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明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胸中浩荡有乾坤，笔底文章自春秋
—— 方如金先生宋史研究述略

朱光明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方如金先生是著名宋史研究专家，在宋史研究领域，有着较大影响力。由于时代原因，方如金先生大好青春年华，无法从容进行学术研究。但他矢志不渝，“文革”结束后，他抓住机遇，全力投入宋史研究，尤其以对陈亮和浙东学派的研究知名于学界。方先生师法乾嘉诸老，文献考证与理论阐发并举，从目录学入手研究学术问题，且寓深邃的理论思辨于扎实的文献考证之中，其学术专长为陈亮研究、南宋浙东学派研究、浙江地方史研究。在进行教学和研究的同时，他还积极地保持与韩国、美国等多所高校宋史研究学者密切的学术交流，开启了中外宋史研究合作、交流的新篇章。

方如金；宋史研究；浙江地方史研究

钱穆先生在《学问之入与出》中谈到做学问的四个步骤，第一步便是专门之学，第二步是博通，第三步仍为专门，第四步始是成家而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本文要研究的著名史学专家方如金先生的治学历程也经历了这四步骤，尤其在陈亮研究和宋史研究方面创获颇多，嘉惠学林。

一、学术历程：虽遭坎坷而矢志不渝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风。方如金先生治学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受时代精神的影响，方如金先生养成了刚正不阿、独立不倚的学术个性，并体现于其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中。

方如金，字品一，1938年10月生于浙江永康，浙江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学时代便显示出过人的才华，并时有文章在报刊发表。1960年7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原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并留校任教。春风数度，青灯黄卷，孜孜不倦于学术，奠定了研究宋史的雄厚基础。孙正容先生等著名学者的点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方如金先生学术潜质的开发。但在1966年后，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方如金先生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在最美的青春岁月里，无法从容地进行学术研究。但是方如金先生仍没有放弃成为一个一流学者的梦想，在条件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他仍尽可能地抓住机会读书与研究，发表了《试论曹操“唯才是举”的法家组织路线》[1]等论文。同时，还在《浙江日报》刊发多篇学术文章，影响广泛。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对宋代史学著述颇为赞赏，称陈垣先生的著作为“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2]270，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进一步谈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277。方先生对陈寅恪的看法深表赞同，在自己的论著中对宋贤频频致意。方如金先生追怀宋代史家之风范，立志献身于宋史研究，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努力为宋史研究做出自己独特而富有价值的贡献。

“文革”结束后，方如金先生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发表了《论钱镠》[3]等多篇论文。然而这个时候，方如金先生却没有立刻展开自己的系列学术研究，而是选择了拜师深造。其中原因，正如方如金先生所说：“为了在宋史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光靠闭门造车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拜名师深造”[4]469。1982年上半年，方如金先生开始拜宋史研究权威徐规先生为师，进入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进修，开始了学术研究的新阶段。师从徐规先生，让方先生与宋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杭州大学进修期间，方如金先生主要跟随徐规先生学习“如何深入研究宋史，如何考证史料，如何选题”[4]470等，听徐规先生的教诲，方如金先生如坐春风，似对秋月，度过了一段愉快而充实的生活。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方如金先生抓紧时间读书，在徐规先生指导下，写出了《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5]等文章，得到徐规先生等宋史专家的肯定和表扬。

自杭州大学返回原浙江师范学院后，方如金先生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先后撰写《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及流通》[6]、《宋代浙江经济大发展的原因探析》[7]、《论陈亮的军事思想》[8]、《六朝时期南方经济作物种植》[9]、《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10]、《宋孝宗》[11]、《陈亮研究论稿》[4]等。新成果的不断推出，使得方如金先生受到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评价。先后被评为副教授、教授、资深教授，并先后受聘为河北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温州大学专聘教授、浙江传媒学院科研特聘教授、湖州师范学院兼职教授等。2003年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活动，其精彩的发言得到国际同行包弼德教授等学者的高度评价。因出色的科研能力，方如金先生获得多个奖项：《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荣获浙江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专著类二等奖、浙江省教育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及流通》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岳飞所具凝聚力的多层次剖析》获浙江省1989 - 1990年度优秀成果三等奖，《六朝时期南方经济作物种植》获浙江省第七届（1993 -1994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奖，《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获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优秀奖，《陈亮研究十大误区考论》被教育部“名栏工程”评为“名栏优秀论文”。此外，因其出色的教学能力，方如金教授荣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1997年度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三等奖。

二、治学方法：文献实证与理论阐发并重

拜读方如金先生的文章，可以看到徐门轨辙俨然，其感念的老师徐规先生的治学方法，贯穿其学术研究中。对于徐规先生的治学方法，我们可以从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先生对恩师的回忆文章《勤于剪枝勤灌溉 呕心沥血育人才——记徐规先生指导研究生做学问》中窥见，徐先生重视对研究生基本功的训练，认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生应具备的基本功有三：“一是要具备相当的古文阅读能力；二是要有较高的论文写作能力；三是要掌握史料学、目录学、避讳学、校勘学、版本学等多种基础知识”[12]。上述话语，徐规先生也曾对方如金先生讲过。方如金先生在《“绣罢鸳鸯赠君看 并把金针度与人”——追忆恩师徐规教授悉心指导我研究宋史》中深情地回忆了徐先生对自己的教诲，“要把《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宋代基本史料都读一读，把基础打好”[4]469。在徐规先生的指导下，方如金先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学特色和治学方法。现举其要者如下：

其一，从目录学入手开展学术研究。方如金先生深知目录学著作对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他对宋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宋代经济史的探讨，尤能体现其对目录学著作的重视。为研究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和流通情况，他认真地研读了相关正史、方志、笔记、金石志和大量的文人别集，获得了对此一问题的比较全面的了解，最终撰成《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及流通》一文，刊发在1988年第4期的《历史研究》上，在一定程度上，为宋代两浙路的粮食史研究填补了空白。

其二，寓深邃的理论思辨于扎实的文献考证之中。考论结合，是方如金先生治学的一大特色。在这方面，兹举《陈亮研究十大误区考论》[13]一文，以见其风采。随着学界对陈亮研究的不断深入，涌现出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方如金先生敏锐地注意到不厘清陈亮研究中存在的误区，将影响此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有鉴于此，方如金先生对学界存在的诸多分歧观点进行剖析，从陈亮的具体出生地，陈亮为尼姑所生，陈亮没有师承，陈亮到义乌何子刚馆舍求学，陈亮父亲下狱后何茂宏、茂恭兄弟在经济上对陈亮进行的资助、帮助陈父出狱，“乌伤四子”和“乌伤四君子”的混淆，陈亮、朱熹、吕祖谦三人同时在一道讲学，《永康地景赋》作者为陈亮，关于“陈亮平生不能诗”，到陈亮思想研究中忽略其“下系民生”思想等十个方面，详加考证，澄清了陈亮研究中的误区，对于推动陈亮乃至宋史研究，都是有很大助益的。

三、学术成就：补苴前贤所未发，另辟新说自成家

陈寅恪先生《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云：“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2]247方如金先生具有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且载勤载力，笔耕不辍，不拘一格，从陈亮研究逐渐拓展到南宋的浙东学派研究，进而扩大到整个宋史研究（尤以宋代经济史研究成就突出）、浙江地方史研究，兼及文化史和文学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突出成绩，或填补学术空白，拓辟新的学术领域，或补前贤之未发，让该学术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解决。现择其要者，绍述如下：

（一）陈亮研究

方如金先生致力于陈亮研究数十年，可谓对陈亮进行了相当全面、系统的研究，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陈亮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创立永康学派，为南宋浙东学派的杰出代表，其所倡导的“事功之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学界的研究情况，较之于陈亮的成就和地位，尚比较薄弱，且存在误区。方先生对陈亮研究有年，深得学林之嘉许，如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先生对其著作《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的评价为：“新意甚多，深致敬佩，附录中所收陈亮的几篇佚作可以补我所增订的《陈亮集》之不足，更是一件极大的好事。”[4]467方如金先生积数十年之力所撰写的《陈亮研究论稿》（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更是此一领域的力作，从陈亮的生平、著述、事功、气节、民生思想、农业经济思想、商业思想、军事思想、妇女思想、教育思想、人才思想等多个层面探讨陈亮的贡献，在更广阔的历史时空中，考其得失，评其影响。

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考验着研究者的识见和学问。对陈亮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方如金先生非常注意把陈亮放到其所生活的南宋时代，立足于坚实的文献，对陈亮的遭遇抱着“同情之理解”的态度，肯定其所取得的成就，并指出他身上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即“他频频上书，把自己的抗金主张和政治抱负的实现过多地寄托于皇帝身上，显得过于天真和不切实际”[4]53，品评允当。与学界多集中对陈亮爱国思想的阐述不同，方如金先生对陈亮的民生思想以及妇女思想给予了较多的关注[4]75。然而《论稿》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指出“陈亮的富民强国、藏富于民的民生思想在根本上还是为了统治者更好地治理国家，这是自然的，无可厚非的，但揭示其对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针对社会各阶层安身立命提出的系列举措，其通过建立健全法制惩贪防腐的主张，给广大人民以福祉，造福于民，这对现今社会的制度建设仍不失启发、借鉴和警示作用”[4]76。方先生对陈亮的研究不断深入，提出“陈亮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杰出的状元思想家”。赵瑶丹等学者在《一竿明月半床书，两度梅香毕生缘--评方如金教授〈陈亮研究论稿〉》中，对此作出进一步说明[14]：

陈亮既是永康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南宋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又是清代以经世致用为显著特色的浙东史学的先驱和倡导者。陈亮创立的永康学派，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文化。所以方教授认为，陈亮不愧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唯一一位状元思想家。

这可视为方先生晚年对陈亮研究所作出的进一步思考，将给学界提供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以古鉴今，古为今用。方如金先生并没有仅仅把历史当作过去的事物来看待，而是想要通过自己的研究，让过去的历史服务于现实生活，这或许也是其研究历史的一个学术旨趣吧。

（二）南宋浙东学派研究

南宋浙东学派虽是一个地域性的学术流派，却是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学术影响深远，被视为“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之前性质最成熟、自觉的传统学术”[15]。

方如金先生在此一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为《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不但厘清了一些学术界研究的误区，而且还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学术研究思路，即抓住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的结合点进行综合研究，创获较多，好评如潮。宋史研究著名学者朱瑞熙先生认为“以方如金教授为首的这部学术专著是他们对近6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陈亮和南宋浙东学派研究的一次很好的总结。同时，他们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在总体上取得了创造性、突破性的进展，从而把陈亮和南宋浙东学派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4]476。《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刊发奚建华先生的书评《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综合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对该书予以高度评价，指出此书“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专著，资料翔实丰赡，论点确凿可信，具有许多创见，是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佳作”[16]。《史学史研究》刊发施宗璜先生的《宋代人物与学术流派综合研究的新途径——读〈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一文高度评价该书，认为“无论是该书的研究角度的选择，主题的深化，史料的选择、运用均比其他同类著作更富有特色，显示作者的匠心独运”[17]。姜鹏博士在《重评陈亮历史地位——〈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读后感》中指出：“这本代表着如金先生三十年研究成果之结晶的著作对六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陈亮和南宋浙东学派研究很好地作了一次总结，同时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在总体上取得了创造性、突破性进展，从而把陈亮和南宋浙东学派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堪称该项课题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8]

（三）浙江地方史研究

对浙江地方史的研究，是方如金先生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他对浙江经济史的研究，走在全国前列。宋代的浙江，在很大程度上，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尤其是南宋时期的浙江，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宋代的浙江史，有助于推动宋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方如金先生就开始撰写多篇学术论文探讨宋代两浙路的经济情况，创获极多。在《南宋临安的都市经济》中，通过对南宋临安都市经济的考察，方如金先生指出“临安都市经济在南宋一代有了巨大的发展，它代表了南宋城市经济发展的水平，说明了城市经济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但是，就整个临安城市经济的基本特征来看，它仍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世纪封建消费城市”[19]。在《宋代明州与高丽的贸易关系及其友好往来》中，方先生等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宋丽两国之间在各个领域相互影响是很深的，在频繁贸易往来的基础上，大大促进了两国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20]。方先生在《宋代都城的商业和经商风气的盛行》中指出“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商品流通频繁，是明代中叶资本主义在江南一带萌芽的温床，因此这个伟大的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也产生了许多流弊”[21]，并对这些流弊深入分析。方先生在《宋代浙江经济大发展的原因探析》中，从十方面对宋代浙江经济繁荣原因进行探析，尤其高度评价了宋代两浙路市镇的历史作用，指出其“作为商品经济的重要阵地，……虽然它还没有力量动摇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但它使两浙路固有的自然经济的牢固性、严密性开始松动了，为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在东南两浙一带开始出现创造了条件，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22]，同时也点出了宋代浙江城镇这一重大的学术课题。对南宋两浙经济史的探讨文章，还有《南宋两浙社会经济的发展》[23]《北宋两浙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24]《宋代浙江的粮食商品化述评》[25]《南宋临安的茶叶及其特点述评》[26]等，均不乏真知灼见。

在浙江文化史方面，方如金先生也作出了宝贵的探索，其所撰写的《南宋临安的文化》、《南宋浙江文化的大发展》均不失为佳作。前者从学校教育、刻书藏书、杂技百戏、寺塔碑窟等方面考察了南宋临安文化的繁荣情况，同时道出了“南宋的临安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和富商巨贾纵情享受的乐园，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被他们巧取豪夺，肆意糟蹋”[27]的事实；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由临安扩展到整个南宋浙江，方如金先生立足于全球视野来看待南宋浙江的文化发展，明确指出“中国在这一时，三大发明进一步发展及其传播，影响并推动了世界物质文明的历史进程，为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浙江在这当中所作的贡献最为突出”[28]。除了浙江的经济史、文化史之外，方如金先生还对浙江古代学者的精神史进行研究，如《论胡三省的治史态度和人格精神》等。

值得一提的是，方如金先生还饶有兴趣地研究古代文学作品，撰写了《血泪心声铸壮词——〈青玉案〉词写作地点和时间及内在价值考》[29]等论文，史蕴诗心，慷慨激昂，气势磅礴。

钱穆先生《略论治史方法》云：“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30]如金先生正是循着这样的治学路径，以数十年之功力，而成为宋史研究专家，其成就已得到国内外学界的肯定，在其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中，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或论点摘编，其成果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引用。

四、对外交流：开启中外宋史研究合作新篇章

在搞好科研和教学之余，方如金先生还保持着与国际学界的交流。方如金先生在宋史研究领域注意加强合作、交流，与韩国、美国等多所高校宋史研究学者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尤其是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包弼德先生的合作，为世界宋史研究界所瞩目。1998年5月20日，包弼德先生抵达浙江师范大学，开始与方如金先生进行友好而深入的交流，双方打算共同研究宋元明清时期金华的历史[4]514。双方达成了三方面的合作意向，包括“建立长期稳定的学术信息和研究资料交流关系；共同推动研究人员的互访活动，并为这种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共同负责联系国际上从事浙江地方史研究的学者，加强彼此间的学术交流，并在条件成熟时，共同发起和组织有关金华地方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4]514，推动了宋史，乃至中国古代史与国际学界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双方签订了“金华地区地形、祠堂、古村落、古建筑及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大型科研合作项目的协议，方如金先生为项目中方负责人，包弼德先生为项目美方负责人，项目从1998年持续到2005年，成果丰硕，代表性的有《地方史之兴起：南宋至元婺州之历史、地理与文化》[31]、《论陈亮“农商相籍”的重商思想及经商自救活动》[32]等。

值得指出的是，方先生以突出的学术成就赢得哈佛大学包弼德等国际著名学者的赞赏，并受邀于2003年11月11日至28日赴哈佛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其所作的《近百年来陈亮及浙东学派研究的有关问题》《金华地区古村落、古建筑概况及特色》①这是2003年11月11日至25日，方如金先生在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博士研究生的读书报告会上所作的报告．参见：方如金．陈亮研究论稿[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527．的学术报告，受到广泛好评。

杏坛执教六十载，教泽天下育英才。方先生1960年毕业后，便留校任教，至今约有一甲子。六秩芳华，先生全部奉献给了他念兹在兹的浙江师范大学，先后培育出了姜鹏、赵瑶丹等一大批学者，为宋史研究不断贡献着新的力量。

虽年近八旬，方如金先生仍笔耕不辍，近期又会有《陈亮事迹著作编年》等新作推出，值得期待。把方如金先生作为一个学者的个案来进行研究，除了其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外，其文章中所呈现的文化担当精神更值得关注。其所研究的对象和思考的历史命题均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和文化的走向密切相关，视野恢弘阔大，见解独到，正体现着一代学人的心魂和风骨，值得我们珍视。

[1] 方如金．试论曹操“唯才是举”的法家组织路线[J]．浙江师院，1975（1）：24-29.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 方如金，倪士毅．论钱镠[J]．杭州大学学报，1981（3）：54-63.

[4] 方如金．陈亮研究论稿[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

[5] 方如金．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C]//徐规．仰素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568-583.

[6] 方如金．宋代两浙路的粮食生产及流通[J]．历史研究，1988（4）：106-121.

[7] 方如金．宋代浙江经济大发展的原因探析[J]．浙江学刊，1988（3）：33-37.

[8] 方如金．论陈亮的军事思想[J]．军事历史研究，1990（3）：125-135.

[9] 方如金，陈国灿．六朝时期南方经济作物种植[J]．历史研究，1993（5）：178-182.

[10] 方如金，方同义，陈国灿．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395.

[11] 方如金，陈国灿．宋孝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1-358.

[12] 何忠礼．勤于剪枝勤灌溉 呕心沥血育人才：记徐规先生指导研究生做学问[C]//张其凡，李裕民．徐规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3-6.

[13] 方如金．陈亮研究十大误区考论[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1-12.

[14] 赵瑶丹，黄宗海．一竿明月半床书，两度梅香毕生缘：评方如金教授《陈亮研究论稿》[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12-116.

[15] 钱志熙．论浙东学派的谱系及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位置：从解读章学诚《浙东学术》入手[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1）：61-72.

[16] 奚建华．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综合研究的开创性著作[J]．中国社会科学，1997（4）：205-207.

[17] 施宗璜．宋代人物与学术流派综合研究的新途径：读《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J]．史学史研究，1997（4）：75-76.

[18] 姜鹏．重评陈亮历史地位：《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读后感[J]．浙江学刊，1998（1）：128-129.

[19] 倪士毅，方如金．南宋临安的都市经济[J]．浙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1）：32-41.

[20] 倪士毅，方如金．宋代明州与高丽的贸易关系及其友好往来[J]．杭州大学学报，1982（2）：81-91.

[21] 方如金．宋代都城的商业和经商风气的盛行[J]．山东社会科学，2006（5）：124-127.

[22] 方如金．宋代浙江经济大发展的原因探析[J]．浙江学刊，1988（3）：33-37.

[23] 倪士毅，方如金．南宋两浙社会经济的发展[J]．杭州大学学报，1983（2）：110-120，125.

[24] 方如金．北宋两浙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J]．浙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1）：38-46.

[25] 方如金．宋代浙江的粮食商品化述评[J]．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3）：78-82、124.

[26] 方如金，高建萍．南宋临安的茶叶及其特点述评[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4）：45-51.

[27] 方如金．南宋临安的文化[J]．浙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3）：54-63.

[28] 方如金．南宋浙江文化的大发展[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1）：64-72.

[29] 方如金．血泪心声铸壮词：《青玉案》词写作地点和时间及内在价值考[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82-87.

[30]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44.

[31] 包弼德．地方史之兴起：南宋至元婺州之历史、地理与文化[J]．哈佛亚洲学报，2001（1）：37-76.

[32] 赵瑶丹，方如金．论陈亮“农商相籍”的重商思想及经商自救活动[J]．清华大学学报，2011（1）：95-104.

One with Ambitions and Knowledge Can Write Exquisite Descriptions—— A Brief Account of Fang Rujin’s Research of Song Dynasty

ZHU Guangming
(Research Center for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433)

As a famous expert in the history of Song Dynasty, Professor Fang Rujin has a great influence in this field. Due to the reason everyone knows at that time, Professor Fang Rujin could not make academic study when he was young. Although he suffered setbacks, professor Fang also persisted in his studies year by year. After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seized the opportunity and concentrated himself on the research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especially on the study of Chen Liang and East Zhejiang School well-known in academia. Professor Fang learned from Qian-Jia school in the field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he also studied on academic issues from bibliography to academic problems through the method of profound theoretical speculation rooted in solid document research. His academic expertise tends to the study of Chen Liang, the East Zhejiang School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Zhejiang local history research. In addition to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he also actively maintained academic exchanges closely with the scholars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research from South Korea,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broad. And therefore his research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the cooperations and exchanges of the Song Dynasty history research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Fang RuJin; Research on Song Dynasty; Zhejiang Local History Research

K245

A

1674-3555(2017)02-0079-07

10.3875/j.issn.1674-3555.2017.02.01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16-09-12

朱光明(1990- )，男，河南永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