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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的“诗意表达”

2017-03-14周晓坤

青春岁月 2017年1期
关键词:文学性迪伦鲍勃

周晓坤

【摘要】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歌手鲍勃·迪伦,进一步印证了他“民谣诗人”的称号。通过分析其歌词,可以看到明显的文学性,而歌词创作也巧妙地打破了审美纯粹客观性,得到广泛共鸣。在其自传《编年史》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独立人格的极致诠释,更好地理解其音乐对美国民谣传统的继承与革新,从而品味颁奖词中的“诗意表达”。

【关键词】鲍勃·迪伦;诗意表达;文学性;《编年史》

一、打破审美的纯粹客观性

爱德华·布洛(Edward Bullongh)曾提出一种“审美距离”的学说,即美感的产生来源于观赏者主观感知与艺术品之间的心理距离。纵观鲍勃·迪伦的歌词(诗歌)创作,可以发现他巧妙地维持了这种距离,从而得到受众广泛而深切的共鸣,这集中体现在题材选择与音乐表达方式两个方面。

1、巧妙的题材选择

有人说民谣永远属于小众,但在笔者看来,这一说法还是不够彻底的——它从本质上属于作者自身。诗歌中每一个意象的选择、每一种情绪的表达、甚至词句的斟酌,都包含着创作者独一无二的人生经验。然而过于小众的表达方式很难引起受众的共鸣,换句话说,美感的产生正是因为创作者成功地维持了这种心理距离,才使受众产生认同感。迪伦是智慧的,其歌词的题材选择普遍具有普适的特点,这使他的诗歌与音乐得以广泛流传与得到心理接受。

舉例来看,Girl From The North Country中,“the north country fair(北方集市)”、“curls(头发的卷)”等意象,也许真的来源于作者自身的回忆与经验,但同时也是属于大多数受众的,尤其是“For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因为她曾是我的真爱)”一句,唱出了许多人对未果的爱情的感伤与追忆。朱光潜先生曾说:“创造和欣赏的成功与否,就看能否把‘距离的矛盾安排妥当,‘距离太远了,结果是不可了解;‘距离太近了,又不免让实用的动机压倒美感,‘不即不离是艺术的一个最好的理想。”鲍勃·迪伦选取的题材,既没有过分个体性的审美经验,又暗合了受众乐于接受与思考的选材,而不流于谄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再如Forever Young表现了对青春的赞美与渴望、Everything is Broken充斥着迷茫与解构……凡此种种,都保持着上述“不即不离”的艺术状态,这是迪伦诗歌吸引人的一方面。

2、诗意地聆听

鲍勃·迪伦的民谣是一种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的艺术,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不应该只被看作是对迪伦诗歌的肯定,音乐的作用亦不容忽视,它使这种审美过程变成了一种“诗意地聆听”。

相较于文学来说,音乐是相对抽象的,但是它同样具有情绪性,其节奏的快慢停顿、旋律的跃动变化,可以渲染出不同的感情色彩,烘托某种氛围。同时,“音乐形象不同于绘画、文学以及戏剧影视中的形象,它存在颇大的抽象性。”鲍勃·迪伦的音乐与文学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一方面,文学的歌词创作服从于音乐的韵律与节拍,另一方面,音乐的旋律节拍又为文学的表达增添了诗意,慢慢引导欣赏者理解创作的主题感情色彩。举例来说,Everything is Broken鼓点紧凑,节奏较快,使用了有力的说唱形式,让人的心情随之沉重而紧张,仿佛“Everything fail to pieces in my face(事物就在我眼前瓦解崩塌)”。I Will Be Your Baby Tonight歌唱节奏极慢,但是鼓点轻快温和,仿佛举杯畅饮,祥和快乐的夜晚。

二、歌词的文学性探究

在歌手的音乐被接受的同时,许多具有艺术性的优秀歌词却没有得到一个平等的文学话语权,事实上,迪伦的歌词有很突出的文学艺术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说,他是一位严肃的诗人。

1、返璞归真——明白浅近的语言

鲍勃·迪伦是一位丰产的创作者,从笔者可以找到的1372首民谣中翻阅下来,他的语言几乎没有晦涩生僻的造语,大多数是明白浅近、朗朗上口的口语形式。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Knockinon Heavens Door是1973年上映的美国西部片《比利小子》(Pat Garrett And Billy The Kid)的主题曲,歌名则是出自《旧约·圣经》的列王篇。它以极其平实简单的语言,对人性与杀戮进行了反思。诗意的表达并不是一定要求有华丽的语言与修辞,在朴实的语言表达中,也可以反映出深刻的主题内涵与感伤色彩。

2、管中窥豹——深刻的主题内涵

鲍勃·迪伦歌词文学性的另一点体现,就在于他能把握语言与浓缩情感,把深刻的主题内涵融汇于一段段一行行的歌诗中。

例如:Like A Rolling Stone,表面看来,这首歌词只是一句句没有答案的问话,但实际上迪伦也不是在真正的寻求答案,他用一种无解的方式,书写出60年代美国青年人的苦闷与迷茫,同时也是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等方面的真实写照。对于中国人,很容易理解杜甫“诗史”的含义,它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了现实主义的社会图景,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早已深入人心,而迪伦也是这样。在这首歌中,他对比魔术师和小丑们为下一顿饭奔波,卑躬屈膝的生活状态,也描述了跨着哈雷机车,肩头还安伏着一只华贵的暹罗猫的花花公子。迪伦类似这样的诗歌,平民化的同时又不使其丧失深刻的主题内涵。

3、缘情而发——强烈的抒情性

鲍勃·迪伦是一个至情的诗人,真诚的歌手。他可以说,他每一个作品的诞生,都揉入了他发自内心的情感,所以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格外动人。

例如Working mans Blues是一首旋律极其优美的蓝调,这缓缓的诉说也打动了万千聆听者,“They say low wages are a reality ,if we want to compete abroad。”写出了劳工的辛酸生活,“I can see for myself that the sun is sinking,How I wish you were here to see。”看见日暮西山的美景,希望对方也能在场,这是一种平凡而深沉的情愫,透露出无限的爱意。再如Girl From The North Country:“when the rivers freeze and summer ends(河流冰封夏日将尽),please see for me if shes wearing a coat so warm(请为我看看她是否身穿保暖大衣,to keep her from the how linwinds(来抵御寒风的呼啸)。”字里行间还流露着对往日情人的牵挂。

三、《编年史》——进一步认识迪伦的明镜

《编年史》是迪伦创作的回忆录,迪伦跳脱时空的限制,在自由的回忆与讲述中为我们展示了他的生活与创作。在我们赞叹迪伦驾驭意识流艺术的同时,更应关注迪伦的独立人格与精英意识,以及接受文学浸润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这些方面的探究都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诗意表达”。

1、独立人格的极致诠释

在迪伦的民谣之外,《编年史》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更生动的迪伦,其中最令人感受深刻的是迪伦对独立人格的极致诠释。独立的思想、自由而坚定的创作,本身就是富有诗意的。

有些人说,迪伦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但无论迪伦的创作是否真的具有這种特点,与他自身都是不肯承认的,自我是他创作的根本出发点。由于迪伦表现出的个性与反叛精神,许多人想以之为自己派别的标签:“我也被神话成叛逆的佛陀,抗议的牧师,不同政见的沙皇,拒绝服从的公爵,寄生虫的领袖,变节者的国王,无政府的主教,头等重要的人物。我们究竟在说什么?无论怎样看,这些头衔都挺可怕。全是‘亡命之徒的代码。”迪伦还在自传中这样解释自己:“据我所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属于任何人……据说我为整整一代人发出了声音,但我和这代人基本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更谈不上了解他们。我离开家乡不过十年,没有大声表达过任何人的观点。我的命运就是随遇而安,这与代表任何一种文明毫不相干。真实地面对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事。与其说我是一个花衣魔笛手,不如说我是一个放牛娃。”他的人格与创作都是这样自由而独立,清澈而笃定。

2、强烈的精英意识

笔者所理解的迪伦的精英意识,具有对音乐纯洁而神圣的热爱与激情,同时,在喧嚣中保持难得的清醒。

对于音乐,迪伦始终是当作一种信仰看待的,“你得相信,民谣,而不是别的,让你成为一个信徒。”他心里或者有过迷茫,但这信仰指引他很快看清楚自己要的是怎样的创作。在与麦克利什合作时,他深感对方需要的作品调子阴暗,描绘了充满偏执的图景,马上直觉地感受到这不能适合于自己。鲍勃·迪伦是清醒独立的,不甘平庸,不肯苟同,在他的世界里,他对民谣的崇高承担着义不容辞的使命。

3、广泛吸收文学浸润

在《编年史》中,迪伦提到了很多文学书籍,无论是在失意落魄之时还是春风得意之后,他都保持着对诗歌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比如拜伦的《唐璜》、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艾略特、维庸、尼采……笔者认为,尤其是诗歌,对于迪伦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阅读文学作品增添了他的文化积淀,拓展了他的创作题材与深度;第二,歌词与诗歌相似程度极大,它们都把世间百态融入数行文字中,并且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我需要学会怎样去浓缩事物和想法。事情往往太大,无法一次看清全部,就像图书馆里的书—— 一切都放在桌子上。如果你能正确理解它们,你也许就能够把它们放进一段话或一首歌的一段歌词里。”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 文艺心理学[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

[2] 周冠生. 新编文艺心理学[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3] 鲍勃迪伦. 徐振锋, 吴宏凯, 译. 编年史[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4:64,117,121,256.

[4] 周冠生. 新编文艺心理学[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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