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彩莉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马一浮的六艺论及其现代意义

薛彩莉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马一浮的六艺论是其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在马一浮看来，六艺可以统摄中外的一切学术，而统摄的关键在于六艺统摄于一心，换言之，六艺之道所蕴含的道德和价值本体是中外学术都不能离开的东西。既然人的根本在于与生俱来的道德本性，那六艺之道就是最高的德性了，六艺之学的目的也就在于回复自己本然的德性。在此认识的基础上，马一浮兴办传统书院教育，强调个人内在修养的根本作用，致力于彰显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其六艺思想具有独特的现代意义。

六艺论；统摄；心

马一浮，名浮，字一浮，别号湛翁，晚年自号獨戏老人或獨叟，浙江绍兴人，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新儒家“三圣”。他自幼聪明绝伦，博闻强识，先后经过训诂考据、西学思想、悠游佛学、契心儒学的为学道路，最后归依儒学，终身以儒家道德规范、心性修养严格要求自己，并致力于传统儒家思想的阐发和推广。他的六艺论，期望以儒家思想融贯中西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学界对马一浮六艺论的研究已经很多，成就比较显著的有以下几家：刘乐恒先生将六艺论看做一个本源而本真的意义系统，认为“他（指马一浮）对于作为性德之自然流出的六艺之道的展示，乃涵具着其对天地宇宙、生活世界的本源思考。”[1]100-104进而将其引申为现代新儒家具有时代特色的判教系统。刘梦溪、许宁、蒋国保三位先生从不同角度挖掘了六艺论的价值意涵。而刘炜的博士论文《马一浮的六艺论与其诗学思想》则从学理上对六艺论进行了分析。总的看来，学界对马一浮六艺论研究很多，但是不够深入，价值上的简单评价很多而学理分析不足，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六艺思想有时代价值而无学理价值。因此，长期以来，六艺论的全貌难以呈现。因此，本文立足于六艺论本身，结合先贤研究成果，力图对六艺论的内容和内涵进行准确的把握。

一、六艺统摄一切学术

“六艺”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周礼·地官·大司徒》，指的是司徒通过“六德”、“六行”、“六艺”来教化百姓，后来逐渐被用来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种原初典籍，这六种典籍经过孔子删订，被称为“六经”。因此“六艺”一开始就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作为技能操作的六艺，即礼、乐、射、御、术、数；一种是作为典籍传习的“六经”[2]92。在马一浮的思想中，六艺指的是后者。对此，马一浮指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3]8-10这样看来，全部中国学术就都包含在这六部儒家经典之中了。在马一浮看来，儒家的思想是最为全备的学术，孔子的思想是全部中国思想的开端和源头，对此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3]8-10换言之，我国历史悠久，在孔子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典籍流传下来，而按照传统的观点，孔子也只是述而不作，对祖先遗留下来的经典进行整理和编排而已。然为何马一浮就认为这六部经典涵盖了所有的学术和思想？

原因在于马一浮所说的该摄不仅仅是内容和形式的该摄，而是道术意义上的该摄。具体说来，他认为六艺代表着最完善的道德教化，六经每部经典都代表着一种教化，秉承这种教化的人会形成相应的气质和德性，而六经相互之间的道德也是贯通联系的。其依据来自于《经解》和《庄子·天下篇》：“《经解》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3]8-10“《庄子天下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3]8-10所以，六经不仅仅是传统的六种技艺，也不仅仅是六部经书，而是六种道术，它包含了成就自己德行、成就国家所必须遵循的德性要求。六经作为道术的载体，是能诠，而道术是所诠，艺能是表面的东西，而道术是本原的东西。“唯‘六德’知、仁、圣、义、中、和，实足以配六经”[3]8-10，而这六德也不仅仅是普通的道德规范，而是更高层次的道德本体，是成仁成圣的根本依据。

（一）六艺统摄中土一切学术

对于六艺统摄中土一切学术，马一浮是分两个方面来说的：六艺统摄诸子和六艺统四部。首先，六艺统摄诸子。对于诸子学说的起源，最为人知的是《汉书·艺文志》中诸子起于王官的说法①。我们知道，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其实只是诸子百家之一，成为官方学说还只在西汉之后。然为何马一浮却将诸子统摄在六艺之下，视为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方面？根据《经解》所说的:“《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3]8-10所以马一浮认为诸子只是六经某一个方面的偏颇的发展。在他看来，六经本来涵盖了所有的道，而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道术进行着重的发展，成就自己独特的德性和人格，最后努力达到融通一贯的境界。而对六经义理的偏僻的发展就容易造成愚、诬、奢、贼、烦、乱的结果。以道家为例，马一浮认为在诸子中道家的成就是最高的，发展的是《易》的思想，有“体大，观变最深”的优点，但是度没有把握好，流为阴谋，就是所谓“《易》失为贼”的意思。道家是诸子思想中抽象程度最高的，超越性表现最为明显的，就马一浮研究六艺、追寻道德本源的初衷来看，偏爱道家思想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客观上讲，道家思想是否有这样的地位还是有待讨论的。总结下来，马一浮认为诸子于六经的得失是四个方面“一，得多失多。二，得多失少。三，得少失多。四，得少失少”[3]8-11。

对于六艺统四部，马一浮采用的类似于重新分类方法进行论证的，或者说是取消和模糊原来的分类方法。四部是我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方法，为方便典籍的整理与使用，主要以内容为依据进行分类，很少涉及到思想的层次上。而马一浮的重新分类则以义理为根据，打乱原来的分类方式，以求有益于义理的融贯。

经部。十三经，四书，小学中的属于诸子的部分不用再论述，剩余的根据其内容分别分为宗经和释经，都统在经之下。宗经是指以经义为宗旨阐发自己的思想，释经是忠实地解释原典。所以取消四部分类法后，马一浮将经部的书分为经、宗经、释经三部分。新的划分方式比原来的要清晰很多，且以前被遗漏或者被不恰当归类的图书，都能够包含进去，像残缺的经书、被当做经的传，还有一些有经的深度却被当做传处理的典籍等，使得六艺之学呈现一个有层次的、有条理脉络的系统。

史部。马一浮认为，史部典籍借鉴了《春秋》、《尚书》、《礼》的体例和精神，而且在内容上有重合部分，“编年记事出于《春秋》，多存论议出于《尚书》，记典制者出于《礼》。”[3]13-18但是史部也是六艺之道的偏颇的发展，“判其失亦有三：曰诬，曰烦，曰乱”，[3]13-18因此，史部统摄在《书》《礼》《春秋》三经之下。

关于集部，马一浮说的比较简单。集部是关于文学作品的，“文章体制流别虽繁，皆统于《诗》《书》。”[3]13-18而且“《诗》以道志，《书》以道事”，《诗》、《书》可以涵盖一切文学作品的类型。《诗》教和《书》教是相通的，因为诗歌等文学作品是表情达意的，诗歌的风格会反映百姓喜怒哀乐，因此能反映国家治乱状况，与《书》的直白记载形成隐和显两种记录方式。“《诗》教本仁，《书》教本知”[3]13-18，《诗》、《书》背后的德性内核与另外四艺是相互融贯的德性系统，而后世的集部著作越来越繁琐，逐渐失去了《诗》、《书》教的本质内核，因此是这二者的偏颇发展，但是追索根源，还是能归结在《诗》、《书》之下的，所以集部的名字也是多余的了。

（二）六艺统摄西方一切学术

在说明了六艺可以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之后，马一浮紧接着提出了六艺统摄西方一切学术的观点，也即“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3]13-18其依据首先是二者研究内容的相互契合。对此，马一浮说道:“因《易》明天道，凡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者皆属之；《春秋》明人事，凡研究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者皆属之。”[3]13-18也就是说，自然界中的本源之象与本源之数通过《易》呈现出来，通过对这些象数的掌握，就能发明具体的技术，所以现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其实都是以《易》的原理为基础的，即“皆《易》之支与流裔”[3]13-18。而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秩序的，跟《春秋》说名分是相互契合的，因此属于《春秋》的范围。文学和艺术属于《诗》、《乐》，政治和经济属于《书》和《礼》。宗教也属于《礼》，哲学本体论属于《易》，认识论属于《乐》，经验论属于《礼》，唯心论属于《乐》，唯物论属于《礼》，说宇宙观的就是依据《易》，说人生观的就接近《春秋》。其次，在马一浮看来，西方的各种学术相对于六艺也跟“方术”之于“道术”一样，西方各种学术都是偏颇地发展了道的一个方面，被习气熏染，不能进于圣人之道，“若能进之以圣人之道，固皆六艺之材也。道一而已，因有得失，故有同异，同者得之，异者失之”[3]13-18。西方学术也都包在六艺之内，只是因为习气，将超越性的一面遮蔽了，其实它自身还是六艺之道的外在显现。对此，马一浮说道:“克实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显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3]13-18所以说西方所有学术也都统摄在六艺之下了。

相对于六艺统摄中土一切学术的论证而言，六艺统摄西方一切学术的论证显得过于主观化和简单化了，很难让人信服。在对六艺统摄中土学术的论证上，也有很多缺陷，引起了大量的质疑。如成中英就指出，“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把六经叫做六艺似乎把六经过分的夸大了，是否能与所有的后来的学术接轨或与是否能包含所有世界的学术，则是一个需要深入与广泛探讨的问题。若无此探讨则极容易陷入化约主义与主观主义，对国学的发展不一定有利”[4]57-68，“必须要强调的是，不管马氏所说的‘得少失多’或‘得多失少’，都不足以解释各家的创造的能力与独立发展的事实。”[4]57-68蒋国保先生也说“马一浮关于中西方一切学术皆统摄于‘六艺’的论述是陈述式的、说教式的，而非论证式的、分析式的”[5]83-89，认为我们对于马的六艺论“不能从学理层面来考虑，非要去追究他这么说有什么道理。而要重在探讨他这么说的目的何在。”[5]83-89

其实马一浮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完整地呈现原始儒家思想的面貌，而是借对六艺的新诠释寻找特定历史背景下儒学发展的新契机。在国家危难的时代，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马一浮意识到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他努力阐发传统文化的价值，借以增强民众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信心。且这一文化强国的理念也并非马一浮独有，而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如与马一浮并称为现代新儒家“三圣”的梁漱溟、熊十力就有类似观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将世界文化发展分成递进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方科学的道路；第二阶段是中国艺术的道路；第三阶段是印度宗教的道路，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世界文化即将由第一阶段西方道路进到第二阶段中国艺术的道路，因此中国文化复兴是世界文化的必然趋势。熊十力也认为，科学的根荄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科学所不具备的优点，“科学无论若何进步，而其研究所及，终限于宇宙之表层。易言之，即研究一切事物相互关系间之法则。至于事物之根源或宇宙实相，终非科学所能过问”[6]128。

二、六艺统摄于一心

通过以上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发现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不仅仅是六种传统技能，也不仅是六部经典，而是儒家最高的道术，也就是最高的道德的要求。其所说的六艺统摄全部学术，其实就是六艺之道统摄全部学术。而六艺之道也即德性的呈现方式，根本上说就是“仁”，开显为二的话就是“仁知”和“仁义”，开显为三的话就是“知”、“仁”、“勇”，开显为四的话就是“仁”、“义”、“礼”、“智”，开为五的话就是“仁”、“义”、“礼”、六艺之道不由外来施加，是人心本有的，也就是六艺统摄于一心，因此马一浮说：“学者须知六艺本是吾性分之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吾人性量本来广大，性德本来具足，故六艺之道即是此性德中自然流露出的，性外无道也。”[3]15-19

而马一浮“六艺统摄于一心”观点的提出其实是借鉴和发挥了张载的心统性情说和朱熹的理气论。在其看来，心统性情，性是人本然具有的，天理所在，不可污染，也就是天理之性，而情是气质类的。天理之性纯是善的，完满的具足的，而气质之性是有善有恶的，心兼具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天理之性是体，而气质之性是用，体在用中，因用可以显体。因此，圣人修养的目的就是在于凸显本然的善，也即“圣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便是变化气质，复其本然之善。”[3]15-19这个本然之善就在于心中，天理的流露成就的是天德，而天德的发用成就的是王道，王道天德承载者就是六艺，因此六艺就是心中德的显现。天道天德是体，王道是用，因此马一浮说六艺是“一心之全体大用”[3]15-19。既然如此，那对于六艺之道的寻求，也只有向内探求了。

如此一来，六艺统摄中西一切学术就比较好理解了。在马一浮看来，六艺并不是外在的知识，而是普遍的道德要求，不是见闻之知，而是德性之知。对此他说:“如见人读书多、见闻广，或有才辩、能文辞，便谓之有学问。古人所谓学问，似乎不是如此”[3]47-48，“学问却要自心体验而后得，不专恃闻见；要变化气质而后成，不偏重才能”[3]47-48。既然学问是成己成圣的，那修养气质，就在于向内反思，回复本然之善了。在德性是人心本然具足的意义上，西方和中国虽然学术不同，但是六艺之道既然是普遍性的道德本体，那同样可以应用于西方，拯救全人类的道德本心。由此马一浮总结到:“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地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的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式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3]15-19。

总之，六艺论要造就的是圣人，是具有完善德性的人。所以，马一浮在浙大为学生讲六艺论的时候，以横渠的四句教作为教导格言，即要求学生先立其大，以成己成物的圣人标准来要求自己，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由此可见，马一浮的六艺论是实践的智慧。在马一浮看来，六艺论的志趣不在于哲学探讨，而在于培养圣人，帮助人到达圣贤境界。而又因为“义理本人心所同具，然非有悟证，不能显现”[3]30-34，所以需要证悟。那如何能够证悟？马一浮认为必须向内体究，为了向内体究，就必须借助思维，思维要靠名言呈现出来，“名言是能诠，义理是所诠”，所以义理能通过名言呈现出来。但得鱼忘筌，得到义理之后就应该用心涵养，诚恳地去实践，而不能执着于名言。

在马一浮看来，《周易》是阐述和呈现本体的工具，因此最有助于证悟的辅助就是《周易》了。“《易》为六艺之原，《十翼》是孔子所作，一切义理之所从出，亦为一切义理之所宗归。”[3]30-34因此他采用周易的思想阐发义理。在马一浮看来，周易有三个意思：变易，不易，简易，其中变易和不易都是偏颇的，而简易是中庸的，“只明变易，易堕断见；只明不易，易堕常见。须知变易元是不易，不易即在变易，双离断常二见，名为正见，此即简易也。”[3]30-34执着于变易或者执着于不易都是不正确的，都是断见，而只有明白不易和变易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得到正见。跟理气结合起来看，不易的就是理，是本体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而变易的就是气，是物质的东西，形而下的东西。理气是不分离的，有理必有气，有气必有理。虽然在最初的状态下，是纯理的，但是并不是没有气，而是气没有显现出来。就本体自身而言，是理，当理流行起来，生发出万物，有无穷功用的时候，就是气。理和气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是体用一源的。理气的出现并没有先后顺序，而只是言说的时候必定要出现先后顺序。在实际上，离气不能见理，理在气中，理即是气，气即是理。只有明白动静无端，阴阳同时，理气同时的道理，才能明白体用一体的道理，也才能在因用显体，由体达用的关系中游刃有余。在实践中，才能无所凝滞，顺利无阻。理气的辩证运动产生了活泼泼的世界万物，而人对于这个理的体认就是六艺的要求，既是向自己内心回归也是向宇宙本源回归。天和人是相通的，是理气的生成和流行，无怪乎刘乐恒先生解读六艺论为一个本源而本真的意义机制，展示出意义生成和流行的环节。

既然对本心的体认就是对六艺之道的实践，那我们应该如何与六艺之道契合？对此马一浮提出了两种路径，一种是单提，是针对上智之人，不由思学、顿见得道的方法，就是孟子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提法。但是这样容易导致资质平平的人执着于空疏的义理。另一种是全提，是马一浮所提倡的方法，类似于易简，是体用、本末、隐显、内外一体的，“全提云者，乃明性修不二，全性起修，全修在性，方是简易之教。”[3]30-34而因为“性以理言，修以气言。知本乎性，能主乎修。性唯识理，修即行事”[3]30-34，因此知能问题也就是理气问题下落到人生修养上的说法。这样的话，全提就是理事双融的态度，理不离事，事中见理的态度，类似于禅宗“担水劈柴皆是妙道”的提法。所以，马一浮总结道:“知是本于理性所现起之观照，自觉自证境界，亦名为见地。能使随其材质发见于事为之著者，属行履边事，亦名为行。故知能即是知行之异名，行是就其施于事者而言，能是据其根于才质而言。”[3]34-35

为了推广六艺之教，马一浮还进行了一些教育实践。对于现代教育，马一浮很不满意，在其看来，现代大学的体制教育完全背离了圣贤之道，学校变成了培养工匠的场所，对此，他批评道:“今日学子只知求知，以物为外，其结果为徇物忘己。圣贤之学乃以求道会物归己，其结果为成己成物。一则向外驰求，往而不返；一则归其有极，言不离宗。”[3]45为此在其教育活动中，他力主教育向成圣成贤教育回归，要求人们回归本然之性，以达到“义理为主，此心常存，无有放失，气即安定，安定则清明。涵养于未发以前，察识于事为之际，涵养愈深醇，则察识愈精密。见得道理明明白白，胸中更无余遗，一切计较利害之私自然消失，逢缘遇境，随处皆能自主，皆有受用。然后方可以济艰危，处患难，当大任，应大变，方可名为能立”[3]45的教育效果。在主持复性书院时，他就拒绝以功利和文凭来招揽学生，要求来书院学习的人一定要有圣贤之志。

三、六艺论的价值

马一浮的六艺论是以传统文化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由此他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虽然他的学说看似古色古香，但是却并不是固守传统，拒绝创新的。因此其思想也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陈词滥调。

首先，六艺论所具有的涵容并包精神，以及其所具有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倾向使得其本身具有无限的活力。六艺论虽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但是马一浮力图发掘其中最为普遍的道德理想，使之适用于一切学术，成为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依据。马一浮强调道:“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地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的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3]19可见，马一浮提出六艺论的目的不仅仅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想法，而是着眼于全世界人类的共同未来。马一浮的治学态度也是涵容并包的，他广泛地采取各家的思想来建构六艺论，尤其明显的是其对于佛教思想的借鉴，不仅在内容上以佛证儒，表达方式也借鉴佛典很多。此外他还反对学派的分化，反对学术分门派，所有的这些造就了六艺论的博大深邃。

其次，他的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思想对后来的新儒家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之前梁漱溟已经提出未来世界文化的复兴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儒学的复兴。经历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国传统文化处于失语状态，拿景海峰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传统学术体系的全面崩溃，使得儒家思想之核心，屏障全失，受到致命性的打击，在所谓‘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的强力围攻下，儒学真可以说是气绝命丧了。”[7]168在这种状态下，服膺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知识分子站在文化救国立场上，不自觉地充当了拯救儒家文化的英雄，作为不合潮流的保守主义者竭力阐释传统文化的对于民族生存的根基作用。在这之后的第二代新儒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在世界上呼吁对于中国文化同情的理解，强调中国文化在拯救世界文化之失上的积极意义。可以说，从梁漱溟、马一浮等第一代新儒家到第二代新儒家的儒家本位思想是在不断深化的，且第二代新儒家对重构儒家思想有了更多的自觉，这离不开马一浮等第一代新儒家的启发。

再次，马一浮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思想对于树立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树立民族意识具有积极的意义。五四运动后，西方文化由片段化传入变成系统化的传入，由此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语状态，将传统文化放在“现代发展”的对立面不仅阻碍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方向转变，还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民族文化自尊心，在社会上造成“万事不如人”的消极影响。马一浮作为传统文化的受益者，接触西方文化后，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得其在拯救民族危机上发挥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义理重建作为儒学现代化的一种方式，以中国文化固有优势化解西方文化冲击，对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也有着巨大的意义。

最后，马一浮传统教育的尝试为之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借鉴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重心之一就是德性教育，德性教育与对传统文化典籍义理的把握是分不开的。而对德性和义理的把握在现代制度化的中国哲学课堂里是不可能完全得到的，重体悟的中国传统文化与重知识的现代教育格格不入。在这个方面，马一浮的复性书院的实践能给我们一定的启发，如其对德性教育的去功利化、忠信笃敬的修养功夫等方面的强调。

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是其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论证缺乏说服力，尤其是对六艺统摄西方学术的论证，多流于表面内容比附。其次，在山河破碎的时代，强调圣贤教育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德化的力量并不能很快地转变成振兴国家、抵御外侮的力量。最后，马一浮所坚持的传统书院教育，有些不切实际。他没有结合当时西学传入的现状，对教育方针进行适当的调整，以至于书院选拔标准太苛刻，接收的学生少之又少，最后走向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注释：

①在诸子起源问题上现在还有很多争论，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法是：“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章学诚“六经皆史”观点，认同《汉书》的观点，甚至肯定秦始皇“以吏为师”的主张。章太炎同意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参看洪治纲主编《章太炎经典文存》91页）“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百姓当家，则务农商畜牧，无所为学问也，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或乃供洒扫为仆役焉”。胡适持另一看法，（参看他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认为诸子学说的兴起是适应春秋战国时候的社会形势而兴起的，为了挽救社会动乱，结束天下纷争而兴起的。他认为诸子著述丰富的内容远远超过胥吏的记载，是胥吏所不能达到的高度。

[1]刘乐恒.一个本源而本真的意义机制——马一浮六艺论新诠[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2（5）：100-104.

[2]刘梦溪.马一浮与国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3]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4]成中英.马一浮的“六艺心统说”与儒家经学的哲学意涵[A].吴光主编.马一浮思想新探[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蒋国保.马一浮楷定“国学是六艺之学”的现代意义[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31（4）：83-89.

[6]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7]景海峰.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Ma Yifu's the Theory of Liuyi and on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XUE Cai-li
（School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The theory of liuyi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hought of Ma Yifu.In his view，liuyi can excise control over all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academic.The reason why liuyi can control all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academic is that liuyi is governed by conscience，which means the morality included liuyi is the best and indispensible virtue of human.Since the morality nature is the root nature of human and it's an inherent quality of people，the morality included in liuyi is the highest virtue of human.We should study liuyi to recover our natural virtue.Based on this idea，Ma Yifu started to establish traditional school——Fuxing Academy.He emphasize that individual inner refine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uman life，concentrated on demonstrating special value of traditional culture.The theory of liuyi has unique modern significance.

the theory of liuyi；contral all；conscience

B2

A

1671－9743（2017）06－0070－05

2017-05-04

薛彩莉，1993年生，女，山西运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