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生，任娇娇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西方人眼中的温州人形象变迁

郑春生，任娇娇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鸦片战争后，西方人伴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并以倨傲之姿在接触与认知中建构一个又一个自以为是的理念中国和中国人形象。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从愚昧无知到勤劳朴实再到聪慧机敏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温州人移民海外及后来的商行天下，温州人群体逐渐凸显于西方人的视野之中。透过西方人的视野，从他者角度对温州人群体形象变迁有一个更加全面、立体的认识。

西方人；温州人；形象变迁

在西方的视野中，中国是古老而广袤的，进一步聚焦，赫然发现东南之滨有一个日益令人瞩目、既传承中国传统特色又独具韵味的城市——温州。在西方人①“西方”一词有着多种多样的解释和定义。本文中的“西方人”在不同的时间阶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考察的对象也在改变：清末主要指以英国为主的传教士和他们的夫人；民国时期主要指温州人移民比较集中的欧洲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改革开放后则主要指海外温州人比较集中的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眼中，温州人最初的形象是模糊的，是与中国人形象一致的。随着温州人移民海外及后来的商行天下，温州人形象逐渐凸显于西方人的视野之中。本文按时间顺序，从西方人的视角观察温州人的形象变迁，以期有助于温州人形象塑造和温州社会发展。

一、落后愚昧：清末西方人眼中的温州人形象

鸦片战争爆发后，外来侵略者进入中国进而分割占领中国，但他们却没有对中国各区域进行细致划分，而是统称其为清国人。1854 - 1911年美国《纽约时报》中关于中国的报道有421条，其中以清国或清国人为主语的报道有126条，占总数的30%；中国的区域地名出现的次数较为有限。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名仅出现27条，仅占6%。这种情况同样出现于1901 - 1911年英国《泰晤士报》对晚清社会的报道之中。位于东南隅的温州交通不便，相对闭塞，西方人进入和了解相对较晚。因此，总体而言，温州人形象内含于中国人形象之中，是“清国人”的一部分。

西方人开始近距离观察温州人并勾勒“模糊的温州人”形象的是传教士。1867年11月，英国中华内地会传教士曹雅直抵达温州，他是第一个来到温州的传教士。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增开温州为通商口岸，1877年4月1日开埠，更多的传教士、商人、外籍官员进入温州。“从1867年第一个外国传教士来温到1952年最后一个传教士离温，据不完全统计，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先后派遣传教士等130余人来温进行传教，他们分别来自14个国家，其中英国60余人，约占50%，法国约30人，占25%，波兰17人，约占13%”①参见：郑颉峰．鹿城文史资料第17辑[M]．温州：政协温州市鹿城区文员会，2004：180。。

西方人眼中的温州是一个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地方，但温州人的形象却是落后愚昧。在他们看来，温州人的愚昧首先表现在对他们的认知上。“碧眼黄发”的曹雅直到温州开荒布道，温州人纷纷传说“跛脚番人打水趟进来了，他们是挖人心喝人血的红毛番”，对他心存戒备，敬而远之。更夸张的，“曹雅直的独腿让温州人误以为英国人只有一条腿”（英国外交官庄延龄语），温州人的闭塞无知在此暴露无遗。更让传教士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温州当地的女孩子在年幼的时候被年长妇女用很长的布条把脚裹起来，不让其自然生长，形成畸形的小脚，在所谓“三寸金莲”上寻找美感。这种伤害女性人体的陋习竟然流传上百年还被当地人所遵循，传教士对此感到惊异。

苏慧廉的夫人苏路熙在回忆待在温州那段时光时说到自己在路上常受围观。她当时穿着裙撑，“温州城的百姓不明白这后面翘起来的东西是什么，更有甚者伸手去掀起她的裙子，为了弄明白下面是否什么也没有穿。”②参见：苏路熙．乐往中国[M]．吴慧，译．22。关于温州城内的生活，苏路熙描述“温州城的街道上到处是衣衫褴褛的乞丐和趴着打滚的疯狗。我们避免接触这些乞丐，他们懒惰而且肮脏，很多人吸食鸦片，充满流氓气息，寻找时机，冲进店铺角落里胡搅蛮缠，直到达到目的，获得想要的东西，否则绝不离开。温州的乞丐与其说是乞讨，还不如说是索要，他们都会寻求当地帮会的保护，那个帮会还有一个领导者类似于‘王’的地位。如果有人怠慢帮会成员，那他就会被拎着耳朵从商铺中拉出，以此作为惩罚。”[1]

曹雅直认为，温州人是一群安于现实生存环境的住民，逆来顺受，老实本分，善良宽容，不懂反抗，信仰很多却不懂如何救赎，以实用主义为行事原则，关注眼前利益，他们很需要救赎。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西方以先进者的姿态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中国古老而神秘的面纱被揭开。在他们眼里，温州人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无知愚昧、迷信落后、肮脏污秽、欺诈横行，奸诈胆怯，无法无规。这是东西方文化第一次大规模、非正常直接碰撞，西方人在对自身文化优越感的基础上一开始并没有将东方传统文化摆在平等客观的位置，他们对温州人和中国人的认知存在各种边缘化、妖魔化、刻板化的印象。随着之后东西方交往的密切，这种认知也渐渐发生着变化。

二、敢创业、多恶习：二十世纪前叶的温州人形象

温州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是浙南地区华侨的发源地之一。温州华侨与广东、福建侨乡的华侨不同，留居东南亚等国较少，主要集中在欧洲，如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温州人海外移民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移民高潮出现在一战后至1923年9月，目的地是日本；第二次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更多人选择欧洲。改革开放后出现第三次移民高潮，目的地选择仍主要在欧洲。欧洲人眼中的温州人形象也随之丰满起来。

法国是温州人通过海路到达欧洲的第一站，也成为海外温州人最集中、人数最多的国家。从一战大部分温州华工留法到20世纪30年代大批温州人来法国落户，温州人群体开始从华人中凸显出来，呈现到法国人眼中，而且形象逐渐明晰。温州人活跃于法国的大街小巷，在法国社会发展中留下了烙印。厉言先生是在温州第二次移民潮时移居法国的。他于1937年从上海出发，藏在游轮底舱，漂洋过海到法国。由于语言不通，那批来法的温州人只能从老华侨那里批发小商品，沿街推销。此时呈现在法国人眼中的温州人是这样的：“到处提着小箱子，箱子里装着打火机、领带、灯泡、小型香水等小百货，游荡在咖啡馆、酒吧周围，不太会讲法文，遇到法国人就小声用很不标准的法语嘀咕‘先生……太太……不贵’，很少听到其他话语。他们穿着破旧，眼神闪烁不安，嘴里不停地推销着手中的小百货。”①参见：叶卉．我的中国梦·中国温州人故事·漂移法兰西：上[M]．记录片．林加者，述。法国人星期天休息，咖啡馆、小酒吧是他们休闲娱乐场所。十多个温州人聚在这些场所门口，先有一个人从门口进去，五分钟左右出来，另一个再进去，由此循环。而里面的法国人开始还比较有耐心拒绝，到后面就非常恼火，有时候甚至对这些打扰他们休息、不识相的温州人拳脚相向，他们手中的小箱子常常会被打翻，甚至被踢到楼下。

到20世纪30年代，少数法国人已经接纳温州人的存在，且享受他们给自己生活提供的便利。但法国政府拒绝承认华人是法国社会的一员，颁布一系列歧视政策，让华人降到法国等级体系的最底层，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边缘化。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温州人历尽艰辛，历经磨难，慢慢积蓄财富和力量，力求在漂泊中稳定下来。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温州人开始放下手中的小提箱，放弃游荡街头的生活，停驻在极其偏僻、租金低廉、法国人不愿意进入的地段，在远离法国人居住区、非常不起眼的角落开设工厂。当然工厂的规模比较小，也就十几平方米，吃住做工都在一起。温州移民早期谋生的行当就是从事皮件业。这类生意成本低廉，只需一把剪刀、一个缝纫机和一个打纽扣的机器就能够完成，比较容易进入。几乎所有在外头讨生活的温州人在扔掉沿街叫卖的货郎箱后，首先选择的都是皮件行当。但是能够开工厂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则在这些工厂里打工，做工时间非常长，几乎每天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12点，没日没夜地做工，没有休息日，工资低廉。此后二十多年，在法温州人主要从事皮件业和餐饮业。时至今日这两个行当仍然是旅法温州人的支柱行业。

温州人的诸多恶习也定格在那个时代法国人对温州人的形象认知中。来法国的温州人大多来自农村，有诸多不良习惯，首先是不讲卫生。据记载，法国记者观察华工住所，“饭厅脏乱，骨肉、菜角、剩饭、面包碎等弃于桌面、地上，华工一向聚此就食之，苍蝇、蚊虫也因丢弃废食之故随处乱飞，几乎有噬人之状。”[2]温州人也是这样，习惯于污垢，缺乏卫生知识，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而且在法国人眼中，温州人善于粉饰太平，虚伪狡猾。在得知要卫生检查时，粉饰塞责，如外人永不查看，则一直脏乱差。维持较短时间的整洁只是为应付来自外界的检查，而不是因为他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因为管理松懈，华人聚集地常有传染病发生，当传染病暴发后，华人又缺乏足够的卫生防范意识，从而加速疾病传播。“在克鲁镇，1918年5月偶有华工患上伤风，至5月27日，有患伤风者两百余人，次日，三百余人，第三日达四百七十余人。”[3]

华人的另二大恶习是盗窃和聚赌。在法温州人素质良莠不齐，多为品格低劣的华工。由于国内生存条件恶劣，物质待遇差，故孤身涉险，远赴重洋，异域谋生。由于缺少温馨而稳固的家庭支撑和社会关爱，精神生活匮乏，极易诱发犯罪。在华人犯罪类别中，盗窃案件最多。华人聚居地常常发生现金、手表、皮鞋等物品失窃事件，个别华人甚至抢劫、杀人、强暴妇女等。聚众赌博是华人最普遍的恶习。这些华人大半来自穷乡僻壤，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健康的兴趣爱好，常以赌博为乐，而发财之愿望更加剧了赌博之风。据《华工杂志》和《华工周报》等报刊记载，华人在法境内行凶，多半是由赌博引发。“旅法境三福连地区华工三人，因赌博输钱过多，无法清还，于夜间持枪潜入附近小酒馆先杀人后行劫，导致店内男女二人死亡，一人重伤。此事给华人造成恶劣影响，当地法人对华人白眼相加”[4]。犯罪华人的罪行产生不良影响，扰乱了法国当地治安稳定，更严重损害华工在法国人眼中的形象，造成残暴的坏印象，法国当地报道对华人大肆攻击，将少数犯罪华工扩大为华人整体，称“既逐德军，当逐‘黄贼’”。因为形象恶劣，华人遭到殴打、侮辱的事情经常发生。

华人的异国形象是外国人对中国人形象的描述，是一种精神性的选择，是异域他者对华人的集体想象物。当然与西方的政治导向、舆论引导、种族偏见等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巴柔的形象学理论认为“对他者的形象建构是与本民族意识形态基本内容和运作机制共谋的”[5]。种族歧视和中国的落后造成并加深华人的卑微。华侨在西方人眼中仍是华人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会因为移居西方而改变对他们的认知，即使他们更改国籍身份和语言，但植根骨血的肤色、民族传统和特征，仍然会被西方人根深蒂固的中国人形象贴上模式化标签。主流大众媒体从舆论上固化华人形象，与历史上排华趋势相伴的是“报纸上关于中国移民带来邪恶的恐怖故事，西方媒体用自己恶意的揣度和邪恶的想法来合理化对海外华人的虐待”[5]。这种负面的华人形象又加剧西方群体对华人的排斥，形成恶性循环，造成双方的忧虑和恐慌。这是对华人形象的扭曲与误解，严重破坏了海外华人形象。

三、擅抱团、好逐利：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移民海外的温州人形象

改革开放后，温州人第三次移民潮的目的地主要是欧洲。温州人立足欧洲，主要靠“三刀”：菜刀、剪刀和皮刀。“三刀”代表温州人主要从事的三大行业：餐饮业、服装业和皮革制造业。这些行业投资少、技术低，适宜家庭经营且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温州人开办中餐馆最初以中国人特别是温州同乡为主消费群体，因为温州人有个特点：“只要有两个温州人就一定要说温州话，只要有一桌温州人就一定要吃温州菜”。随着来欧洲的温州人越来越多，中餐馆的规模经营越来越大。法国的服装和皮革制造业原来基本上是被犹太人垄断的。温州人通过降低成本的方式挤进这两个行业，但主要从事低档的服装和皮包经营，而高档服装和皮包仍掌握在犹太人手中。

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温州海外移民总体文化层次不高，只会赚钱，不讲卫生，穿衣品味差，整日集中在一起高声交谈，不讲礼仪，很令欧洲人反感。但是欧洲人不得不承认，温州人的凝聚力很强。不同于东北、闽粤地区的移民分散冷漠，海外温州人非常团结，“一起居住，一起说话，一起做买卖”，尤其在经商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温州人有最独特的集资方式：呈会。这是海外温州人依靠亲戚、同乡、好友建立的一种筹措资金的经济互助形式，“抱团相帮”，一起投资，一起承担风险，一起得利。同乡好友按总数凑份子钱，通过抓阄或是入会人员需要抽回资金的紧急程度来确定归还顺序和日期。这种“呈会”非常普遍，很多在法的温州人通过电话相约，告诉对方所需资金数额，定时间地点，摆宴吃会酒，入会人员当场带钱，很方便快捷，而且主要以互相帮助为目的，利息大多很低。“这种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融资方式接近古老甚至原始，却在温州人创业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且以良好的运转方式保留下来，发挥极大作用。因经营不善而确实无法偿还的情况被称为‘倒会’，入会出钱的温州人会达成谅解，把自己的损失归为朋友情谊，他们相信真正诚实和讲信用的人赚到钱后一定会还，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但如果做会人破坏规矩，卷款逃走，这个人就会被列入黑名单，在温州人互助名册中永远消失。”[6]在初期，不讲信誉的温州人非常少，“呈会”的融资方式非常有效。这也是海外温州人不同于闽粤海外移民的地方。

由于这一代温州海外移民仍以谋生为主要目的，故到达移居地后想法设法赚钱，一分一厘都不愿错过，一点一滴都不浪费。这就造成移居地当地人对他们的印象：赚钱的机器，唯利是图。在欧洲人眼中，温州人最重要的特点是会做生意，很会赚钱，非常团结，非常勤劳，像不会累的机器，但不会享受，不懂生活，不明白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只知道赚钱。尤其在浪漫的法国人眼中，集中在巴黎十三区、庙街和美丽城的温州人没日没夜地做工，这并不是件光荣的事情，法国政府也不鼓励这种行为。这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不同，更是生活理念的不同。很多法国人非常不喜欢来法国赚钱、却根本不懂生活情趣的温州人。因为他们的目的太过单一，似乎生命没有其他追求，一切只为了赚钱，赚更多的钱。赚了钱却不消费，而是把财富转移到遥远的东方国度，这也损害了移居地的利益。加上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到来，社会治安出现混乱，加上西方媒体借机煽情，社会民众把矛盾焦点对准了海外移民，温州人形象常常被负面塑造。

在企业生产经营中，温州企业主一般雇佣亲戚同乡，并通过延长工作时间、节假日不放假、不付各类社会保险、不纳税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这给欧洲人留下了狡猾、唯利是图、不懂回报社会的不良形象。而温州人不愿融入移居地社会生活，甚至生产假冒伪劣商品来盈利的行为更为他们所不齿。这种形象一旦出现，不仅使西方人眼中的温州人乃至整个华人形象受到极大损害，而且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何况冷战之后，华人形象本来就以暴徒、叛逆者、公敌等形象呈现在西方人眼中，“黄祸”之论死灰复燃。

特别须要指出的是，此时海外温州人形象与国内温州商品生产存在密切联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皮鞋遍布全国市场，生产商为竞争竞相降低成本，不注重声誉和品质，将样式时髦、价格便宜视为金科玉律，导致皮鞋质量低劣，遭全国人民唾弃，在竞争大潮中销声匿迹，给温州人惨痛的教训。从1982年开始谴责温州诈骗、伪造、假货、走私的新闻不绝于耳，如1982年1月“谴责温州诈骗的呼吁”[7]，将温州人今日看来或许正常，但是处于开放之初的中国未免太过锋芒毕露的集资和经营方式视为不遵纪守法的违法行为（当然这也反映出温州人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品质）。1992年，温州18人伪造假币集团被粉碎[8]，这个集团在海内外的非法行为被公开，他们伪造商业集团财务账目，并走私商品[9]。由于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出现过震荡，很多违法者以政治避难为借口，逃亡海外。温州人唯利是图的形象以一种另类的方式被强化。与此同时，温州人的经商天赋被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知，温州被海外投资者称为“二十年前的台湾”，甚至比台湾更“便捷可行”；温州人也常常与犹太人相提并论，温州人善于经商的形象逐渐深入人心。

四、重品牌、尚义行：海外温州第二代移民正在进行的形塑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移居海外的温州人剧增，如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摆在温州第二代移民的面前。传统的“三刀会”产业已逐渐失去往日的优势，这一现实促使海外温商将注意力转移到产品质量打造和品质提升。早在1987年8月8日，5 000双温州劣质皮鞋被付之一炬。关注温州的海外媒体对此事进行大肆报道，所持态度主要是旁观者的幸灾乐祸，甚至是对温州人攻击、诋毁，对温州人信誉重建和商品质量提升也充满了悲观预期。形象破坏后的重塑之路充满荆棘，如何面对挑战，找出应对之策，是摆在海内外温州人眼前的重大课题。一批先知先觉的温州人痛定思痛，不再追求低成本新样式，重新打造声誉，追求卓越品质。聪明的温州商人开始反思创新，力图塑造温州人“重品牌、尚义行”的良好新形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就餐饮业来说，以法国为例，“吃中国，用中国，穿中国”中餐行业遭受前所未有的冷遇，“法国各路媒体纷纷指责中餐脏乱差，导致法国中餐馆营业额降低，有的改为日餐厅，有的干脆关门倒闭”[10]。仅剩的餐馆在艰难中生存。以温州乐清人陈世明开办的“禅庄花园”为代表的中餐厅开始将客户群体扩展到西方人，探寻与那些在巴黎右岸走动的上流人士相匹配的菜品，创新研制既保持中国传统菜系特色又要融入西方人的兴趣爱好的菜品，打造了具有品牌效应的中餐厅。温州人还向高端精尖方向发展。2013年11月，三位年轻温籍商人投资2 000多万欧元收购的巴黎高端西餐厅“拿破仑”（Bistro Chic Napoleone）开业，“这标志着在法华人改造升级传统餐饮业经营模式，收购香街名店，打造连锁产业，形成连锁效应，进军高端餐饮业，将消费群体定位高端客户群，打造高端档次西餐厅”[11]。

在服装领域，温州人长期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打造品牌之路充满艰辛。“索菲亚裁缝”从拼价格到拼质量，一路由西班牙打进摩洛哥、葡萄牙、希腊、土耳其，从地摊低档商铺进入大公司中档商店，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欧洲内衣知名品牌。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温州姑娘徐卡娅，她从西班牙的餐馆跑堂到百货店老板，最后成为时尚内衣教母。温州人的勤劳、勇敢、锐意进取一览无余。这一特点在温州人迟万锋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温州海外移民的骤增，大量温州商家涌入圣玛丹，蚕食整条街道的商铺，法国人走光了，犹太人留下的寥寥无几。虽然中国制造几乎垄断了法国童装王国的新装，声誉质量却与日俱下。迟万锋从瑞安走向法国，以独到眼光和机智手段叩开圣玛丹城门，称霸巴黎童装时尚界。21岁，他成为CHICAPRIE（池家佩）童装制作销售公司总裁，从女童装扩展到男童装再扩展到婴儿装。他坚持法国制造，坚守巴黎品质与质量，以诚信为本，信誉越做越好，生意遍布欧洲，几乎每个国家的首都及大城市都有“池家佩”下属的批发店与批发点。他被推举为中法实业商会会长，成为法国温商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

欧洲的皮具行业以高品质、纯手工闻名于世，想要进入这一垄断行业绝非易事。来自瓯海竹溪的郑高秋六岁来到法国，在父亲经营的餐馆打工。由于经营不善，餐馆被卖，父亲离家出走，郑高秋辍学打工。先是在皮包工场做工，慢慢积累经验和资金。1987年，十六岁的郑高秋成了皮包工场的老板，员工是他的母亲和姐姐。“刚开始都是替别人加工，做的是低档包。虽说低档，挣不来大钱，他也做得严丝密缝，挑不出瑕疵。”[10]他坚信一味追求价格低廉很难获得挑剔的法国人认可，保证质量才是立足根本。精益求精的他渐渐地赢得了口碑，接二连三地揽到了“连缝缀的每一行针脚都必须绝对一致，少一针不行，多一针也不行”的路易威登、蓝赛娜等公司的顶级精品加工活。当然他也知道，替他人做嫁衣，永远是在替别人打工，挣的也只是手工费，创建自己的品牌才能够拥有主动权和竞争力。

儒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强调“君子何尝不言利，但不逐利”，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反对见利忘义、不仁不义，要求诚信不欺，奉行诚信为本、童叟无欺。不可否认，温州人在诚信和义利观方面走过弯路，有过惨痛教训：想要走得长远，必须遵循老祖宗的规矩，诚信为本。

温州人重视自己“尚义行”的形象塑造。他们爱国爱乡，注重对家乡的建设。当国家人民遇到困难时，他们及时伸出援助之手。2008年，法国“禅庄花园”的陈世明在上海参加会议时惊闻南方冰冻灾害严重，他打车到上海侨务办公室，将随身携带的2万欧元全部捐赠赈灾；汶川地震发生时，他身在巴黎，通过中国大使馆捐赠2万欧元，向地震受难者传递爱心。许多海外温商为家乡文化教育事业出资出力，同时对家乡企业发展进行帮扶，这也已经成为海外温州人热爱祖国，感恩家乡的一种表现。他们不止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同时关注居住国的动态，积极投身海外公益事业。2013年，西班牙温州同乡会、西班牙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等温籍侨团组织开展“一千个感谢”公益活动，为西班牙贫困家庭和困难人群捐赠食品物资。在西班牙移民局的倡议下，居住在马德里的温州华人每人捐赠一公斤大米、面粉、食用油等物品，解决当地西班牙贫困民众的温饱问题。这次活动对重塑华人正面形象具有重大意义。

总之，在西方人眼中，温州人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小商品零售者，而是已经发展成为拥有独特眼光的成功商业家群体。在新的历史机遇下，他们努力学习规则和国际法律知识，掌握维权武器，在传统行业领域提升质量，同时向节能减排的环保行业和文化传媒领域发展延伸。为了重塑温州人形象，海内外温商积极投身公益活动，活动领域扩大到亚非拉国家，帮助当地困难群体，这对营造整个华人正面形象作用重大。

五、结 语

随着国际大环境的变迁，温州人形象逐渐从中国人群体中慢慢脱颖而出，从模糊到清晰，从贫瘠到富有，从重商到重义，温州人总是刷新自己、超越自己，形象变迁的轨迹清晰可见。儒商形象开始成为世界温州人的新符号。既诚信经商，讲求品质；又仗义疏财，帮助扶持异国同乡，为家乡出力；更能够援助所在国家的贫困苦难民众。世界温州人健康、持续、和谐发展需要以儒学为指导，以德为本，以礼规范，与人交尚信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西方人眼中的温州人从以利为先到见利思义，诚信为本，将经商的信条理念上升为行业道德规范，进而升华为新的儒商文化，这不仅对温州人，更对华人群体乃至全世界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沈迦．寻找苏慧廉：传教士和近代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68.

[2] 佚名．注意卫生[J]．华工杂志，1918（30）：22-23.

[3] 佚名．结党斗杀[J]．华工杂志，1918（24）：3.

[4] 佚名．三福连谋财害命案[J]．华工杂志，1918（31）：20.

[5] 陈忠怡．华人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启示：以加拿大唐人街为载[J]．社会科学，2010（2）：31-32.

[6] 王春光．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78-81.

[7] 佚名．谴责温州人诈骗的呼吁[N]．南华晨报，1982-1-23（3）.

[8] 佚名．寻求庇护的走私者[N]．南华晨报，1992-6-2（1）.

[9] 佚名．伪造集团被粉碎”[N]．南华晨报，1992-7-24（4）.

[10] 鲁娃．鲁娃大视野：101温州人走世界[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1：5-15.

[11] 黄松光，郭显选．三位年轻温商收购“拿破仑”饭店：法国温商启动连锁产业进军高端餐饮业[N]．温州日报，2013-11-13（2）.

The Image Transition of Wenzhou People in the View of Westerners

ZHENG Chunsheng, REN Jiaoji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westerners swarmed into China with their military force and constructed the images of China and Chinese people one after another with their self-righteous conception. The image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eyes of westerners varies constantly from ignorance to industrious and intelligence. With the Wenzhou people emigrated abroad and did busines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group of Wenzhou people have gradually highlighted in the westerners’ vie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ers, Wenzhou people have been known to the world with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tridimensional acquaintance.

Westerner; Wenzhou People; Image Transition

K15

A

1674-3555(2017)02-0065-07

10.3875/j.issn.1674-3555.2017.02.010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朱青海)

2016-07-13

温州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5jd18)

郑春生(1969- )，男，安徽歙县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