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朝阳

(淮阴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

倘佯在瞿秋白研究的海洋
——《瞿秋白生平研究史》简评

衡朝阳

(淮阴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3)

《瞿秋白生平研究史》是一部梳理瞿秋白生平研究发展历程的学术史成果。相对于学界瞿秋白研究极大发展、成果极其丰硕的状况，瞿秋白研究史的著述甚少，瞿秋白生平研究史则几乎可以说是空白。作为学术史研究，《瞿秋白生平研究史》具备了研究选题的典型性、资料搜集的全面性和研究立场的客观性等特点。因而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著述。

《瞿秋白生平研究史》；典型性；全面性；客观性

周龙燕《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5)》(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以下简称《研究史》)的出版是瞿秋白研究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该专著对于瞿秋白研究、瞿秋白生平研究将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中共党史人物生平研究的梳理也将起到直接的示范作用。

作者近年集中研究瞿秋白，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思想研究史等方面成果颇丰，发表文章十余篇，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本书是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项目《瞿秋白研究史》的研究成果。长期的积累使得作者对瞿秋白研究状况非常熟悉并能准确把握。体现在该专著方面，作者对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成果搜罗殆尽，对有关研究的评述客观公正，因而是一部瞿秋白生平研究成果的全面展现之作，也是瞿秋白生平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和总结之作。抚卷读来犹如倘佯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文献资料的海洋，亦如跟随作者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漫漫道路上蜿蜒曲折前行，尽赏无限风光。

该著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纲举目张，结构合理

从结构上来看，作者精心设计，以时间为序按章编排，将90余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历程划分为“民国时期(1921.10—1949.9)”、“新中国初期十七年(1949.10—1966.5)”、“改革开放时期(上)(1976.10—1989.12)”、“改革开放时期(中)(1990.1—1999.12)”、“改革开放时期(下)(2000.1—2015)”五个阶段即五章。这就清晰地勾勒出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脉络。值得注意的是，该著作者并不是以中国近现代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简单划分阶段，而是依据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自身发展规律作特有的阶段划分。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时期，鉴于瞿秋白生平研究成果数量的快速增长和质量跃升，把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重点评述，凸显作者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面把握。而在每个时期作者采取以“概述”介绍该时期瞿秋白生平研究总体情况及其背景、以专节凸显瞿秋白生平研究重点成果的方式，既有全局把握，亦有重点研究，点面结合，给人印象深刻。

在确定总体结构的前提下，作者根据不同时期瞿秋白生平研究状况的变化，在随时作结构的细微调整，以使内容安排更为合理，更有效突出不同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特点。如针对民国时期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相对简陋，作者设计“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简明的瞿秋白传记”三节。这就舍弃了下文通用的“概述”表现手法，以客观的语言准确展示了这一时期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现状，“事迹报道”“回忆文章”以及“简明传记”这些词语足以表现这一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概况。相较于民国时期，《研究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的章节安排也颇费考量，“传记写作初具规模”“传记及年谱写作的新尝试”“新著迭出”等这样的章节标题都反映出不同时期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要特点，显示出章节安排的高度合理性。

《研究史》结构安排匠心独具还体现在“引言”“结语”和“附录”等方面。以简洁的“引言”描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展状况，这样的学术史回顾，对于一部学术史著作而言，更加不可或缺。高度凝练的“结语”概括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特征，提出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主要问题，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了解瞿秋白研究的学术进展。作为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要内容，《多余的话》如何安置也是作者需要考量的问题。《研究史》还专门为《多余的话》单设“附录”，详细记述了学界关于《多余的话》研究的来龙去脉，并就其中有关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内容进行梳理，对于了解《多余的话》和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关联具有很大帮助。

二、潜心挖掘，内容丰富

《研究史》在史料的搜罗和发掘方面所下的功夫，的确是非常人所能及，从另一方面来说，没有对史料的全面发掘，就难以实现对研究对象的宏观把握，也就无法形成《研究史》的合理布局。同时，史料发掘的深度并不能掩盖《研究史》在理论方面发掘的深刻。可以说，史论两方面艰深发掘的相辅相成是《研究史》的一大特点。

在史料的搜罗层面，鉴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时间跨度之长，迄今已有80余年，研究学者众多，研究成果丰硕，全面把握瞿秋白生平研究资料的难度可想而知。尤其是民国时期，瞿秋白生平研究史料零散地刊载于各类报刊中，搜集难度更大。《研究史》作者正是从浩如烟海的民国报刊中爬梳出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点滴史料，整理建构出民国时期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概貌。《研究史》梳理了1921年以来近20年《申报》有关瞿秋白的十余则记载，记述了一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关键资料，如1921年瞿秋白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翻译助教，1923年回国在上海大学任教的有关细节，在上海从事革命理论宣传，参与国共合作，以及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担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零星消息，直至瞿秋白被捕牺牲。关于瞿秋白被捕及《多余的话》的真实性问题，《研究史》详细记述1935年《前途》杂志关于瞿秋白被捕的消息，说明是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而非项英的妻子张亮供出瞿秋白。《多余的话》很长时间以来都被怀疑是否瞿秋白所作。《研究史》引述赵庸夫1936年在《西北风》发表的《瞿秋白审讯记》，其中详细列举瞿秋白《多余的话》节目标题，一定程度上证明该文总体上是瞿秋白所作。

在充分发掘史料的基础上，《研究史》对瞿秋白生平研究概况也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发掘，通过追问瞿秋白研究成果的个体和整体特色背后的根源，展示了瞿秋白研究进展的学术基础和政治因素。以1936年《烈士传》收录的杜静、萧三撰写的《瞿秋白同志传》为例，《研究史》以1946年萧三发表的《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十一周年》为对照，认为后者对瞿秋白评价得更为全面、客观和公允，同时后者还删去了前著有关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问题。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是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已经为瞿秋白正式平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瞿秋白研究的进展，《研究史》分析，“有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和较高评价，才有力推动了瞿秋白文学遗著以及各种有关期刊的影印出版，而这些书刊的出版则成瞿秋白研究发展的要因之一”。

而就“文革”以后瞿秋白研究的生机焕发，《研究史》分析其原因为：瞿秋白被平反昭雪是第一个原因；中共中央给予瞿秋白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推动瞿秋白研究大发展；各种瞿秋白纪念、研究活动开展成为瞿秋白研究发展的动因，等等。《研究史》还层次分明地详细列述了新时期瞿秋白研究的发展根源、动因及辅助条件，其中还是突出政治环境是影响瞿秋白研究的关键。这是对新时期瞿秋白研究发展的敏锐把握和深刻总结。

三、论证翔实，方法得当

作为一部学术史著作，《研究史》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细微变化和点滴进步，总结其发展的内在规律。以《研究史》对陈铁健所著《瞿秋白传》的评述为例，《研究史》通过该著1986年和2006年两个版本的对比，分析修订版的改变，从而也显示出20年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大进展。《研究史》用30余页的篇幅采取绘制表格的办法对新旧版本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不放过其中任何一处细微的变化，通过这样的文本对比，得出瞿秋白生平研究的主要进展集中体现在：从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角度评述瞿秋白；重新评价了孙中山推行三民主义的本质，重新审视了瞿秋白有关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思想；详细记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风潮和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的情况，等等。《研究史》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把这些研究进展的原因与共产国际、苏联有关中国革命档案文献的出版联系在一起，很好地解释了档案文献的公开对于瞿秋白生平研究进展的推动作用。

作者的文献考证功夫还体现在对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专家学者论著也予以了严格考证。以王观泉所著《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为例，《研究史》对于王著资料考证评价很高，对其对前人著述的考述列举甚多，同时也对王著中十余处史实错误详加列举。另如对于张秋实所著《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一书的评述。《研究史》对于张著共产国际、苏联档案文献的全面梳理和详细征引带来的新观点列述备至。而同时对于张著史料方面的不足也没有回避，而是全面列举有关讹误，如至少20余处资料引用未注明出处的不规范行为，史实记述不够准确的情况。这样的学术批评，是建立在翔实的资料考证基础上的，而非为批评而批评，有论有据，让人信服，也有助于有关著作的完善修订，推动学术进展。这对于推动学术批评健康发展、提高学术交流水平也具有很大意义。

《研究史》另一个特色显著的论证方法是点面结合、重点突出。90余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成果极其丰富，《研究史》做到了既照顾全面性又突出典型性，很好地展示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成果，给人深刻印象。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研究史》中全面的概述和典型著作的分析。对瞿秋白生平研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的梳理，作者都能做到几乎纤毫毕现的同时，选取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作者及其成果，进行个案解剖，从而展示这一时期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准或者典型特征。如在“新中国初期十七年”这一编中，作者以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和研究者丁景唐为例，前者是亲历者和家属身份，主要是“宣传和回忆”性研究，后者是研究者身份，主要是比较纯粹的“史实考证与研究”。可以说，作者的选择具有典型性，表述亦具有准确性，明确地展示了此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基本特色是回忆性研究和基本史实研究。而此后各阶段分别以陈铁健、王观泉、王铁仙、刘福勤等瞿秋白研究的大家之大作为例进行阐述，反映不同时期瞿秋白研究的高水平。同时选择张秋实的研究即是突出苏联、共产国际档案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推动作用，反映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以来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有关档案大规模出版的意义。

四、立论持重，客观公允

一部学术史著作，想要保证客观也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对研究对象的长期关注而产生的同情，以及有意无意的对自己研究成果价值的拔高，都会导致对自己研究对象的虚美，从而形成对自己研究意义的夸大。而从一部学术史的基本要求来说，则客观又是基本的、必须的。如何做到客观？《研究史》以其严格的准则树立良好的榜样，即依据文献资料说话，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有十分资料说十分话，既不虚美也不讳恶。而同时对于一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基本错误，哪怕是一些学术大家的成果，也绝不回避，一一列举。

首先，《研究史》对于有关研究的评述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如对于王铁仙所著《瞿秋白研究概述》，《研究史》认为其所引解放前资料珍贵，且“采取编年的方法整理，令人一目了然”，缺点在于“为年代所限，史料不很完备”；对冒炘所著《瞿秋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史》指出其侧重点在“指出学界在瞿秋白研究过程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而“对学术成果的评述相对简略”；对赵庚林所著《瞿秋白研究纵横》，《研究史》的态度是“作者对当时瞿秋白研究状况的把握到位，对每阶段成果的评述则较笼统”。因此，作者对于一些研究著述的评述也不乏大胆，而这样的大胆正是建立在对瞿秋白研究史的全面把握上的。如《研究史》评述1921年10月10日《申报》登载署名为“天我”的旅俄通讯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1935年9月1日《文艺群众》创刊号上发表的《悼瞿秋白同志》是“国内最早的一篇悼念文章”。对于这样的评述，没有简单的赞扬，而是在发掘前人著述成就的同时，指陈其不足之处。

其次，《研究史》对于有关成果的基本规范相当苛求。如对于张秋实所著《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研究史》在总结其史学成就的同时，指出其相当多的资料引用未注明出处，有违学术规范，并对其中史实讹误也一一指陈；对于刘小中、丁言模所著《瞿秋白年谱详编》，作者除引用周一平文章，对其中讹误和缺漏详细列述外，也根据自己的考证，指出《瞿秋白年谱详编》资料不够全面和资料考证不够确切等不足。尤为突出的是，《研究史》还明确地指出“年谱之编重在史实记载的客观、全备、准确，引用资料的可靠及资料考订的详备”，不在编著者的述论。认为《瞿秋白年谱详编》“犯了叙述、说明、评论皆繁之忌”，且予以了详细列举。这样的苛求是本着学术的基本规范，严肃认真的态度是值得学习的。

《研究史》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文革”期间瞿秋白生平研究评述的缺失。尤其是考虑到《研究史》书末参考文献中列举了一批“文革”时期批判瞿秋白的资料。这些批判资料，作为特殊时期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文本，对其进行考察，将有助于发掘“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状况，从而对于清除学术研究中的泛政治化倾向，形成治史存真的严谨风气，是有一定帮助的。因此，这一缺失就显得比较可惜。但总体来说瑕不掩瑜，《研究史》对于瞿秋白研究的总结和推动，是值得肯定的。

[1]周龙燕.瞿秋白生平研究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2]陈铁健.瞿秋白传[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

[3]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6.004

2017-05-22

衡朝阳(1976— )，男，副教授。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DJ010)

K827

A

1673-0887(2017)06-0015-04

庄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