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学文学院 071000）

“文学性”这一术语自二十世纪初出现于文学界后，在至今一百余年里不断被众多学者补充、深化，他们由关注语言的“陌生化”、关注“一部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因素”转为对非文学文本中“文学性”的重视。在这一术语研究不断发展中，人们对它的概念一直没有明晰地界定。所以，何为“文学性”在二十世纪以来仍是最令文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1944- ）与英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同样对这道难解之题感兴趣，不过，同处后现代语境下的两位学者对“文学性”的看法有同亦有异。因此，我们通过对比研究以期更加深刻地认识“文学性”。

一、“英雄”所见略同

卡勒与伊格尔顿对“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还是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文学事件》，他们都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卡勒对这一问题的合法性持怀疑的态度，在他看来现代的理论融合了各个方面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学科界限，并且非文学作品中同样可以发现“文学性”，所以卡勒认为“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对文学理论而言并不重要。不过他也没有因此而拒绝回答什么是文学，虽然最终他没有明确定义何为文学，也没有对“文学是语言的突出、文学是语言的综合、文学是虚构、文学是审美对象、文学是互文性或者自反性的建构”1这五种说法的任何一种予以肯定，但他认为关于“文学是什么”的本质主义追问应由“是什么让我们（或者其他社会）把一些东西界定为文学的”取代。2伊格尔顿与卡勒的看法并无二致，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运用各种方法尝试对文学定义，结果依然不尽人意，所以认为文学毫无本质可言。时隔多年，他在《文学事件》中重拾这一问题，与“文学无本质”的观点相较，新著中的观点略有变化，他归纳出五个“共相”——“我们可以把这些要素称之为虚构性、道德性、语言性、非实用性以及规范性。在某个特定的作品中这些特征叠加得越多，在我们的文化中就越有可能被称为文学。”3伊格尔顿虽然不再断言“文学无本质”，但是最终他还是得到了与卡勒相似的结论，即文学作品普遍具有某

在追问“文学是什么”时，两位学者都谈到了“文学性”，虽然“文学”与“文学性”并非同一个概念，但二者却紧密相关，由卡勒与伊格尔顿对“文学”的解释可理解为，“文学性”是我们认为的文学作品中的某些特性。在“文学性”第一次被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时，被认为是关于文学的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另外，形式主义者普遍认为语言的“陌生化”与“文学性”的关系最为紧密。卡勒与伊格尔顿讨论“文学性”的渊源正在于此，他们都以语言的“陌生化”为切入点来分析“文学性”。卡勒在《文学性》一文中用大量的篇幅阐释了形式主义的语言“陌生化”，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导言以及《如何读诗》的“形式主义”一章中用一小节的内容同样对语言“陌生化”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一致认为，仅将文本的“文学性”局限于语言手段的表现上是不够的，因为那些因素或用法在其他地方也可看到。

卡勒和伊格尔顿都是从“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出发，然后以形式主义提出的语言“陌生化”为切入点来探讨文学性。不过，他们都没有将研究的重点停留在对“文学性”概念的界定上，而是在尝试界定的过程中为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途径。

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尽管卡勒与伊格尔顿对“文学性”的解说并无二致，但除此之外，他们谈论“文学性”的背景、角度、分析方法等却有较大的区别。

晚近以降，不少学者对“文学终结论”、“文学边缘化”等相关问题争论不休，在此背景下，卡勒在题为《文学性》的文章中再次提出了“文学性”，试图探寻“成为文学作品的标准有哪些？”4虽然卡勒并没有找到可以确定“文学性”的鉴定标准，但是却因此而肯定了“文学性”的存在，肯定了文学没有终结。而伊格尔顿是在文学批评面临双重危机（忽略对文学的形式的关注、忽略对文学的政治性的关注）的背景下提出的“文学性”。在《如何读诗》中，他阐述了对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文学性”的质疑，并且阐述了自己对“文学性的看法”——“文学性是一个关系概念”。5虽然他始终没能定义何谓“文学性”，但却强调了“文学性”不仅存在于语言之中，重要的是还存在于形式之中、社会之中。

两位学者的“文学性”研究在出场时已经各为其主，因此也不难理解他们谈论问题的角度与方法相异。卡勒在文学与非文学、历史背景与现实关系、文本特性与通常解读文本的习惯和条件、语言的突现与叙述故事的语言行为等这些范畴内来分析“文学性”。他将解析的重点置于文学内部，以分析语言为主，论证了语言的新颖化或突现不仅存在于文学文本之中，还存在于非文学文本之中。不过作为解构主义者的卡勒却解构了文学与非文学区分的重要性，并认为“通过分离出文学的‘特质’，推广有效的研究方法，加深对文学本体的理解，从而摒弃不利于理解文学本质的方法。”6才是提出问题的目的。所以卡勒在文章结尾坦言“并没有找到解决关于文学性的问题，并没有找到能够确定文学性的鉴定标准。”7卡勒由证明“文学性”的存在到寻找“文学性”的鉴定标准，他对“文学性”问题的阐述始终属于文学内部研究，尽管没有对“文学性”相关问题进行完美的解答，但最终为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途径，并对文学研究具有某种指导意义，这一点已经实属难得。不同于卡勒的是，伊格尔顿对“文学性”的分析属于文学外部的研究，虽然二者都以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研究为切入点，但是伊格尔顿在对形式主义的观点逐一分析之后，认为“文学性是一个关系概念”。8他并没有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文学语言的突现或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上，在他看来“从语言强烈的意识到其自身的意义上来看，依据某种观点看起来像是诗的东西，也许在另一个人那儿又只是普通语言。”9因为“间离”效果的产生需要不同的社会语言背景。伊格尔顿观点之一是文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且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他明确指出“我们不仅揭示了文学并不在昆虫存在的意义上存在着，以及构成文学的种种价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揭示了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10结合他阐述“文学性”的背景可知，他是站在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文学性”进行了历史的分析，这一点与卡勒完全不同。

此外，卡勒与伊格尔顿解析“文学性”的目的值得一提。在后现代语境下，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他们向文学研究复归的决心。不过，二者有别之处在于：卡勒在跨学科研究盛行的时代自我反省，认识到自己之前的确离开了文学理论，所以他写了名为《文学理论：简要的导论》这本小书以弥补之前对文学理论的忽略，他希望文学成分能够保留在理论之中，所以他的复归以找寻理论中的“文学性”为开端，证明了“文学性”的存在，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途径与思路。而伊格尔顿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向文学研究的复归是为了寻找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方向，所以他解析“文学性”的目的并非仅仅关注内容上的“文学性”，更重要的是形式上“文学性”，他试图建立起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要重拾被人们“遗忘的政治”。

至此，我们从卡勒与伊格尔顿谈论“文学性”的背景、角度、分析方法以及谈论“文学性”的目的这几个方面分析了两位理论家看待“文学性”的不同之处。不难发现，他们的阐述都有自己的侧重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不可否认，卡勒与伊格尔顿对“文学性”的研究，不仅肯定了“文学性”的存在、文学并未被边缘化，也的确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但是，他们的研究同时也存在局限性。比如，从他们的分析中都可发现，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或何谓文学）已不重要，如此以来，文学理论的学科规定性就会变得模糊复杂，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将会变得飘忽不定，也许会因为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而容易失去专有的领地，这很容易使得文学理论的建设陷入困境之中。此外，伊格尔顿专注于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研究文学形式中的“文学性”，虽然可以引起人们对形式的注意，但这种“外部研究”一定程度上会疏忽文学内部的研究。

总之，卡勒与伊格尔顿关于“文学性”的讨论有同亦有异。尽管他们并没有明确定义何为“文学性”，但都肯定了“文学性”的存在，并且都为文学研究做出了贡献。通过对两位学者研究过程的清理与不同研究侧重点的梳理，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与“文学性”相关的问题，从而更接近了“文学性”。

注释：

1．2．[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M]．李平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3：30-36，23．

3．[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M]．阴志科译．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29．

4．6．7．[美]乔纳森•卡勒．文学性，（加）马克•昂热诺等著．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21，23．

5．8．9．[英]特里•伊格尔顿．如何读诗[M]．陈太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71．

10．[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