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栋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420；2.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形象学视野下的“他者”言说
——解读陈河小说《沙捞越战事》

高志栋1，2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420；2.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异国形象”，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不同的文化身份使得海外华文作家在书写“异国形象”时有着不同的切入视角。陈河作为海外华文作家的优秀代表，其小说《沙捞越战事》站在“他者”的角度，以历史记忆的独特方式对“异国形象”进行了全新阐释，对投射中国新一代移民的身份坐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形象；他者；陈河；《沙捞越战事》

海外华文作家，身处漂泊异乡的环境，面临的是特殊的文化境遇，在“异国形象”的塑造上必然有其独到的切入方式，这就为我们阅读文本，从形象分析入手，来考察海外华文作家写作的“自我言说”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陈河是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华文作家。原名陈小卫，浙江温州人，个人经历比较丰富，年少时当过兵，后在一家运输公司任职，曾经担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从事药品贸易，1999年移民加拿大，停笔十年之后，重拾文学创作。十几年的海外经历给了陈河很大的影响，其作品形象更加趋向多元，逐渐呈现出“迁徙”之后异质文化影响下的传奇叙事特征。这在其揭秘二战期间马来亚丛林深处的传奇尘封历史的《沙捞越战事》中可见一斑。

《沙捞越战事》描写的是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下的马来亚沙捞越地区，活动着英军136部队、华人红色抗日游击队和土著猎头依班人部落等复杂力量。出生在加拿大的华裔士兵周天化被英军空投到该地区执行特工任务，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华裔士兵展现出过人的智慧、勇气以及国际主义献身精神。小说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故事，既有翔实的材料又有扎实的笔触。作者采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方法，以“他者”的独特视角，描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东南亚战场，幻化出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战争寓言。

总体而言，此作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但令人感兴趣的，却远不止战争故事本身，而是作品中塑造和描述的“异国形象”，对形象的研究一直是法国学者所偏爱的领域。首先，明确提出形象研究原则的是法国学者卡雷，其对形象研究的定义是：“探讨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当代形象学的发展与法国学者巴柔的贡献分不开，1989年，他明确提出了当代形象学的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对“他者”形象的定义：“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将上述有关“他者”形象的定义放到陈河的作品中作实际的考察，可以发现，陈河正是通过对异国的感知、理解和想象，置换了一个缺席的“异国形象”，设置了周天化这一人物，通过对异国的描述、显示或表达各种文化的、情感的、意识形态的范式，在审视和想象“他者”的同时，也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

一、身份的他者

阅读《沙捞越战事》，我们始终感受到主人公周天化复杂的族裔身份及其身份背后的模糊性与复杂性，中国人、加拿大人、日本人等不同身份交错登场，令人眼花缭乱，捉摸不定。小说一开始，写到周天化来到卡尔加利的征兵办公室，与征兵官员的一段对话。

“你不是加拿大人，你没有加拿大国籍。你是中国人。”军官说。

“我不是！我出生在温哥华，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我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周天化争辩着。根据联邦政府法律，没有加拿大国籍的中国人不得参军，因此周天化三次申请参军都被温哥华征兵局拒绝了……①

在这段情节描写中，我们清晰地看到周天化与征兵官员就他的族裔身份产生了分歧，并且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周天化三次申请参军都被温哥华征兵局拒绝了”，这种分歧指向的是身份认同的迷茫与尴尬，具有天生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与对抗。小说还有多处隐喻周天化复杂族裔身份的叙述，例如，描写周天化的身材、长相与日本人相似，安了一颗日本风格的金假牙，从小与日裔后代一起长大等。族裔身份的模糊性赋予了周天化特殊的战争身份，在文中我们看到其辗转于英军特种兵分队、红色游击队、依班族土著部落和日军司令部之间，身份转换令人目不暇接。

在小说中，周天化一直没有走出身份认同的混乱状态，这种身份的模糊性使得周天化无法只对一种文化和一种族性作出认同。由此可见，陈河赋予故事主人公周天化的是一个“模糊”的视角，而这一视角是基于无国籍的限制，他希望刻画一个身份上的“他者”，从“他者”的角度去观察战争各方，对人性与各种利益诉求做出一种有距离的、比较客观的审视。同时，陈河也希望打造一面镜子，言说的是“他者”，投射的却是“自我”；揭秘的是已被历史尘埃封存的旧事，讲述的却是成千上万中国新移民感悟到的“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之间存在文化差距的现实与焦虑。作者用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告诉同胞：只有身份的认同才是海外华人自我存在的最高级和最稳定的形式。

二、情感的他者

也许与周天化复杂的族裔身份不无关联，陈河在《沙捞越战事》中关于情感的书写，也是非同寻常，即表现出矛盾、多质和复杂性，周天化的情感被多种属性所割裂，导向观念与认知的相互冲撞、移动和分解，就像一个天生的矛盾混合体，不经意间就步入了另一个与普遍认知相对的事物判断层面，这种与众不同的情感经历，当可被视作寻常情感的“他者”。

周天化参加反抗日本法西斯战争，就其初衷来说，主要是为了获得身份认同，通过参军的方式加入加拿大国籍，改变华人受到当地白人歧视的窘境；从参战方来说，他站在了日本军队的对立面，而且在他的主流情感上也希望中国能战胜日本，所以当听到一位云游的日本老武士在分析中日战争之后所得出的“(日本)终有一天会自取灭亡”的结论后，“周天化那一天听了觉得心里特别高兴，这时他才知道在自己的心底里还是希望中国能打赢这场战争……”，周天化在情感上对于民族的认同感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只不过这种认同感与祖国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模糊距离。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清晰地捕捉到周天化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对日本的某种复杂情感，如文中所描述：

周天化想了想，鼓起勇气问了一句：“长官，一定要杀了那个日本俘虏吗？根据日内瓦的条约，战俘是不可以杀害的。”

“日内瓦条约针对的是国家军队。我们是游击队员，没有国家军籍，不是正式的军人。我们要是被日本人抓了，不会受到战俘待遇。同样，我们抓到他们也不会把他们当战俘。”神鹰头也不回地说。

“我觉得这个人挺可怜的。其实他都没有参加战斗，战斗一开始，他就逃到树林里躲起来了。”周天化说……②

周天化应该很清楚游击队在处理战俘问题上的态度，但他还是“鼓起勇气”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当然他的理由在队长神鹰眼里是微不足道的，神鹰“头也不回地说”，但周天化最后还是没有放弃，他再一次表明自己对这个战俘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人挺可怜的”。从以上的对话当中，我们发现周天化的思想情感完全是站在他当时身份的对立面的，这种情感“他者化”的表现在其身上是一以贯之、无处不在的，所以当侨居加拿大的日裔被政府赶出大城市时，周天化会毅然跑去与他们告别，这种情感不以种族或政治力量的抗衡为转移，而是作为一种撼动心灵的人性力量存在。

小说还描写了两位女性——日本歌伎藤原香子和依班族少女猜兰对周天化的痴情爱恋，发生在周天化与两位女性之间的情感，无疑难容于当时的世俗，因此只能以逃离为结局，但这些发生在世俗框架之外、超越族裔和禁忌的情感，同样闪烁着人性的光芒。对小说中周天化另类情感的正视和肯定，无疑是作者陈河对于情感的他者存在合理性的赋予。

三、文化的他者

移民海外的华裔，事实上都存在着一种文化上“他者”的心态。周天化作为华裔后代，移民身份的属性决定了其无论从自我心理的角度，还是从生活经历的角度，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都具有一种异质性，这种由东方移民身份导致的“文化差异”，无疑代表了这一群体在文化上处于一种“他者”的地位，细读作品，我们能发现文中不少地方有对于文化“他者”状态的涉及，如文中描述：

温哥华的白人社会把华人和日本人都看成是黄种人一个族类，他们统称之为“Mongolia”(蒙古人)……③

当时的温哥华，唐人街和日本人街相距不远，只隔了一个街区。这两个东亚的黄种民族在加拿大白人眼里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受歧视的。那时加拿大海关严格限制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配偶进入，所以这里的黄种女人很稀少，大部分男人都是打光棍单身的……④

虽然中国与日本侨裔当时在加拿大都处于弱势处境和边缘地位，加拿大白人对其不仅有着主人对待外来者的居高临下态势，而且在语言评价与政策制定上无处不在地传递出一种歧视信号，在歧视信号的背后，则潜隐着加拿大社会对“他者”的认定和“非我族类”的排斥。

上述分析是基于将小说中描写的中国与日本文化放入东方文化的统一范畴与西方文化比较后形成的，其实在《沙捞越战事》中，陈河还书写了大量有关日本渔民文化、东南亚原始部落宗教文化等令人期望一窥究竟的神秘文化，通过对这些文化基因的建构，作者进一步确立了作品在文化书写上的多元模式，这一模式的确立，一方面使作品消解了因对文化比较的追求而引发的简单粗放的二元文化对立，另一方面，也为“他者”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揭示人性的复杂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舞台。

四、语言的他者

语言，通俗地讲就是“说”，“说”是交流的主要渠道，是一切交流的先决条件，作者通过“说”与“所说”的阐释，往往能够赋予作品无限的拓展空间，充分体现“在他处”的风景，所以，语言也是越向“他者”的理想途径，是“自我”与“他者”维系其中又隐射其间的桥梁与纽带。

在小说中，作者陈河使主人公周天化处于一种“语言他者”的状态，其母语是广东话，但由于出生在加拿大，教育背景是英语，又因为从小在日本街区长大，所以他也会说日本话，后来在训练营还学过Mandarin(中国内地官话)。语言对于周天化来说，既是一种特殊的技能，也是一项混乱的系统，更是一门纯粹的工具，他的族裔和身份随着语言操持的转换而不停地切换，始终无法成为其身份确认的有效标志，面对什么样的处境和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成为周天化存在的需要，支撑其处于“他者”境地的，则是背后不停切换的语言环境，似乎在每一位交流者面前，他所说的都只是一门外语而已。

语言可以通过后天习得，但主观认定与新语境下产生的语言认同差异，总是能勾起“在他处”的人们的内心冲突和心灵矛盾，这也是华人在海外生存的语言共性问题，这一问题直指华人在海外身份坐标上的不平等、不均衡关系表达，也是对陌生性和无限距离的回应。

五、结语

形象是社会用来言说和思维的象征语言，其制作者与被描写的“他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自我”出于种种原因言说“他者”，“他者”形象则是对“自我”及其空间的延长和补充，如同一面镜子，镜面前的“我”需要镜面中的“他”来言说，而镜面中的“他”又将通过言说来投射镜面前的“我”。所以从形象学的角度分析，我们认为，《沙捞越战事》是一部基于“他者”言说具有传奇叙事特征的战争历史题材作品，作者陈河从容不迫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一片段通过“他者”的视角，艺术化地呈现出来，直逼早期华人移民在西方社会的身份归属与文化认同问题，小说着重塑造了镜面中的“他者形象”——周天化，通过镜面中的“他”来投射镜面前的“我”，即华人在西方社会的“形象”，从而展开对人性、族性、他者文化的审视与反思，对投射中国新一代移民的身份坐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名海外华文作家，陈河身处多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之中，文学书写成为其肯定自我存在的重要方式，在多元文化的社会语境下，我们认为陈河选择的是“双重意识”的书写风格，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主体意识随着丰富的、具有新意的、多元文化语境下特有的“他者”意识的确立而被逐步确立，虽然文学的要义在于表达本身，但“他者”的言说自有它的特殊性，或者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形象的重构和表达的刷新，进而形成一条联系彼此的纽带，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塑造不断提供新的特质。

注释：

①②③④陈河：《沙捞越战事》，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4-5页，第86页，第43页，第183页。

[1]饶芃子.跨文化视野中的海外华文文学[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1)：193-197.

[2]刘俊.“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寻：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解读[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5)：102-110.

[3]覃春琼.多重叙事视角下的中国形象书写：解读严歌苓小说《扶桑》[J].梧州学院学报，2008(5)：57-61.

[4]徐学清.人性、兽性和族性的战争：读陈河的《沙捞越战事》[J].华文文学，2010(5)：97-99.

[5]李健.他者的想象力：评陈河小说《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5)：15-18.

[6]杨晓文.陈河论[J].华文文学，2013(6)：98-105.

[7]陈河.沙捞越战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8]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6.005

2017-06-01

高志栋(1982— )，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研究生，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助理研究员。

I206

A

1673-0887(2017)06-0019-04

庄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