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类型”一词作为文学作品中具有某些共同或类似特征的文学现象，它的研究目标就是对文学现象加以联类比照，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进通则和规律的同时挖掘出相似类型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差异。首先，本文对类型学的发展作简要梳理，概括出国内外对此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其次，通过文学文本层面和社会民族文化层面，对两个家族的历史叙述过程、命运结局关系以及社会文化的因素进行同中求异；最后，阐明两部作品中家族的“寻根”意义。

【关键词】类型学；红高粱家族；百年孤独；莫言；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国内外类型学发展的简要概括

类型学（typology）作为比较文学领域内的一个分支，它的提出为世界文学彼此间无事实联系，或虽有接触而并未构成内在动因的文学现象提供了研究方法。其中，“类”一般涉及文学内容或者文学体裁，具有某种规定性；“型”主要涉及文学样式和文学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表现性。它具体研究的对象包括类同的作家作品、题材情节、人物形象、思潮流派和表现技巧。类型学既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重要一环，又是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它重点在于研究没有事实联系的类同现象，即研究文学类型学。经过前面两个学派的铺垫，类型学的研究在俄苏学者那里迸发出新的活力，他们将比较文学视为历史——比较文艺学。比如在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看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类生活方式、社会模式和文化心理在一定历史阶段存在着结构相似性，文学发展规律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一致，应运用历史的比较观点去研究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发展过程中相同或相似的东西。该学派另一位代表人日尔蒙斯基说：“历史类型的类似和文学的相互影响是辩证地相互联系的，并且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应该被看成是同一历史现象的两个方面。”他在《文学的历史比较研究问题》的报告中也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艺术，其中包括作为对现实的形象认识的文学，在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同一阶段，会出现大量的类似。这种类似的特点，不管是普遍的或是特殊的，在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和接触的情况下，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类型学的相似或者契合。”

针对我国学者对于类型学的研究而言，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摸索过程。卢康华、孙景尧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导论》作为我国的第一部比较文学教材，他们对类型学的定义为：“对比研究不同国家同一类型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等等。”时隔四年之后，孙景尧先生在汲取苏联比较文学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他单独出版了《简明比较文学》，并对类型学的定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和完善：“这种不求实证、不查影响，而是用对比和分析等方法，并从社会、经济、心理、传统、历史等方面来对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人物形象、艺术技巧等文学要素或文学运动，依某种标准将其归类所作的比较研究，就是本学科范围平行研究的一个分支研究——类型学。”《简明比较文学》一书对类型学定义最大的作用就是明确了类型学属于平行研究，以后教材中提及的类型学大都接受了这一观点。

不管是俄苏的历史类型学研究还是中国类型学的类同研究，他们都一致强调寻找不同时空中的文学现象的类同，往往忽视跨文明语境下的异质性研究。虽然俄苏学者的历史类型学在联系中国、日本、波斯等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他们仍然不可避免的忽略了对其内在差异性的考察。正如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更具个别性的差异，这些差异由历史过程的地域特点和由这些特点造成的民族的、历史的独特性所引起。对这些特点的比较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确定在社会制约中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同时确定作为比较对象的各种文学的民族特性。它的研究目标既要寻求文学通律，也要发掘不同文化的差异，彰显不同文化的异质性。笔者认为，真正完整而有可操作性的类型学研究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步骤：首先进行类同性研究，然后再進行异质性研究。换句话说，就是先找到一些中西之间表面相似的文学现象，然后再重点探究在这些表面相似之下的深层的文化差异，以利于真正揭示世界文学的艺术真谛。

二、《红高粱家族》与《百年孤独》呈现家族历史的叙述

莫言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红高粱家族》，以汪洋恣肆之笔，势如破竹之气横空出世，全力描写了高密东北乡中迸发出的蓬勃旺盛的血性。从故事层面来看，《红高粱家族》向读者展现出了一段爱与革命的共同体，主要描写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土匪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用作者的话来说“高密东北乡”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同时最圣洁最龌龊，也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爱的地方，这就是高密东北乡。从审美意蕴层面来看，生活在高密东北乡这片充满着血肉模糊的残暴和原始性欲望中之人，他们大都内心自由，散发出一种原始的生命形态。作者在塑造作品的人物时，多从人类自身生存的环境出发，用深刻的笔墨刻画出了老一代革命人的爱恨情仇。作者站在民间立场，用一种远离中心话语权威的视角来描绘属于他内心深处的“活人”。比如“我爷爷”，他既代表着民间鲜活的生命力，也体现出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在他身上拥有着本质的英雄气概，但也存在着草莽英豪的诸多缺点。不管是作品中的“我爷爷”还是“我奶奶”，他们都有一种生命的张力，都有着对生命本能的热爱。他们鲜活的生命激情未曾受到丑陋文明的桎梏，纵然面对压制和束缚，这种率真方式总能体现出最朴素的人之尊严。

虽然作者极力赞扬祖辈鲜活的生命力，但始终在激昂的文字背后体会到落寞之感。当读者品味《红高粱家族》背后的意义，会发现作者的文本中存在两个叙述者，他们分别是“我”和“父亲”。“父亲”不仅是小说中的人物之一，而且还是小说的第一叙事人；而“我”则是用一种旁观者的身份来叙说和评论“父亲”。按照逻辑推断，叙述人的“我”是无法看到“我爷爷”那辈人的生活，但“我”却如同一个拥有穿越时空能力的魔术师，不仅可以自由穿梭于过去、现在与未来，而且还能窥见祖辈、父辈的所思所想，这使得“我”的叙事时间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历史时间相互粘贴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宏大的现实与历史对话的空间。除此之外，作者还在小说中运用倒叙、顺叙、插叙的手法，打破了传统线型小说的发展逻辑，让整个小说的发展线索在双重空间里变得合理又复杂，而且起到一种历史批判的效果。在《红高粱家族》的扉页上，莫言写下了他内心的真实独白：“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伏惟尚飨！尚飨！”在这里既表达了对“我爷爷”、“我奶奶”、罗汉大爷亡灵的祭奠，也写出了儿孙们卑微的生活状态。“我爷爷”、“父亲”和“我”本应是一脉相承，但随着时光的打磨却悄然褪去生命的亮度。《狗道》一章中，父亲在跟一群疯狗展开疯狂的激战时，丧失了自己的一颗睾丸。这样的事件实则意味着以“父亲”为代表的一代生命力的减半，暗示着父辈们旺盛生命已经元气大伤。接力棒交到“我”的手上时，“我”毅然选择了逃离家乡。十年之后，当“我”带着上流社会的虚情假意和散发着扑鼻恶臭再次踏上故土，“我”俨然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一员。“我”完全抛弃了“爷爷”的革命之气，就连“父亲”仅存的一点硕果也被“我”消耗殆尽，满脑子都是“机械僵死的现代理性思维”。小说在结尾的《奇死》章节里写道：“杂种高粱好像永远都不会成熟。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挺拔的高杆；它们空有高粱的名称，但没有高粱辉煌的颜色。它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它们用它们晦暗不清、模棱两可的狭长脸庞污染着高密东北乡纯净的空气。”伴随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许“杂种高粱”的出现不再是社会的个别现象。作者通过发出“种”的退化的警示，旨在让人们感受到社会中发生的异化现象，唤起人们对人性的复归。

反观《百年孤独》中家族的历史叙述，作者采用了与传统小说完全相悖的叙述结构。传统小说重在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每一个情节都以线条型的因果关系被固定下来。马尔克斯的小说却常常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处理模式，大量的插叙、倒叙使得小说不停地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中穿行。《百年孤独》开篇说：“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在这里，作者以将来的某个时间为叙事的端点，从将来回溯过去。“许多年后”、“若干年后”是《百年孤独》重要的叙述语言，它们不仅使得时间的轮轴呈现往复的状态，也是铺垫高潮的手段。

《百年孤独》对时间的处理堪称一绝，马尔克斯让所有的事情都在既定的命运路线里发生与结束，绕了一圈又回到起点，好像时间被冻结，又好像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慢慢流逝，全方位的为读者讲述了布恩迪亚家族。这样小说就形成了一个由现在到将来，再由将来回到过去而不断讲述着现在的大轮回的圆圈式叙述。从宏观的层面来讲，马孔多小镇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百年轮回之中，它又回到了起点。布恩迪亚家族的先人曾由于近亲结合而生下一个带有尾巴的孩子，家族对象征着原罪的乱伦充满了恐惧，每一代人都无法完全摆脱这种重复的矛盾心理。从第一代表兄妹的结合开始，最后到第五代与第六代的姨甥间的乱伦而止，正好完成了一次时间上的大循环。从微观的层面来讲，这样的重复体现在小说中各个人物的身上。家族中共有七代人，男的都叫何塞。阿尔卡蒂奥或奥雷里亚诺，女的则叫蕾梅黛丝或阿玛兰妲。据笔者统计，《百年孤独》中共有22个奥雷里亚诺，5个何塞。阿尔卡蒂奥，3个蕾梅黛丝，2个阿玛兰妲。同名的出现，不是为了使人物的关系简单化，而是通过同名的延续来表现家族总体性格中的孤独，就如书中所写：“所有叫奥雷里亚诺的都性格孤僻，但头脑敏锐，富于洞察力；所有叫何塞。阿尔卡蒂奥的都性格冲动，富于事业心，但命中注定带有悲剧色彩。”除此之外，重复还体现在小说人物所做的事情，如奥雷里亚诺晚年不停制作小金鱼，制作好后又熔掉重做；阿玛兰妲不停编制自己的裹尸布，织了又拆；蕾梅黛丝不停地洗澡。这种重复的行为，象征了家族的停滞不前和毫无意义。面对轮回和反复的现实，庇拉尔。特尔内也不禁发出了喟叹：“这个家族的历史不过是一系列无可改变的重复，若不是车轴在进程中不必要地磨损，这旋转的车轮将永远滚动下去。”这种环形的结构传达出巨大的悲鸣感与沧桑感，不仅意味着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美一百年的荒废与停滞，更引发出了人们对于拉丁美洲孤独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考虑。

三、《红高粱家族》与《百年孤独》的命运结局

通过两个家族历史的叙述，并借助家族的叙述可以进一步了解家族的命运结局。红高粱家族的命运，可以把它看成生命与死亡的结合物。红高粱，一种普通的农作物。它高密辉煌，凄婉动人，就连“父亲”也忍不住感喟：“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它们扎根黑土，受日精月华，得雨露滋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高粱已不再是简单的植物，它身上承载着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的生命力，也象征着家族强大的内驱力。首先，它象征祖辈旺盛的生命力。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枪林弹雨，祖辈们把革命的激情和坚强的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都是真性情的热血之人，在力与美的完美结合下体现出了生命最美好的形态。其次，它象征以“我奶奶”为代表的女性们敢爱敢恨的真实性格。“我奶奶”刚满十六岁就由父亲做主嫁给了有名财主单廷秀的儿子单扁郎。尽管“我奶奶”对单扁郎没有丝毫情感，但无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无法抉择自己的人生。她屡次遭受命运的打击，但心底对爱情的渴望没有退却。她温热、丰腴、果决的女性美使得生命再次萌蘖，最终在那片无边无际的红高粱地里得到了一份真实而坦荡的爱情。

在《红高粱家族》中，最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是作者对“奶奶”死亡时的描写。当死亡以最绚丽最庄重的形式呈现，一种对于生命的倔强全部都显露出来。“最后一丝与人世间的联系即将挣断，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在了高粱地里，都冰雹般打在高粱梢头。在黑土上扎根开花，结出酸涩的果实，让下一代又一代承受。奶奶完成了自己的解放。她跟着鸽子飞着，她的缩得只如一只拳头那么大的思维空间里，盛着满溢着的快乐、安静、温暖、舒适、和谐。”莫言对场面的处理和渲染，让人感觉痛苦的死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美不胜收的温情。同时，《红高粱家族》的历史背景是抗日战争，在这一场惨绝人寰的炮火中，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小说中罗汉大爷被剥皮，抗击日军的革命者被杀害，所有一切都再现了现代冲突中的死亡。如红高粱家族一样，经历战争的残酷、激情的缺失、现代文明的腐化，家族的生命仍旧在延续，死亡也如影随形。这就是现实生活的车轮，无法阻止也无法倒退。

相对红高粱家族的生命与死亡，《百年孤独》的命运结局则是孤独与死亡。孤独，是人类情感生活中的表现；死亡，则是人类进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对于前者而言，它作为一种情绪的表达，被大多数的作家确立为一种文学母题。《百年孤独》，从书名便能清晰地了解作家想要表达的写作意图。当马尔克斯谈及自己的创作时，他说到：“人们常说我的《百年孤独》写的是马孔多这小镇的书，其实我写的是一本表现孤独的书。”第一，人命运的孤独。在众多的村庄中，马孔多一直都是一个幸福的村庄。作为马孔多的设计者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他忍受不了孤独的侵袭，与表妹乌尔苏拉结婚，从此这个家族便一直承受着“长猪尾巴孩子”的命运诅咒，最后第六代生下一个长猪尾巴的婴儿。第二，拉丁美洲的民族孤独。拉美一直处在殖民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被压迫、被剥削，安宁的生活被战争打破，崇尚的自由意识找不到归属，侵略者带来的孤独感始终挥之不去。在作品之中，常常看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孤独之感，这正是当时广大拉美人民的真实写照。

对于死亡而言，不同的国度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话语权。拉美人民认为生與死从来都不是一对矛盾的事物，活人和死人可以通过现实世界为依托，相互交流、生活。《百年孤独》中的俏姑娘蕾梅黛丝，她就像一朵出水的芙蓉，保持着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虽然她毫不顾忌的赤身裸体，但她对外界的污秽有着极高抵触，以至她每天都要靠洗澡来保持她的纯洁。既然她是美的象征，那么对她的处理就要显得格外的细致。面对这样的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也表示不好处理：她又不能去死，因为美经常会来到人间，最好的办法是她既消失，又留下悬念。于是，马尔克斯巧妙的安排俏姑娘与被单一起升天的情节。马尔克斯身为第三世界的作家，作品表现出现代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带来了巨大的碰撞力。具体投射在作品中，他大多以民族战争的形式表现，给读者叙说一段真实而又悲痛的历史。如自由党和保守党的论战，哥伦比亚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人大罢工和反政府的血腥镇压。在这些现代文明冲突下的死亡，不仅是历史真实的写照，更是对孤独情绪的一种深化。

四、家族“寻根”的意义

一个家族的存在，呈现着一段灿烂的民族历史。纵观红高粱家族的历史叙述和命运结局，它是对中国传统的陈旧观念、僵化的文化心态的一次深刻反思。纵观布恩迪亚家族的历史叙述和命运结局，它不仅是欧洲文学观念与印第安民族本土化观念的审美意趣再现，而且还原了拉美历史画卷中的真实事件。面对两个家族的“寻根”，不管是马尔克斯还是莫言，他们的创作心境往往都充满矛盾。

笔者发现两个家族在进行“寻根”时，国家的文化土壤上存在着相似性。拉美的发现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也是必然，倘若哥伦布没能踏上这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也许它的“横空出世”还要继续往后推移。纵观拉美整个民族风貌，有神秘的拉美文化，怡人的自然风光，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丰富多彩的生活。随着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拉美民族遭到发展历程中最大的创伤。殖民者疯狂的扼杀土著人民的传统文化，焚烧文化书籍，甚至推行愚民政策，严控人民的思想。拉美作家们看到了民族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社会现状，为了摆脱殖民统治，他们开始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学理论与观念。历经多年的奋斗之后，完成了凤凰涅槃的过程。他们探索出的魔幻现实主义受到了世界的瞩目，拉美宣布正式走向世界。

把视线转移到中国，发现现实的光芒同样普照在神州大地。回顾中国的历史，发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主动迎接下的结果，更多的是处于被动者的角色。闭关锁国、天朝迷夢，魔咒般的场景如同一部清晰地有声电影，把中国近代的丑陋面目绘声绘色的展示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后，西方的先进思想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由于片面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再加上左倾思想一度占据了中国思想的主流地位，严重制约着文学的艺术视野和创造力。随着拉美文学爆炸在世界文坛大放异彩，中国作家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创作法则。大批研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文学组织成立，国外的大量优秀作业被翻译，中国的文学开始慢慢走向一条繁荣之路。同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和拉美，它们不仅在地理条件上存在诸多的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两个民族的发展历程都充满了许多的坎坷。

两个家族的“寻根”象征了国家本土文化走向世界的焦虑，以及渴望实现本土文化完美复兴的壮志雄心。在全球化语境之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文学出现了生存的困境。想要立足本土化语境，就必须要消解二元对立的文学模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能否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走向世界，并与世界展开平等对话的重要标志。由于拉美国家长期受到殖民者的压迫，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们最初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多用西方文学的眼光来审视世界，使民族文学的慧根深深陷入了西方的泥潭里。他们追求完全西化的文学样式，对民族温情脉脉的古典文化置之不理，直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现。他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国家，积极了解和探索本民族的出路。在探索期间，马尔克斯逐渐意识到需要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反思，既要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去除糟粕。他以一种现代人的方式去感受世界，欣赏拉美灿烂的民间文化，寻找生命能量的源泉。由于他出色的“领路”，拉美的民族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也开始把视线转移到了“人”的领域，提高了对人的关注度。布恩迪亚家族的道路，就是拉美人民苦难的历程。马孔多从一个世外桃源逐渐蜕变成一个充满争斗、喧嚣的堕落小镇。马尔克斯的家族“寻根”，不仅痛彻的揭示出了一个落后民族在与先进文明交锋中被奴役的结果，更进一步的揭示出了拉美社会存在的痼疾。家族“寻根”也许只是民族进步路上迈出的一小步，但它所迸发出来的现实意义却无法估量。它提醒人们要走出孤独，挣脱精神的枷锁，勇于去反抗殖民主义、专制主义和黑暗统治。只有通过不懈的奋斗与抗争，一个全新的自由王国才能重新屹立世界民族之林。

受到马尔克斯的鼓舞，中国作家迫切想改变文化输入国的地位，但这时期的作家们过于强调文化的底蕴，不可避免的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游戏浪潮。当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阅读心理和创作观念上是完全迥异的，中国作家在“愈是民族的，愈的世界的”口号之下，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创作观念，进而转为一种激进的创作。莫言在早期创作中只是简单的学习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没有明白世界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创作中多模仿少创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主流意识被大众文化包围，任何思想都无法找到一个稳定的栖息之处。面对如此复杂的关系，莫言后期的创作却超出了当时的文化圈，以一种全新的身份亮相文坛，《红高粱家族》就是最佳的诠释。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可以体味出“我爷爷”、“我奶奶”等祖辈身上所洋溢出来的酒神精神，它是民间文化滋养的结果。同时，也可以看到导致“种”的退化和自由精神萎顿的根源。莫言家族“寻根”的意义，除了在于对逝去精神的崇拜，更多的则是对浓厚民族文化意识中民族伦理的认同。莫言对民族审美境界的向往，对美学情致的喜好，都给家族“寻根”铭刻上了深深的中国化标签。

五、结语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拉美文学界的顶梁柱，也是世界文学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莫言作为中国寻根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创作经历了从最初的简单模仿到最后的创新，写作永远扎根于中国的土壤里，为世界演奏出一曲余音绕梁的中国歌谣。不管是他们笔下的红高粱家族，还是布恩迪亚家族，它们的发展历程都在警戒当代人民：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将民族的乡土文化日益侵蚀，安宁与沉寂的民族生活也终将被浮躁的现代文明打破。面对传统文化被冲击的七零八落，要有责任去肯定家族“寻根”的勇气，重铸民族精神的决心，从而不懈努力抢救逝去的珍贵历史，描绘灿烂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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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鹏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