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晓刚

(浙江大学历史系，浙江杭州 310007)

宋儒范浚的经世思想及其学派归属

金晓刚

(浙江大学历史系，浙江杭州 310007)

作为两宋之际的浙东理学家，范浚富有卓绝的经世思想：在政治上，提出“格君心、主更化、慎朋党”的政论；军事方面，将战争视为备战、作战、善后的长期过程，并提出川蜀、荆襄、江淮三区联防的思想；经济上，主张“理财均输，蠲赋惠民”。这些见解均契合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实践性。但这不等于说他属于浙东事功学派，因为范浚是在心性之学的基础上，才展开事功经世与“王霸义利”的讨论，与陈亮、叶适的事功思想有别而属于二程、朱熹、陆九渊一派的心性之学。

范浚；经世思想；事功学派;心性之学

两宋之际，浙东学派逐渐兴盛。在婺州兰溪县，被后世推为“婺学开宗”的范浚（1102 - 1150年）。范氏一生隐乡讲学，与当时的主流学派均无直接的师友渊源，但他在心性、经史方面颇有不少独见，朱熹曾取其《心箴》入《孟子集注》，此后渐为人所知。作为理学家，范浚既有宇宙论、心性论、修养论的解析，其思想亦涵括经世务实的一面。然后世学者不明理学体用关系，仅观察到范浚《进策》呈现出的经世致用精神，便遽然将其归为浙东事功学派。本文在仔细剥离范浚的经世之学后，对前人的误判作了矫正、澄清，进而讨论宋明思想学派划属的一般原则与路径。

范浚虽隐居草莱，却时刻表现出忧国爱民的儒者襟怀。绍兴（1131 - 1162年）年间，他撰写了《进策》二十五篇，全面分析了南宋初期的政治、军事形势，涉及谋策、用人、改制、增钱、除盗等问题。虽然所撰未能进呈宋高宗御览以付诸实践，但其中处处显现出“经世济民”的旨归。他的经世思想不只是传统思想的延续，也有其自己的独到之处，值得深入发掘。

一、“格君心、主更化、慎朋党”的政治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以君主专制为主，对于这种“君即天下”的政治模式，儒家早已深刻认识到君王为天下之“根本”,于是以尧舜为参照，致力于君王成仁成圣的改造，并希冀他们通过行仁德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远图，例如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1]范浚深受孔孟思想的影响，在政治观方面也继承发展了先秦汉唐的儒家思想。

范浚的政治思想首先体现在规劝宋高宗广开言路、深谋远虑。作为君王，首先要博询广闻，兼听众人之言，“使无所闭抑而不通”①参见：范浚．香溪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下文凡出自该书的文献都以①××标出（××代表页码）.107。所以，范浚进言宋高宗颁发诏告，奖励臣民上书，“敷求谠言，是将用天下之言以自治”①107。同时，范浚认为君主要有深谋远虑之心，为子孙制定长远之计。因为祸患常隐藏于微暗之中，不易察觉，如已防患于未然，“后虽不能尽去其所可忧，要亦不至漫漫而遂不可救”①111。在范浚的观察中，当时天下祸患弊端众多，如“民日益困，而敛日益繁；财日益乏，而兵日益聚；官日益多，而入仕之门日益广；谷日益贵，而浮食之人日益众”①111。而这些还只是祸患的萌芽，若不及早解决，则贻害长远，后患无穷。

《中庸》中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宗旨一直是儒家改革思想的原典依据。身为儒家的范浚，也时刻认同“久则弊，弊则变”的道理。南宋初年，社会问题积重甚多，“士大夫奔兢之风未息，州县苟简之政尚多，民庶逐末之俗愈甚”①113。对于这些症结，范浚认为必须随时更化，改革荐举、考课、赋税制度。当然，更化并非一味的趋新趋变，也包括继承的一面，“夫作有利于时，制有便于物，可守也，祖宗之成宪是也。事有乖于数，法有玩于时，可改也”①113。

范浚又深入考察了这些社会陋习的根源，指出奔竞之风、冗官冗政以及弃本逐末分别是荐举、考课、税赋之法所产生的弊端。荐举之法，原本是用来“明公道”，但荐举范围过广，公道逐渐不明。考课之法，本是为了“黜幽陟明，扬淸激浊”①113，但行之日久，官吏懈怠敷衍，以致沈湎游乐。税赋本应按户等高低、财产多少征收，但由于豪强奸商投机赢利，致使百姓日渐穷瘘，最终“相与捐陇亩而舍本业，规脱科敛”①113。这些弊端，都是国家的危害，却迟迟未能解决。范浚对此痛心疾首，所以进策高宗必须及时改革更化。

党争之祸历来迭兴不绝，败坏政治士风。南宋初年，这一态势愈加激烈。主王学的秦桧一党与挺洛学的赵鼎一派互相争斗，血雨腥风。范浚对此问题记忆犹新，如鲠在喉，所以在任官选才方面，他进言宋高宗慎察朋党。

范浚认为世人所谓的朋党多指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交斗。小人奸诈多才，为达目的而“啸召挽引，多其援助”①131，从而取胜君子。但范浚指出，如果只是君子与小人相争，尚属寻常。若是君子之间“各自以其所亲爱为党者”，则祸患尤大，更值得警惕。因而无论是君子小人之争、还是君子之间相攻，君主都应“慎察朋党之邪正，使小人未众而亟退，君子亟进而益多”①131，及早辨别谁是小人，谁是君子。在范浚眼中，能否避免党争，选用宰相十分重要。选相不慎，将贻患历年，致弊寰海。为此，他又进一步提出了选相的标准，“大抵君子事上率以正，正则君所钦而惮；小人事上率以佞，佞则君所狎而安。钦而惮，则易以疏，狎而安，则易以昵”①112。依此标准，则可以明辨忠奸。在择相之后，君主还应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任之久而不移，信之专而不贰，假之权而不疑”①112。

二、统筹“备战、作战、善后”的军事思想

范浚虽身处江南，但心系边关，“长日凭高目，伤春望远心。边方杀气在，天北惨沉阴”①33，一诗流露出浓厚的忧国情怀。他还对当时的战局作了高瞻远瞩的分析，显现出精湛的军事思想。

范浚军事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将战争视为备战、作战、善后的长期过程，而非简单的战场厮杀。在备战阶段，他首先强调战事的“庙谟”，即庙堂上君臣对战况的筹算以及作战方案的制定。“庙谟”如何，很大程度决定战争的胜败，“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①117。君臣在庙堂上的议战，关系国家安危，战争胜败，应保证机密万无一失，不仅不能让敌方窥识，“虽吾士卒，虽吾国人，不可使知之；非吾腹心之臣，非吾指授之将，不可使知之”①117。所以君主在商议军机时，只可与心腹大臣独断进行，具体的作战方案也唯有授命的将领才能知晓。在“庙谟”阶段，还有一制胜之道即在于知己知彼，“夫决胜之策，在乎察将之才能，审敌之强弱，断地之形势，观时之宜利。今庙堂之谋，能先审彼已，知必胜之道，则何患功之不速乎？”①118故而范浚在《进策》中，一连串地诘问宋高宗是否有心腹将帅，敌我双方制定什么策略，固守何地、当选何将等问题，是“知彼知已，百战不殆”思想的再现。

军事战略既成，则应选良将作战。将领的选择直接关系到策略实行的效果。所以范浚进言宋高宗，在选将用人上应尽其才而用之。他虽然主张“正心诚意”、“存心养性”的修养工夫，但在用人方面颇能机动灵活。即使是仇人、盗贼，也可为我所用。因这些人性本善，只要感动他们的意气、诚心，并加以引导，可以使之赴汤蹈火而不惜死，其效果，“往往得其用，十倍常人”①130。范浚的择将方案显然抓住了人“孰不欲自尽其才以见于世”的普遍心理。当然，完成庙谟与良将择用，还不足以说明备战阶段的取胜，“苟得其人，不患功之不速，而患所以图功者无其谋”①118。所以范浚又通过对历代征伐事例的剖析，凸显“远图之谋”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他进言高宗要审时度势，心怀远图，“不计事势，而欲以至德之功望今日，则过矣。然而功不可以速成者，事之势；时不可不趋者，人之力。苟惟玩日弃时，而曰功不可以速成，则亦何功之有？”①118

在具体的作战阶段，范浚又能实事求是，为交锋实战筹谋划策。首先，他继承了传统“兵贵神速”、“出奇制胜”的思想。两兵交战，贵速而不贵久。为了解决钝兵、屈力、殚财的弱势，应以“奇”制胜。具体的“奇”法，异彩纷呈，“或示羸而用其锐，或示怯而用其勇，或示缓而用其急，或示近而用其远，或示之败而致其怠，或示之退而致其追，或示以击东而实攻其西，或示以击左而实攻其右”①120。一切的关键，在于能否“独得于心”，因地制宜，见机而发。他在《揆策》中，即运用曹操破袁绍、李愬袭吴元济的案例，详细阐发了捣敌之弱、避实击虚的奇效策略。

针对当时的宋金对峙局面，范浚又因时而论，提出“据守形势，分区联防”的兵论。南宋初年，面对金兵连连进攻，如何加强防御，确保政权安全，成为南宋君臣战略谋划的讨论重心。范浚与当时许多士人均意识到川蜀、荆襄、江淮各防区应协同作战，发挥整体优势。南宋偏安东南，所处形势与三国的吴蜀、东晋相似。因此，南宋人常借鉴、吸取这一时期的防御成败教训，认为“吴、荆、蜀连衡之势，可全而不可亏，可合而不可散”[2]。范浚也以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为例，宣扬同心联防思想的重要性。他认为吴、蜀均有“三江之阻，重险之固”的地利优势，但终不能胜曹魏的原因在于其心相异。而南宋远胜吴、蜀的有利因素则是“今吴、蜀地皆我有，人无异心，势无不合”①126。鉴于吴、蜀往来数月，道路梗阻，范浚强调应以襄阳为中心，吴、蜀为两翼，互为犄角，同时派遣精兵良将戍守夷陵，重兵宿镇武昌、夏口、豫章，以制上流而备不虞，则“籓翰固矣，然后中原为可图”①128。对于当时有人提出以长江为天险而据守东南的议论，范浚不以为然。他认为东吴不能吞并曹魏，东晋未能攻灭前秦，正是“其谋陋而无复远略，区区恃长江之险以为形势而止耳”①126。所以南宋的军事防守，应纵观天下形势，整体谋划，而不只是据守一江一地的天险。这一分区设防、协同作战的防御思想为后人所继承。南宋晚期，面临蒙古骑兵进攻，吴泳同样提出：“上而巴蜀，中而荆襄，下而淮甸，连营相属也。而使敌窥淮甸，则将上流之众便可沿荆、鄂而东；敌犯蜀关，则率中权之师便可依均、房而北，此首尾俱至之势。”[3]川蜀、荆襄、江淮三大防区形成互为犄角之势，的确为南宋边疆安全与政权稳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战事的告捷，固然振奋人心，但在范浚看来，还不足以说明战争的结束。善后工作处理是否得当，事关军心稳固与君臣团结。因而在战后阶段，很重要的是赏罚明信，一方面对军士论功行赏，另一方面则要对归降者随才授任。尤其是后者，可收到兵不血刃的效果。范浚认为，身处金兵铁蹄下的中原百姓，对南宋政权都有归戴之心。然而，对这些归正人，宋廷疑心过重，常弃之不用。范浚则认为只要让他们悔过自新，使之效顺，“命诸将择来降及俘获之人可用者，随才授任，命以爵秩，一或有功，遂加优赏”①130，并将此政策传檄四方，自然能使未降者望风相告，最后相率俱降，这无疑又为胜算添加一助力。

三、“理财均输，蠲赋惠民”的经济思想

在范浚眼中，服牛乘马、棺椁书契等物，虽是日用易知的浅事，然关系国计民生。秉着“备物制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①67的理念，他撰写了《节费》、《议钱》、《平籴》、《实惠》四篇专论财政之文。

其一，节费增钱，平抑谷价。北宋的冗官、冗费一直是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根源。这一窘境，在南宋初年对金作战军费骤增的状况下雪上加霜。范浚认为理财“莫先于节费”①143。而节费的最主要对象则是“兵资”与“官俸”。由于兵费“由汉至唐，征战艰难，未尝不省吏员以救弊”①143，所以节费的重点在于精简机构。对于耗费巨资的和亲贿币，在他看来，纯属“运府库之财，以填庐山之壑”，所以应“省冗官之大费以益募兵，省遣使之大费以赏战士”①143，如此不必通过商业获利，费用也庶几足用了。

在节流的同时，还应开源以增收入。对于物贵钱贱的局面，范浚认为是“东南播殖之利不加于旧，而西北之人寓食于东南者益众”①144。所以欲使百物廉贱，则当平抑谷价，效仿李悝的平籴法、耿寿昌的常平法，将敛散之权重归有司，使奸商豪民“欲索高价而不可得”①146。他在此基础上又作了修正，“诏州县各量所部土地广狭，出谷多寡，参以往岁和籴斛数，制为定额，亦视上中下熟，而三分其收。每岁西成，亟行广籴，必以时价偿民，无得亏除；及来岁春夏，谷值腾跃，则少损时价而出之。亦视所收多寡，三分而出其二，复储粜赀，以为当岁籴本，其一则以待军兴之须”①146。如此，由政府统一调度，遏制豪强的哄抬物价，既不害民，也可提供军需。

其二，蠲免赋役，予民实惠。范浚接续孔孟的贵民观，主张以民为本。君主应抚恤百姓，予民实惠。当年唐太宗用心为民，颁布蠲赋，结果仍“欲惠民而实不至，……亦未免为浮文也”①148。范浚审读了宋高宗于建炎元年（1127年）颁布的改元赦书，表现出朝廷除弊的决心，“凡逋租负钱倚阁折纳之类，蠲除至多。又备言官吏削刻，良民受弊，往往破产，所以慰安天下甚厚”①148。范浚亲眼看到赦令颁布后，民众感激流涕。然两三年后，他发现弊端仍未去除，百姓大失所望。所以范浚希望宋高宗能践行赦诏所说，蠲除百姓逋负的赋税，让他们真正得到恩惠。

范浚虽未入仕，无缘施政，但其抱怀仁爱惠民之心，积极践行儒家的外王精神，的确是“非槁首山泽、锐于忘世者”[4]。从上述对范浚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的解读，可以看出，其所提出的政论见解均是针对当时的内忧外患局势，为南宋执政者提供抗金复国的时事对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实践性，同时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四、范浚的学派归属

范浚因撰有《上李丞相书》及《进策》二十五篇，被后世认为“甚有志于用世”[5]。然而正是《进策》呈现出的经世策略以及前人不断的层累论说，导致“后人顾以其书多论时务议之”[6]，仅据这些表层意象，便遽然视其为事功学派的典范。如清人钱维城即将范浚与陈亮、唐仲友归为一派，“读仲友之文，原本经术，浩浩乎其无涯，而皆可见之实用，其愤时之变，而慷慨欲有为于世，以洗俗尚之陋，盖陈同甫、范香溪之流亚也”[7]。将具体事功行为代替内在的思想解读，从而作为事功学派的判断，无疑是研究浙东学派的严重误区。其实，浙东事功学派与程朱理学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经国济世，而在于在何种前提下展开经世事功。纵观朱熹一生，无时不挂念天下民瘼，其创建社仓、救赈灾民等系列举动，均是经世的体现，所以后人称：“朱张遗学有经纶，不是清谈误世人。”[8]只是与事功派不同，程朱理学选择的是在正心诚意的基础上开展经制务世的路径。所以考察范浚的学派归属，须从“道”论、道器关系、王霸义利等诸多层面纵深剖析。

在对“道”的认识上，朱熹与浙东事功学派有着激烈的争论①关于朱熹与浙东事功学派的争论，可参见：陈国灿，吴锡标：陈亮的反理学思想和“朱陈之辩”[J]．浙江学刊，2009（6）：54-59．。朱熹认为“道”超越自然、社会而独存，是“非人所能预”的“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陈亮则认为，所谓“道”不是抽象和观念性的“无形之物”，而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②参见：陈亮．陈亮集[M]．增订本．邓广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下文凡出自该书的文献都以②××标出（××代表页码）。100。可见在宇宙本体论上，朱熹的“道”乃是先验的客观存在，属形而上的范畴。而陈亮的“道”强调与物并生、不离万物，属形而下的概念。而范浚所认识的“道”与朱熹、陆九渊类似，乃是宇宙的本原，属于先天而生。他认为人与万物都由“道”产生，“道”充满于天地之间，是阴阳气化或万物生生的根本。此外他还以“心”来解说“道”，“盖是心之大，覆穹窿而载旁薄，包八荒而函万殊，兼举有无，一物莫之能外，其与天地流通，阴阳冥合者，曾莫见其形埓，是大体也”①159。在他看来，心是世间“大体”，能包举宇宙、囊括万物，“不古不今者，心之所同然也。……吾求诸心，万理咸备，黙焉而可得。”①49。很明显，范浚论心，已蕴含“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观念，与陆九渊的心本论极为接近。范浚甚至还认为“心”是永恒不变的本体，“顾真我之为我，匪形生而气孕。曾无象以独立，繄常存而靡竟。历千变与万化，每自如而安定”①3。以“真我”代指“心”，明确表达“心”不是形生气孕而成，而是具有恒性的本体。可见，在对“道”的认识上，范浚近于朱熹、陆九渊一派。

对“道”诠释的分歧，导致朱熹和事功派对“王道”与“霸道”问题也争锋相对。朱熹认为，“道”为尧、舜、汤、武等圣人施行于天下，由此形成以义理为中心的“王道”。而陈亮则以为，“道”既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则在不同的情形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伏羲、神农用之以开天地，则曰皇道；黄帝、尧、舜用之以定人道之经，则曰帝道：禹、汤、文、武用之以治天下，则又曰王道也；王道衰，五霸迭出，以相雄长，则又曰霸道”②172。王道、霸道，只是形式上的差异，而无本质区别。在他眼中，尊王贱霸乃是一种主观之见，属于无视历史发展的片面观念。

范浚在王霸问题上，基本倾向于“王道”，但他又与朱熹有所不同。他认为战国时期的各国君主玩兵嗜杀，“功利是图”①89，对百姓盘剥夺取，实在是“图霸”之道。而唐太宗常存仁义之心，克念不忘，所行属于王道。对于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一事，程朱理学猛烈斥责他残杀手足，不念亲情。范浚则为之辩解说：“是诚太宗之惭德也。然仁义，何常之有？背之则为小人，蹈之则为君子。使太宗自艾自克，处仁迁义，则一洗心易虑，犹可与也，况能力行乎？”①90在范浚看来，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的确有违道德，但其能悔过自新，并力行仁道，终是仁圣之君。可见范浚所理解的“王霸”标准是：君主是否以民为本，施行仁义，这无疑比朱熹的王霸观更为客观。

义理和利欲问题又是朱熹与事功学派的一大争辩焦点。义利之辨一直是儒、法之间的重要分歧，也是儒家内部“内圣”与“外王”两派的论争焦点。大体说来，内圣派秉执先义后利，外王派强调义利不分前后。北宋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与王安石新学相抵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在于，二程对王学所倡导的“重利”价值观有极大担忧，“如介甫之学，佗便只是去人主心术处加功……此学极有害。以介甫才辨，遽施之学者，谁能出其右？始则且以利而从其说，久而遂安其学。今天下之新法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9]。二程认为王安石新法的危害只是表层的，但他们相信王学“重利”的价值导向对世人有极大的诱惑，其危害远远大于佛教对人心的诱化。所以在重建秩序的问题上，二程倾向于改变社会的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希望建立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会，“治天下国家，必本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10]。作为后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义利观，认为义理道德乃是展现个体内在精神的至善本质，而功利足以戕害这种至善之本质，所以强调“行义理，灭人欲”。而利欲与义理道德背道而驰，必须革除。所以对陈亮功利学说的盛行，朱熹表现出异常担忧，惊呼：“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可畏！可畏！”[11]

而陈亮则坚持“义”和“利”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彼此是合为一体的。义必须通过实际的利来体现。仁义并非空洞的抽象之物，而是体现于实实在在的功利之中，“非以空言动人也，人道固如耳”②272。同样，“理”与“欲”也绝非水火不容，“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②352。在陈亮看来，程朱理学所反复强调的伦理价值，不能仅仅作为内在涵养，必须体现于行为活动中。永嘉学派的叶适也同样推崇义利并行，“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12]。在他看来，道德必须借功利来实现其价值，只有借功利之手，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公利”，才能显现道德的自身价值。

通过考察范浚的义利观，可清晰看出其推崇的是先义后利。范浚认为“君子有心于济世，无心于立功，功非君子之所当论也”①87，世人行为处事应率先追求“道义”与经世。只有“以义为利，夫惟义之所安，然后可以为利”①56。范浚还认为“利”并非仅指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名利，还包括人心中的利心，“夫善利之念，间不容发，一发之差，遂分舜、跖。学者可不戒且惧哉？利不必谓货利，凡有利心，皆利也”①46。这一解释，可谓直承二程思想。二程认为世间所说的“利”，“不独财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须寻自家稳便处，皆利心也。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为利”[13]291。因而世人不必刻意寻求事物的效果，只要先求“义”，则“利”自然随之而来。这也说明范浚与程朱一派的义利观相符，而与陈亮、叶适的思想相别。

而重读范浚提出的治国方略，仍以正心诚意为根本。《进策》第一篇《策略》，明显在规劝高宗以正心为本，“臣闻主道在先正心，正心所以自治也。心不正于中，则过事形于外。天下之人，因得而议之。故用人言以自治，其要莫切于正心”①107。范浚认为君主首先应该正其心，才能“闻正言，见正事，行正道”。他的进言上承《大学》“为人君止于仁”、“心正而后身修”与二程“格君心之非”[13]315的思想，也是他自己存心、尽心修养论的再现与贯彻。由此可见，无论是“道”论还是义利观，范浚与永康、永嘉学派均有较大出入，而与程朱理学合辙，所以赢得朱熹的高度激赏，“初不知从何学，其学甚正。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浚独有志圣贤之心学，无少外慕。”[5]卷首：朱熹《香溪范子小传》也正基于此，全祖望认为范浚“其言无不与伊洛合”[5]，将他归入伊洛之学。

“经世”是儒学“外王”精神的具化与展开，也是所有儒家的共同愿景。对一些宋、明思想家是否属于事功学派的判断，经世思想或者表层的经世行为显然不足以作为学派划属的考衡维度，其根本的评判尺度实是对形而上的本体论、心性论的讨论。因为宋明理学度越汉唐儒学正在于其是有体有用之学，力图融心性与事功为一，以矫汉唐儒学心性与事功二分之弊，正如王锟先生所说：“宋明学者，一般言心性义理必言事功，言事功必说心性义理；其言虽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之分，其效果亦有远近高下之异，然其合心性与事功为一的目标是一致的。如果把心性之学与事功实学人为割裂，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就不能窥宋明学问的真相。”[14]99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285.

[2] 程公许．沧洲尘缶编：集部：卷14：1176册：试阁职策[C] // 纪昀，永瑢．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6.

[3] 吴泳．鹤林集：集部：卷33：1176册：江淮兵策问[C] // 纪昀，永瑢．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0.

[4] 胡应麟．范香溪先生文集序[C] // 范浚．范香溪先生文集：65册 // 张元济．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5：卷首14.

[5]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45[M]．全祖望，补修．北京：中华书局，1985：1439.

[6] 朱一新．拙盦丛稿：佩弦斋文存：卷上[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25.

[7] 钱维城．钱文敏公全集：茶山文钞：卷8：1418册：论说[C] // 纪宝成．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9.

[8] 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11[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2.

[9]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2：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52.

[10] 程颢，程颐．畅潜道本[C] // 王孝鱼，点校. 程颢，程颐．二程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2004：1197.

[11]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23[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94： 2966.

[12]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C] // 刘公纯，点校. 叶适．叶适集：卷3．北京：中华书局，1961： 674.

[13] 朱熹，吕祖谦．近思录[M]．查洪德，注译．郑州：中洲古籍出版社，2008.

[14] 王锟．吕祖谦的心学及对浙东学术的影响[J]．中国哲学史，2013（4）：99-105.

The Study on Realistic Thoughts of Fan Jun in Song Dynasty and His Academic Faction

JIN Xiaoga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hina 310007)

As a scholar of Neo-Confucianism in East Zhejiang province during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Fan Jun is rich in unsurpassed realistic thoughts. In the area of politics, he attaches the political comments that “great importance to improve the emperors” moral, advocate the reform and remind the emperors to be careful of the cliques. In the area of military，he saw the warfare as a long-term period of preparations, operations and rehabilitations, while putingt forward the idea of joint defense with three districts such as Chuanshu, Jingxiang and Jianghuai. In the area of economy, he advocates that national finance has to be rectified and the prices to be stable and the taxes to be reduced, which give people more benefit. These ideas are a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ituation domestically at that time, showing distinct contemporaneity and practicality. However, that does not mean Fan Jun belongs to practical school in the Eastern Zhejiang because he carries out his contribution of administrative affairs and “Hegemonism and Fame” discussion on the base of the idea of utilitarian school. Fan jun’s utilitarian school is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practical school of Chen Liang and Ye Shi, still belonging to the idea of Mind of Er Cheng, Zhu Xi and Lu Jiuyuan.

FanJun; Realistic Thoughts; Practical School; the Idea of Mind

K245

A

1674-3555(2017)02-0072-07

10.3875/j.issn.1674-3555.2017.02.011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16-04-0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131)

金晓刚(1989- )，男，浙江兰溪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