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凡秋

(西藏大学文学院，西藏拉萨，850000)

《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其产生之时，囿于史志性质，其研究多依附于《汉书》，先人因《汉书》而《汉志》。东汉班固(32—92)，字孟坚，右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后汉书》卷四十有传。班固采《七略》体例编著《艺文志》，列为《汉书》十志之一，收在《汉书》第十志，第三十卷，是我国史志目录的开山之作，亦是我国现存古代第一部完整目录书。《汉志》在著录时删除了《七略》中的《辑略》，将其内容散入各类小序。著录体例是先有大序即总序，叙说汉代求书、藏书、校书的源流及其部类划分依据；其后依《七略》六分法体系按时代先后编排书目，书目下有篇卷数、著者，各小类后有小序，总括类种家数、篇卷数，考求各小类学术性质及学术源流、评论是非得失；类下有类序，总计各大类家数、篇卷数，考求各类性质作用及流传，或典籍存佚。班固囿于学识及《汉书》记述时间限制，对《七略》删繁就简，致使《汉志》未能尽收秦汉典籍，且与《汉书》同时代出现的书籍亦有遗漏，如扬雄《方言》。另外，《汉志》名义上是著录一代藏书之有无，因其删削《七略》而成文，实则通录刘向、刘歆父子校点群书时汉代府库藏书，未加考察所著录书是否亡佚或不存于东观、兰台，亦未著录流传于民间未被政府收藏之书。

一、 清代时期《汉书·艺文志》“拾补”研究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史志篇》探究“史志之源流”时说：“史志处于修史者所为，而修史者未必皆撰艺文志，即修之亦未必皆能完备。自倪灿(1627—1688)首倡补修辽、金、元史志之说，继起者数家。近数十年，其风转炽。后汉、三国而下，无代不有人为之补志者。《汉志》、《隋志》以时代特古，自宋末即有王应麟撰《考证》，近代仿其例而考证拾补者亦不乏人。在目录学史中乃蔚为补志考志一派。”[1]姚先生之语道出目录学界研究的一种风向——辑补史志研究，并且这种研究已被更多专家学者所重视。姚先生所指史志辑补包括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类书，因此与本文《汉志》“拾补”研究有交叉之处，同时《汉志》“拾补”研究的燎原之势，亦是在辑补史志过程中对《汉志》利用、研究、考证、辑补的星星之火下产生的。

辑补史志目录，肇始于东晋袁山松《后汉·艺文志》(已佚)，形成于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发展于清朝乾嘉朴学，最终在近代使辑补蔚然成风。虽然《汉志》创著录前代书目之例，但就辑补的史志而言，著录的则多是断代史书目，“补史艺文志的内容只能是纪一代著作，不能补当代所藏的古今之书”(邵晋涵《补续汉书艺文志·序言》)，比如姚振宗《后汉艺文志》，集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和侯康《后汉书艺文志》于一体又有所发挥，并且所收录文献定位在范晔《后汉书》断代史时限范围内。此类辑补的史志(即是对二十五史中没有史志目录的十八种史书艺文志部分的辑补)是对书中未有部分的辑补，性质与姚振宗《拾补》、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卢文弨《宋史艺文志补》等拾补史志相异，姚氏等书是对书中原有部分内容上的增补。另外还有清人学者、文人文集、笔记著述中谈及辑补史志时零散分布的《汉志》“拾补”研究。

清朝出现了许多辑补史志之作，主要得益于当时的学术思想氛围。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到全盛时期的标志，是宋明理学的衰落与乾嘉朴学的兴起。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宣扬纲常名教，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是帮助统治者愚弄百姓、强化思想文化专制统治的有力武器，因而不但在宋明两代占据统治地位，而且成了清代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然而在民间，有一批启蒙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从明朝灭亡的教训中看清了宋明理学的反动与腐朽，于是提出了“贵创、博证、致用”的建设性研究方法，对宋明理学展开批判。他们反对空谈心性，注重实用之学，“‘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务者，一切不为”[2]。希望从经世致用之学入手，改变学风。他们的学术思想为后来注重训诂、考证的乾嘉朴学开了风气。从清朝立国到康乾盛世，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既有宽容利用，又有文字狱等高压政策，这是清代学术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政治原因。这迫使许多文人学者“躲在故纸堆里讨生活”，将整个身心甚至毕生精力都用在对历史文献的辑佚校勘和对名物典制的考证、训诂中去。从乾隆中期开始，所谓乾嘉朴学便取代宋明理学的正统地位而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

在乾嘉朴学的学术氛围笼罩下，清朝学者辑补史志成绩斐然，1787年卢文弨从黄虞稷《明史艺文志》稿中，摘出并刊成《宋史艺文志补》1卷、《补辽金元艺文志》1卷，从此补修史志开始以单独成书的形式出现[3]。来新夏先生《古典目录学浅说》中附表列举清以来学者所补的史志书目36种，就有22种是清朝学者著作。来先生36种辑补史志书目并未包括姚振宗《拾补》、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此三种书是对史志目录内容加以“拾补”，故作者没有归并于辑补史志书目中，但此两类史志(“辑补”与“拾补”史志)亦显示出清朝考据学之成就非凡。本文着力点在姚振宗、章宗源、张鹏一等“拾补”类史志研究，故在此对以上22种辑补史志不一一介绍，下文则以时间先后为序，疏理清时期《汉志》“拾补”类研究著作。

《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亲自领导编纂完成，是一部集考证、辨伪、校勘、辑佚等于一体的宏编巨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类下又分不同的子目。据文渊阁本统计，这部丛书总共收编古今图书3457种，79070卷，存目6766种，93556卷。《四库全书总目》是各书提要及各类存目，易类有《子夏易传》12卷、《古三坟》1卷，诗类有《诗序》(“案《诗序》之说纷如聚讼，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郑元《诗谱》也……”[4])2卷，礼类有《大戴礼记》13卷，春秋类《存目》有《春秋繁露》17卷，道家类有《阴符经解》一卷(旧本题黄帝撰[5])，等等，未尽详，这些书目《汉志》皆未收录，于“拾补”研究大有助益。

佚名《汉书疏证》，据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介绍[6]，是书27卷，《续修四库全书》第265册，据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影印。傅荣贤通过对是书引文的时限研究，并比对佚名《汉书考正》，断定是书约成书于宋末或元初，但同时指出书中亦有引用顾炎武《日知录》中言语，则是书必成于顾炎武(1613—1682)之后。傅书指出：“作者曾补录《老子》等为《汉志》所阙载的文献，这和王应麟《考证》补入27种《汉志》阙载文献的用意也颇为相同。”[7]惜囿于借阅不便，是书笔者未得亲见，仅依傅书研究以为据，有待于进一步研读是书考证。

清代著名考据学家王谟(1731—1817)，字仁圃，乾隆时举人，后中进士。王氏通文史，好旧闻，一生辑佚文献丰富，按经、史、说三部，辑得《汉魏遗书钞》达五百多种，刊行者有经部108种；《汉魏丛书》(王氏辑佚部分名为《增订汉魏丛书》)辑佚书86种，又广为94种；《汉唐地理书钞》分前后两编8册，都五百余种[8]。此三部辑佚书，作者未见原书，仅搜得相关目录，但就各部书目录观之，是书的存在，无论是辑佚研究抑或是“拾补”研究，都是首屈一指的一手资料。对于本文《汉志》“拾补”研究，《汉魏遗书钞》最为实用，亦是“拾补”研究不可不征引借用的材料，是书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376页的精装本。清朝类似《汉魏遗书钞》的辑佚书特别多，资料繁复，又未能亲见原书，故不敢妄下结论，但就书名及相关资料可以窥其崖略，因此我们借此类辑佚书来辅助《汉志》的“拾补”研究，比如，张惠言辑《周易荀氏九家》3卷、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主》33卷、黄《易》注33家等对于“拾补”易类文献有很大助益。此类可参考文献还有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黄奭《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经籍佚文》、《十三经汉注四十种辑佚书》等，本文疏证即用到相关文献。

沈钦韩(1775—1832)，乾嘉时江苏吴县人，善训诂考证，博通经史，著有《两汉书疏证》。因笔者未见是书，故此条研究悉遵傅荣贤先生《〈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9]。据傅先生介绍，《汉书疏证》增补七种《汉志》未著录典籍，随部入类，谓之“新附”，补入的7本书分别是：《毛诗说》、《礼戴说》、《戴德丧服变除》、《汉仪》12篇、《乐元语》、《左氏说国》、《鬼谷子》。对于“新附”7种书，傅书中有些许评判，亦可以用余嘉锡《古书通例》评判王应麟《考证》时提出的几点“拾补”原则加以审视。

刘光蕡(1842—1903)《前汉书艺文志补》，据傅荣贤先生介绍，是书“系补《汉志》缺载文献、随类入部，类同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10]。是书不传，笔者推测是书当在姚氏书基础上又有所发挥，当为《汉志》“拾补”研究之佳作，若能窥其全面，于“拾补”研究善莫大焉。

沈家本(1840—1913)《汉书琐言》，是书对当世流传《汉志》版本作“拾补”，为《汉志》收书不全辩护，如“右蓍龟十五家四百一卷”条下加按语曰：“上文凡卷四百七十七，而《易卦八具》不在内。当有讹夺。”[11]“又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琐言》云：“以下文推之，此下当有‘图十三卷’四字。”[12]此一类《汉志》“拾补”研究的存在源于《汉志》成书之后图籍散佚、历经战乱，并且后人传抄过程中难免有失误之处，故还原《汉志》原貌的拾遗也是“拾补”研究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

王国维(1877—1927)，《清史稿》卷四九六有传，我国著名国学大师，精通文学、史学、文字学，著述颇丰，有《观堂林集》20卷，《人间词话》等。王氏在为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作跋时阐明了自己对《汉志》的一些看法——“未达者”[13]三：一，《汉志》中秘书有不入《汉志》者，《六艺略》书中仅费氏《易》、毛氏《诗》2家；二，《汉志》中无《楚辞》、《楚辞章句》及景差、东方朔[14]赋；三，对班固《汉志》中新入书不全表示不能理解，如班固校书过程中参考到的刘歆《钟历书》、《三统历》、《洪范五行传》，《天文志》中的《甘氏经》、《石氏经》、《夏氏日月传》、《星传》，及叔孙通《汉仪》12篇。王氏虽然没有具体深入的研究，但其指出《汉志》几种未收录书目与我们“拾补”研究之意切合。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姚人，一生最重国学，传统学术研究造诣精深，著有《章氏丛书》、《续编》、《三编》等。章氏讨论《汉志》阙著之书时说：“独萧何之《九章》，叔孙通之《礼器制度》，王官所守，布在九区。及秦氏图籍，高祖以知地形阸塞、户口多少强弱者，皆阙不著。”[15]从政治因素考虑《汉志》著录不全原因，其对阙著书目的考察可供今人《汉志》“拾补”的研究借鉴利用。

对《别录》、《七略》的辑佚。《别录》、《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分类图书目录的开端，《隋志·史部·薄录》有著录：“《七略别录》二十卷，刘向撰；《七略》七卷，刘歆撰。”[16]学者们认为《别录》成书有刘歆功劳，刘歆自小随父穿梭石室兰台，帮助刘向校订书目，且刘歆《七略》是在其父《别录》基础上完成的，所以《别录》、《七略》二书常混称。《旧唐志》、《新唐志》亦有著录，《宋志》无，则大致可以确定两书当亡佚于唐末五代时期。清代辑佚之风盛行，对两书的关注度较高，先后出现十家辑本：洪颐煊《问经堂丛书》本，严可均《全汉文》本，顾观光《武陵山人遗稿》本，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本，陶浚宣《稷山馆辑补书》本，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本，张选青《受经堂丛书》本，章宗源辑本，姚振宗《师石山房丛书》本，章太炎《七略别录佚文征》，其中以姚振宗辑本(邓骏捷在校补过程中又“补遗”收入诸家辑本中不见于姚辑本的佚文)最佳[17]。这些辑本在辑佚过程中参考资料详瞻，体例设置多参考《汉志》，辑佚的内容既有《汉志》已收录书目，又有《汉志》未收录书目。《汉志》删减《七略》成书，而《七略》所收书目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府库藏书情况，故此类辑佚书在《汉志》“拾补”研究过程中是很有分量的一手资料。

清朝的《汉志》“拾补”研究，除王应麟《考证》、姚振宗《拾补》(见后文，另有刘光蕡《前汉书艺文志补》，惜不传)，直标“拾补”《汉志》旗帜，王书此方面成就不及姚书。其他则为各书作者在疏证、注释《汉志》过程中对未收录书有著录，客观上“拾补”了《汉志》之阙，可为“拾补”研究佐证。

二、 近现代《汉书·艺文志》“拾补”研究述略

姚名达先生《中国目录学史》所说“在目录学史中乃蔚为补志考志一派”，延续了乾嘉朴学考据之风，形成了诸多辑补之作。就《汉志》“拾补”研究而言，与清代辑补史志不同之处在于，近现代的史志辑补之作多侧重对已亡佚书籍的辑佚，比如对《七略》的辑佚整理，再就是对此前已亡佚书籍的多种辑佚本的整理定本工作。笔者考虑本节分专著类、论文类两大部分对《汉志》近现代“拾补”研究进行分类，专著类“拾补”研究，由于专书研究较少，其“拾补”研究主要夹杂在对《汉志》的整体研究中；或是将目录学著作的研究依附史学，夹杂在对《汉书》的整体研究中有只言片语的探讨。论文类《汉志》“拾补”研究，则多是对此前研究专书的进一步研究、补正，或是作者在姚振宗书的基础上有所阐发，或是依附在整个史志辑补的大背景下的零散言语。

(一) 近现代专著角度《汉书·艺文志》“拾补”研究

近现代一些诸如刘咸炘、王重民、来新夏、姚名达等目录学研究者对辑补史志多有理论层次的论述，其观点分别表现在各自的目录学著作中。相关目录学、文献学理论专著等书中都会有零星涉及，如周贞亮、李之鼎《书目举要》，即设有专节来谈辑补史志，曹慕樊《目录学纲要》在“辨伪与辑佚”章提到《汉志》不著录《中古文易经》等文献[18]。

杨树达(1885—1956)《汉书窥管》，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杨树达文集》中，是书意欲通过训诂与校勘补注王先谦《汉书补注》，注释多引姚振宗《拾补》、《汉书艺文志条理》。书中不少言论为班氏《汉志》收书不全辩护，如其言：“盖其时有《别录》，有《七略》，言之已详，《志》在简要，故悉从其略……刘氏校书，中秘所有者则及之，否则不载也。余疑中秘当时偶无本经，故刘氏不及而班仍之耳。实斋献疑，要为左袒，说是非也。”[19]并以此言论为《汉志》未收《老子》本经(或称《道德经》)辩解，认为姚氏《拾补》书目无是用，即是杨先生注意到了《汉志》有为收录书目，但并没有在此基础上“拾补”汉志，我们仅能通过其书中对《汉志》的辩护查找出未著录书目，可作为《汉志》“拾补”研究另一角度的参考资料。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王绍曾先生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200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全书3册，上册经部、史部，下册子部、集部、丛部，第一册是索引。是书主要是对《清史稿·艺文志》及武作成《补编》进行再拾补，共收书54888部，有评论说是书“为历来史志，目录之冠”[20]。本文探讨是书重点不是其对《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的拾遗研究，而是其在拾阙补遗的过程中所参考的一些书目文献，比如上文所提到的王谟的《汉魏遗文钞》、孙堂的《汉魏二十一家易注》等书，这些书为我们做《汉志》“拾补”研究提供了参考文献，我们可以顺着是书所搜集的文献查找与《汉志》“拾补”相关的资料，即便利了对繁复资料的筛选，既节省查找时间，又能拓宽查找范围避免遗漏相关资料。因此将是书列于此，作为参考文献，供学者进一步“拾补”研究借鉴利用。

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2007年黄山书社出版，是书是对自《汉志》产生以来的历代研究的梳理，呈现给读者的是一部《汉志》研究的学术史，视野开阔，角度新颖。是书将历代《汉志》研究分为四个流派：史书注解派、目录本体派、学术考辩派、专题派，四派几乎囊括了历来学者的研究著述及文章，重在对前三派著述评判时穿插有对原书内容的剖析，并注意这些书是否有“拾补”《汉志》的内容。专题派的《汉志》研究是自宋王应麟以后各家“有意”对《汉志》本身作单独研究和专门的研究[21]，与《汉志》“拾补”研究直接相关的著述为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是书与本文最有文献参考价值，笔者即是借此书搜检到在历来《汉志》研究内容上与“拾补”有关的著述，并且是书对这些著述亦有作者本人评判，比如作者认为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是“以补颜师古注及补《汉志》阙收文献为主旨”[22]。

(二) 近现代论文角度《汉书·艺文志》“拾补”研究

近现代专题研究《汉志》的论文不少，但并没有直接深入地探讨《汉志》“拾补”研究，多是对此前研究专书的进一步研究、补正，或是在姚振宗书的基础上有所阐发。关乎《汉志》“拾补”的研究则大都依附在史志“辑补”大背景下产生的“辑补”类文章中。相关论述在引言部分研究现状中已提及。近现代论文类《汉书·艺文志》“拾补”研究还有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内容，即是对《汉志》有不著录书或是著录不全原因的探讨。此一方面内容通过分析《汉志》某些方面书籍不著录的原因，从另一个侧面也提示我们这方面的书籍本应收纳于《汉志》中，能很好地帮助我们全面地进行《汉志》“拾补”研究。这一方面论文举例如下：

王重民《〈明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的兴起》一文在叙述《明史·艺文志》的创作过程之后，以简短言语论述了清末侯康、顾怀三利用经史书籍、前人研究考证成果将补史艺文志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从理论层次分析补史艺文志是目录工作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此拉开了近现代对补史艺文志研究的序幕。

浙江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尹海江2007年的博士学位论文《〈汉书·艺文志〉研究——以〈六艺略〉为中心》，其文的下编《〈汉书·艺文志·六艺略〉集注》中《春秋类附录》指出“《冥氏春秋》不著录”，引用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余嘉锡《古书通例》书中观点予以说明，未有作者本人言语。

孙保珍《〈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23]，文中从《楚辞》成书过程着手，继而讨论《别录》与《楚辞》成书之先后，考证得出《别录》成书先于《楚辞》，而刘氏未著录，班固因袭之，故《汉志》不录。文中最后对《汉志》不录《楚辞》其他各家观点条别分析，从汉朝学术、《汉志》读者群体及政治原因等方面分类。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尚未统一，但《楚辞》成为我们“拾补”《汉志》之必备条目。

张燕婴《〈汉书·艺文志〉不录大小戴〈记〉说》[24]，作者文中有以下探讨：一，大小戴《记》与《汉志》所收《记》百三十篇之关系，是否同书异名，考证结果是《记》今已亡佚，其中篇章字句存于大小戴《记》中；二，刘氏父子校书时大小戴《记》是否存在，考证得是书存在，刘氏未见；三，《汉志》不著大小戴《记》原因之推测，作者认为当别裁著录。囿于笔者学识，对此问题未能考证其详，有待于继续深入探讨，我们暂且将大小戴《记》纳入“拾补”《汉志》条目。

李梅训《〈汉书·艺文志〉不著录谶纬类》，作者先于其博士论文《谶纬文献史略》中考证得出：谶纬文献初步形成于汉成帝时期，而本文中作者依据其考证的谶纬类图书当成书于《汉志》断代的西汉哀、平之际[25]之前，从七个方面论述谶纬文献之存在与不著录的原因：刘向不会著录谶纬书；刘歆有熟悉谶纬书的可能；《七略》不著录谶纬书；《七略》、《汉志》本未遍收西汉之书；西汉谶纬书的收藏之所在太史不在秘书；《汉志》中有类似谶纬的书籍；《汉志》难以著录西汉谶纬文献[26]。本文分析考证全面，结论较为可信，因此我们将谶纬类纳入“拾补”《汉志》条目。

科技发达带来了网络的便利，网络上也成为专家学者发表言论观点的直接门户，出现了许多学术论坛，豆瓣网即有“中国古典学”小组，组长林云发出其师兄“如筠”(梅如筠，惜笔者未能联系到本人)的文章《〈汉书·艺文志〉史部新编》[27]，文章认为如以当今学术界限划分，则“《汉志》中相当于后世史书的部分主要分布在《六艺略·春秋类》和《书类》，《术数略·历谱类》中的世谱和年谱，《刑法类》的地理书等。……把《汉志》中属于后世史部范畴的书籍重新编成《汉志》之史部，以便一窥西汉以前史书的全貌。……所补时限止于西汉，与《汉志》同”。文中补充辑本的参考著述有姚振宗《拾补》，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叙录》，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陈建华《古佚书辑本目录》等。此文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西汉史部书籍的创作情况，对于考究学术源流大有裨益，但亦有瑕疵，比如《吕氏春秋》即未编入。此文也是本论文“拾补”研究角度所要完成的最终成果——还原《春秋类》在西汉的藏书情况，借此考镜源流。

存而不论者。在《汉志》的考补、注释过程中，有些学者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会尽可能地收集较为完备的资料，但对资料的处理上有所不同，上文中提及的历来著述、文章多是直标补《汉志》未收之书，另外一些学者则选择存而不论。如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对《孟氏京房》作补即仅指出《汉志》“不言有章句，阮孝绪《七录》有《京房章句》十卷，隋、唐《志》并云十卷，陆德明《释文序录》云二十卷，今佚不传”[28]。提出易类当有《京房章句》；《汉志·春秋类序》“夹氏未有书”一语下有案语：既云有录，其初必有书也[29]。认为春秋类当有《夹氏传》。又如王先谦《汉书补注》注“《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条下注：《隋志》又有焦赣《易林》十六卷，今见行而《志》不列，殆以焦氏无师法，故不录[30]。王氏认为焦赣《易林》存于当时。诸如此类言论，作者仅提出己意，“推测质疑，引起注意”，并没有对此下具体结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传统典籍中《藏纪概》等八种汉文西藏方志材料研究”【16XZJC770001】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姚名达撰，严佐之导读：《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

[2] (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夏晓虹点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

[3] 叶树声：《清代史志方法的改革和补史志的兴起》，《河南图书馆学刊》1986年第1期，第45～48页。

[4]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9页。

[5]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41页。

[6] 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54页。

[7] 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55页。

[8] 王谟：百度百科。[2015年3月30日]http://baike.baidu.com/view/208157.htm.

[9] 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81页。

[10] 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374页。

[11] (清)沈家本：《汉书琐言》，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103页。

[12] (清)沈家本：《汉书琐言》，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103页。

[13] (清)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跋》，《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711页。

[14] 按，东方朔，《汉书》卷六五有传，在其专传中班固曰：“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其余《封泰山》……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东方朔传》中所列刘向录入书目，皆未收入《汉志》中。

[15]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1页。

[16] (唐)魏征，等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1页。

[17] (清)姚振宗辑录，邓骏捷校补：《〈七略〉佚文〈七略别录〉佚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页。

[18] 曹慕樊：《目录学纲要》，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7页。

[19] 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29页。

[20]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简介》，《山东图书馆季刊》2004年第1期。

[21] 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333页。

[22] 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344页。

[23] 孙保珍：《〈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辽东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80～85页。

[24] 张燕婴：《〈汉书·艺文志〉不录大小戴〈记〉说》，《图书馆杂志》2006年第12期，第66页。

[25] 按，图谶，是古代宣扬迷信、预兆的书籍，据学者考证，始于秦，盛于东汉。图谶类书籍自中元元年(公元56年)东汉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厘定《河图》、《洛书》等图谶书籍81篇而声名鹊起。据学者考察，《汉志》无图谶类书籍，故以此界定《汉志》产生时间最早在西汉哀、平之际，成书于光武帝宣布图谶之后。

[26] 李梅训：《〈汉书·艺文志〉不著录谶纬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1期，第5～9页。

[27] 如筠：《〈汉书·艺文志〉史部新编》。[2017年1月12日]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439734/.

[28]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83页。

[29]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85页。

[30]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傅荣贤：《〈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