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师范大学

《乌有乡消息》中的批判与建构*

李兆前

湖南师范大学

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在批判旧有社会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具有实践价值的新社会。小说揭露十九世纪的私有制和商业主义信奉利润，疯狂残害劳苦大众以及掠夺大自然，从而推毁人的美貌、健康和灵魂以及大自然的恩赐。莫里斯建构的乌有乡是共产主义社会，信奉人道，由于废除了私有制，自由、平等、公正的新社会体制使乌有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威廉·莫里斯，《乌有乡消息》,乌托邦,批判与建构

乌托邦的主要功能是“批判当前社会和描绘一个新的社会体系”(Claeys 2010：141)，为改造现实社会提供指导，鼓舞人们追求更高和更好的社会生活。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NewsfromNowhere)通过建构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直言不讳地批判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意义性，试图为十九世纪晚期的黑暗现实找到一条出路。对于《乌有乡消息》中的批判与建构，下面将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三方面进行讨论。

1.《乌有乡消息》的政治批评与建构

《乌有乡消息》对于十九世纪的政治批判首先从政府政治的角度展开。在“我”和老哈蒙德看来，过去的政府是武力和欺骗的代名词，“是专制政治的机器”，因为“议会一方面是一种保护上层阶级利益的看守委员会，另一方面是一种欺骗人民的幌子，使人们相信他们也参与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1实际上，虽然自由主义是英国十九世纪主要的政治思潮，民主政治思想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在十九世纪“绝大多数人找不到正当发言权”(McDowall 2006:131)，《乌有乡消息》直击当时的社会现实。老哈蒙德凭着自己丰富的知识认为，过去的政府就是军队、法律和警察等政治机构组成的，为了维护既有的等级社会，只要质疑他们的统治，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就用“骚乱或者叛乱”等罪名以及杀戮或者拷问等武力手段强迫人民就范，因而“饥荒”、“不平等和贫困”无处不在，从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莫里斯的“反权力和反官僚思想”(Gagnier 2005:10)。

另外，旧社会的政府鼓励的是社会等级制。小说第18章谈到，在十九世纪政治环境下，阶级压迫和阶级不平等随处可见，不平等和贫困甚至被认为是上帝之道，因此旧社会没有人道可言，人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有“专制者和奴隶”之分。作为专制者之一的老板总是想方设法剥削工人(没有生活自由的奴隶)，使得工人阶层饥寒交迫，因此“男男女女在肮脏污浊的环境中生活，好象挤在一个木桶里的沙丁鱼一样”；“那种生活只有堕落到非人的境地的动物才能够忍受”(56)。工人阶级成为了富裕阶级抽象求欲的牺牲品，工人们动物般的生存状况表明正常的人类关系不复存在。小说深刻地揭示十九世纪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小说还批判了当时的国际政治。虽然“我”生活的十九世纪自称是文明的，但是自称文明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敌对、相互竞争、相互倾轧、相互掠夺；自称文明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疯狂地毁灭着被他们称为“野蛮的国家”，从而形成一种不自然的、野蛮的、你死我活的国际政治格局，没有任何人性可言。除了经济掠夺带来物质贫困，号称控制了当时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英帝国还给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痛苦、耻辱、被武力征服、屈从，等等(Johnson 2003:8-9)，给他们带去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

关于乌有乡的社会政治，老哈蒙德对“我”说，“你叫做政府的那种东西，在我们这里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现在的议会不是一座房屋所能容纳得下的，因为我们的议会就是全体人民”(67)，也就是说在新社会里，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政治机器都不存在，因而掌握这些国家机器的政府(议会等)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昔日的议会大厦被“当做粪便储藏所”。倡导政府的消亡应该是乌有乡被认定为无政府主义社会的主要原因。对此，莱曼·萨金特认为，不管威廉·莫里斯如何声称自己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否认自己与无政府主义的联系，但是没有任何胁迫的乌有乡社会运作模式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只不过是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Sargent 1990:61-62)。

所谓全体人民的议会意味着乌有乡是真正的民建、民管和民享的社会，没有等级之差，只有公平正义，是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74)。在这个自由平等的社会里，个人吃饭穿衣学习等均可自由决定，而不再像前辈笔下的乌托邦那样受各种规定的限制，例如，在莫尔的乌托邦里，除了区别性别和婚姻状态外，整个乌托邦岛的人一辈子穿着同样的衣服；规定着每人除了农业外该学什么；在规定的地点听哨声准时共同用餐，等等(More 2003:49, 56)。在乌有乡，关系到整个社会利益的事情必须做到真正的少数服从多数方可进行，即是少数人自愿认同多数人意见，自愿地少数服从多数，最终达成共识，而不是多数人强迫少数人认同(即多数人的专制)。值得注意的是，乌有乡的人参与的民主协商基于面对面的讨论，这也就意味着乌有乡必然是一个小型的共同体。现实生活中的威廉·莫里斯本人确实“对小型自治共同体的观点感兴趣”(Payne 2000:48)，因此他在评论爱德华·贝拉米的乌托邦小说《回顾》(LookingBackward)时说：“行政单元必须是小型的，以便每一个人都能感到自己对其中的具体事务负有责任，并有兴趣”；并且“在处理这些事务时能感觉到与其他人之间的联系”(Morris 1984: 253)。

平等友爱是乌有乡社会关系的写真。新社会的人们互称为“邻居”，彼此间肢体触碰等亲密互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因此睦邻友好的生活和秩序以及崇尚公平公正的本能使得乌有乡不再有监狱和刑罚的压制。由于人人行为良好，即便偶尔有人会“生病”(即犯罪)，他也会很快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公开忏悔，其实他/她的自责往往比过去的刑罚更严厉。另外，乌有乡也没有人愿意对他人施以刑罚，因为刑罚就意味着折磨或者屠杀，是一种以恶制恶，显然，这有悖乌有乡的人道信仰：乌有乡人“尊重人的生命和幸福”(145)。所以，新社会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美丽与和平的社会秩序。

在乌有乡社会，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已经随着人与人在社会中的不平等的现象一起被消灭了”，所以乌有乡人视“我”这个“海外人士”为朋友。于是，“世界上不同血统的民族才可以互相帮助，愉快相处，一点也不需要互相掠夺：大家都致力于同样的事业，即努力争取人生的最大幸福”(72，73)。当然，乌有乡践行的天下一家人虽然具有全球化的意识，但是有效地回击了当前全球一体化话语中的“同质化”理论预设和担忧(Mooney and Evans 2007:123-124)，因为它强调多样化，崇尚多元主义，在乌有乡的世界“你随处可以找到多样性的例证：风景、建筑、饮食、娱乐，一切都是多样化的。例如，男女在外貌和思维习惯上都不相同，服装的多样化比在商业化时代更加显著”(72)。

2.《乌有乡消息》的经济批评与建构

不容忽略的是，乌有乡美好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主要是消灭了私有制，因此旧社会的罪恶在于对财富的贪得无厌的追求，只要“他们一起把商业主义摧毁了”(112)，旧社会就瓦解了；只要没有商业主义，社会就得以更新。在莫里斯看来，经济体制的败坏才是社会堕落的根源，因此小说对旧社会的经济体制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

首先，小说批判十九世纪的生产目的。在十九世纪，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商品是做出来卖的，而不是做出来用的”(81)，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形成了商品生产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的最终产物就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利润推动的世界市场迫使人们不断生产“虚假的或者人为的必需品”，从而资本家不断地积累财富，而真正的财富创造者则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这何尝又不是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下各种意义上贫富差距的一种写真。

《乌有乡消息》告诉我们，为了利润而生产必定以牺牲生产者以及自然环境为代价。商品生产对利润的绝对追求使十九世纪的英国充斥着“丑恶的大工厂和更加丑恶的大赌窟”。在工厂老板的掠夺之下，“伦敦乌烟瘴气一团糟”，“乡村情况恶劣，穷困不堪”；生产者过着“非人”的生活。恶劣的生产不仅仅是身体和物理的，而且是精神的。十九世纪的人认为，“如同生孩子是人类的自然愿望，不劳动是人类的自然愿望”(78)，因此他们不喜欢生产劳动，“逃避工作是每个人的目标”(154)，工作是强迫，而非自愿，劳动成为一种讨厌之物。同时他们还认为，劳动必有报酬；雇主追求利润，贪婪地榨取他人的劳动成果，并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报酬；受雇者期待劳动报酬能养家糊口，在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下顽强地生存下去。虽然有工联以及像莫里斯领导的社会主义联盟等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压迫与剥削，但是他们毕竟是少众，资本主义报酬思维在19世纪人们心中已经形成一种习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宣传成果显著，这也说明为什么莫里斯一直身体力行地强调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要书写《乌有乡消息》来宣扬社会主义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理念等。

资本家这种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不仅仅存在于国内，同样通行于国际。十九世纪的英帝国因为不断扩张的海外霸权而成为“日不落帝国”，“倡导革命国际社会主义、消灭阶级以及国家差异”(Thompson 1977:732)的莫里斯对自己国家的掠夺行为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所谓的文明之国为了销售廉价的过剩商品，不惜用武力和欺骗等各种手段和各种借口“开拓”国际市场，掠夺异己国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破坏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从而强迫推销他们并无价值的东西，获取带血的利润。更为可恶的是，他们还美其名曰：他们勇于扛起白人的负担，派出最优秀的子孙去帮助异己国家的“野蛮人”寻觅利益、填满饥饿的嘴、平息瘟疫和带去自由等(Kipling 1907:215-216)。因此老哈蒙德说，从这些所谓的文明之国的海外掠夺中，“我们可以看见十九世纪最丑恶的罪恶本质：人们用伪善和伪君子的口吻来规避残暴行为的责任”(80)。老哈蒙德的观点表明了莫里斯对当时英帝国掠夺行径的批判态度。

旧社会的商品生产不仅残害人类，同样残害大自然。“我”的乌有乡之旅沿着泰晤士河展开，因此泰晤士河之境的变迁象征着新旧社会万事万物的更替。商业社会的肥皂厂、机械厂、制铅厂和造船厂等使得泰晤士河水浑浊无鱼；令人惊骇之各种粗俗人工建造物(桥、水闸、住宅等)使泰晤士河伤痕累累，不堪重负；富裕的“强盗们”把泰晤士河变成庸俗和腐败的中心，他们破坏了它的内外之美，几乎把它完全给毁掉了。泰晤士河的毁灭标志着十九世纪商业社会的掠夺性生产毁灭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人类生存环境的毁灭更深层的原因是当时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认识：“他们的错误是把人类以外的一切生物和无生物、也就是人们所谓的‘自然’当做一种东西，而把人类当做另一种东西。具有这种观点的人自然而然地把‘自然’当成他们的奴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是在他们之外的东西”(154)，是可以任意蹂躏的。

与旧社会不同的是，新社会只为需要而生产：“我们是根据需要制造物品。人们像为自己生产那样去为邻居们的需要进行生产，而不是为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以及无法控制的抽象市场去制造商品”(82)，因此乌有乡的生产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交换；只有真正需要的东西才会生产，这样既没有浪费，也没有强迫。同时乌有乡人的劳动观念发生了巨变。首先，在新社会，奴化人类的机械已被抛弃，无污染的手工生产成为主导。其次，劳动就是生活，大家争先恐后地参加劳动，乌有乡人个个都是工作迷，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找事做，因此大家都有点担心出现“工作荒”。再次，劳动是艺术之源，是快乐，是幸福；在乌有乡，劳动、艺术与快乐三者具有同义性。鉴于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劳动依然没有能够成为大众的快乐幸福之源，如果从这一点来评价“《乌有乡消息》只是美好的白日梦”(Leavis 1968：208)则不为过。最后，乌有乡人认为劳动不仅能“锻炼肌肉”，使人具有健美的体魄，而且在工作中“一个人可以把他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用他的双手表现他的心智和他的灵魂”(129)，劳动使人全面发展，“乐于体力活已经成为乌有乡人的自然状态”(Faulkner 1973:340)。

由于只是为需要而生产，乌有乡永远富足，更由于消灭了过去观念中的所谓“神圣的财产权”、机械生产和消费主义观念，乌有乡更接近当代的“后物质主义乌托邦”(Saage 2006:155-156)：生活是为了追求艺术化生产过程带来的快乐，不是为了物质享受；劳动自主。乌有乡的人是具体的平等个体，没有充满压迫和剥削的工厂，只有联合作坊，大家自愿地聚集在一起相互合作，从事手工劳动，不再是机械流水线上的木偶，而是自主愉快地挑选自己喜欢的工作和伙伴。在乌有乡，竞争和金钱交易等过去的“商业道德已经失效”，国家间的剥削和掠夺也随之消失，人人平等。因此，在乌有乡没有任何竞争和生存之忧，劳动成为快乐，人道成为信仰，乌有乡人“是幸福的”。

只为需要而生产而热爱劳动使乌有乡男女健康、强壮、美丽，是一种可感可触、令人着迷的“野性美”。乌有乡社会不仅仅男女是美丽的、生气勃勃的，大自然同样是美的，乌有乡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热爱大地”。爱伦说“我们感兴趣的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全力热爱它”(129)。乌有乡人以“阿卡迪亚态度对待自然”，而非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态度”(Delveaux 2000:77)，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乌有乡不再是商业生产社会，而是绿色生产社会，是生态社会。

3.《乌有乡消息》的文化批评与建构

政治、经济和文化是撑起一个人类社会的三根支柱，社会的批评和建构除了政治和经济外，文化的批评和建构必不可少。以1877年发表反对本杰明·迪斯雷利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第一次政治演讲为界，之后的莫里斯蜕变为一位“全新的文化和政治活动家”(Pinkney 2007:3)，文化批评成为他最活跃的文本和实践活动之一。《乌有乡消息》中的文化批评与建构主要集中在建筑、服饰、日常生活审美、教育观、艺术观和科学观等方面。

小说中对于过去的建筑总是用“丑陋”二字加以概述，而对于新社会的各种建筑总是冠以“美丽”之名逐一进行详细的描写，虽然这种全盘否定过去有失公允，但是确实表现了“我”对新社会的极度渴望。乌有乡的建筑自有特色：其一，社会建筑的美丽源于显而易见的简单与自然，跟住户的生活和谐一致。其二，建筑是生态的，其“建筑包含考虑人类生活所有的外在环境”(Miele 1996:64)，“房子具有自然的优雅，就像其周围的树一样”(165)。

《乌有乡消息》中的审美批判不仅仅体现在建筑方面，服装也着墨较多。威廉·马歇尔认为，“服装是高度发展的社会象征”(Marshall 1967:94-95)。乌有乡社会多姿多彩的服装象征着自由、平等和天人合一。在乌有乡，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合体的服装，不受男女、工种等限制，因此晒干草的男女可以根据自己的喜爱打扮得花枝招展，这既是自由选择，也体现了男女和阶级的平等，而且乌有乡人们随着季节变换选择不同的服装以及在服装上绣上大自然的元素以“向季节致敬”(20)，向大自然致敬。相反，十九世纪破旧污秽不堪和不合时宜的服饰象征着当时社会的堕落和败坏。

《乌有乡消息》的文化批评与建构同样体现在日常生活审美方面。“威廉·莫里斯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先驱”(Parkins 2010:1)，在他的各种著述中，日常生活的审美已经是一个自发的话题，在《乌有乡消息》中是惯常的生活实践。乌有乡的餐饮细节很好地说明了其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乌有乡的日常生活充满了趣味，可诗可画，生活就是艺术(84-87)。

《乌有乡消息》的批评与建构另一方面就是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我”认为传统教育根本不顾孩子的才能和性情，强迫性设置统一的课程，任何人都不能得到真正的教育，因而应该“取消”这种强迫式的教育方法。显然，莫里斯对传统教育有点“反应过火”(Kirchhoff 1979:131)。小说家借迪克之口建构了新社会的教育模式，即自由地从生活实践中学习，以便充分发现和发展自己的潜能和爱好。乌有乡社会中的青少年没有“教导制度”，教育就像在森林玩耍那样，“学会独立工作，认识野生动物”；在与不同语种和方言的人的交往中学习各种语言等，即自主地从生活实践中获取知识。乌有乡废除系统的强迫性教育，强调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实践活动，显然这种“完全非正式和自发性教育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Thompson 1967:248)。

《乌有乡消息》还批判和建构了婚恋观。熟知过去历史的爱伦对自己婚姻的假设性想象告诉我们十九世纪的婚姻商业化，婚姻是可以买卖的，贫富的差距以及等级制使得婚姻不能自主，没有自由可言。因此，《乌有乡消息》像其它大多数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作品那样批判当时社会“强迫的、无爱的和功利的婚姻”(Reed 1975:108)。与十九世纪的婚恋观相比，新社会的婚恋是自由和平等的，乌有乡的家庭组建也是自由开放的。从前迪克与克莱拉因为彼此相爱而结合；一年前因为克莱拉自认为没有爱情而分开，但是现在他们发现最爱的还是彼此，于是决定重新结合，共建未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迪克与克莱拉的情感发展过程中，是克莱拉先主动离开以及回归的，这表明“莫里斯受当时社会主义女权思想的影响，从而为女性性主动权而辩护”(Morgan 1990:188)。这种来去自由的婚恋关系主要基于男女的全方位平等。乌有乡的家庭已经不需要由法律的或者社会的强制来维系，而是由相互的喜悦和爱情来维系，无论男女都有随意加入或者退出一个家庭的自由。由于相互喜悦和爱情而结合生育的下一代必定是美丽和健壮的。完全自由而幸福快乐是新社会婚恋的根本特征。

《乌有乡消息》中的艺术观批评和建构同样值得关注。小说对十九世纪的艺术创作环境、艺术理论和艺术功用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首先，《乌有乡消息》无情地抨击了十九世纪恶劣的艺术创作环境。在当时社会，艺术的创造者与艺术的享用者之间只有压迫和剥削，不是可以交流的主体，因而没有真正的艺术。其次，十九世纪缺少艺术主要是创造者的理论与实践不一致，因为他们提倡“艺术和想象性文学应该讨论当代生活，但是他们自己从不这样做；即便是这样做了，也是将其伪装、夸大或者理想化”(86-87)。从迪克对博芬的现实主义(地方色彩)写作的批评可以看出莫里斯对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是有一些不满的，因此“他的《乌有乡消息》有意偏离当时的主流文学传统”(Sharratt 1980:289)。最后，由于艺术理论与实践脱节不可能是真正的艺术品，所谓的艺术品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由此看来，莫里斯不但不认同十九世纪的一些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而且对传统静态极乐世界式的乌托邦也持否定态度，因此他把《乌有乡消息》塑造为一个“有意为之的小说杂糅体”：让现实与传奇相互滋润，催生出一个新的文学形式(Boos and Silver 1990:26-37)。

小说中对科学的批判也是不可忽略的。作者借老哈蒙德之口评论说“十九世纪的科学基本上是商业制度的附属物，或者说是商业制度监管下的一种附属物。十九世纪的科学尽管表面上好象不错，但是局限、懦弱，因为它缺乏自信”(113)。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史上，十九世纪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是前所未有的”；“科技发展带来的工业化从此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尽管这会随之产生一些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问题，但是基本上是向更好的方面发展”(Sylla and Toniolo 2003:2)。乌有乡社会对十九世纪的科学弊端矫枉过正，因为虽然过去的时代已经“把东西全发明出来了”，但是现在已经基本被搁置不用，手工基本代替了机器。

4.结语

《乌有乡消息》反映了莫里斯的信仰：只要社会主义者进行革命，就可以消灭十九世纪恶托邦，从而建立乌有乡优托邦，因此它不是描述性的，而是建构性的：《乌有乡消息》建构了一个具有实践价值的新社会秩序。基于私有制和商业主义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是为了利润，疯狂地残害劳苦大众以及掠夺大自然，从而毁坏了人的美貌、健康、灵魂以及大自然的恩赐，是丑恶的象征。然而，莫里斯笔下的乌有乡安全渡过了国家社会主义阶段而实现了共产主义，由于废除了私有制，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体制使乌有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是美丽的象征。莫里斯的乌有乡鼓舞了当时“理论以及政治上与《公共福利》密切相连的极有限的激进读者群”以及“期待首先在一个特殊群体中激发革命实践”(Blechman 128-129)，进而影响社会大众，改变社会现状，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乌有乡模式是一种可探索的社会形态。

注释：

1 见William，Morris.1981.NewsfromNowhereoranEpochofRest,BeingSomeChaptersfromaUtopianRomance[C].James Redmond(ed.).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后面引用此著作只文中标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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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前：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通讯地址：410081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规划办项目“雷蒙德·威廉斯的乌托邦研究” (项目号：14YBA273)和 湖南省教育厅项目“威廉·莫里斯小说中的社会形态研究” (项目号：16C0988)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H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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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9648(2017)01-0061-06

2017-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