理论的窠臼，不断向后退却。

3.受道统思想的严重束缚

作为留日的新知识青年，戴季陶的思想是进步的，但同时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戴季陶始终未能全面清理封建传统文化、特别是道统思想对他的影响。在近代中国，一个被道统思想束缚的人，必然具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固守中国传统，坚持严格的正统思想，特别坚持把孔孟正统当成评判事物对错的重要标准；二是容易排斥外来思想，特别容易排斥先进、彻底的革命思想，三是容易把外来思想和新的先进理论加以道统改造，使其成为道统的一部分。

戴季陶显然不能例外，在道统思想的影响下，戴季陶把三民主义、国民党奉为正统，并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加以道统的附会阐释，他说：“孙先生不是西方思想家，是中国思想家，是中国几千年正统思想的承继者”，“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㊲。戴季陶也曾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纳入道统轨道，但马克思主义显然与中国传统的道统思想格格不入，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被纳入道统轨道，在这种情况下，戴季陶起而反对马克思主义成为逻辑必然。在道统这一标尺之下，戴季陶认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孙中山承继了中国的正统思想，因此孙中山的主义自然与马克思的主义有别，真正信仰孙中山主义的人，是不会盲从马克思主义的”㊳！与此同时，道统思想的束缚，也造成戴季陶追求“从一而终”的“忠贞人格”，而对孙中山和蒋介石等的“从一而终”，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戴季陶思想的深刻转型和向前发展。

4.戴季陶对旧阶级立场的固守

戴季陶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始终站在资产阶级、甚至反动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填充、完善国民党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动员革命力量参加国民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而戴季陶之所以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并最终走向反对、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根本原因也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由此带来的革命转向，不断突破旧的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严重动摇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比如，戴季陶对国共合作从最初的消极抵制到后来的公开反对，关键原因在于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超越了旧有的资产阶级革命范畴。他曾措辞严厉地指责中国共产党，“既然已经加进了中国国民党做同志，至少在中国国民党里面，应该要停止他为CP或CY吸收党员的工作，不得秘密的对中国国民党员，与以怀疑三民主义的暗示”㊴，同时，他还号召国民党坚决捍卫自身的阶级利益，“中国国民党中，已经有了一个很坚固而秘密的CP和CY的小团体，如果我们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没有特殊的团结，深刻的觉悟，严密的训练和组织，是一定不能完成国民革命大事业的”㊵。

当然，戴季陶的孙中山秘书身份，以及国民党理论家的地位，进一步加重了戴季陶的思想转折的艰难性。戴季陶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戴季陶思想的转折绝不仅仅是个人思想的转折，它代表的是整个国民党理论体系和革命体系的转折。再加上戴季陶根深蒂固的“从一而终”的“忠贞”人格，给戴季陶思想转型带来政治捆绑和道统束缚的双重阻力。由于难以超越这一阻力，导致戴季陶的一生似乎一直在努力“前行”，但实质上却往往徘徊于老路甚至发生严重的倒退。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②③④⑤⑥㉜㉝㊲桑兵、朱凤林编：《戴季陶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49—50、39、53、39、446、446、425页。

⑦⑫⑬⑭⑮⑰⑱⑲⑳㉑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10、511、81、170—171、68、1105、1041、1132、1240、955—956页。

⑧刘文丽：《激变时代的选择——戴季陶政治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0页。

⑨⑩⑯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60、191、210页。

⑪ 《孙文选集》中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82页。

㉒㉕周子东、傅绍昌等编：《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4页。

㉓《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㉔㉟刘利民：《戴季陶早年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7、327页。

㉖戴季陶：《世界的时代精神与民族的适用》，《星期评论》第十七号，1919年9月28日，第1页。

㉗知识出版社编：《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