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程立黎

中南大学

《时间边缘的女人》中康妮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

吴琳

中南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程立黎

中南大学

本文取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为视角探寻小说《时间边缘的女人》深刻的隐喻及象征意义，从康妮丧失伦理身份入手，分析以康妮为代表的人类在20世纪70年代所处的伦理困境。以康妮自由进入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社会来对自身伦理身份进行认知，这象征人类在特殊的历史阶段需做出的伦理选择。作者刻画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两个社会对人类的伦理选择具有价值导向的作用，小说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两个社会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中展现出人性的失落与回归。小说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教诲与启迪，同时寄寓着作者对后工业时代人类生存的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深刻思考。

文学伦理学，《时间边缘的女人》，伦理身份，伦理选择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作家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的代表作《时间边缘的女人》(WomanontheEdgeofTime) 自 1976 年问世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广大批评家的关注。美国学者金姆·特雷纳(Kim Trainor)在其作品中探索了该小说中关于女性乌托邦社会里人类的想象力与人类文明繁荣之间的关系，学者马伦·斯·巴尔(Marleen S. Barr)就文本描述的乌托邦题材与文本涉及的性别问题做了讨论。国内学者从多个视角对该文本加以解读，例如，对父权制的解构、对女性身份重塑的问题进行分析，或以该作品科幻及乌托邦的双重主题为参照进行解读，或从生态伦理等视角剖析文本。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理解《时间边缘的女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还没有人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来解读该文本，故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通过分析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的伦理环境，展现女主人公康妮因自身伦理身份陷入的伦理困境，由此揭示人类面临伦理身份丧失时的迷茫、伦理选择的不易以及走出伦理困境的艰难。

1.伦理身份的丧失：从正常女性到精神病患者

聂珍钊(2014a：263-264)指出：“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是同伦理身份相关。伦理身份有多种分类，如以血亲为基础的身份、以伦理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身份、以集体和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身份、以从事的职业为基础的身份等”。《时间边缘的女人》的主人公康妮是一个肥胖、离异、失去儿女监护权且有精神病史的墨西哥裔中年女性。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现实伦理环境中，女性的伦理身份被定位为贤妻良母，生活的重心放在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上。康妮因喂药失当而被法律剥夺了孩子的监护权，女儿被社会福利院收养，而她自己被关进精神病院。康妮是一名知识女性，她的伦理意识已经觉醒，觉醒的伦理意识要求其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相应的社会伦理身份与地位，但现实伦理体制对这类身份的女性产生了束缚。康妮成家后，其伦理身份从一个妻子和母亲变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表面上看，皮尔西是在描述康妮的家庭矛盾纷争，事实上，我们可以在其中窥见康妮的家庭伦理身份丧失的过程：一个完整的家庭破裂之后，她首先丧失了妻子这一家庭伦理身份；然后在争取女儿的抚养权过程中，她又失去了作为母亲这一家庭的伦理身份。康妮这种生存状态的出现并非偶然，在此皮尔西把康妮作为美国中年知识女性的缩影，以此揭示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社会伦理秩序的失调：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突显，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秩序并没有改变。可以看出，皮尔西在小说中描绘康妮家庭伦理的丧失是借此呼吁社会重视女性的家庭伦理地位。

家庭伦理身份丧失之后，康妮的社会伦理身份也遭受了危机。康妮为了保护被男友杰拉多逼迫堕胎的侄女多莉，用酒瓶打伤了杰拉多，因为康妮有精神病史，所以她被侄女诬陷后又被杰拉多送进精神病院。在人类的原始时代，人们相互之间形成互帮互助的伦理关系，在建立稳定的伦理秩序后，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伦理环境不断变迁，最初人与人之间平等、尊重、互爱的关系被打破，逐渐被异化成二元对立的结构。康妮多次主动维护女性的权利但均未成功，在继丧失家庭伦理身份之后，她又丧失了正常女性的社会伦理身份，沦为一个精神病患者，皮尔西以此暗示读者，以男性为中心的二元社会伦理体系异化了女性的伦理身份，拥有独立意识的康妮在社会中遭到强权的打压，这是作者塑造康妮这一形象的原因：女性伦理意识的觉醒与现实伦理秩序之间产生了伦理悖论。在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康妮家庭伦理身份与社会伦理身份的双重危机。皮尔西对康妮生活现状的描写是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的伦理秩序和伦理体制的批判，父权制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绪模式不仅消弥了社会伦理对女性的人文关怀，而且异化了正常的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

康妮在精神病院见到了一个来自未来的女人露西恩特，康妮无意中发现她们两人可以互相穿越进入对方的世界。露西恩特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乌托邦社会，那里两性和谐共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了拯救女性在现实伦理环境中遭遇的困难，作者皮尔西建构了一个女性乌托邦社会与现实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皮尔西对康妮生活现状的描写是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畸形发展的社会伦理体制的批判，作者旨意不在于描述康妮的感情状态与家庭生活，而是借助其感情和家庭的生活轨迹来折射对社会伦理、家庭伦理的思考，为女性获得社会伦理地位而呐喊。作者对男女两性伦理问题的思考潜藏于康妮的家庭与感情危机上，在这充满危机与冲突的伦理环境中，康妮伦理身份的丧失以及在这一伦理困境中伦理选择的艰难得以突显。

2.伦理环境的置换：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

在乌托邦科幻小说《时间边缘的女人》的叙述中，作者对现实的批判以及对当时主人公面临的伦理困境的描述是为下文展开情节做铺垫的。康妮在一次偶然中发现，除了乌托邦世界，还存在一个与之相对立的反乌托邦世界，那个世界里的男权极盛，女性的生命如蝼蚁一般轻贱。美国科幻理论家达科·苏恩文(Darko Sunwin 2011：6)曾指出：“对于虚构事迹的事实性报道所产生的效果是对抗一套常规体系——包含着呈现新的标准体系的观点或世界景观”。文学伦理学批评学者认为，每一个伦理环境中都有相应的伦理秩序和伦理道德标准，在不同的伦理环境中不同伦理身份的人会做出各自的伦理选择。小说中的乌托邦社会和反乌托邦社会都有其相应的伦理规则与秩序，在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世界的形成与解构过程中，读者能充分体会到康妮的伦理身份确认以及伦理选择的不易。康妮在经历了乌托邦世界和反乌托邦世界两个彼此对立的社会伦理秩序后，她的伦理意识的变化反映其内心情感变化的复杂性，从中突显以康妮为代表的人类对未来世界的理解以及所做出的伦理选择的价值。

康妮在精神病院中穿越到未来的马特波伊西特市，在这个乌托邦社会里，男女两性和谐相处，女性的伦理身份与社会伦理地位得以确立，而且每个人都要参加社会劳动，固化的社会角色与职业分工被消弥。以卢西恩特为例，她是植物遗传研究学者，但她不仅要做体力劳动，自己去提取实验资源，也要做遗传学方面的研究。基于性别差异的社会劳动分工的消弥使得生活与工作一体化，社会日常工作男女两性都可以完成，男性也具有了女性的社会角色，参与到婴儿的哺乳当中。康妮很好奇是否乌托邦社会里每个人都会愿意按照这样的伦理秩序生活，卢西恩特告诉康妮，作为乌托邦社会的一员，人们享受社会赋予他们自由的同时，他们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了维护社会伦理秩序，人们会欣然地承担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是这个伦理环境下社会成员的伦理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指出：“人的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人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聂珍钊 2014b:36)。乌托邦社会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伦理机制，在乌托邦社会中，成员自觉遵循社会伦理秩序，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乌托邦社会中女性与男性社会地位平等，男性与女性享受共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小说中的这种男女社会地位平等的理想状态反映了皮尔西对当时美国社会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现状的质疑与不满。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聂珍钊 2014b：34)。平等和谐的社会伦理秩序是在乌托邦世界的大环境下形成的，乌托邦式的绝对平等的社会状态和家庭伦理秩序是对当时美国社会家庭伦理秩序的解构。《时间边缘的女人》这一女性主义乌托邦小说是皮尔西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未来社会的蓝图，它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平等自由的社会，确立新的伦理秩序，消灭性别差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美国学者玛琳·巴和尼克拉斯·史密斯(Marleen Barr & Nicholas Smith 1983:1)在《妇女与乌托邦》(WomanandUtopia:Gritical,Interpretations)中写道：“重构人类文化是乌托邦主义和女性主义写作的共同目标”。乌托邦社会的构建是作者表达其人文关怀的一个节点：两性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从人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女性的价值和生存状态，男女两性的和谐不仅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也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程度。

小说对乌托邦世界的描绘为当时的社会设置了一个理想化的伦理价值标准，但是过于理想主义的描绘难以激起人们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与批判，故皮尔西设置一个与之完全相对立的反乌托邦社会，提醒人们去担负关怀人类终极命运的历史使命。反乌托邦世界是一个被异化的世界，在那个社会里，男人的理性被欲望吞噬，兽性因子压倒了人性因子，他们的行为举止丧失了伦理意识，而女人也同样受到非理性意志的控制，她们借助整容维持身材和样貌，牺牲肉体和男性签订“合约”以获取男性的供养，这是女人活下去的唯一方式。那里的女人像“漫画里的女性形象：腰细，乳房硕大，肚子虽然很平，臀部却大得吓人，而且曲线也很夸张。由于她的胸部和臀部实在太大，她简直没法走动，每走几步大腿都会严重地颤动”(Marge Piercy 1976：276)。在反乌托邦世界里，不仅人的理性意志无法控制非理性意志，女性更是完全丧失人格和尊严，人类陷入一个粗暴野蛮的伦理语境中。皮尔西在小说中采用陌生化的夸张的手法旨在揭示反乌托邦社会里伦理价值标准的荒谬性。反乌托邦社会里的人类丧失理性意识、伦理意识和善恶观念，在这个伦理环境中，正常的伦理秩序和道德价值观完全崩塌。聂珍钊(2014：36)指出：“人类伦理选择的实质就是做人还是做兽，而做人还是做兽的前提是人类需要认识自己，即认识究竟是什么将人兽区分开来。”由此观之，小说对未来的畅想，包含着深刻的伦理意义，也是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敲警钟。皮尔西对乌托邦世界和反乌托邦世界的描画，是希望人类能以此为鉴，在理性的指导下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因为反乌托邦社会里怪诞离奇的故事情节“绝不是对历史、绘画和神话中的恐怖和沉思，它的力量在于它的预见性思考”(安德鲁·桑德斯2000：506)。这个预见性思考既是作者的思考，也是读者的思考，是科学的思考，更是整个人类的思考。作者通过描写一个比现代社会更加残酷，等级分化更加严重的社会，预测可能出现的社会发展趋势，是为了提醒人们，人类自身所处的时代发展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走向。

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伦理意识觉醒的康妮被定位为精神病患者，她穿越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是对“人性、责任和现在成为科学知识体系的一种道德上的探索”(安德鲁·桑德斯2000：506)。康妮在现实生活中丧失伦理身份，逼迫她重新进行身份确认，由此她遭遇双重伦理选择。康妮穿越两个世界象征人类在现实世界中面临的两种可能的选择，其面临的伦理危机象征着整个人类面临的伦理困境，通过突显康妮的伦理困境来警示现实世界中的人们，她面临的伦理选择正是人类已经和即将面对的伦理危机，这也是作者创作该小说的意义所在。作者通过描述两种伦理秩序完全相反的社会以及对这两个社会的解构，以此暗示人类伦理选择的两种途径，乌托邦世界是皮尔西对女性受压迫现状的反抗以及争取自由平等的诉求，反乌托邦世界是皮尔西让受压迫的女性弱势群体发出的呐喊，是皮尔西对现实世界发出的警示。

3.伦理选择的不易：人性的失落与回归

《时间边缘的女人》描述了乌托邦社会和反乌托邦社会两种社会生态系统：乌托邦式的和谐世界，人与人互爱互助，受到尊敬，享受自由；另一种反乌托邦社会里，等级森严，男女地位悬殊，男性禁锢在社会阶层里，女性束缚在男性极权的阴影下。小说刻画了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图景，通过反乌托邦社会里人性的失落和乌托邦社会里人性的回归，来警示当时二元对立的现实社会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以拯救人类文明，让人性得以回归。反乌托邦世界可以看成是人类的自由意志控制了理性意志，人类走向野蛮与粗暴的世界。其中人性的失落表现在女性和穷人在社会中毫无立足之地，弱肉强食；乌托邦象征着人类的理性意志，人性的回归表现在人们用强烈的伦理自觉去履行社会职责。作者借康妮穿越时空的特殊伦理身份对未来进行大胆的畅想，是希望人类在自身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较量下，理性意志的指导下，在人性的失落与回归之间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在反乌托邦社会里，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是占有社会资源的男性为限制女性和弱者而建立的。除了男女两性差异悬殊之外，这个社会里阶级等级森严，所有人的大脑中都植入了含有自己等级和身份的芯片，因此要逾越自己的等级属性是不可能的事。反乌托邦社会的描述以及弱势群体遭受的苦难向我们展示一种讽刺、劝诫和教诲的力量。人类经过伦理选择由蒙昧逐渐走向了文明，且经过第三次科学选择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人类精神财富如反乌托邦社会中描述的一样日渐贫瘠，人性得不到彰显，女性和穷人完全没有人的存在感可言。《时间边缘的女人》中作者描写乌托邦社会和反乌托邦社会意在表明人类身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因子，乌托邦社会代表的人性因子即人的理性，反乌托邦社会代表的兽性因子即人的原欲。如果人类发展成反乌托邦社会的模样，任由自由意志主导社会的发展，老弱病残毫无立锥之地，人性的关怀得不到彰显，最后人类只能走向毁灭。

乌托邦世界是康妮备受摧残后出现的世界，她一开始对乌托邦社会现象表现出排斥，但逐渐适应之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作者构建这样一个理想主义社会，其意图是希望人类在求美和求真的愿望下做出理性的选择。在乌托邦世界里，人们的意志由人性因子控制，能分辨善恶，共同承担社会责任，且女性从生育权中解脱出来，男女两性共同哺育儿女，皮尔西(1976：115)认为“这是一场长期的革命，当我们打破了所有旧秩序时，我们最终要放弃的是生殖权。只要女性还在受生理的束缚，就永远不会与男人平等。让男人也尝试着做母亲，他们才会变得更为人性、体贴和温柔”这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观点，进一步看，这也是对当时美国社会伦理体系的颠覆。在乌托邦社会伦理体制中，使男女两性都参与生育后代的活动中，除了生育外，参军、从政等也都不分男女，社会全体人员都没有了等级概念的束缚，社会等级观念的解构是乌托邦社会的一大特点，也是作者构建乌托邦社会用以呼唤人性回归的一个切入点。

值得一提的是，生态伦理观在小说中也得到了体现。皮尔西注重大自然和生态环境的描写，将自然生态的发展融合到精神生态发展中。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定胜天”的观念使得大自然在工业文明下满目疮痍，人类战胜自然成为文明战胜无序的象征，但自然灾难使人类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如果不加以管理，人类必将走向自我毁灭。在乌托邦社会中，人们亲近自然，同时也和自然保持距离，注重环保和资源的再生，居民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在保持着敬畏之心的同时还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小说中，“树”、“森林”、“河水”等意象反复被提及，这些意象都具有象征意义，象征旺盛的生命力，象征欣欣向荣的自然世界。比如康妮从精神病院逃出来，就把自己藏在森林里，松树、橡树把她包围，在康妮这次逃亡行动中，康妮的命运和大自然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自然的庇护，她将寸步难行，自然像母亲一样给她安慰与力量。小说中另一个场景，是一名叫萨福的老人去世的场景，老人躺在帐篷里，希望自己能够在河边去世，是希望自己的生命能够与大自然重新归为一体。人们在自然中得到生存的资源，同时也在自然中体验生命、回归自我。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作品中描写人的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的交锋与转换，其目的都是为了突出理性意志怎样抑制和引导自由意志，让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聂珍钊2014：40)。在《时间边缘的女人》中，皮尔西描写反乌托邦是暗示着人类不当的伦理选择后，人类可能遭遇的结果。乌托邦世界的描述是作者为了探讨人类如何用理性意志来控制自由意志，最终让人类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因文学具有重建功能，对反乌托邦世界的描述，是作者借这一悲剧来“引起人的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亚里士多德1962：19)。人类以善恶为基础的前提下进行了第二次伦理选择，确认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工业革命的弊端逐渐显露。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受到巨大的影响，现实对人性善良一面的摧毁使文学家们都向往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理性正义的乌托邦社会。作者描述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社会，以此象征人类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的较量与转换，其目的是为了突出理性意志是怎样抑制和引导人类自由意志，希望人类创建一个有序的伦理世界。

皮尔西在《时间边缘的女人》中塑造了康妮这一可以穿越时空的人物形象，借此形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妇女的同情，对当时社会伦理的批判。同时，作者又以康妮的形象作为人类的象征，她的精神病患者的伦理身份是对当时病态社会的暗喻，而她面临的伦理困境以及进行的伦理选择，都是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在人类面临伦理困境进行伦理选择过程中，作者构建了乌托邦社会和反乌托邦社会，以井然有序的乌托邦社会象征人类在理性意志下选择的结果，以杂乱无章的反乌托邦社会象征人类在自由意志选择下的结局。在自由意志与理性意志的伦理冲突中，决定了人类的伦理选择在社会历史和个人发展中的价值。康妮的伦理困境象征了人类的伦理困境，她的伦理选择也代表了人类的历史的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文学的教诲作用，即以文学为载体，理性分析人类所处的历史阶段和伦理环境，辨析人类不同行为所引起的结果，从而引导人们做出相应的伦理选择。因此从伦理的角度，发掘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建构自然和谐的人伦理想，对盲目自信的人类来说具有伦理的警示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边缘的女人》带给我们伦理的思考并给予伦理的启迪，引领人们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Marleen, Barr & Nicholas, Smith, eds.1983.WomenandUtopia：CriticalInterpretations[M].Lanham, 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

Piercy, Marge. 1976.

WomanontheEdgeofTime[M].New York:Ballantie Book.

Trainor, Kim. 2006. “What her soul could imagine”:Envisioning human flourishing in Marge Piercy’sWomanontheEdgeofTime[J].ContemporaryJusticeReview(15):26-38.

安德鲁·桑德斯著, 谷启南、韩加明等译，2000，《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达科·苏恩文著，丁素萍、李靖民等译，2011，《科幻小说变形记》[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

曼海姆，2014，《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

聂珍钊，2014a，《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聂珍钊，2014b，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J],《外国文学研究》(4):8-13.

(吴 琳：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后； 程立黎：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

通讯地址：41008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中南大学新校区外国语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号：13 & ZD12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2015MS72177)和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14YBA393)的阶段性成果。

H06

A

2095-9648(2017)01-0057-04

2017-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