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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博理政治讽刺诗英译艺术探究*

2017-03-11

外语与翻译 2017年1期
关键词:译诗原诗对虾

王芳

中国海洋大学

沙博理政治讽刺诗英译艺术探究*

任东升

王芳

中国海洋大学

新中国国家翻译实践的主要译者之一沙博理不仅翻译了中国古典和现代小说,还翻译了包括毛泽东诗词和《水浒传》中诗词在内的大量诗词。本文集中探讨沙博理选译的袁水拍的24首政治讽刺诗《酱油和对虾:政治讽刺诗》,认为该译本通过对字词的精选和锤炼、诗句跨行和修辞调整以及拟译和押韵,使译诗在创造性词语转译、诗句力量再现和篇章形式重构方面显示了高超的翻译艺术,保持了目的语读者取向和再现原诗犀利政治讽刺效果之间的平衡。

沙博理,政治讽刺诗,读者取向,翻译艺术

1.引言

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府就设立了专门的国家级翻译机构,执行对外塑造国家形象和对内加强意识形态的翻译实践任务。作为国家翻译实践的主要外来译者之一,沙博理不仅翻译了中国古典和现代小说,还翻译了大量中文诗词。据笔者初步统计,沙博理翻译的诗词包括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载于其英文自传)、李有才板话13段(载于其《李有才板话》英译本)、《水浒传》中的大部分诗词(载于其《水浒传》英译本)、袁水拍政治讽刺诗选译(载于其《酱油和对虾:政治讽刺诗》24首英译本)。其中24首政治讽刺诗译本不仅是已出版的沙博理唯一译诗集,也是新中国国家翻译实践中唯一单册出版的讽刺诗英译本,对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以及现代讽刺诗的英译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本文拟从创造性词语转译、诗句力量再现和篇章形式重构,探讨《酱油和对虾:政治讽刺诗》沙博理译本的翻译艺术。

2.国家翻译实践与现代讽刺诗的英译

现代讽刺诗产生于五四时期,胡适、鲁迅、老舍等文学大家都曾投身到讽刺诗的创作中,但上世纪20、30年代的讽刺诗一直处于低落、僵滞的格局。直到 40年代中后期马凡陀(袁水拍笔名)的出现,才使现代讽刺诗出现了第一个高潮,马凡陀也成为现代讽刺诗史上第一位以创作现代讽刺诗而名世的讽刺诗人(杨四平 2001)。臧克家(1988:2)在《讽刺诗这朵花——〈中国百家讽刺诗选〉序》一文中说:“四十年代的讽刺诗,来势之猛,如爆雷滚滚,如潮水高涨;影响之大,如穿破云的一道道阳光”,由此可见讽刺诗已成为当时诗歌创作的主流。作为动荡时代的社会印记,现代讽刺诗的英译却很少见,这与讽刺诗的时代地位大相径庭。从现有资料来看,现代讽刺诗的英译主要以三种方式出现。一、零星地出现在作家的作品英译本中,如鲁迅散文讽刺诗的英译最早出现在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鲁迅选集》(1956-1960)第一卷第二部分的19首散文诗中,之后的鲁迅诗歌译本(黄新渠译注的《鲁迅诗歌》、吴钧陶译注的《鲁迅诗歌选集》等)也均收录了几首讽刺诗(北塔 2013)。二、出现在中国诗歌选集英译本中,如许芥昱编译的《20世纪中国诗歌选集》(1963)中收录了臧克家和袁水拍的诗歌(李德凤、鄢佳 2013)。三、作为讽刺诗集单独出版,如沙博理译《酱油和对虾:政治讽刺诗》(1963),是目前唯一单独出版的讽刺诗译诗集。

《酱油和对虾:政治讽刺诗》由新中国国家翻译实践的主要翻译机构外文出版社出版, 该译本除了诗歌的文学地位外,更为重要的是其政治影响力。这从《酱油和对虾:政治讽刺诗》沙博理译本的“编者语”中可以找到依据:

在黑暗的四十年代,袁水拍《马凡陀的山歌》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并鼓舞人民进行战斗。这些诗歌的诗句出现在反饥饿和反内战游行的标语中,一些进步剧团也根据他的诗歌表演话剧。这些诗歌成为当代斗争的组成部分。

“编辑语”中大量笔墨用于介绍袁水拍讽刺诗的政治性,甚至将其称为“当代斗争的组成部分”,这使其得到了当时政治先行的意识形态的首肯,符合自主、自发、自利的国家翻译实践“政治优先”(任东升、高玉霞 2015)的原则。

作为新中国国家翻译实践的外来译者之一,在坚持“爱国的伦理诉求”(任东升、张玉凌 2016)下,沙博理承担了袁水拍政治讽刺诗的翻译工作。对于该译本,沙博理在其自传中提到,1962年拍摄电影期间,很长时间都是无事可做,在拍摄间隙,他有时间翻译了袁水拍的一本诗集。该诗集于1963年以《酱油和对虾:政治讽刺诗》(SoySauceandPrawns:SatiricPoliticalVerse)为名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袁水拍24首政治讽刺诗,并按照创作时间(1943-1962年)排序(本文按照该时间顺序将24首诗歌依次编号)。沙博理本人非常喜欢袁水拍的讽刺诗,认为“有政治味”(洪捷 2012)。除了这24首讽刺诗外,沙博理在其英文自传中翻译的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的首尾句也带有讽刺味道:

(1) 首: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尾: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周振甫 2013:135)

沙译(首):On our globe a few flies

Bump against the wall,

(尾):All vermin shall be swept away,

All, inevitably.(Shapiro 1979:236)

较之于许渊冲译文和官方译文,沙博理的译文从意象整体和思维整体的再现上“自胜一筹”(任东升 2016)。

3.目的语读者取向下的翻译艺术

作为一名外来译家,沙博理能胜任政治性和战斗性翻译任务,笔者认为这与他 “一人三体”(任东升、张静 2011)的独特译者身份有关。在处理政治性鲜明的政治讽刺诗时,沙博理首先能从中国人的文化立场去解读政治讽刺诗背后的政治讽刺功能,然后在翻译过程中基于双重文化身份,采取多种变通手段,以“英语读者”的视角把握全文,使译诗在措辞、诗句力量和篇章形式方面既近似于英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又能传达原诗的政治价值,做到了他本人所说的“不但要让外国人看得懂,而且要让外国人感觉到中国文学的高水平”(洪捷 2012),实现了保持目的语读者取向和再现原诗政治讽刺效果之间的平衡,对现代讽刺诗的英译具有借鉴意义。

3.1 创造性词语传译

“诗是表现得最集中、最精炼的文字,诗之所以为诗的东西正是通过它的文字” (王以铸 2009:974)。作为文字的基本单位,字词无论在英诗还是汉诗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好的诗,每个字都是生气勃勃、在诗中充分发挥作用的”(黄维樑 2006:267),好的译诗也是如此,每个词语都会体现出译者的匠心。下面以第19首诗《酱油和对虾》和第22首《世界语》为例具体分析词语的传译。

2)原文:

酱油对虾过境,

美国政府不准。

奇闻轰动加拿大,

讽刺外加责问。

酱油影响安全,

道理不难说明;

颜色红得发紫,

即此可定罪名。

再查对虾其人,

武装到了头顶,

脑袋一煮便赤化,

可见思想不稳。

铁幕高挂白宫,

唯恐草木成兵。

如此战略物资,

世界史上笑柄。 (袁水拍 1959:88)

译文:

Neither canned prawns nor soy sauce

May America’s borders cross;

Canadians, amazed, confused,

Are irritated and amused.

Soy sauce endangers security,

The reason’s there for all to see,

So deeply red it’s purple nearly

——Criminal nature proven clearly.

And as to Chinese big prawns canned,

They obviously must be banned;

In armour cased from tail to head,

When boiled they turn a fiery red.

An Iron Curtain America blinds,

Hysteria grips the White House minds;

“Strategic goods”——what if they’re edible?

Such idiocy is scarcely credible.(Yuan 1963:29)

原诗采用夸张形象的方式讽刺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的对虾和酱油出口到加拿大的国际事件。例(1)中“对虾”一词出现两次,沙博理分别将其译为“prawn”和“Chinese big prawns”。对虾又称“中国对虾”,专业译法为“Penaeus chinensis”,而沙博理选择“prawn(对虾,大虾)”这一比较常用的单词,避免了因词语过于专业而偏离原作通俗易懂的风格,也更容易被外国读者所理解。第二次出现时沙博理将其译为 “Chinese big prawns”,增加了两个定语补充语义,尤其是“Chinese”一词,既在语义上增加对虾产自中国的信息,又使其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与下文动词“ban”搭配,一方面指禁止中国对虾的运输,另一方面又暗指禁止中国意识形态的流入,取得了一语双关的讽刺效果。其次“赤化”作为政治性术语,表面指对虾煮熟后变红的常见现象,实际指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赤化”。沙博理将其创造性地译为“fiery red(火红)”,“fiery”在语义上是“火一般的(looking like fire)”,而英语中也有与汉语“玩火自焚”相似的谚语“play with fire(玩火,冒险)”,所以此处“fiery red”这一创造性翻译完全再现了美国政府眼中“赤化”的危险性,是一种力透纸背的翻译。再如“草木成兵”这一成语表现的是一种疑神疑鬼的心态,沙博理并没有按部就班地将其与英语谚语“Take every bush for a bugbear”相对应,而是创造性地译为“hysteria”,将这种心态通过夸张的方式表达为一种病态的癔症,简洁又不失讽刺力度。

从以上三词的翻译可以看出沙博理对词语的传译具有创造性,词语的增加和简化都不是无意之举,而是在充分理解原诗字词深层含义基础上的锤炼,以确保每个词都能发挥传情达意的作用。

除了炼词,沙博理对词语的选择可谓精准。例(2)中“影响”是一个词义较模糊的词语,有“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之分,加之西方思维具有精确性的特点(连淑能 2002),因此翻译时沙博理采取显化的转化机制,将模糊的词义清晰化,选用“endanger”,明确了“影响”在原诗中的消极意义,便于读者理解词义,增强可读性,同时又与“security”达到了优选搭配的效果。再如第22首《世界语》后四节中的频繁出现的“美国佬”一词。

(3)原文:

美国佬看中你的土地,

转眼变成他的军事基地;

美国佬看中你的名胜,

转眼变成酒吧间、阿飞舞中心;

美国佬看中科学,

科学变成了瘟疫;

美国佬看中的文人,

连皮带骨出卖干净;

美国佬看中缪斯,

缪斯变成娼妓;

看中佛象,

砍了脑袋装箱。

“美国佬,滚回去!”

——最流行的世界语。 (袁水拍 1965:72)

译文:

Do the Yanks think your land a charming place?

Flash! They make it their military base.

Is it your scenery that enchants them and enthrals?

They plaster it with bars and rock’n roll halls.

When science becomes their main attraction,

Science brings plague and putrefaction;

Is it literati the Yanks embrace?

They gulp down their souls, not leaving a trace.

Is it the Muse the Yanks adore?

They treat her like a two-bit whore.

Is it precious Buddhist idols a Yankee venerates?

He hacks off their heads and ships them home in crates.

“Get out, Yankees! Yanks, get out!”

—— The world’s most universal shout.(Yuan 1963:34-35)

“美国佬”是国人对美国人的一种俗称,“佬”字在字典中的解释为:成年的人(含轻视意),所以这种俗称也多少含有轻蔑的意思。传译该词时,沙博理选择了两个词“Yankee”和“Yank”,从词形上看,“Yank”是“Yankee”的缩略形式,在词义上两词没有区别,都是指美国人。Yankee最初是对荷兰人的蔑称,18世纪时居住在纽约的荷兰人又用该词蔑称康涅狄格州的英国人(陆谷孙 2007:2368)。美国内战期间,南方军队称北方各州的士兵为Yankees,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Yankee传到欧洲,并缩略为Yank,此后这两个词便成为 “美国人”的代名词(南 1981)。从起源到发展,该词都具有贬义,多用于蔑称敌军。所以沙博理选择该词在语义和功能上与“美国佬”是完全对等的。同时,为了照顾到诗行的音节和押韵,沙博理合理安排“Yankee”和“Yank”,这也是他选择两个词的原因。如例(3)“Is it precious Buddhist idols a Yankee venerates?/He hacks off their heads and ships them home in crates”一句中,沙博理用“a Yankee”,这样谓语“venerates”就可与下行的“crates”押尾韵,作为译者的良苦用心与翻译功力可见一斑。

3.2 诗句力量再现

袁水拍的政治讽刺诗语言通俗易懂,也不乏 “诗句凝练、讽刺犀利” (韩丽梅 2004),因此翻译时既要传译诗句的内容,又要传达出字里行间的讽刺意蕴。沙博理通过跨行和修辞转化的翻译方式使诗句的句式灵活变通,符合英诗的语言表达习惯,增强译诗可读性的同时,再现了诗句的讽刺力量。

3.2.1 跨行

跨行是指“一行诗的意义与结构连贯到下一行诗中,使得这行诗的末尾不能停顿或使韵律在此中止”,是英诗显著的外部特征,可以“对最有价值的思想、最有光彩的语言起到调整作用”(张智中 2007)。沙博理在翻译时便采用这一诗行形式,使译诗更加地道,也没有因跨行造成的语义中断而削弱原诗诗句的讽刺效果。以第19首诗的最后一节为例。

(4)译诗1:

No matter if

They’re five or six,

Those communists

Are full of tricks;

Preserve our precious

Liberty,

Put kids and teachers

Under lock and key.(Yuan 1963:30)

例(4)为八行,每两行为一个小句,两行之间没有标点,形成跨行连续。跨行的短暂停顿后,读者会将阅读重心转移到下一行诗句中,将下一行内容前景化。译诗前四行指出五六岁“共产党员”的潜在危害性,跨行突出了儿童的年龄(They’re five or six)和美国统治者眼中这些儿童的样子(Are full of tricks),不谙世事的年龄与诡计多端划等号原本就是一种讽刺,跨行则起到了放大讽刺的作用。后四行中将“liberty”与定语“precious”切断,突出强调“liberty”,并与下文中同样因跨行得以强调的“under lock and key”相对照,突出对枷锁下“自由”的讽刺。

3.2.2 修辞转化

为了增强诗歌的讽刺力量,原作某些诗歌中使用了比喻、夸张、白描、假借、影射和典型化等修辞手法(范业本、孙中田、王中忱 1984:363)。例如第2首诗《一只猫》中诗人将国民党比喻为一只在主人面前温顺的猫,形象地描绘了国民党面对帝国主义“金主”时的献媚乞讨,与对人民的血腥镇压形成对比。翻译时,沙博理将原诗“镇压学生毒狠辣,看见洋人一只猫”译为“Towards foreign bosses/ A wolf’s ferocity,/ Towards Chinese students/ Feline docility”。一方面将“毒、狠、辣”以同样形象的暗喻方式译出,“feline docility”也比原诗的比喻更加直接。另一方面排比修辞使国民党两种态度的对比更加明了,译诗讽刺力量与原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对于语言直白的诗句,沙博理在翻译中也会增加一定的修辞手段增强译诗的讽刺效果。如例(3)中用六个“美国佬”为主语的陈述句揭露并讽刺了美帝“看中”别国资源便大肆抢掠的行径。翻译时,沙博理并未对原诗的句式亦步亦趋,而是将陈述句改为修辞问句,先引起读者思考,后揭露美国的所作所为,前后形成一种对比,将美国的强盗行为表现得更加鲜明、强烈,增强了讽刺力度。

3.3 篇章形式重构

“诗歌的形式不仅具有装饰功能,更具有表义功能”(张智中 2007),袁水拍的讽刺诗多采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民歌民谣等曲调形式,使诗歌的讽刺情感“直接诉诸人心,直接要求行动”(袁水拍 2004)。传译时,对于篇幅较长的讽刺诗,沙博理采用了拟译的翻译方式来“创作”一首新的英语诗歌,对于无法传译出的民歌曲调则采取押尾韵的处理方式,使译诗不仅成为外国读者熟悉的英诗形式,也在视觉和听觉上实现了功能对等。

3.3.1 拟译下的视觉形式

沙博理在论及中国文学对外译翻译时指出:“要做到忠实,不致背离正在翻译的作品,我们就得用英文创作一个短篇或一部长篇,读来同样好懂,具有与中文原作相同或相当的文学特点”(沙博里 1991)。虽然沙博理在这所说的“创作”主要是指其小说翻译,但笔者发现他翻译的政治讽刺诗中也不乏采用拟译法“创作”一首新诗的现象。“拟译”是John Dryden翻译三分法中的一种,即译者将原文“当作模板,推想作者生活在我们所处的国家和时代会怎样写作”(Munday 2012:42),“在某种意义上,拟译是一种创作而不是翻译”(谭载喜 2013:123)。

对于篇幅较长、铺垫内容较多的讽刺诗,沙博理采取拟译的方式,使译诗简洁,且读起来像是一首用英语创作的新诗,这种创作性的翻译方式必定会对诗歌篇章的视觉形式产生很大的改变,以第19首《祸延小孩》为例。

(5)原文:

屠杀罗森堡,

迫害罗伯逊,

今天审记者,

明天抓工人,

早上封报馆,

晚上杀黑人,

美国统治者,

杀红了眼睛。

最近新鲜事,

怀疑小学生,

五岁到七岁,

可能闹革命,

颠覆合众国,

岂是小事情!

小孩要造反,

老师罪不轻。

怕老又怕小,

疑鬼又疑神,

理亏的情虚,

体弱的嘴硬,

到处不稳定,

草木皆成兵,

什么最保险?

家家上铁门。

“自由世界”自由多,

老师要把监牢坐,

“自由世界”自由多,

五岁的孩子要上锁!(袁水拍 1965:39)

译文:

Infant subversives,

They’re news, they’re hot,

Will they revolt

Or will they not?

(Naturally, their teachers too

Must answer legal process due.)

Outer bluster,

Inner dread,

Everyone a

Potential Red,

Seek them under

Every bed.

(Big and small,

Suspect them all.)

No matter if

They’re five or six,

Those communists

Are full of tricks;

Preserve our precious

Liberty,

Put kids and teachers

Under lock and key.(Yuan 1963:30)

该诗讽刺了美国“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认为加利福尼亚小学教员在儿童中间搞颠覆活动的事件。第一节诗人控诉了美国统治者以往的霸权行为,以直白、辛辣的“美国统治者,杀红了眼睛”作为结尾句。诗歌在第二小节进入对主题事件的叙述。全诗简洁明快,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沙博理对该诗采用拟译的翻译方法,删除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内容(第一节),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将原诗的情节线索进行梳理,基于诗人的思想和风格“创作”了一首新诗。

原诗共四小节二十八行,拟译后为三节二十二行,译诗在视觉形式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这种形式的变化不仅没有使译诗失去诗性,反而使译诗取得了与原诗同等的效果。首先,原诗排列整齐,给人以诗歌的整齐美;译诗长短句交替,符合英诗的排列方式,在视觉上给人以参差美。这样,形式的变化实现了译诗在视觉审美功能上的对等。再次,作为外译作品,对外宣传是主要目的,拟译使原诗以一种更加凝练的方式呈现在外国读者面前,可以让外国读者更加清楚的理解原诗的内容和讽刺意味。

沙博理采用拟译“创作”一首新诗,虽然没有做到“形似”,但却以更加地道的英诗形式展现了原诗的魅力,这正如许钧(1997:42)在谈到“忠诚”和“叛逆”的辩证关系时所说:“相似处尤显平乏,不似处倒见魅力”。除了上述例子外,第3首《大胆老面皮》(Arrogant Viliains)、第4首《他们的信仰》(Their Creed)、第7首《美国招兵要打仗》(A Call to Arms)等篇幅较长的讽刺诗都采取了拟译的方法,在此不一一赘述。

3.3.2 听觉形式的功能对等

为了达到贴近人民大众的目的,袁水拍的讽刺诗大多采用民歌民谣的方式,具有一定的音乐性,节奏感强,便于朗诵。但译诗要达到中国传统民歌调子的音乐美是很难的,因此沙博理在翻译时较多采用英诗押尾韵的方式,使译诗达到听觉形式的功能对等。以第2首《一只猫》为例。

(6)原文:

军阀时代:水龙刀

还政于民:枪连炮。

镇压学生毒狠辣,

看见洋人一只猫:

妙呜妙呜,要要要!(袁水拍 1955:41)

译文:

Fire hoses, swords,

Marked the warlord era;

Artillery, rifles,

Chiang does it better;

Towards Chinese students

A wolf’s ferocity,

Towards foreign bosses

Feline docility;

Boot-licking pussy,

Eyes that adore,

“Money, please, money,

More, more, more.” (Yuan 1963:3)

原诗以七言为主,“接近于南方民谚,有‘吴歌’胎息,繁管急弦,有较强的节奏感”(杨四平 2001)。沙博理翻译时采用了英诗尾韵的隔行交互押韵(abab cdcd efef),使译诗具有了英诗的诗歌形式特征。译诗前八行尾韵以辅音和短元音(尾韵分别为:[s][][tr][s])为主,发音时间短,节奏跳跃急促,再现了诗人讽刺国民党无耻行径的幽默口吻。译诗后四行中[:〗的尾韵使发音时间延长,强调了国民党面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形象,放大了讽刺效果,且“more, more, more”颇有猫咪“妙呜妙呜”的拟声效果。

在无法使译诗达到原诗民歌曲调的音乐美时,沙博理通过采用英诗尾韵的方式,辅之独特的音韵安排,不仅使译诗具有独立的英诗形式价值,而且实现音与意相得益彰的讽刺效果,增强了译诗的艺术表现力。

4.结论

袁水拍讽刺诗的政治性符合国家翻译实践“政治优先”(任东升、高玉霞 2015)原则,而诗歌本身的民间曲调形式、通俗化的语言以及讽刺辛辣的风格也对其英译提出了挑战。在新中国国家翻译实践中,作为一名外来译家,在“爱国的伦理诉求”(任东升、张玉凌 2016)下,沙博理“一人三体”(任东升、张静 2011)的独特译者身份使其胜任此项翻译任务。为了达到译诗对外宣传的政治效果,沙博理通过创造性的传译尽可能地重现原词的深层语义;采取跨行和修辞调整使诗句在符合英诗表达习惯的同时再现讽刺力量;对于篇幅较长和无法再现民歌曲调的讽刺诗,则采取拟译和押尾韵的方式重构篇章形式。这些翻译策略和技巧使译者在保持目的语读者取向和再现原诗犀利政治讽刺效果之间取得了平衡,其译诗具有独立的价值,这对现代讽刺诗的英译具有启发意义。 既要有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胸怀和政治立场,又要保持目的语读者取向,并发挥高超的翻译艺术,是自发、自主、自利的国家翻译实践应该秉承的指导性原则。

注释:

1 对于该诗,沙博理采用了“拟译”的翻译方法(参见3.3.1),原诗与译诗无法做到诗行对比,故此处只列举译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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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升: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王 芳: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266100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238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研究”(项目号:12BYY018)和中国外文局“沙博理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研究基地阶段性成果。

H059

A

2095-9648(2017)01-0001-07

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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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虾免疫增强剂研究进展
对虾常见环境性疾病的防治
峨眉山月歌
译诗“三美”与国学经典英译的美学问题
听他吟她的《歌》
改诗为文三步走
描写规范理论在徐志摩译诗作品中的体现
霍克思译《红楼梦》诗词的诗学观照——从两首译诗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