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日头》的魔幻乡土书写

2017-03-29曹宇珠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7年6期

关键词：日头魔幻现实主义魔幻

曹宇珠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关仁山《日头》的魔幻乡土书写

曹宇珠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关仁山的小说《日头》，以充满魔幻色彩的笔触，描写了权、金两家的世代斗争，展现了日头村五十多年的沧桑剧变。全球化视野下的乡土中国充满复杂多变的矛盾冲突，新乡土小说的创作亟待艺术创新。《日头》跳脱出传统乡土小说的艺术局限，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展现了充满“鬼魅”色彩的魔幻乡土，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关仁山；《日头》；魔幻乡土；现代性

马尔克斯与他的魔幻现实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作家意识到了文学的根性，于是纷纷效仿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大批作家利用本地区或本民族文化以及神话传说进行创作，充满魔幻色彩的乡土文学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一大趋势。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使本土化与现代意识充分结合，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关仁山曾坦言自己除了非常喜欢巴尔扎克的作品之外，还倾心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区别于传统乡土小说的写实主义，关仁山在《日头》中融入的魔幻元素，是对乡土小说在现代语境下的一次成功探索。

关仁山在访谈中提到：“我想应该在隐喻和象征中构建传奇。我想在故事和人物身上抹上一层传奇色彩，让他们部分地异于常人，回归常理。另外，我在这部作品中格外在乎故事。故事性、情感性的渲染会使小说有效地避免了简单化、概念化图解现实的弊端。”①关仁山将他的这种创作理想付诸《日头》的创作过程中，试图通过传奇式的描写对现实进行消解和重构。

一、人·鬼·神共存的魔幻世界

首先，故事叙述者具有通灵特性。关仁山在小说中设置了双重第一人称叙述者。老轸头处于主体地位，作为鬼魅象征的毛嘎子则是另一位叙述者。毛嘎子是一个浑身长毛的怪胎，在现实生活中受人歧视。由于长期的屈辱感，他在金世鑫校长去世后，便离开人间，飞升上天。从此除了老轸头，世人都看不见毛嘎子，而毛嘎子却在云顶俯瞰日头村发生的一切。毛嘎子能够观察二十八星宿，洞悉日头村主要人物的命运。尼日利亚作家本·奥瑞克的小说《饥饿之路》也设置了一个可以通灵的叙述者，他是一个幽灵男孩，可以在阴阳两界之间游荡，洞察世间疾苦。毛嘎子显然与这个幽灵小孩有共同之处，同样是一个可以连通人间与云顶两界的人物。他们都对人类精神历程和人类命运进行了探讨。

其次，作品中人物具有人性与神性共存的性格特征。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性格特征往往是在神性之中包含着复杂人性。而在关仁山的笔下，《日头》中的一些人物具有神性与人性共存的特质。杜伯儒是基于中国道教文化背景之上创作出来的人物，他具有半人半仙式的特质。他终日隐居于药王庙，修道炼丹，然而知晓日头村的大小事务，他往往料事如神，也可给出合理指导，如同神在人间的代言。老轸头遇事喜求助于杜伯儒，而杜伯儒只需掐指一算，便可给出化解的方法。天启大钟被盗的一日，老轸头看到了日月同辉现象，他去求教杜伯儒，杜伯儒便指出要生变故。杜伯儒死后升天成仙，他的道袍化成蝴蝶，其中隐喻着庄周化蝶的典故。如果说杜伯儒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神性精神的存在，那么槐儿就是一个具有西方神性光芒的人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槐儿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得到了一个名叫吉提的基督徒的心脏。吉提死于校园枪击案，他当时“正在校园里读《圣经》，他怀抱《圣经》倒在血泊中”②，可想而知，吉提是一个虔诚至死的基督徒。槐儿的变化也从换心之后开始，他逐渐信仰基督教，并将传播基督精神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移植得到的心脏不再仅仅是一颗心脏，而成为基督精神的载体。为了神的职责，他主动放弃继承家族企业。无论是道家的神抑或是基督教中的上帝，都是殊途同归，这便是《日头》这部小说传递出的信号。关仁山借金沐灶之口说：“入口不同，最终的道理是一致的。其实啊，就是善，就是爱！依缘而立，依善而行，万物同归，回归于无啊！”③宗教精神中的善与爱成为作者为解决现实复杂冲突所寻找到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大善大爱不过都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虚张声势，神性的夸大尚不知是否能为现实开出一剂良方，倒是足以看出其中缥缈虚无的幻想成分。

最后是对人的归宿问题的深入探讨。小说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宁静的夜，白衣少女唱着圣歌，在肃穆的宗教氛围下，金沐灶与槐儿讨论人类起源以及归宿问题。作者随即质疑人的时代是否真的来临。灵魂、星宿以及梦境组成了游离于人间之外的神秘世界。作者借毛嘎子之口追问灵魂的归属，本质上也是在追问人的归宿问题。权桑麻的死并不见得是终结，他的灵魂依然异于常人，他的一根骨头仍在人间发挥作用。文中二十八星宿分别代表着二十八个主要人物的命运，星宿亮了代表生，灭了代表死。星宿关系有五种，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前世缘分。毛嘎子观察别人的梦境也诉说自己的梦境。透过他人的梦境，他看到袁三定内心的挣扎，金沐灶与权金国前世的孽缘，火苗儿苦闷的内心……在自己的梦境中，他既能够与神对话，又被魔王折磨，最后化成一只红嘴乌鸦飞走了。毛嘎子的归宿恰恰证明了作者将人的归属问题抛给了道德拷问。由此可见，恶的灵魂是得不到安定的，只有善才能达到最后的平静。

二、神话·灵异·民俗构建的魔幻乡土

在这样一个人、鬼、神共存的乡土世界，关仁山运用大量的神话传说、灵异事件和河北民俗来丰富小说的骨血。神话传说纵贯整部小说的始末，灵异事件预示故事发展的走向，而民俗活动丰富小说的文化色彩，三者共存，构成了《日头》中奇谲诡异的魑魅氛围。

第一，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既有中国传统神话，也包含西方传奇故事，形成了中西方神话交汇融合的态势。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相互包容是《日头》的一大特色。红嘴乌鸦的传说反复在小说中出现，它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交代日头村的由来；二是揭示好运势的降临；三是暗示日头村的命运走向。红嘴乌鸦是日头村的祥瑞之鸟，它是第一代人为反抗恶势力而牺牲的化身，同时象征正义的不灭，代表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信念。红嘴乌鸦往往预示着人物命运即将发生转折，例如金校长的坟前出现红嘴乌鸦，金沐灶便在大学毕业后顺利步入仕途。神钟起死回生的神话则采用了西方元素。袁三定在梦境中找到一口能够召唤死者灵魂的神钟，希望借此赎罪，召回非洲和日头村矿场暴动的死难者。这口钟由一位希望唤回战死的儿子的纽约造钟师铸就。作者将神钟故事放置在美国，又借鉴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阿拉丁神灯》中的部分元素，多种文化符号的杂糅，凸显了《日头》极大的包容性。

第二，灵异事件的发生渲染了日头村诡异的氛围。日月同辉、枯井冒黑水、状元槐流血和血燕群飞等现象的出现，往往昭示着祸事的降临。“文革”时期金世鑫校长遇害，披霞山铁矿冲突发生血案，权金国在强拆过程中逼死汪老七，这几件关乎日头村命运的不幸事件发生前夕都出现了日月同辉的景象。状元槐是金家的命脉，也是日头村的文脉，红卫兵锯树的野蛮之举导致老槐树流血，从而预示了文庙魁星阁将被毁的悲剧结果。火烧文庙时，血燕惊飞，将天空染红，气象诡谲。当看到“一群血燕在我家屋檐做窝，血燕啄得窗棂啪啪响”④时，老轸头发现妻子去世，可见血燕是与死亡和毁灭密切相关的不祥之物。枯井冒黑水同样是灾难的前兆，并且往往伴随着日月同辉的现象，例如金校长的死和强拆中的官民对峙。这些灵异现象的描写，一方面增强了小说情节发展过程中的魑魅色彩，另一方面也对故事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铺垫作用。

第三，中国民俗与鬼魅现象有难解之缘。中国民间习俗中有许多敬畏鬼神的活动，远古先民往往将自然中不可解的现象归因于鬼神之说。时至今日，这些民俗活动仍不失其初衷。《日头》中涉及的民俗活动有“闹篓子灯”和“关代人”。“闹篓子灯”是河北地区传统民俗，有驱瘟疫、保平安的作用。魁星阁被烧之后，日头村邪气上升，出了人命，权桑麻下令“闹篓子灯”，以驱魔辟邪。权桑麻病重之际，操办起“关代人”的仪式，企图去阴间洗刷掉自己的罪恶，继续享受阳间的权力富贵。这些民俗活动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与关仁山在河北农村长期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同时这些民俗活动背后体现的是权桑麻专制王国的庞大势力。他只需一声命令，阎王小鬼也对他惧怕三分。

三、《日头》魔幻乡土书写的现代意义

《日头》中的乡土书写总是与社会政治的介入相联结，呈现出宏大叙事的结构特质。神话、传奇与想象元素的加入，从本质上彰显了现实的荒诞性。关仁山虽然在创作过程中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影响，但他的作品依然充满浓郁的中国传统色彩。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将孤独这一主题放置在马孔多村庄诞生与消亡的历史变迁中，以宏大历史凸显个体的渺小。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冲击，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增强了人类的孤独感。关仁山借鉴魔幻现实主义，探讨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性视野的社会问题，譬如商业资本对农耕文明的冲击、环境问题、文化多样性等等。孤独、离散、失所和茫然无依这些人类共同的困境都在小说中有所探讨。而留守儿童、失地、城镇化等亟待解决的中国当代社会问题，也都一一呈现于读者眼前。作者对人类共同命运以及中国特殊命运的关注，使他的小说兼具了民族性与世界性。

关仁山不仅在小说中融入了中国传统元素，而且增加了西方宗教元素，这种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新趋势。阿君·阿帕度莱在《消失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中提出：“想象早已突破了艺术、神话和仪式这些特定的表达空间，在许多社会里已然成为寻常人们日常心智活动的一环。”⑤民族—国家早已不再是由语言、血缘、族群自然形成，它是集体想象的产物。想象的世界不再受到空间的束缚，在各种文化之间游刃有余地切换表达，才是未来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向。这要求作家能够构建全球性的族群景观，开启更广阔的宏大叙事，消解地域、文化和族群的界限，以更具包容性的姿态来对待跨文化交流。关仁山的创作也在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中，寻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路径。

当然，魔幻现实主义并不单纯是为了写神话、传奇和鬼魅，它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投射和反映。《日头》中的鬼魅描写，正是中国当代农村蒙昧状态的鲜活展示。正邪两种势力的交锋，以天降奇观为佐，散发出浓郁的地域特色。这些未知的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现象，往往侧面反映出人类对于不确定性的恐慌。习惯了确定性的中国农民，面对农村的剧变，有希望也有恐惧。外来资本的注入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同时也造成了农村原生环境的变化。面对变迁中的乡村，农民如何自己决定命运，是关仁山想要探讨的首要问题。他也给出了农民要确立主体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样的提议。

四、结语

不难看出，关仁山的《日头》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将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与中国本土特色相结合，是当下中国乡土写作的趋势。当然这需要深厚的中西方文化底蕴，才能够将这种“拿来”的手法运用自如。虽然有些时候，关仁山也不免有迷信色彩，或者陷入宗教的救赎中，但他的探索也颇有成就。在关仁山怪诞与戏谑的笔下，我们能够感受到现实的荒诞与人性的复杂多变，他汲取了大量民间传统文化，人物粗鄙的语言乃至鬼神之说，处处透露着民间的力量。无论写鬼或是写神，最后关仁山都发出了对人的归宿的疑问，从对中国农民的命运的关怀上升到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注，也是他走向国际化视野的重要体现。至于依靠爱与善去解决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似乎过于理想主义。中国农村的问题，有其复杂多变性，归根结底是要结合实际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与时俱进，紧跟时代的潮流才不至于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日头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的沧桑剧变俨然是一部中国农村变迁史的缩影，大部分的中国社会问题都被囊括其中。走马观花，却也值得掩卷沉思。中国未来的农村问题、人的问题，依然值得我们去细细探究。

注释：

①关仁山、张艳梅：《以文学之光照亮乡土中国——关仁山访谈录》，《百家评论》,2014年第13期,第41页。

②③④ 关仁山：《日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79页，第302页，第285页。

⑤ 阿君·阿帕度莱：《消失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9页。

[1]关仁山.日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3]阿君·阿帕度莱.消失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向度[M].郑义恺，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

[4]关仁山,张艳梅.以文学之光照亮乡土中国：关仁山访谈录[J].百家评论,2014(6):34-44.

[5]杨立元.《日头》:对当下农村境况的一次逼视[J].博览群书,2014(12)：90-92.

[6]景俊美.论关仁山长篇小说《日头》[J].小说评论,2015(4):159-163.

[7]孟繁华,关仁山.现实精神与理想情怀：关仁山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2(3):73-77.

[8]孟繁华.“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评关仁山的小说创作[J].小说评论,2012(3):7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