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亨利·詹姆斯的“国际主题”作品体现了其欧美文化观从相互冲突到相互融合的转变。《黛西·米勒》被视为詹姆斯“国际主题”小说中表现欧美文化冲突的重要作品之一，而小说中欧化的美国侨民的美国身份却一直被忽略。詹姆斯把注意力从之前作品中美国人与欧洲人的文化冲突转移到了美国人之间的观念冲突，对当时美国社会对待欧洲文化的两种态度进行了反思，在之后的作品中提出了文化融合的可能。因此，《黛西·米勒》在詹姆斯欧美文化融合观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关键词】《黛西·米勒》；美国身份；文化融合

1837年，爱默生在坎布里奇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依赖别人的日子，我们对于其他国土的学识悠长的学习时期，快要结束了”，“我们周围千百万奔向生活的人民是不能永远靠外国收成的枯枝残叶来充饥的”。这样的宣言反映了他对当时美国与欧洲文化关系的认识；在他看来，新大陆孕育的本土文化与精神已初步形成，美国人民不再需要依附旧世界的文化传统来认识自我。这个观点在后来亨利·詹姆斯的“国际主题”作品中得到了更全面的修正与补充。

亨利·詹姆斯自己在欧美文化融合方面的认识也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变。许多学者都对其“国际主题”小说中所体现的文化融合观念进行了梳理。沙玛在《亨利·詹姆斯的国际小说》一书中分析了亨利·詹姆斯在“国际主题”小说对该主题的延续和发展，认为作者的侧重点从欧美文化的冲突转变到了文化融合。代显梅在“亨利·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刍议”中，以詹姆斯早期的几部长篇小说为例，说明了其欧美文化融合观的形成过程，提出詹姆斯的文化融合观是“对当时以爱默生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排斥欧洲文化思想的一种反驳”。她后来在《亨利·詹姆斯笔下的美国人》中还进一步总结了詹姆斯文化融合观：“詹姆斯理想的美国人是兼容了美国自由精神和道德活力以及欧洲的丰富阅历和智慧经验的一种德才兼备的人”。

大部分研究都把《贵妇画像》作为詹姆斯欧美文化观的转折，为欧美文化融合提供了可能性，那么在其之前的《黛西·米勒》自然而然成为了欧美文化冲突的代表作品。小说中以考斯泰洛太太、沃克夫人等为代表的欧化了的美国人与欧洲文化之间被画上了等号，其美国身份却退居次位。虽然有些研究者有意识地把这些美国人与欧洲人区分开来，但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其美国身份在这场欧美文化角力中的意义。本文拟在19世纪的社会背景下还原这群侨民的美国身份，通过分析小说中他们和米勒一家对欧美文化不同的态度，比较作者其他早期“国际主题”小说中的人物，重新定位《黛西·米勒》在詹姆斯文化融合观形成过程中的位置。

一、“崇欧”媚外的美国人

作为“在美国首都的社交场上……举足轻重的角色”，考斯泰洛太太在谈及美国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她用欧洲的社会模式来评价自己的故乡，把纽约划分成了“等级森严的社交场”，只有其中“有身份的人”才配与之交往。在如何看待米勒一家人的问题上，考斯泰洛太太就更显示出了鄙夷。她让人想起了当时美国上流社会对刚刚完成物质财富积累的国家新贵们的态度。在19世纪，个体实业巨头、资深专业人士、改革商人以及富矿资产持有者的收入水平达到前所未闻的高度。其经济地位的提升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却没有改变上流社会对他们的看法。“上流社会的精英们将对暴发户们粗俗举止的关注作为对社会发展变化带来挑战的回应。……城市资产阶级、富商和野心勃勃的零售商们的社会礼节习惯受到出身高贵的上流社会精英们的蔑视与嘲笑。”

像考斯泰洛太太这样的传统社会精英，沿袭了美国在殖民地时期的欧洲文化传统。他们深谙在美国社交圈“独占鳌头的秘诀”，知道如果想在上流社会得到尊重，就必须与“粗鄙”的国家新贵们划清界限。在否定了“暴发户们”社会地位的同时，他们也否定了当时美国势不可挡的社会变革。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美国背景》中指出，美国文化是在一个大潮中分裂的文化，一方面为新世界的事物所驱动，另一方面又因为一种消极的恐惧而回归到欧洲文化。对于考斯泰洛太太来说，侨居欧洲既是回归殖民地时期的旧传统，也是逃离新大陆正在孕育的新的文化气息。

如果说考斯泰洛太太对欧洲文化的崇尚是世代沿袭所致，属于被动的接受，那么沃克夫人对欧洲文化的追求就显得更为主动。她侨居欧洲是为了“研究欧洲的社会情况”；开宴会的时候，她“收集了好几个出身不同的同类标本，似乎想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教科书”。这种对欧洲文化的狂热在美国工商业迅速发展和文化相对匮乏的双重作用下愈演愈烈。

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美国人民对欧洲的崇拜就更是明显。在19世纪早期，由于没有出版法，美国出版商可以随心所欲的“盗窃”英国和欧洲作家的著作。这些盗版的欧洲作品价格低廉，成为了美国民众阅读的主要来源。虽然在当时出现了像华盛顿·欧文、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这样的作家，但大部分的美国本土作家并没有受到同胞的欢迎。人们对于本地写出的文学作品，都投以怀疑的眼光，甚至出版机构也不鼓励本地人写作。

对欧洲文化狂热的崇拜使一些美国人完全背弃了本国的民族精神。以考斯泰洛太太和沃克夫人为代表的侨民们在致力于学习欧洲文化的同时，也慢慢抛弃了作为美国人应具有的民族性。对待黛西美国式的作风，这些侨民非但没有给予理解，反倒急于在“那些观察力敏锐的欧洲人”面前和她划清界限，认为黛西的“行为不具有代表性”。可黛西这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姑娘，恰恰是与在新大陆上逐渐发育成形的民族性一起成长起来的。沃克夫人们否定了黛西的代表性，其实也是在否定自己身上所承载的美国精神。

這种对欧洲文化的盲目趋附在爱默生时期已经遭到了批判。他在“论自力更生”一文中提到，“我并非粗暴地反对以艺术、学习和慈善为目的的环球航行，但他们首先必须立足于本国，或者没有在国外求得任何意想不到的伟大事物的企图。有些人为了找乐子或想寻求其所不具备的某种东西而旅行。他们将在旅途中丧失自我，即使年轻，也会在古迹中变得沧桑。他们的意志和思想会和底比斯与帕尔迈拉一样陈旧。”

考斯泰洛太太和沃克夫人代表的美国人认识到美国社会在文化和历史积淀方面的缺失，因此在欧洲文化中寻找代替品，但是在盲目地追逐中抛弃了美国价值观念的核心，丧失了民族性。

二、固执无知的美国人

旅居欧洲的美国人们全心全意地浸润在欧洲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忽略了新大陆上一系列的改革。美国的民族性在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巩固成长起来，经历了这些变化的美国人依旧对欧洲文化心怀向往，但心中也多了对美国精神的坚持。

杰斐逊时期之后，源起于《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在美国民众的心里根深蒂固。内战前的废奴运动、妇女运动等社会改革一次又一次把平等思想写进美国人民的脑海里。托克维尔的平等主义社会描述是：至少在白种美国人中，每个人都可以不论出身彼此平等。米勒一家也在其欧洲之旅中再现了这个平等主义社会。根据考斯泰洛太太的形容，他们“对待那个向导就像对待一个至亲好友一样”。在社交方面，黛西没有顾及乔万尼里先生身份低微，而是和他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米勒太太在评价乔万尼里先生时也没有把他的出身放在第一位，而是考虑他的品行，认为“他是一位很正派的先生”。在米勒一家看来，社会没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无论是向导还是乔万尼里，都和他们拥有相同的社会地位。虽然他们的观念与欧洲思想格格不入，但是他们并没有试图融入欧洲社会而刻意改变自己的行为。不管是无知或有意使然，米勒一家人都把美国日益鲜明的民族精神展现在旧大陆面前。黛西与沃克太太在公园里的对话，更是反映了一些美国人在个人主义影响下对本国价值观念的坚持。面对沃克太太对她“不符合这里的规矩”的指责，她断然宣告“那就应该把这种规矩改一改”，这正是爱默生所倡导的摆脱“一切外在束缚”的个人主义思想。

可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过分强调个人，使人们忽略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导致一些美国人对欧洲智慧、礼节、文化修养的漠视。在欧洲游历的詹姆斯就吃惊地发现，甚至那些在海外的“有教养的美国人”也对欧洲文化漠然视之，他们把自己禁锢在“美国殖民地”的小圈子里，鲜与当地有文化的人来往。虽然黛西对欧洲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但是她的好奇心仅流于表面，其注意力大多放在了服饰、社交上。米勒太太也采取了走马观花的方式游览历史遗迹，“只准备参观一些最有名的（古堡）”；冉道夫甚至对欧洲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一心想回美国。以米勒一家为代表的美国人在欧洲用自己的方式追求他们心中的欧洲文化；然而，当真正面对欧洲文化的精髓时，他们无心了解，也无力品味。正如爱默生所说，“所有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之所以迷信旅游，对意大利、英国、埃及趋之若鹜，是因为他们希望在旅游的过程中提升自我修养。这些人把英国、意大利、希腊想象成了圣地，不是因为他们像飞蛾围着电灯那样围着艺术品仔细观摩过，而是因为他们像地球轴心一样坚持着他们既有的看法”。

与一心想“脱美入欧”的美国人相反，米勒一家人在欧洲文化面前始终保持着本国的民族精神。一味地坚持却凸显其在社会礼节、文化修养方面与欧洲人的差距。

三、由冲突到反思

《黛西·米勒》中两个相冲突的阵营反映了当时的美国社会对待欧洲文化的两种不同的态度，这两类美国人在詹姆斯之前的作品中都有迹可寻。其长篇小说《罗德里克·哈德森》（1875）中的主人公哈德森是其笔下旅欧美侨的起点。这位美国雕塑家在欧洲与美国之间断然选择了前者，义无反顾地与自己的家乡划清了界限，同时也丢掉了“美国精神的核心”。哈德森把事业完全寄托于自己的天分，丝毫不顾后天努力的作用，如同他全心追逐欧洲文化，把自己与美国“自给自足、克己节制”的精神割裂开来一样。哈德森抛弃了根本的民族精神，在欧洲世界里好似断了线的风筝无处依归。他在欧洲文化的侵蚀下迷失自我，沉迷于赌博，被代表欧洲的莱特小姐拒绝，最后惨淡收场。

在后一部长篇小说《美国人》（1877）中，詹姆斯又提到了一个满怀民族精神但缺乏文化修养的美国商人。主人公纽曼，这个富兰克林式的人物秉承了清教主义的优良美德，并深深为之自豪。F.R.利维斯评价纽曼时说：“他要代表的是生机能量，是不折不扣的道德活力以及坦率直接的意识”。然而，和其他白手起家的美国人一样，纽曼缺乏文化修养，在鉴赏欧洲艺术的时候力不从心。他游历欧洲仅仅是为了给其商业上的成就锦上添花，而非抱着学习的心态弥补自身文化素质的不足。因此，他在受挫之后回到美国，既没有对欧洲文化增加了解，也没有意识美国精神的局限性。

由于自身文化观的缺陷，哈德森和纽曼始终不能真正理解欧洲文化，不为欧洲社会所接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他们的观念不同，但在悠久的欧洲文化面前，哈德森和纽曼代表的是一个同样发展成型（虽然不成熟）的美国文化。他们在各自欧洲之旅遭遇的挫折是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冲突的结果。相比之下，《黛西·米勒》中互相冲突的两个阵营是哈德森和纽曼的延续。考斯泰洛太太和沃克夫人代表的不再是欧洲文化，而是美国社会中对欧洲文化盲目趋附的观念；米勒一家也不能完全等同与整个美国文化，而是美国社会文化观分歧中的另一派。

这两种文化观的直接碰撞势必会引起人们的思考，在小说里则体现于温特伯恩先生对黛西的观察中。与其说他无法判断黛西的品行，不如说温特伯恩先生是在犹豫应该选择哪一种文化观来评价黛西。虽然最后温特伯恩先生站在了姑母这一边，否定了黛西对待欧洲文化的态度，但他也承认这样的评价对黛西来说是“不公正的”。由此可以看出，他没有全盘否定坚持美国民族精神的文化观。美国民众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欧洲文化，这个问题在小说的最后依旧悬而未决，但是黛西在欧洲与同胞激烈的对峙足以唤起美国社会对该问题的反思。

通过《罗德里克·哈德森》和《美国人》，詹姆斯证明了在片面文化观影响下的欧美文化融合必然会失败。而这两种极端的文化观在《黛西·米勒》中相互碰撞，在暴露了各自的局限性的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体现了二者互补的可能性，为其之后作品中逐渐成熟的欧美融合观提供了基础和依据。如果《贵妇画像》为詹姆斯开启了欧美文化融合的大门，那么《黛西·米勒》就是开启这扇大门的钥匙。

【参考文献】

[1] Emerson， Ralph Waldo. Self-Reliance.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shorter 6 thed. Ed. Nina Baym[M]. New York： W.W.Norton， 2003：546-554.

[2] James， Henry. Henry James， Selected Letters.Ed. Leon Edel. Cambridge， Mass[M].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比尔德， 查尔斯·A， 玛丽·R. 比尔德. 徐亚芬， 译. 美国文明的兴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馆， 2010.

[4] 布莱克， 纳尔森·曼弗雷克. 许季鸿， 等， 译. 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 上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5] 代显梅. 亨利·詹姆斯笔下的美国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6] 亨利·詹姆斯. 歐美文化融合思想刍议[J]. 外国文学评论， 2000：52-61.

[7] 詹姆斯， 亨 利. 聂振雄， 译. 黛西·米勒[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3.

[8] F.R.利维斯， 袁 伟， 译. 伟大的传统[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作者简介】

童安琪（1992—），女，回族，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语专业2014级学生，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