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 亦

近現代學界多以為《山海經》具有多學科性質，對該書的研究亦呈現出多元化的複雜特徵，主要集中為三個方面：一是繼續從考證《山海經》之作者、成書時間、性質、篇目及歷史地理内容等傳統主題上來進行研究；二是從百科全書式的視角對其進行考察，著重對書中的神話傳説和民俗進行整理[注]鍾佩衿：《袁珂的〈山海經〉校注研究》，臺灣政治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年。；三是對《山海經》研究成果進行研究。而學術界對畢沅及其《山海經新校正》的研究，主要體現在對畢沅其人的研究，對其生平事蹟進行整理與總結，以及對《山海經新校正》所作的篇目考證、文字校訂和地理考證方面進行研究。其中，《山海經新校正》在篇目考證、文字校訂和地理考證方面，獲得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可與肯定。但前人對畢著的研究尚有爭論之處，如或以為畢著“訂正文字尚多疏略”，或以為此書“經文校勘精細”；對畢著序跋尚未有全面、細緻地考察其全部内容者；在討論畢氏的注解方法上，多為概括評點，缺乏豐富例證説明。故本文擬在全面研究畢著文本的基礎上，重新檢討前人的結論，並嘗試從《山海經》學術研究史的視野考察畢著的學術成就。

上 《山海經新校正》的特點、方法及不足

透過《山海經》學術研究史來考察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可以發現此書具有重地理考證、重實地考察、徵史求全求備、注重運用音韻學知識等極為鮮明的特點，其中實地考察、辨析史料、運用音韻學知識亦為畢沅注解《山海經》的重要方法。

(一)重地理考證

畢沅認為《山海經》為禹、益所著，《山海經》為“信而有徵”的地理學著作，並無怪異成分。並且畢沅還以地理學視角全面考證此書，這是畢沅校注《山海經》的最大特點。畢沅在《山海經新校正序》中説道：

《山海經》作於禹、益。

《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實是禹書。

《山海經·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圖。

又《山海經》未嘗言怪而釋者怪焉[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頁。。

可見，畢沅認為《山海經》為禹、益所作，並且書中的怪物本非怪物，而是讀者誤以為怪物而已。畢沅又説：

《列子》引夏革云，吕不韋引《伊尹書》云，多出此經。二書皆先秦人著。夏革、伊尹又皆商人。是故知此三十四篇為禹書無疑也[注]同上。。

總而言之，皆重在證明《山海經》為禹、益所作，此書是真實可考的地理學著作。因而畢沅注解《山海經》極為注重地理考證，並在《山海經新校正序》中大致列舉出了可以考證的山川河流：

《南山經》其山可考者，惟鵲山、句餘、浮玉、會稽諸山。其地漢時為蠻中，故其他書傳多失其跡也。《西山經》其山率多可考。其水有河、有渭、有漢、有洛、有涇、有符禺、有灌、有竹、有丹、有楚、有洋、有弱、有洱、有辱、有諸次、有端、有生、有濫，是皆雍梁二州之水，見於經傳，其川流沿注，至今質明可信者也。《北山經》其山皆在塞外，古之蠻服，經傳亦失其跡，而有泑澤及河原可信。《北次三經》以下，其山亦多可考……皆冀州之水，見於經傳，其川流沿注，又至今質明可信者也。《東山經》其山水多不可考……《中山經》起薄山，是禹所都，故其山水之名尤著……見於經傳，其川流沿注，又至今質明可信者也[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頁。。

畢沅對《山海經》之所有山川進行了考證，其結果大致如上文所示。换言之，畢沅注解《山海經》乃著重於地理考證。

檢畢沅《山海經新校正》可以發現，畢沅不僅對其山名水道進行了考證，而且還指出了其於今之地理所在。如《山海經·南山經》之會稽之山，畢沅考證説：

山在今浙江山陰縣南。《水經注》云：“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為茅山，亦曰棟山。”《越絶書》云：“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注]同上，第14頁。

畢沅考證出會稽山在今之浙江山陰縣，同時以《水經注》來闡釋會稽山名稱之流變，再以《越絶書》解釋其得名會稽山的緣由。不僅指出其地望，還讓人們明其歷史發展，實為較好的地理考證。再如《山海經·西山經》之松果之山，畢沅説：

山在今陝西華陰縣東南二十七里。《水經》云:“河水又南至華陰潼關，注有灌水，出松果之上。”《太平寰宇記》云：“華陰縣松果山，在縣東南二十七里。”[注]同上，第17頁。

此處，畢沅根據《水經注》和《太平寰宇記》的記載，準確無誤地考證出了松果山的具體位置，且方嚮、里數都比較精確。又《山海經·西山經》之生水， 畢沅不僅利用《水經注》《元和郡縣志》等傳世文獻考證生水的所在，而且還根據自己的實際考察來推斷生水之所在[注]同上，第32頁。。對於《山海經·東山經》，畢沅則坦言 “《東山經》其山水多不可考”[注]同上，第2頁。。他考證出來的山僅有泰山、空桑之山、緱氏之山等三座山脈，水則僅有濼水和環水。但這並不是因為畢沅不重視《山海經·東山經》之地理考證，而是因為其餘山水不見於經傳記載。又《山海經·西山經》之符禺之山，郭璞於此無注，畢沅則認為符禺山在陝西華州西南，並以《水經》及《太平寰宇記》來佐證[注]同上，第17頁。。其他的如《山海經·北山經》之少咸之山、《山海經·東山經》之泰山、《山海經·中山經》之長右山、《山海經·海内南經》之三天子鄣山等等，前人或無注，或注極簡，畢沅皆以山川地理考證其於今之所在。

不過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對於博物知識則没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呈現出輕博物的取嚮。雖然畢沅在《山海經新校正序》中對於博物知識有所考察，但核查原文即可發現二者稍稍有所出入。其《序》云：

又《山海經》未嘗言怪，而釋者怪焉。經説鴟鳥及人魚皆云人面。人面者，略似人形。譬如經云鸚母狌狌能言，亦略似人言，而後世圖此，遂作人形。此鳥及魚，今常見也。又崇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郭云或作誇父。按之《爾雅》有貜父，善顧。是既猿猱之屬。舉、誇、貜三聲相近。郭注二書，不知其一，又不知其常獸，是其惑也。以此而推，則知《山海經》非語怪之書矣。又經所言草木治疾，多足證發《内經》[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頁。。

以上所述，足以顯示郭璞於博物知識注解較多、較詳細，而畢沅的關注點則多在於字音字形，二者呈現出較為不同的注解取嚮。實際上，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對書中的博物和神話都較少有注解，與郝懿行及袁珂相比則更少。綜上所述可知，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重於《山海經》之山川，忽於此書之博物。

(二)重實地考察

這是畢沅及此書與郭璞的《山海經傳》、楊慎的《山海經補注》、吴任臣的《山海經廣注》、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以及袁珂的《山海經校注》等書的主要區别。换言之，注重實地考察乃是此書的最大特色。對於《山海經新校正》的實地考察，畢沅幕賓孫星衍在《山海經新校正後序》中有所介紹，他説：

先生(畢沅)開府陝西，假節甘肅。粵自崤涵以西，玉門以外，無不親歷。又嘗勤民，灑通水利，是以《西山經》四篇、《中次五經》諸篇疏證水道為獨詳焉[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0頁。。

畢沅一生多地為官，足跡遍佈大江南北，且在一些地方興修了水利，對各地地理情況較為熟悉，這使他可以通過實地調查來考證《山海經》地理。在此之前，通過實地調查來考證《山海經》地理的僅有酈道元之《水經注》，但是酈道元的目的在於考證《水經》地理，考證《山海經》地理僅是附帶而為之，且僅考證了部分河流。但畢沅的實地調查則主要是為考證《山海經》之山川河流。例如《山海經·西山經》之嶓塚山有漢水，經文云：“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塚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沔。”郭璞僅注“嶓塚之山”云：“今在武都氐道縣南。嶓音波。”[注]同上，第20頁。畢沅注云：

山在今甘肅秦州西南六十里。《地理志》云：“隴西，《禹貢》嶓塚山在西。”《地形志》誤以為在華陽嶓塚縣，今相承以為在漢中府寍羌州北者，非[注]同上。。

郝懿行注云：

按山在今甘肅秦州西南六十里。李善注《思玄賦》引《河圖》曰：“嶓塚，山名，此山之精上為星，名封狼[注]同上，第40頁。。

相比較而言，郭璞注明了嶓塚山的大致位置，畢沅精確注明其於今之地理所在，並糾正了《地形志》的錯誤解讀。畢沅注雖有引用《地理志》所載材料，但這並不能確定其具體里數，故當為畢沅之實地考察所得。郝懿行亦注明了嶓塚山的具體位置，並欲以李善《文選注》所引材料及天文知識來佐證，然而郝氏所注的地望及里數皆與畢注相同，且李善《文選注》所引材料及天文知識又無法確定其山之里數，故郝氏注當源自畢注。又畢沅注“漢水出焉”，以實地調查澄清了漢水上源為漾水，且有西漢水即洋水之别稱。再者，畢沅通過《水經》及《水經注》《漢書·地理志》《淮南子》對漾水、西漢水和即洋水的記載進行梳理，並以《説文解字》來辨析字義、釐清字形，從而梳理了傳統文獻關於此水的不同記載之關係，又以實地考察檢驗傳統文獻所載，最後考證出了漢水的地理位置[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頁。。郝懿行著重對《地理志》《淮南子》《水經注》等相關材料進行辨析，僅是説明了各種記載而已，實則没有確定漢水的地理位置[注](清)郝懿行箋疏，范詳雍補校：《山海經箋疏補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0-41頁。。

又如關於“沔水”， 郭注較為簡單，且文義不通。畢沅則是在實地調查了沔水的主流、支流、别稱、俗名、地望所在等情況的基礎上，充分運用《水經》及《水經注》《郡國志》劉昭注等文獻所載考證出沔水的具體位置在漢中府寍羌州北，俗名燕子河，上承東漢水，西流合於西漢水也[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頁。。郝懿行則依然通過史料辨析來注解經文，並校正了經文的訛、脱[注](清)郝懿行箋疏，范詳雍補校：《山海經箋疏補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1頁。。其他如《山海經·西山經》之竹山、《山海經·西山經》之湯水、《山海經·中山經》之夸父山等等，郭璞皆無注，畢沅皆以實地考察得知竹山、湯水之具體方位及俗名，並與《水經注》和《太平寰宇記》所載相佐證。

實地考察是畢沅《山海經新校正》的主要特點之一，而且還是畢沅考證《山海經》地理的主要方法，甚至可以説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之所以能够澄清許多地理問題，即主要得力於實地考察。將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與郭璞之《山海經傳》、郝懿行之《山海經箋疏》相比較，更能顯現出畢沅注重實地考察的特點，且用此方法考證出的結果相對而言亦更為可靠。

(三)徵史求全求備

考證《山海經》地理，畢沅不僅重視《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等歷史地理文獻，而且還重視經傳注疏、類書以及方志等文獻資料。誠如畢沅在《山海經新校正序》中所説：“自經傳子史百家傳注類書所引，無不徵也。”[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頁。畢沅並不是對其進行簡單徵引和羅列，而往往是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對相關材料進行辨析，梳理出它們之間的内在關係，以確保其地理考證的準確性。如《山海經·西山經》有鍾山，郭璞於此無注，畢沅通過《漢書》《山海經》《淮南子》以及《史記》徐廣注、《漢書》如淳注、《淮南子》高誘注、《水經》酈道元注等資料發現鍾山即是陰山，並根據自己的實地調查，指出其具體地望在山西朔平府北塞外西至陝西榆林府北境[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5頁。。畢沅注所引材料比郝懿行更為完備。郝懿行沿襲了畢沅的説法。衹是郝懿行指出“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當出自《海外北經》而非《北山經》[注](清)郝懿行箋疏，范詳雍補校：《山海經箋疏補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9頁。，但畢沅出現如此失誤，或許是筆誤而致，並非硬傷。因為畢沅已對相關材料進行了較全面的整理和較深入的辨析，且與實地調查互證，其結論誠屬客觀。再如《山海經·西山經》有三危之山，郭璞注云：“今在敦煌郡，《尚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也。”[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頁。郭注簡單、準確，但放至畢沅所處時代已無法應對關於三危山的各種説法。畢沅通過徵引大量的文獻材料，即《尚書》鄭玄注、《郡國志》劉昭注、陸德明《莊子音義》、《水經》酈道元注、《淮南子》、《史記正義》等梳理出古人所謂的“三危山”其實有三，一是秦州之三危山，二是四川之三危山，三是甘肅之三危山，即《山海經·西山經》之三危山，並將各自所載之三危山具體到於今之地理，校訂了《尚書》鄭玄注的文字錯誤和酈道元《水經注》的誤解[注]同上，第29頁。。郝懿行所引材料除《漢書》張輯注以外皆與畢注所引類似，二者結論相同，且《漢書》張輯注所引與畢沅所用之《尚書》鄭玄注相似[注](清)郝懿行箋疏，范詳雍補校：《山海經箋疏補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3頁。。换言之，畢沅充分徵引各類史地材料並對其進行辨析，進而澄清了各種説法，明確了三危山的地望，誠為可取，故郝懿行亦從之。再如《山海經·北山經》有管涔之山，郭璞注云：“今在太原郡故汾陽縣北秀容山，涔音岑，管音奸。”[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8頁。郭注較為簡單，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畢沅用《淮南子》考證汾出燕京，再用《水經注》考證出燕京山為管涔山之異名，再以《括地志》考證出管涔山之具體位置，再以《太平寰宇記》解釋管涔山得名之原由，並校訂郭注[注]同上。。畢沅對傳世文獻之靈活運用，即此可見一斑。郝懿行之注則與畢沅類似，地理考證結論亦沿襲畢注之説。不過，郝注還注意到太原郡與太原國之不同[注](清)郝懿行箋疏，范詳雍補校：《山海經箋疏補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3頁。。又如《山海經·中山經》有放皋之山，郭璞注云：“放或作效，又作牧。”[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4頁。畢沅注云：

山在今河南魯山縣北。《水經注》“明水出梁縣西狼皋山”，引此云云，“汝水自狼皋山東出峽，謂之汝阸也”。《太平寰宇記》云：“伊陽縣鳴皋山在縣南三十里。”又《元和郡縣志》云：“陸渾縣明皋山在縣東北十五里。”疑非[注]同上，第64頁。。

郝懿行注云：

按《初學記》引此經，作“放皋”；《水經注》作“狼皋山”。山在今河南魯山縣北[注](清)郝懿行箋疏，范詳雍補校：《山海經箋疏補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9頁。。

郭璞和郝懿行的注解皆著眼於訂正經文，而畢沅則重在以文獻材料考證地理。畢沅通過《水經注》《太平寰宇記》考證出放皋山的具體位置，並對《元和郡縣志》所載表示懷疑。郝懿行之注則明顯承襲於畢沅之説。

據上可知，畢沅往往儘可能全面地收集、梳理各類史地材料，輔以實地考證，進而解決了許多地理問題，對郭璞的注解進行了較好的説明或補充，其結論多為郝懿行所沿襲。

在儘可能全面收集各類史地材料的同時，畢沅還特别注重辨析其内在關係，以考證《山海經》的篇目，訂正《山海經》的錯訛文字。關於《山海經》的篇目，歷代典籍著録有異。如劉歆《上〈山海經〉表》稱其校訂為十八篇、《漢書·藝文志》載十三篇、《隋書·經籍志》云二十三卷、《舊唐書·經籍志》載十八卷、《新唐書·藝文志》載二十三卷等，不僅記載數目不同，而且還有“卷”和“篇”的差異，此問題實屬棘手。畢沅充分利用歷代文獻著録對《山海經》的篇目問題進行了系統考證。畢沅在《〈山海經〉古今本篇目考》中説：“《山海經》三十四篇，禹、益所作。”[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頁。畢沅認為劉歆在《上〈山海經〉表》中所説的“《山海經》凡三十二篇”[注]同上，第10頁。當為“三十四篇”之誤，且具體的三十四篇為《五藏山經》二十六篇、《海外經》四篇、《海内經》四篇，古本《山海經》不包括《大荒經》以下五篇。畢沅的這種觀點得到了郝懿行、袁珂等人的支持。袁珂進一步用籀文之“四”即為兩個“二”相重來佐證。但是陳連山卻認為此説不成立，因為“劉歆業已將《山海經》校訂、隸定，其表斷然不可能寫作籀文”[注]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8頁。。陳連山之説似亦有道理。不過畢沅及袁珂所用論據雖有不足，但畢沅此説具有一定的啓發意義，能為考證《山海經》篇目問題提供較好的切入點。畢沅認為《漢書·藝文志》著録的“十三篇”是劉向領校此書時所合，並不包含《大荒經》以下五篇。畢沅此説主要著眼於《漢書·藝文志》的“十三篇”與劉歆《上〈山海經〉表》“十八篇”之間的矛盾，其實没有實在依據，僅為假設，但具有一定的啓發作用。畢沅又説：十八篇，劉秀所增[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頁。。畢沅根據正統道藏本《山海經·海内經》篇題下注“此《海内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頁。認為《大荒經》以下五篇原本逸在外，是劉歆領校此書時所加，故為十八篇。陳連山説他在國家圖書館核查南宋淳熙七年(1180)池陽郡齋尤袤刻本《山海經》為“皆逸在外”，“進”為“逸”之形誤[注]同上，第41頁。，可證畢沅此説確有道理，但這仍然僅是假設。畢沅還説：《水經》二卷，撰人闕，郭璞注[注]同上，第8頁。。畢沅根據“自岷三江首至漳水入彰武南多有漢郡縣名”，以及《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所述情況認為此部分是郭璞所注之《水經》，並混入《山海經》經文。最後畢沅認為《山海經》十八卷為郭璞所注，没有爭議。畢沅考證篇目既依據《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等所載文獻並對這些文獻進行辨析，又根據《山海經》經文進行驗證，但假説仍多，且無實在依據，因而難以得到學者們的認同。不過，在當時畢沅能有這樣的認識和解讀，就已經非常不錯了。

畢沅還通過廣泛徵引和辨析《説文解字》《水經注》《玉篇》《廣韻》《莊子音義》等文獻材料解決了許多經文訛誤問題。例如《山海經·西山經》有槐江之山，經文載：“爰有滛水，其清洛洛。”郭璞注云：“水流下之貌也。滛，音遙也。”[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6頁。 此處郝懿行《山海經箋疏》經文作“爰有淫水，其清洛洛”，郭璞注作“水留下之貌。淫，音瑤也”。畢沅認為“滛”當為“瑤”，因為“滛”非古字，進而以《史記》《穆天子傳》《吕氏春秋》等書所載文獻來佐證自己的判斷[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6頁。。郝懿行認為“淫”當為“瑤”，且“瑤水”即“瑤池”，所引材料與畢沅類似。另外郝懿行認為“淫”當為傳寫之訛，且郭注之“留”，當為“溜”或“流”字[注](清)郝懿行箋疏，范詳雍補校：《山海經箋疏補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3頁。。其實畢沅所用版本即是最好佐證。不過，郝懿行用陶淵明的《讀〈山海經〉詩》來訂正了“洛洛”當為“落落”，則是其貢獻。綜而言之，畢沅以古今字來辨析這些史料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郝懿行的論證亦證明了畢沅的結論。再如《山海經·北山經》有發鳩之山，經文載：“漳水出焉”[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3頁。，郭璞注云：“濁，漳音章。”[注]同上，第43頁。畢沅根據《説文解字》，不僅校訂了經文和郭璞注之“漳”都應為“涷”，而且糾正了酈道元《水經注》的錯誤[注]同上，第43-44頁。。

畢沅不僅重視材料辨析，而且極為重視引證材料的可靠性。畢沅在《山海經新校正序》中説道：

任臣則濫引《路史》、六朝唐宋人詩文以及《三才圖會》《駢雅》《字彙》等書，以證經文。《路史》錯謬，既不足取，詞章所稱，又豈經證？至於《三才圖會》《駢雅》等書，近世才人依托俗本經文撰述成帙，字跡訛繆，百無一得。任臣所注，多在於斯經之厄也。故無取焉[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頁。。

畢沅認為《路史》《三才圖會》《駢雅》《字彙》等書錯謬甚多，百無一得，無法拿來考證《山海經》，而吴任臣的《山海經廣注》卻没有對這些材料加以選擇和甄别。事實上，畢沅當是瞭解吴任臣《山海經廣注》的學術價值，但由於他極為强調徵引材料的可靠性，所以大體否定了此書。不過畢沅認為“詞章所稱”難以證經則是值得商榷的，上文所述郝懿行以陶淵明之《讀〈山海經〉詩》訂正了《山海經》經文之誤即是良好例證。

畢沅幕賓孫星衍在《山海經新校正後序》中説道：“秋帆先生作《山海經新校正》，其考證地理則本《水經注》，而自九經箋注、史家地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通典》《通考》《通志》及近世方志無不徵也。”[注]同上，第121頁。可知，廣博徵引文獻材料並對其進行深入辨析乃為畢沅《山海經新校正》的重要特點，亦是畢沅注解《山海經》的重要方法。他用這種方法注解《山海經》，澄清了許多地理和部分經文錯訛問題，並嘗試解決《山海經》的篇目問題。

(四)重音韻學知識

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還重視並靈活運用音韻學知識來注解《山海經》，甚至還通過音韻學方法來考訂《山海經》地理。畢沅在《山海經新校正序》中説道：

《海内經》淩門之山，當即龍門之山，今陝西韓城是。楊汙之山當即秦之楊紆，今陝西潼關是，而古今地理家疑其域外，由是漢魏以來，不知聲轉，斯為謬也[注]同上，第3頁。。

《山海經·海内北經》有淩門之山和楊汙之山，古今地理家都認為它們在域外，但是畢沅運用音韻學知識識别出它們的别稱，並以此為綫索考證其地望之所在。畢沅認為以往的地理家之所以認為它們在域外，乃是因為不知聲轉，故而産生了錯誤解讀。核查《山海經新校正》可知，《山海經·海内北經》曰：“淩門之山，河出其中。”郭璞注云：“皆河之枝源所出之處也。”[注](清)畢沅校注：《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5頁。畢沅根據“淩”“龍”聲相近，大膽推測淩門山就是龍門山，進而考證出其地望所在[注]同上，第95頁。。至於陽汙之山，畢沅則運用音韻學知識推定“陽汙”與“楊華”“楊紆”“陽紆”“楊陓”及“楊盱”為同一地名，並且指出其具體地望為今之潼關，肯定了高誘的解釋，糾正了酈道元的誤解[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5頁。。又如《山海經·西山經》有崇吾之山，經文載：“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郭注：“或作夸父。”[注]同上，第24頁。畢沅注“善投”云玃諧音矍，二者相同。又舉在魚部見紐，夸在魚部溪紐。鐸部、魚部相近。可見，見紐、溪紐也相近。因而，玃和舉以及夸相近[注]同上，第24頁。。所以畢沅的説法正確，郭璞的解釋有誤。

畢沅還根據經文文義等方法來考察經文與釋語，並加以區别。此雖與音韻學知識無關，筆者暫且於此論之，以供學者參考。如《山海經·中山經》載：“其餘十三山者，毛用一羊，懸嬰用桑封，瘞而不糈。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鋭其上，而中穿之加金。”[注]同上，第54頁。郭璞注曰：“言作神主二祭以金銀飾之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主。’或作王。”[注]同上，第54頁。畢沅注云：

此條疑周秦人釋語，舊本亂入經文，今别行[注]同上。。

郭璞注解《山海經》尚未察覺此條為釋語而非經文，畢沅經過自己考證將之識别。再如《山海經·西山經》載：“羭山，神也。祠之用燭，齋百日以百牲，瘞用百瑜，湯其酒百樽，嬰以百珪百璧。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牷用一羊祠之。燭者，百草之未灰，白席采等純之。”[注]同上，第21頁。郭璞注云：“純，緣也；五色純之，等差其文采也。《周禮》：‘莞席紛□’。”[注]同上。畢沅云：

此亦周秦人釋語，舊本亂入經文，今别行[注]同上。。

查考該段原文可以發現，前後行文邏輯確實不順暢，所以畢沅之説是正確的。又如《山海經·海外南經》載：“南山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為蛇，蛇號為魚。一曰南山在結匈東南。”[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0頁。畢沅云：

凡“一曰”云云者，是劉秀校此經時附著所見他本異文也。舊亂入經文，當由郭注此經時升為大字。今率細書而以郭傳分注[注]同上。。

畢沅此説具有一定道理，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山海經》的本來面貌。孫星衍在《山海經新校正後序》中更是對此予以高度評價，他説：“《海外經》以下諸篇雜有劉秀校注之詞，分别其文，降為細字，在近世，可與戴校《水經》並行不悖。”[注]同上，第121頁。陳連山認為，畢沅校注經文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海内東經》最後自“岷三江首”以下，均為誤入的郭注《水經》[注]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68頁。。 畢沅識别出混入經文之釋語實屬不易。

(五)不足之處

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取得了較大成就，同時亦有不足之處，尤其是將其放置於學術研究史視野下與郝懿行之《山海經箋疏》、袁珂之《山海經校注》等進行對比，即可發現畢沅此書有校改經文、輕視類書及内證、運用音韻學知識較為隨意等不足。

校訂《山海經》經文及前人注解時，雖有相應的依據，但畢沅直接校改原文確實做得不够好，對此前人已有批評，如陳連山等。畢沅利用文獻材料來校改經文及前人注解，未能保護該書的原始面貌，給人們造成了閲讀上的障礙。如《山海經·中山經》云：“又東三十里曰雅山，灃水出焉，東流注於視水。”[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5頁。畢沅依據《水經注》改經文之“視”為“涀”[注]同上。。再如《山海經·中山經》云：“又東三十里曰阜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美石。”郭璞注曰：“或作章山。”[注]同上，第76頁。畢沅注説郭璞注作童山[注]同上。，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山海經新校正》内郭璞注寫作“章山”，即出現了“阜山”“章山”“童山”三種説法，較為複雜。又如《山海經·中山經》云：“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塚也……嬰用圭璧十五，五采惠之。”[注]同上，第78頁。畢沅注云：

舊本作“彩”，非[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8頁。。

畢沅校改經文文字，雖有其依據，但有時則較為武斷。實際上通讀《山海經新校正》後，可以發現其原因在於畢沅認為“彩”是俗字，他主張把經文中的俗字、新字都改為正字。筆者發現畢沅不僅要校改經文，而且還要校改前人注解，使前人注解亦失去了原貌，給讀者們造成了閲讀上的不便。如《山海經·西山經》載：“又東五百里，曰會稽之山，四方，其山多金玉，其下多玞石。”郭璞注曰：“玞，武夫石，似玉。今長沙臨湘出之。青地白文，色蔥蘢，不分了也。”[注]同上，第14頁。畢沅注云：

舊本“青”作“赤”，“了也”二字作“明”，今據《玉篇》所引改正[注]同上。。

畢沅根據《玉篇》所引改正了經文，這種行為是不够嚴謹的。後來的郝懿行就在其《山海經箋疏》中對這一條進行了考證，僅把《玉篇》所引加以備説，較為嚴謹[注](清)郝懿行箋疏，范詳雍補校：《山海經箋疏補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1頁。。

將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與稍晚的郝懿行之《山海經箋疏》進行比較可以發現，畢沅此書有輕類書和輕内證的不足。如《山海經·南山經》有丹穴之山，經文云：“有鳥焉，其狀如雞。”[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5頁。郭璞及畢沅於此條無注解。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則注云：

按《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文選》注顔延之《贈王太常詩》、《藝文類聚》九十九卷及《初學記》五卷引此經雞並作鶴；薛綜注《東京賦》引作鵠[注](清)郝懿行箋疏，范詳雍補校：《山海經箋疏補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5頁。。

雖然郝懿行並没有根據《藝文類聚》及《初學記》來訂正出經文的正偽，但是郝懿行的做法使學者們瞭解到了經文文字與其他文獻所引文字的不同情況，為人們的閲讀、理解和研究提供了參考。再如《山海經·南山經》有：“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頁。郭璞注云：“水名。”[注]同上。郝懿行通過比較《南山經》《西山經》和《北山經》所載以及郭璞所注，辨析出諸毗實有二處，並通過《太平寰宇記》的記載考證出《南山經》之諸毗所在[注](清)郝懿行箋疏，范詳雍補校：《山海經箋疏補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9頁。，而畢沅卻忽視了這些《山海經》内可以自證的記載[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14頁。。

畢沅運用音韻等小學知識來考訂《山海經》文字及地理問題時，亦有不恰當之處，甚至有些隨意。如《山海經·南山經》之洵山有芘蠃。郭注云：“紫色螺也。”[注]同上，第14頁。畢沅注云：

芘蠃，即《夏小正》云蜄者，浦盧也。芘蠃、蒲盧，音相轉[注]同上。。

蒲盧，可寫作蒲蘆、蒲蠃。同時，芘為脂部幫紐字，蒲為魚部並紐字，即是説二者並不在同一聲部。再來看蠃和盧，蠃為歌部來紐，盧為魚部來紐，但二者韻部不同。所以，畢沅認為芘蠃與蒲盧存在音轉是不恰當的。而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則注云：

郭云紫色螺，即知經文芘當為茈。字之偽也，古字通以茈為紫。《御覽》引此經芘作茈[注](清)郝懿行箋疏，范詳雍補校：《山海經箋疏補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2頁。。

郝懿行根據上下文文義和相關文獻材料澄清了此問題，糾正了畢沅的錯誤。所以兩者相比較而言，郝懿行對於音韻等小學知識的運用更為謹慎，亦較為可靠。不過，畢沅較早地嘗試運用這種方法注解此書對郝懿行等人具有較大的啓發作用。

綜上所述，畢沅《山海經新校正》特色顯著，方法可取，成就甚高。但存在校改經文、輕類書及内證、隨意運用音韻學知識等不足。

下 《山海經新校正》的學術地位及影響

在《山海經新校正》中，畢沅充分運用傳世文獻資料、小學知識和實地調查等方法來注解《山海經》，並體現出獨有的特色。畢沅之所以積極運用這些方法注解《山海經》，並使《山海經新校正》體現出這些特色，其實與他的學思歷程即畢沅所處的乾嘉時期的學術風氣、他的師承以及交游仕宦等有著深刻的内在聯繫。

(一)乾嘉考據學風的盛行

畢沅生活於清乾嘉時期，此時的學術主流為重視訓詁和考據的樸學。樸學在此時興盛具有深刻的政治和學術背景，此已經學術界成熟之論證，自不必贅言。本文强調的是，清朝統治者大力興辦教育，提倡古籍考據和整理以籠絡文人，維護其統治，進而促進了考據學的快速發展。如乾隆皇帝自己親自撰寫考據文章，如《陽關考》《熱河考》《濟水考》等，並主張“事不再三精核，率據耳食以為實，君子弗為也。言不求於至是，已覺其失，護己短而莫之改易，君子弗為也。必知斯二者然後可以秉史筆，以記千載之公是公非”[注](清)傅恒等撰：《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三十七，《中華史地名著叢刊》第5册，臺灣:文海出版社，1970年。。乾隆皇帝努力宣導“再三精核”和“言求於是”的考據學風，必然對當時的學術風氣産生較大影響，尤其是對於畢沅這種既沐浴皇恩又兼具學者身份的官僚必然産生不小的影響。再如清廷組織編寫《四庫全書》亦有宣導考據之意。《四庫全書·凡例》即云：

故説經主於明義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訓詁，則義理何自而推？論史主於示褒貶，然不得其事蹟之本末，則褒貶何據而定……今所録者，率以考證精核，辯論明確者為主，庶幾可謝彼虚談，敦兹實學[注](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46頁。。

《四庫全書》為朝廷修撰，足以代表官方對於訓詁、考據的宣導。並且《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還對《山海經》有所論述，其文曰：

《山海經》書中序述山水，多參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玄部竟字型大小中。究其本旨，實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據，按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諸家並以為地理書之冠，亦為未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説之最古者爾[注]同上，第3624頁。。

《四庫》館臣以為《山海經》之山水多有神怪，難以檢視，故將其列入小説家。换言之，即是提倡考據之學，甚至要以實地考察來檢視之。到了乾隆、嘉慶時期，這種考據風氣發展至頂峰，因而被稱為乾嘉學派，因其學風樸實無華故又被稱為樸學，其代表人物有惠棟、錢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

以考據學為主流的時代風氣對畢沅的治學取嚮産生了深刻影響。畢沅自己努力追逐時代潮流，積極實踐乾隆皇帝的考據宣導，自身亦長於考據，對於經史、地理、金石亦無所不通，當時有人説畢沅“於經義、史籍、天文、地理，下逮百家、雜技之類，俱通貫而纂輯之”[注](清)畢沅：《靈巖山人詩集》，顧廷龍：《續修四庫全書》第145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頁。。乾隆四十一年(1776)，畢沅嚮乾隆皇帝進呈其編撰的《關中勝跡圖志》三十卷，“上覽而嘉之，命儒臣撰録提要，抄入《四庫全書》”[注](清)史善長：《弇山畢公年譜》，吴洪澤：《儒藏·儒林年譜》，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86頁。。前已述及乾隆皇帝極為宣導考據之學，畢沅又特呈其《關中勝跡圖志》，並得其好評。顯然畢沅乃是認真實踐了乾隆皇帝“再三精核”“言求於是”的考據主張，並得到皇帝的高度認可，並命儒臣抄入《四庫全書》。又《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評價該書説：“其書以郡縣為經，以地理、山川、大川、古蹟四子目為緯，而以諸圖附於後。援據考證，各附本條，具有始末。”[注](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88頁。《四庫》館臣又評價該書“援據考證，各附本條，具有始末”，即是肯定該書的考據成果。僅此一列，足以見證畢沅受以考據為主流的風氣和統治者主張的影響，亦極為重視考據之法。

同時，畢沅廣開幕府，延攬人才，促進了乾嘉學派的發展、壯大。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如錢大昕、孫星衍、阮元等大都出入於畢沅的幕府，畢沅與這些學者一道編撰了《史籍考》《續資治通鑑》《西安府志》等書，在史學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對於這些學者，畢沅不僅給予資助，而且還發展他們的特長和愛好。

錢大昕為畢沅所作《墓志銘》云：“大昕與公同里閈，先後入館閣，論文道古，數共晨夕。晚歲雖雲泥分隔，而公不忘久要，書問屢至，每有撰述，必先寄示。”[注](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陳文和：《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21頁。即此可見畢沅與錢大昕交往甚深。並且，畢沅編撰《關中金石記》《續資治通鑑》等書都對錢大昕的考據有所採納。再如畢沅聽聞章學誠在方志學領域造詣較高，於是召他入幕府，讓他編撰《大名縣志》《天門縣志》以及《常德府志》等。值得注意的是畢沅還讓章學誠編撰《湖北通志》，此書完全以章氏的方志思想為指導，惜此書因畢沅調任而夭折。出入於畢沅幕府的學者皆長於考據，並為乾嘉學派的重要代表。畢沅將他們招致幕府，並與他們有如此深入的交流往來，足見畢沅深受當時以考據學為主流的學術風氣影響。

《山海經新校正》誕生於這樣的背景之下，畢沅必然是以訓詁及考據的視野審視之，將《山海經》視為“信而有徵”的地理學著作，並以實地考察、辨析史料、運用音韻知識等方法考證其山川地理，校訂其篇目、文字。不過此時的考證方法及原則尚在建設當中，並没有完全成熟，例如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塗改經文及注解即是一列，後來的郝懿行、阮元等大家都不再肆意塗改經文，努力保持古書的原貌則是考據之學臻於成熟的標志之一。

(二)以惠棟為主的學術師承

乾隆十三年(1748)，畢沅的父親畢鏞過世，畢沅悲痛不已，然而在其母的訓導之下畢沅暫斂哀痛，繼續學業，並決定訪學於名師。史善長之《弇山畢公年譜》載：“於時惠徵君棟博通諸經，著書數十種，至老彌篤。公叩門請謁，問奇析疑，徵君輒娓娓不倦，由是經學日邃。”[注](清)史善長：《弇山畢公年譜》，吴洪澤：《儒藏·儒林年譜》，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59頁。拜學於惠棟之事，畢沅作有《訪惠徵君定宇棟先生賦贈三首》，從中可見其情形：

老屋寒氈六十年，白頭燈火舊因緣。征書束帛邱園賁，校本遺經弓冶傳。漢學世誰宗五鹿，清門人自仰三鱣。葑溪即是山陰道，雪夜催開訪戴船。

剪燭圍爐奉屨絇，精研秘笈總膏腴。清言直瀉瓶中水，妙義如探海底珠。一綫保殘存絶學，三才貫串識通儒。元亭問難窺奇字，猶愧多聞近末膚。

曼倩窮愁苦忍饑，買文錢待給晨坎。著書娛老真清福，稽古求榮亦笑資。家守青箱綿祖澤，花開紅豆茁孫枝。古歡要結千秋賞，對酒掀髯酌瓦危[注](清)畢沅：《靈巖山人詩集》，顧廷龍：《續修四庫全書》第145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頁。。

由詩文可見畢沅對惠棟的真切崇敬，且見出其尤為佩服惠棟的治學。

惠棟對畢沅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重視音韻文字、以金石證經史以及注重治學的經世致用等方面。例如錢大昕在畢沅的《墓志銘》中説：

謂史學當究流别，故有《史籍考》之作。謂史學必通地理，故於《山海經》《晉書·地理志》皆有校注，又有《關中勝跡圖記》《西安府志》之作。謂金石可證經史，宦跡所至，搜羅尤博[注](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陳文和：《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25頁。。

其實這些觀點隱約地籠罩著惠棟的治學之影。惠棟認為“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注](清)惠棟：《九經古義》，王雲五：《叢書集成初編》第254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1頁。，故惠棟研究經學講求從古文字入手，重視聲音訓詁之學，並著有《九經古義》以討論古字古義，其注解《後漢書》亦把語言文字、碑傳石刻文字等作為治學利器。例如《後漢書·郡國志》有地名“蓮勺”，惠棟於《後漢書補注》中注云地名蓮勺與器銘“蓮勺宫”、古鼎“輦酌宫”、漢爐“蓮酌宫爐”有關，蓮、連、璉、輦四字之古音相通[注](清)惠棟：《後漢書補注》，王雲五：《叢書集成初編》第3779册，上海：商務印書館，第1141頁。。惠棟充分利用這些材料考證地理，澄清了許多問題。其實受惠棟的影響，畢沅亦深諳此法，畢沅利用其主持編撰的《關中金石記》之《禹跡圖》考察嶓塚山、西漢水、黑水、漆水等即是明證。畢沅在《禹跡圖》下考證説，實地考察的結果和《禹跡圖》都顯示嶓塚山在秦州，而非《地形志》《括地志》《元和郡縣志》和《禹貢錐指》所説的在華陽。同理，西漢水等亦是[注](清)畢沅：《關中金石記》，王雲五：《叢書集成初編》第1525册,1936年，第153頁。。再如畢沅運用《中州金石記》之《常樂寺重修三世佛殿碑》考證《山海經·北山經》神囷之山，通過辨析《常樂寺重修三世佛殿碑》碑文和《太平寰宇記》《古今山川記》《冀州圖經》《魏都賦》等資料，認為鼓山就是北山，亦即《山海經·北山經》之神囷之山，並以此證《山海經》未有無稽之談[注](清)畢沅：《中州金石記》，王雲五：《叢書集成初編》第1523册,1936年，第103-104頁。。姑且不論畢沅考證的結論是否準確，但確實以其金石成果來考證《山海經》地理，足見畢沅受惠棟“金石可證經史”的影響頗深。此外，惠氏的《後漢書補注》通過辨認地理位置來闡明歷史糾正謬説，利用語言文字及古音考證地理等，畢沅在《山海經新校正》當中皆有廣泛應用。就此來看，惠棟對於畢沅撰寫《山海經新校正》實在産生了較大的影響，尤其是在史地關係和考證地理之方法方面。

乾隆十五年(1750)畢沅又問學於著名學者、詩人沈德潛，進一步拓寬了他的學術視野。史善長之《弇山畢公年譜》載：“長洲沈文愨公德潛以風雅總持江南，海内翕然宗之，公從之游，每稱公詩有獨來獨往之概，南朱北王不能不讓後賢獨步。嘗同游香雪海，賦《探海歌》暨《梅花》七律十首，亟為嘆賞。”[注](清)史善長：《弇山畢公年譜》，吴洪澤：《儒藏·儒林年譜》，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59-460頁。在沈德潛門下，畢沅的詩文及學術有了較大進步，學業日漸精進，時人目為國士[注](清)王昶：《春融堂集》，顧廷龍：《續修四庫全書》第14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頁。。沈德潛對於畢沅的影響主要在詩文創作方面，在學術研究上或有一定影響。

乾隆十六年(1751)，畢沅訪學於張敘。時張敘“以經術名於海内”，主講蓮池書院。因是“留公肄業，切蒯最深”[注](清)史善長：《弇山畢公年譜》，吴洪澤：《儒藏·儒林年譜》，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 第461頁。。在《呈院長張鳳岡敘先生》詩中，畢沅曾道及從學張氏的深切體會：

鶴骨孤支碩果身，光風噓拂杖頭春。從游為篤師門誼，授粲還因母黨親。上座傳燈須此日，名山付缽定何人？漢儒自有專家學，願嚮遺經一問津[注](清)畢沅：靈巖山人詩集》，顧廷龍：《續修四庫全書》第145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3頁。。

由詩文來看，張敘研治經學尊崇漢儒對畢沅當有一定影響。錢大昕在畢沅《墓志銘》中説：“(畢沅)謂經義當宗漢儒，故有《傳經表》之作。”[注](清)錢大昕：《潛研堂文集》，陳文和：《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25頁。二者相互印證即可看出張敘對畢沅的影響。

綜合來看，畢沅能兼聞惠棟、張敘及沈德潛之學，故能“引申觸類，於漢唐諸儒之説，疏證精核，其學大成”[注](清)史善長：《弇山畢公年譜》，吴洪澤：《儒藏·儒林年譜》，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62頁。。但就畢沅刊刻的《經訓堂叢書》收録惠棟所撰的《易漢學》《諦説》及《明堂大道記》等書以及畢沅治學實際等情況來看，惠棟對於畢沅的影響較沈德潛、張敘等人要更為深遠，更佔主流。

(三)多地為官的仕歷及幕府交游

畢沅一生宦跡遍及陝西、甘肅、河南、山東、湖廣等地，又勤於興修水利，使得畢沅能以實地考察來注解《山海經》。宦跡所至，畢沅往往主持編修地方志及金石志，為他注解《山海經》提供了較為翔實的文獻材料。同時畢沅廣開幕府，延攬人才，與賓客孫星衍、錢大昕、洪亮吉等人的交游亦對畢沅注解《山海經》産生了重要影響。

由仕歷來看，畢沅多地為官，尤其是長期任職於甘肅、陝西等地，使得他能够以實地考察來考證《山海經》地理。如“乾隆三十二年，特旨補授甘肅鞏秦階道”[注]同上，第466-467頁。，即擔任鞏昌府(府治為今甘肅隴西)、秦州(州治為今甘肅天水)、階州(州治為今甘肅武都)一府二州之長官。畢沅即實地考察考證了《山海經·西山經》之嶓塚山及西漢水。再如《山海經·西山經》之剛山、英鞮之山、中曲之山，郭璞無注，畢沅根據《山海經》所述道里和秦、階二州實際情況推測剛山、英鞮山和中曲山應該在秦、階二州之間，衹是没有經傳材料佐證，衹能大概推測而已[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3頁。。又如《山海經·西山經》有邽山，郭璞注云：“音圭。”[注]同上。畢沅根據秦州地理實際、秦州地理沿革和《水經注》《太平寰宇記》所載資料考證出邽山的具體位置[注]同上。。

畢沅宦跡所至往往即主持編修，甚至親歷實地採集碑文等資料，並積極運用編撰成果考證《山海經》地理，雖然這些成果可能没有體現在《山海經新校正》當中。如前已述及畢沅利用《關中金石記》中的《禹跡圖》，對嶓塚山、西漢水、黑水、漆水等做了詳細考察，並可與《山海經新校正》互證；畢沅還運用《中州金石記》之《常樂寺重修三世佛殿碑》考證《山海經·北山經》神囷之山等等。再者，畢沅重視民生，宦跡所至往往興修水利，洪亮吉在《晉書地理志新補正後序》中亦描述説畢沅“官事之暇，於地理尤所究心”[注](清)畢沅：《晉書地理志新補正》，王雲五：《叢書集成初編》第3060册,1936年，第43頁。。乾隆四十年，為疏通涇河，修繕鄭白渠，以造福於民，畢沅親自前往涇河等地勘察地理情況。史善長《弇山畢公年譜》載云：“公親詣仲山洪口，周覽形勢，與司道籌議修濬。至次年工竣。”[注](清)史善長：《弇山畢公年譜》，吴洪澤：《儒藏·儒林年譜》，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83頁。《山海經·西山經》有高山，經文云：“涇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渭。”郭璞注云：“今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開頭山，至京兆高陵縣如渭也。”[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2頁。因為有過實地勘察，故而畢沅能以考察結果與傳統文獻材料相印證，進而能確切指出涇水的源頭、流經情況和入渭地望等[注]同上。。對於畢沅之所以能用實地考察來考證《山海經》地理，其幕賓孫星衍在《山海經新校正後序》中亦有説明：

(畢沅)先生開府陝西，假節甘肅。粵自崤涵以西，玉門以外，無不親歷。又嘗勤民，灑通水利，是以《西山經》四篇、《中次五經》諸篇疏證水道為獨詳焉[注]同上，第80頁。。

即是説，畢沅多地為官的仕歷和興修水利的經歷等確實使得他能以實地考察來注解《山海經》，並取得了較高成就。

畢沅的交游遍及江浙、京師，然仍以其幕府賓客為主。乾隆十七年(1752年)畢沅游歷京師。初到京師，畢沅館於族祖畢誼的槐蔭書堂，他在《敬題家叔祖兵科給事中咸齋公遺照六首》中對當時的交游情況有所描述。他説：

時臺閣中尚多康熙雍正年間諸老，前輩每結消寒雅集，拈韻徵歌，必為投轄之飲，先生令余執壺旁坐，客稱既醉，主曰未央，觥酬交錯，長夜不倦，文采風流，宛然在口[注](清)畢沅：《靈巖山人詩集》，顧廷龍：《續修四庫全書》第145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4頁。。

類似的宴會唱和使畢沅得以結識多朝元老，拓寬視野，增長見識。從政之餘畢沅勤於著述，並設立幕府，延攬人才，切磋學問、編纂史書及方志等，王鳴盛、錢大昕、孫星衍、洪亮吉、阮元等都曾出入於他的幕府。與這些學者交往，一方面是畢沅提攜了這些學者，發展了他們的愛好和特長，促進了乾嘉考據學派的壯大；另一方面是對畢沅的治學産生了較大影響。如畢沅編撰《關中金石記》《續資治通鑑》等書都有採納錢大昕的考據，畢沅編撰《關中勝跡圖》《山海經新校正》《晏子春秋新校正》以及校勘惠棟之著述皆得力於孫星衍的協助。

(四)《山海經新校正》的影響及歷史地位

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以完全的地理學視角注解《山海經》，其篇目考證、文字考訂和地理考證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成就，成為考究《山海經》的津梁，並為《山海經》研究開闢了新的視野和途徑，對其幕府賓客和後來學者都産生了重要影響，因而在《山海經》學術研究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

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對其幕府賓客的影響主要見於孫星衍的《山海經新校正後序》，他在《序》中説道：

星衍夙著《經子音義》以補陸氏德明《釋文》，有《山海經音義》二卷，及見先生又焚筆硯[注](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1頁。。

孫星衍見畢著而毀己作，或見孫星衍對於《山海經新校正》的傾慕之情。阮元則評價道: “畢氏校本，於山川考校甚精。”[注](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成都：巴蜀書社，1985年。郝懿行在《山海經箋疏自序》中云：

今世名家，則有吴氏、畢氏，吴徵引極博，氾濫於群書; 畢山水方滋，取證於耳目。二書於此經，闕功偉矣[注]同上。。

阮元和郝懿行對於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評價甚高，主要肯定了畢沅於地理考證方面的成就。不過，阮元和郝懿行的評價都是整體而言，筆者曾將郝懿行於《山海經箋疏》中所引畢注列於表，以使阮元、郝懿行的評價有直觀的呈現。筆者發現，郝懿行於書中表明引自畢沅《山海經新校正》的材料，共計39條(有2條是批評畢沅的，没有列於表中)。其中以地理和文字考證較多，地理考證佔23條，文字考證佔13條。實際上，更多情況是郝懿行採用了卻没有説明。如《山海經·南山經》之杻陽之山、《山海經·西山經》之有竹山、《山海經·北山經》之少陽山、《山海經·中山經》之葌山等，郝懿行皆是徑畢注，卻没有標明。這類情況還比較多，尤其是地理考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郝懿行的《山海經箋疏》的體例衹是於郭璞注解全部採用，對於其他學者的注解是根據研究需要而選用。也就是説，參考畢沅成果，不是《山海經箋疏》體例的需要，而是郝懿行根據自己的研究而加以參考採用。

再者，袁珂的《山海經校注》直接標明引用畢注者共計37條，亦有引用了卻未説明的情況。且袁注多從郝注，而郝注又多引畢注而未説明，現就此類情況試舉三例以窺之。如《山海經·中山經》之蠱尾山、浮戲之山、皋山等，袁珂均是徑直引郝懿行注，但這些郝注實皆為畢沅之注，這也從另一面反映出郝懿行對於畢沅成果的參考和採用。

據上，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對於其幕府賓客和之後的《山海經》研究都産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他的地理考察成果，當今之《山海經》研究，亦必須參考之，因而畢沅及其《山海經新校正》在《山海經》學術研究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綜上，若將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置於《山海經》學術研究史下考察，可以發現，畢沅此書具有重地理考證、重實地考察、徵史求全求備、重音韻考證等特點。這種特色的形成與畢沅所生活的乾嘉時期的考據風氣、畢沅的學術師承以及交游、仕歷有密切關係。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對於其幕府賓客和其他學者産生了重要影響。孫星衍嘗為《山海經音義》，但見畢沅此書而焚稿，這是畢沅該書對其賓客産生影響的直接表現。後世學者郝懿行之《山海經箋疏》於地理考證多沿襲畢沅的結論，小川琢治等人研治《山海經》亦多强調於畢沅此書入手。當今研究《山海經》，尤其是研究《山海經》之篇目及地理亦必須參考畢沅的研究成就。即此而言，畢沅的《山海經新校正》對當時及後輩學者都産生了重要影響，在《山海經》學術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