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古文立意简论

2017-03-07毛德胜

华中学术 2017年4期

毛德胜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文以意为主乃是历代文人的共识。宋代魏天应说：“凡论以立意为先，造语次之。如立意高妙，而遣词不工，未害为佳论；苟立意未善，而文如浑金璞玉，亦为无补矣。故前辈作论，每先于体认题意者，盖欲其立意之当也。立意既当，造语复工，则万选万中矣。”[1]而清代张谦宜也说：“古文不在字句而在立意，必有关乎名教，不委曲狥人者，古人立身立言之根本也。必有其实，然后文成而人信之。”[2]又说：“文字无论雅俗，皆须先定主意。主意已定，然后用虚实，反正开阖照应以发之，惟其只是一个主意，故曲折变化而不离乎宗，所谓一片浑成也。其不能者，原是主意立不起，故分不开耳。”[3]由此可见立意对于文章的重要性。三苏作文，强调经世致用，要求有补于时，有补于世，不为空言，所以在立意上尤为用心。虽则他们父子三人在立意上有很多共同的倾向，但毕竟彼此人生经历各异，学识眼光有别，个性气质不同，所以古文的立意上也不尽相同。总体来说，苏洵古文立意偏于幽峭，苏轼古文立意更显高卓，苏辙古文立意讲求平正。

一、书：期于有用

在中国散文体式中，书体散文的分类比较复杂。从一开始的不分尊卑统称“书”，发展到后来针对不同写作对象开始有了更细致的区分。萧统在《文选》中将上皇帝书称“上书”，其他一般朋旧之间的书信往来称“书”，以示区别。不过越往后，这种称谓越多样化，上皇帝书有称书，有称奏，还有称状、表、疏、札子等等；与一般同僚、朋旧的书信有称书，有称启，还有称引、简、函、尺牍等等，可谓不一而足。虽然不同的称谓其所涉及的对象及用途有所区别，但总体而言，都不外乎书面陈述己见，表情达意而已。尽管古代很早就将上书与一般书信相区别，但鉴于本文所论三苏上书对象不是皇帝便是朝臣，多是公文一类的文章，并没有过多涉及其私人信件方面的内容，所以就将其合并为一起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上皇帝书和上朝臣书两类。在这两类上书中，基本都体现了三苏作文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的特点。

(一) 上皇帝书：指陈弊政，经世致用

三苏均有上书皇帝的经历，其中苏轼甚至多次上书言事。对于他们而言，上书皇帝当然不仅仅是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识，更是在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政治识见。对于国家政策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嘉祐三年朝廷诏令苏洵试策论舍人院，苏洵不愿赴召，但却将自己对于天下之事的见解列为十条用上书的形式进献。在上书中分别就用人、任子、考课、监司、太守待县令以礼、武举、信任大臣、惜名器、择使、罢赦令、去小人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虽然这些意见未必都非常中肯。比如茅坤就说：“此书十条内，如革任子、择使、罢赦令为最确。而严考课之法，举武健之士，其议虽未审，亦当时所急。至言重县令之体、假两制之权与高第者不当按名叙用，似无大关系。首条欲州县幕职上，举主必按其廉能，其议未畅。而末谓宦官一节，恐非宋朝时事之亟者，然与今日则可谓血脉肠胃间之疾也已。”[4]认为其十条中有很多条或者不确，或者未审，或者不畅，或者不是最急之事。但在苏洵当日看来，却是“近而易行，浅而易见”之事，也是他报效朝廷的忠义之言，他说：“臣之所以自结发读书，至于今兹，犬马之齿几已五十，而犹未敢废者，其意亦欲效尺寸于当时，以快平生之志耳。今虽未能奔赴阙下，以累有司，而犹不忍默默，卒无一言而已也。”言下之意虽然自己不能奉诏入朝应试，但这十条乃是自己苦心孤诣之言，也是指陈弊政，经邦济世的有用之言。上书虽也流露出对自己久未得用的不满，但对国事、政事的关心则是其重点表现的内容。

苏洵以一布衣的身份尚且如此，其二子苏轼、苏辙寄身举业、着意仕途自然更是关心国事，多有指陈。苏轼曾多次上书神宗、哲宗，就政治、经济、军事、民事、治安等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上至国家大政方针、小至民间治安弥盗，都奋笔疾书，其目的就是要用手中的笔来干预朝政，匡救国家弊病。所以储欣曾感慨：“古来文人，深识治体，于国家数十百年后安危存亡之几，烛照数算，大声疾呼而极言之，秦汉以来，洛阳贾傅而外，独老苏、大苏两先生而已耳。”[5]

当然关心国家政治，勇于指陈国政之弊的并不仅老苏、大苏而已，事实上，即便向来被视为平和温厚的苏辙，同样也对国事多有建言，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将国家的问题归结为冗官、冗兵、冗费，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可谓用心良苦。可见在强调文章不流于空言而当期于有用的问题上，三苏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当然，苏氏父子虽然都有上书皇帝的经历，但所议之事不尽相同，看问题的角度也有区别，所以文章的关注点也就并不一致。苏洵在《上仁宗皇帝书》中列举了十条弊病，而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强调要结人心、厚风俗、敦教化，苏辙《上神宗皇帝书》则又将北宋当日的主要问题概括为三冗，这其间虽有时局的不同——老泉所论乃仁宗朝的主要问题，苏轼、苏辙所论乃神宗朝的主要问题，但从问题的指向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差异，茅坤谓：“苏氏父子兄弟所上皇帝书不同。老苏当仁庙时，朝廷方尚安静、畅德泽，故其书大较劝主上务揽威权、责名实。长公、次公当神庙时，朝廷方变法令、亟富强，故其书大较劝主上务省纷更、持宽大。然而次公之言，犹纡徐曲巽，而长公之言，似觉骨鲠痛切矣。然三人中长公最胜，其指陈利害似贾谊，明切事情似陆贽。”[6]

大抵而言，老泉所论往往比较独特，比如太守待县令以礼、惜名器、择使等问题确实非一般人所关注的问题，虽则其眼光比较独特，但有时未免有刻意耸动人听的意思。故张伯行批评其上书辞旨多不纯；苏轼所论则比较中肯，看问题比较全面，也能高屋建瓴，不过诸如结人心、厚风俗、敦教化的建议似乎有些宽泛；相比之下，苏辙之论比较实在，也合乎宋代实情，不过其观点则有些缺乏新意。所以综合来看，苏洵立意更求幽峭，苏轼立意更求高卓，苏辙更求平正。

(二) 上朝臣书：规讽过失，求其知遇

除了上书皇帝外，三苏还有很多上书当时权臣、重臣像韩琦、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人的作品。在与这些人的上书中，其目的不外两端：一是规讽过失，二是求其知遇。而最终的愿望还是能报效国家。在这类上书中，他们表现出的共同点一是道义自将的责任感；一是风节自持的矜重感。

虽然出自西蜀，但三苏都有着对国事、政事、军事、民事的深切关心，只要他们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哪怕对方是重臣、权臣，他们也会理直气壮地提出批评，比如苏洵《上富丞相书》虽然目的在于希望富弼能知遇自己，但文中却对其行事多有批评，既批评了富弼的无所作为，也批评了他的不能与同僚和睦相处。《上韩枢密书》向韩琦陈说养兵不用之畏及官民之自私害公，同时劝勉对方治事时应铁面无情。《上韩昭文论山陵书》则主要是极力谏止韩琦厚葬仁宗。这些上书都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而苏轼的《上富丞相书》虽然起处在于盛赞富弼之无间，但结处却是婉讽富弼之用人过于求全，也即是说其最终目的还是劝谏富弼用人不要过于循规蹈矩，要大胆选用非常之才，不能过于拘泥。同样苏辙在《上昭文富丞相书》中也批评富弼行事太缓，过求万全。在《报刘长安书》希望刘长安(刘敞)能降尊纾贵，礼待别人，也即指其不能礼贤下士。上书权臣，本欲求其知己，却不忘士之责任，还要规讽对方之过失，不能不说是一道奇特的景观。而这之中与三苏父子道义自将的责任感是分不开的。个人之遇合固然重要，但他们绝不会为了个人的前途而一味阿谀奉承，在任何时候，他们都不会是非不分，都有自己的原则和坚守。

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便上书权要求其知遇，他们也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尊严，而是处处保持着一种风节自持的矜重感。这其中，苏洵布衣之尊的观念尤为明显。如其《上田枢密书》，本意不过是希望得到田况的举荐，而其行文却绝不似求人者，反倒如助人者。他一开篇便将自己此番求仕的目的归结为不敢弃天亵天，将别人不用自己的做法定性为逆天，这样一来自己求仕不但堂堂正正，且是不得不行之举，而别人不用自己乃是逆天而行，将受到天下后世的讥议。不求仕，乃是弃天亵天，责任在我；不用我，乃是逆天，责任在人。也就是说，此番向田况上书求仕，并非是为个人名利，只是不敢浪费“天与”之才，故尽力而为，以求免遭后世之讥，同时也是不想让田况担负失人之责。此番立意，实在令人绝倒。故沈德潜说：“自尽其责，便是不敢弃天、亵天，至逆天与否，此他人之责，己不得而与也。本欲求人知却处处自占地步。此托于圣贤之理，而出以纵横之术者也。熟读之，不独长光焰，并长志气。”[7]而孙琮更是通过比较苏洵与韩愈上书求仕的特点，感叹苏洵不同凡响：“昌黎上当事书，语语悲婉。老泉上当事书，语语气岸。如此文，本欲田公知我，却处处不作求知语，反若田公不得不知老泉者，此是何等地步，何等力量。读之可喜可愕。其地步处，在以天之与我自负；其力量处，在不肯以亵天弃天自居。地步占得高，自不暇作乞怜语；力量见得大，自不肯作求媚态。真是增长人志气文字。”[8]其他如《上余青州书》、《上韩丞相书》、《三上欧阳内翰书》等等莫不如此。

相比之下，苏轼苏辙布衣之尊的思想或许没有其父那般明显，但他们同样不会作出乞人怜悯的姿态，同样保持着士人的尊严。或许他们上书的态度更温和，语气更谦恭，但绝不至流于卑弱。如苏轼的《上曾丞相书》，虽意在求仕，但却紧扣“诚”字立意，表明自己绝不做“执其裾而强观之”之人，而要做“鬻千金之璧者”，以自己的才学来打动对方，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自信与骨气。所以茅坤说“自瞻上执政书，其所自持处崭然”[9]。而孙琮也谓：“通篇大意，只重一诚。盖诚是立身本领，亦即是立言本领。但此书开口喝出诚字，以后只将夸词急扣、提掇、照应……子瞻欲干时相，其文特幽秀宕逸，曲折自如，绝无俯首乞怜之态，真是少年得意之作。”[10]此外，像他的《上富丞相书》、《上韩太尉书》、《上王兵部书》等，尽皆如此。虽文中对上书对象多有称颂，但并不见曲附阿谀之态，而求见求进之心，总有不得不为之意，可谓地步站得高，姿态摆得正。

而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同样是一篇立意奇绝的求见之文。文章先从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引出得见欧阳公，然后再以欧阳公陪出求见太尉，归到正题。

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矣。

然则其求见太尉之心不过“是要尽天下之大观”而已，并非“有取于斗升之禄”。这等立意，实在令人拍案叫绝。吴楚材、吴调侯评曰：“意只是欲求见太尉，以尽天下之大观，以激发其志气，却以得见欧阳公，引起求见太尉。以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引起得见欧阳公。以作文养气，引起历见名山大川京华人物，注意在此，而立言在彼，绝妙奇文。”[11]其他诸如《上两制诸公书》、《上刘长安书》、《上曾参政书》等等，虽表达方式不同，但都不外乎规讽对方之过失，不甘心自己才学被埋没这两点，而绝不涉及求名求利之意。可见，他也同样保持着士人的责任感和矜重感。

通过比较三苏与这些当朝政要的上书，我们可以发现，老苏的态度更矜高，更傲岸，其所言也更恣肆，而二苏的态度则较为谦恭，其所言也更委婉，不过，不因向人求仕而弃尊严，不因对方权重而失态度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

二、论：不落窠臼

和唐宋八大家中其他各家相比，三苏的论体文章尤为醒目，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经论、史论、政论、兵论等各种类型的论说文都有涉及。这里我们选取史论和政论两类来分析其立意的特色。

(一) 史论：独抒己见，将无作有

三苏都喜作史论，以此见其对历史人事的认识。他们在史论的立意上，往往不囿于成见，也不在于求全求稳，经常就某一人、某一事独抒己见。虽非不刊之论，但其新奇精警处，往往动人。而尤为特别之处，乃在其将无作有的本事。将一段本为虚设之事，反复写来，倒似正该如此一般，着实令人赞叹。

如苏洵《高祖》一文，认为“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后见也”。然后逐层述说理由。高祖命周勃为太尉，乃是知道其死后会有吕氏之祸，而既然知道，为何又不除掉吕氏？是因为形势所迫。

帝意百岁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武庚禄父者，而无有以制之也。独计以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为大臣素所畏服，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壮。故不去吕氏者，为惠帝计也。

吕氏须去又不可去，故只能“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而吕氏之党最可畏者，乃是樊哙，故“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时哙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斩之”。这一番推演，起意全在高祖逆知有吕氏之祸。但是高祖当时是否真能预料到日后会有吕氏之祸呢？答案其实是不得而知，故一切均系苏洵假设中来。孙琮云：“此论全是凭空起意，将无作有，附会拢来，写成奇文。篇中只惠帝作主，因安惠帝，想到不去吕氏，因不去吕氏，想到制吕氏者在用周勃，削吕氏者，在斩樊哙。盖斩樊哙，所以去吕之党。用勃，所以制吕之变，吕氏不变，则惠帝得安，此一篇之贯串也。曲曲推来，古人未必有是心，后人却写作有是事，遂觉名论不刊。”[12]过珙云：“高帝欲斩哙，为儿女之计耳，即安刘一言，亦恐身后有变，如七国之属，非必逆知有吕氏之祸也。老苏以此立论，本是硬派官差，然却如老吏断狱。学者熟读之便可得无中生有法。”[13]

同样苏轼之《武王论》也是这等立论。苏轼认为武王封商纣之子武庚，其实早知其必叛，所以封者，乃是不得已而为。

殷有天下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纣虽无道，故其家遗俗未尽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岂武王之意哉。

以此断定武王非圣人。其说并非天下公议，但自成一家之言。故茅坤谓：“通篇将无作有，转辗不穷，大略从战国辩口中来。”[14]储欣亦评之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子系《易》，有定论矣，曷尝几微不满于二王哉？特以前段巧于附会，无中生有，以伸其私说而录之。”[15]

其实不光苏洵苏轼，苏辙在史论的立意上也常用将无作有之法。譬如其《商论》，谓商朝不如周朝享庙长久，关键在于商政用强，周政用柔，强而易折，柔而易久。

盖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胜；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长，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这番议论看似有理，但关键并没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商政用强，苏辙所言之事未必合乎实情，有些纯系苏辙主观臆断，但他以此立论行文，亦足以醒人耳目。故吕留良评之云：“此文是空中楼阁，盖商人之风俗，特验之诗书。而谓其用刚，本无实据。文皆倚周以论商，复用齐、鲁以影商、周，都是凭虚结构。读此当悟文章假借之法。”[16]包括他的《汉文帝论》，也是这种天马行空之论。文章认为文帝以柔克刚，故能保国之久安，景帝接受晁错的建议削诸侯地，故有七国之乱。所以治国当用柔，当加强防范，而不应贪功冒进。

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则虎毙，不幸则人死，其为害亟矣。晁错之计，何以异此？若能高其垣墙，深其陷井，时伺而谨防之，虎安能必为害？此则文帝所以备吴也。

这种观点其实是后人读史之见，并不能反映当日之实情。所以王文濡《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五评苏辙《汉文帝论》云：“此亦有感于王韶开边而言，而于汉代当日情事未能吻合，只图说得痛快耳。”[17]认为苏辙不过有感于宋代国事，故借题发挥，但实则未必合乎当日时事。

其实从三苏的史论来看，虽然有不少中肯之论，但很多观点亦有凭空立论之嫌。有些观点纯粹是为了出奇制胜，标新立异。比如说同论汉高帝，苏洵认为高帝明于大而见于小，而陈平、周勃即军中斩樊哙一事乃是去吕氏之党，制衡吕氏之变；苏轼则论进谏当合上意，惠帝之立在于羽翼所成；苏辙却说：“高帝之入秦，一战于武关，兵不血刃，而至咸阳。此天也，非人也。”可谓各有说辞。同样论管仲，苏洵责其不能荐贤自代；苏轼赞其立法在于论而决，用事在于仁义盛德；苏辙又责其内不能治身，外复不能用人，也是褒贬不一。而且往往就其中某一点发议论，并无求全之意，亦无求稳之心，只在独抒己见而已。但以其文章粲然生色，所以有时尽管立论未必经得起推敲，但依然足以令人侧目。

(二) 政论：因事立题，切中时弊

尽管三苏在史论上有时为了标新立异，常有不根之谈。但在政论上，则又很强的针对性，往往因事立题，能够切中时弊。

苏洵政论之作，主要见于《审敌》、《审势》、《衡论》诸篇，这其中论及的问题关乎政事、军事、民事、经济、法制、人才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对当时的各种社会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多数都有明确的针对性。如《审敌》一文中，他针对宋朝于边事一味纳币求和的委曲求全姿态，提出速停纳币，准备应战的主张。《审势》一文则主要论宋代势强而政弱，弊在习于惠而怯于威的问题。《衡论》中《远虑》论君主应有可委之以奇机密谋的心腹大臣，《御将》论要针对贤将、才将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领导方式；《任相》论君主应待宰相以礼，而宰相大臣有罪，亦当重责，《重远》提出要慎重任用边远地区的官吏；《养才》提出对待奇才要用不同于常人的宽容态度；《广士》建议从基层官府未入流的胥吏中选拔德才兼备者充实官员队伍；《申法》论用法之弊，有法不依，法制腐败；《议法》论宋法之失在于轻恕，减罪，要求重恕以救其弊，《兵制》针对宋代兵养于官的弊端，提出将职分、籍没之田募民为兵，耕种自食的主张；《田制》针对北宋“田非耕者所有，而有田者不耕”的现状，提出应推行名田之法的建议。这些建议主张都是针对北宋社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所提出的匡救措施，虽然其所提出的应对措施未必都可实行，但从中可见其对宋代时政的关心。比如他在《申法》中指出的宋代法制乱象，度量衡不一，彩珠糜金，工商者服饰僭越，吏之私买而从公籴入之法等问题，足见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所以其政论的立足点就在于针对现实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苏轼的政论文字，俱见于其策论文章中，如其策略一、二、三、四、五，《策断》上、中、下及《专任使》、《厉法禁》、《抑侥幸》、《决壅弊》、《无责难》、《无沮善》、《敦教化》、《省费用》、《蓄材用》、《练军实》、《劝亲睦》、《均户口》、《较赋役》、《去奸民》、《倡勇敢》、《定军制》、《教战守》等，同样给宋代各种政治社会问题提出了全方位的建议。而且较之苏洵而言，苏轼的政论更系统，目标更明确。不过他们关注的问题有相似的地方，政事、吏事、军事、民事、农事等等，都在他的关注范围之内，可见他的视野很宽阔，考虑问题也很全面。而且苏轼的应对之策着意长远，并不仅限于救一时之弊，而在乎为万世计，所以他比苏洵看得更远，站得也更高。如其《策略一》论人主当贵于自断。

苟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则智者愿效其谋，勇者乐致其死，纵横颠倒，无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断于中，群臣虽有伊吕稷契，无如之何。

这便是针对朝廷决策优柔寡断而发的议论。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评之云：“宋之受弊，由于颓堕，至南渡后尤甚，而仁宗朝其先征也。痛切言之。先言其病，后救以方，比于长沙痛苦。公于仁宗朝，勉其励精图治；及上书神宗，又劝其法祖养安；时世不同，立言亦异矣。”[18]又引储欣语：“宋立国本弱，而仁宗在位，蒙业养安，将有优柔不振之弊。此篇说当时国势处，字字切中，可与贾生策‘治安'比肩。”[19]又如其《策略三》论朝廷任人之失，可谓见解深刻。

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当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从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从而尤其法。法之变未有已也，如此，则虽至于覆败、死亡相继而不悟，岂足怪哉！

…………

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

…………

惟天子一日铿然明告执政之臣所以欲为者，使知人主之深之也而内为之信，然后敢有所发于外而不顾。

认为任人之失乃是朝廷的当务之急，因此不需纷纷变法而求治。故孙琮谓：“大抵子瞻诸策，固以救一时之败，亦欲立百世之经。若信任得人，自不必纷纷变法以求治。此不易之定论，正不必问其为何时而发也。”[20]而浦起龙亦云：“此篇先论立之之人，贵于任之专而信之无间，然其语意却对当时漫无定见，姑试变法者言。故篇中凡言无益之纷更，皆是切时对勘，不是常套陪宾。”[21]其他如上述各篇无不切对当日时事，畅所欲言，且所论都极有见地。可知苏轼的政治眼光还是非常独到而精准的。不过由于他的政论多写于生年早期，且多为制科而写，所以有些问题也未必都能经得起现实的检验。

苏辙的政论基本思想与苏洵、苏轼相似，主要见于其《君术》五篇，《臣事》十篇，《民政》十篇等。同样涉及国事、人事、兵事、民事、农事等多方面的内容，也多与当日时事相吻合，有明显的针对性，多借古喻今，并且也常有精彩的识见。如其《臣事策一》论重臣与权臣的区别及重臣对国家的重要作用，乃是针对宋代现实而发，亦颇有见地。沈德潜引储欣语云：“治天下在养重臣，养重臣在宽其法。当时如韩、富数公，可谓重臣矣。子由生其时，目睹其效，故言之亲切有味如此。”[22]而茅坤则谓：“古人尝云文至韩昌黎，诗至杜子美，古今能事毕矣。予独以为人臣建言感悟君上，如子由重臣一议，则千古绝调也。”[23]《臣策四》论当予武将以兵权。亦是针对宋代武将兵权过弱而发。沈德潜谓：“宋祖释天下诸将之兵权，有鉴于五代方镇之乱，不知国无重兵，金人得以长驱而入，二帝北狩，不旋踵矣。栾城逆料其变而筹之，若烛照数计而龟卜者。苏氏父子之策，徽钦南渡时一一皆验，岂犹夫摇动唇吻、妄计事势而初无失效者哉。”[24]此说或有夸大，但此文乃是有感于国势而发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当然，和苏轼的政论一样，苏辙的政论文有些议论也并不精确，而且往往有些华而不实，场屋之风的倾向比较明显。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时事的关心，也不影响他经邦济世的热情。

从总体来看，三苏的政论涉及范围广，联系现实紧，所言建议大多能切中时弊，针对性强，这是其主要特色，不过由于苏洵与苏轼、苏辙所处时代状况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并不相同，比如苏洵多言须用重典，而二苏则讲法在宽简。

三、记：因以寄兴

记体文章乃是历代散文家所钟爱的类型，三苏也不例外。在他们的作品中亦有不少记类文章。其用意不过是通过景或物来寄托自己情怀、襟抱和感慨罢了。虽事态万殊，情志各异，但重兴寄、求深远则是其共同的趋向。

(一) 记游：借景抒怀，寄情于远

因为本着不落空言的原则，所以苏洵绝少写游记，也不太在意借景抒怀，他所写多是关乎时事的内容，较少记景记游之作。事实上，中国古代文人，只有那些在官场混迹较久，且往往又不太如意，于是对官场生活感到有些厌倦，自觉身心疲惫的人，才会需要用自然山水来调适自己。这样的话他们才会较多地写景纪行，通过自然景物来寄托自己的襟怀、情趣。而苏洵显然不属于此类，他并不熟谙官场，对世俗官场中的种种混乱、虚伪、欺诈及置身其中的各种束缚、烦恼、忧惧并无切身的体会，所以他自然就不需要借山水自然来排遣自己。换句话说，需要借景抒怀的，往往是希望用自然对抗官场，而苏洵则根本不需要。因为他虽然为朝廷修过礼书，但总体来说并无多少官场生活体验，所以似此借景抒怀的作品几乎没有。

但苏轼苏辙久经官场，所以和历代官场文人一样喜好借景抒怀，表达自己的于俗务之外的闲情逸趣，同时寄托自己胸襟怀抱。如苏轼《超然台记》便以记台为名，写自己无往而不乐的超然襟抱。

凡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 ……

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台之名超然，意其心在超然。所以苏轼在此并不着意于景，只是借此一写心中之超脱达观罢了。吴调侯、吴楚材《古文观止》评之曰：“是记先发超然之意，然后入事。其叙事处，忽及四方之形胜，忽入四时之佳景，俯仰情深，而总归之一乐。真能超然物外者矣。”[25]所以本文立意一开始便有了超然远致的意味。张伯行则谓：“游物之外则随寓皆安，世之胶胶扰扰，患得患失以终其身者，岂足以知公之胸次乎。”[26]再如其《放鹤亭记》，自放鹤亭起意，写隐居之乐，并用南面之君与山林之士对比，突出山人隐居之乐的高妙。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

既是记放鹤亭，更是记自己对山林隐居生活的向往。羡彼山居之闲放，慨我系官之繁冗。故其立意之源，正在于心生尘外之念。

苏辙同样有此心思。如其名作《黄州快哉亭记》借写张梦得黄冈快哉亭，来抒发彼此随缘自适、坦荡豁达的人生态度。

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

其立意与苏轼《超然台记》如出一辙。林云铭谓：“全篇只拿定‘快哉’二字细发，可与乃兄《超然台记》并传，按：‘超然’二字出自庄子，‘快哉’二字出自楚词，皆有自乐其乐之意。‘超然’乃由子由命名，而子瞻为文言其无往而不乐；‘快哉’乃子瞻命名，而子由为文言其何适而非快。俱从居官不得意时看出，取义亦无不同也。”[27]因为他们都深谙官场之劳累，所以并有尘外之想，而且这种念头往往在其内心具有很强烈的驱动力，所以发而为文便特别情真意切，特别能打动读者，多为上佳之作。再如他的《武昌九曲亭记》亦与苏轼“超然台意”如出一辙，寄怀于山水之间，其乐不因乎景而因乎心，以此寄托自己公事之余的闲情逸趣，立意超远。

(二) 记物：借物起兴，托物寄慨

除记游之外，三苏亦有众多记物之作，这些作品大多借所记之物起意，表达自己对于世事人生的深沉感喟，可谓思致深刻。

如苏洵的《木假山记》，其文乃是苏洵从家中所藏木假山引发感慨，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的一种深沉思索。文章先写木假山之形成以及得之之不易，并由此而感慨现实人生的艰难和人生命运的不可预测，又从木假山三峰的特征上，联想到自己与两个儿子。

然予之爱之，则非徒爱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爱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见中峰魁岸踞肆，意气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庄栗刻峭，凛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无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认为中锋正如自己，“魁岸踞肆，意气端重”，而旁边二峰便如苏轼、苏辙，“庄栗刻峭，凛乎不可犯，虽其势服于中峰，而岌然决无阿附意”。父子三人相形相伴，却又各自独立，孤峭傲岸，绝无阿附之意。这是写木假山，但更是在写人。苏洵的思绪早已越过了木假山，而伸向了更广阔的人生和更高尚的人格，可谓寄兴深远。

又如他的《张益州画像记》，亦堪称其记类文章的妙品。1056年，蜀人感念张方平镇蜀之功，故在净众寺为之留像以示纪恩，苏洵因此写下了这篇作品。但本文立意比较为难，因为蜀人感念张方平的恩德，是因为他以安抚的手段平定了蜀人叛乱，但如果仅就此表彰张方平的功德，又有不妥，因为这中间涉及蜀人作乱的问题。苏洵本人也是蜀人，自当维护蜀人的声名，所以文章既要肯定张方平的功绩，又要维护蜀人的声誉。于是苏洵采取了巧妙的处理办法来达到这种目的。他将文章分成叙事和议论两部分，而略写叙事，重在议论，这样就有意识地将蜀人叛乱之事轻轻带过，避重就轻，不作过多纠缠。然后，在写到蜀人叛乱之事时，自己先以“将乱未乱”之辞为蜀人回护一番，又借张方平之口为蜀人的叛乱做一番说辞，这样既可以体现张方平体察民情，爱民若子，又为蜀人叛乱进行有力的辩解。谢枋得云：“张公知益州，为蜀有寇。此记有难下语处。一则张公到益州，非有汗马之劳；一则老泉于蜀为父母之邦，说蜀无寇不得，说蜀会做寇不得。看他如何推尊张益州，如何回护蜀人。以未乱既乱为易治，将乱为难治，见得张公有功于蜀人；亦以齐鲁之人待其身，见得蜀人易于从张益州。末段说像处，先抑而后扬，盖作画像记故也，是之谓善尊题。”[28]此番立意可谓用心良苦，意味深长。

苏轼的《眉州远景楼记》亦是托物寄兴的佳作。1078年7月15日，苏轼应乡人的请托，为眉州远景楼作记。远景楼为当时眉州父母官黎希声所建，如此作文自然免不得要将其美颂一番。但文章并非仅仅为了赞颂黎希声，更是要显示眉州风俗之美。所以作者并没有描写远景楼之风景，而开篇便写眉州风俗之美，这样既是赞美乡人乡情，也是从侧面称赞黎希声治理眉州政绩显著，教化大行，可谓颇具匠心。故沈德潜谓：“既去乡久，不应向楼之风景着笔，犹昌黎作《新修滕王阁记》，通篇以未得造观为主，阁之风景不一描写也。只祥叙风俗之美，而黎侯之治，可以想见，此作者极造意处。”[29]而文章结尾处所流露出的对故乡的思念，风致宛然，更见作者思绪的绵远。确实与一般记类文章大不相同。

再如其《墨妙亭记》亦是寄慨深远的文字。1072年，湖州太守孙莘老在官邸中建墨妙亭，收藏湖州境内古代石刻，请时为杭州通判的苏轼为亭作记。苏轼则从孙莘老的举措里推出“知天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

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

知天命，尽人事是为孙莘老建亭藏石刻作最好的辩解，而从收藏石刻之举联想到治国之事，犹见苏轼思致深刻。可以说，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对于国事兴衰和人情物理的深刻体悟。

苏辙同样有这般文章。其《东轩记》一文便借写东轩以寄托其谪居之苦闷，表达安于东轩的志向。其实文中于东轩并无过多笔墨，只是轻带一笔，而着重借此来写人生的感慨。故王文濡谓：“于东轩不涉铺张，正是借题寓意，达其谪居抑塞之悲耳，读者不可不知。”[30]同样他的《待月轩记》，也主要是借隐者之言说性命之理，并非单纯调风弄月之作。

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为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为月。日出于东。方其出也，物咸赖焉。有目者以视，有手者以执，有足者以履，至于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无物不废，然日则未始有变也。惟其所寓，则有盈阙。一盈一阙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尝增也。入而死者，未尝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则有死生。一生一死者身也。虽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尝息也。身与月皆然，古之治术者知之，故日出于卯，谓之命，月之所在，谓之身，日入地中，虽未尝变，而不为世用，复出于东，然后物无不睹，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为明。以日之远近，为月之盈阙，非身而何？此术也，而合于道。

这般文字显然在于借日月以喻性命之理，并非真个记月记轩。在这里，月也好，轩也好都不过是引起感怀的载体罢了，其着眼点乃在对人世性命之理的体悟。

由此可见，三苏这类记体文章，其意大多不在所记之景或所记之物本身，景也好，物也罢，都不过是一个媒介，用以抒怀寄慨罢了。所以多数时候他们并不侧重于对所记之景或物本身的描写，而重在寄托世事人生之感慨。

从上述书、论、记三类散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三苏古文在立意上重实用、求新奇、讲兴寄的特点。虽然父子三人个性气质不同，人生经历有别，学识眼光也有高下之分，但有抱负、持风节、敢直言是他们共同的特征。而综合比较三人的文章立意，我们会对苏洵的奇峭、苏轼的高卓和苏辙的平正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但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他们之间也有相互融通之处。

当然，三苏还有众多其他体式的古文，比如说、序、传、碑、铭、赞、颂、赋、祭文及其他杂著之类的文章。但一来三苏中苏洵这类文章相对比较少，二来这当中有不少应酬之作，并非三苏古文的精髓所在，唯二苏序、传、赞、赋一类的文字较有特色，且就其立意而言，大多不外乎忧世、美德，颂人、寄慨之类，总体特色与上述所论三类文章大体相似，只是在一些细微之处比如体现各自性情、性格、才学、识见等方面更见个性。所以本文在此就不赘述了。

注释：

[1] (宋)魏天应：《论学绳尺·行文要法》，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82页。

[2] (清)张谦宜：《絸斋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7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7页。

[3] (清)张谦宜：《絸斋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7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34页。

[4]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48～1949页。

[5] 参见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4201页。

[6]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62页。

[7] (清)沈德潜选评，[日]赖山阳增评：《增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十五，武汉：崇文书局，2010年，第356页。

[8] (清)孙琮编选：《山晓阁选古文全集》卷二十五，礼菴定本，第7页。

[9]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评文》，王水照编：《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71页。

[10] 参见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4942页。

[11] (清)吴调侯、吴楚材选编：《古文观止》，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