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吕文郁

子夏与孔学

吉林 吕文郁

2017年4月8日，中国首届“子夏文化研讨会”在山西省太原市晋祠宾馆举行。《史记》载：“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今山西境内）教授，为魏文侯师。”“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子夏成为三晋学术的开山人物。来自台湾、北京、上海、河南、吉林及山西本地的学者就子夏学术进行了多层面的研讨，本刊主编张勇耀参加了本次会议。本期选登部分研讨论文，以期引起读者对子夏思想学术的更多关注和探讨。

——编者

子夏为弘扬孔学所做的杰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兴学于西河，创立了“西河学派”，培养了大批学术和政治人才；二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学”才能，为训释和传播儒家经典做出了他人无法取代的重大贡献。文章认为子夏在弘扬孔学方面的功绩可以和同门的子贡相媲美，而他在传播儒家经典方面则与原始儒学的殿军荀况堪称双子星座。

子夏 孔学 “六经” 子贡 荀况

子夏是孔子最得意、最赏识的弟子之一。他虽为孔门之“后进”，即孔子晚年招收的门徒，但他勤奋好学，对儒家经典和孔子的思想学说有深刻领悟，是能够经常与孔子探讨高深学问的少数几个弟子之一，因而常得孔子赞扬，成为孔门“四科十哲”中的杰出代表。孔子死后，他教授于魏国西河，广招门徒，创立了“西河学派”，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为继承和弘扬孔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的老师金景芳先生是研究孔子的专家，他历来主张应把孔学与儒学做严格的区分。先生所说的孔学是指由孔子创立，由七十子之徒及其弟子和孟轲、荀况等人继承和发展的先秦原始儒学。金景芳先生是孔学家而不是儒学家。后世兴起的儒学则主要是指汉儒创立的经学和宋儒创立的理学，以及现代新儒家所标榜的现代新儒学。子夏等人所弘扬的当然是孔学而不是儒学。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则说：“受业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可见孔门确实是精英荟萃。后世学者往往取其整数，统称孔门的这些高才生为“七十子”，或“七十子之徒”。在孔门的这些精英中，有好多都为继承和发扬孔学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其中为弘扬孔学贡献最为突出的有两位，一位是子贡，另一位就是子夏。

众所周知，《论语》一书是由孔子的后学整理编纂而成的语录体著作，主要记载的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言论。在《论语》一书中，子路（季路、仲由）的名字出现八十六次，子贡（赐）的名字出现六十一次，颜渊（颜回）的名字出现三十三次，子夏（卜商）的名字出现二十七次，子张、曾参、冉求等人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但都低于子夏等人。《论语》中名字出现频率的高低，一方面能够反映该弟子在孔门中的地位和影响，另一方面也能够反映该弟子与孔子私人关系的深浅。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他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总体看非常融洽，但弟子们在天资、才能、性格等方面千差万别，与老师孔子的关系有远有近，或亲或疏，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子路是孔门“先进”中的老大哥，是最早进入孔门的弟子之一，跟随老师孔子的时间最长，兼做孔子的私人保镖，平时与孔子接触的机会最多，故《论语》中经常提到子路，这是不足为怪的。由于子路性格直率、鲁莽，说话口无遮拦，《论语》中有很多是孔子对子路的批评或告诫，有时甚至是严厉的斥责。在这些批评和斥责中也常常能够看出孔子对子路胸怀坦荡和闻过则喜的赞赏。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孔子经常夸奖或赞扬他，《论语》中频频提到颜渊也很正常。然而颜渊虽然很优秀，但孔子认为：“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论语·先进》）加之颜回短命，先于孔子而早逝，对弘扬孔学没有做出什么重要贡献。除子路和颜回之外，《论语》中涉及最多的就是子贡和子夏了。不仅《论语》如此，在《庄子》《孟子》《荀子》《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韩诗外传》《论衡》等战国秦汉典籍中，涉及子贡和子夏的材料也远远超过孔门其他弟子，这表明子贡和子夏在孔门中的特殊地位。

子贡出身于商人，长于经商，家累千金，是孔门中的首富，又擅长辞令，是杰出的外交家。孔子在“四科”中把子贡列于“言语”科。司马迁曾评论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具备多方面的才能，远不止于利口巧辞，善于雄辩。子贡在当时是孔门中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大人物，他的知名度在一些诸侯国里甚至超过他的老师孔子，故有些地方流行“子贡贤于孔子”的说法。“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这与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时备受冷落，“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的狼狈不堪形成鲜明的对照。子贡凭借他的这些才能和优势，到处传播孔子的思想学说。每逢遇到有人误解或怀疑孔子及其学说，他都循循善诱，耐心解说；有人故意贬低或诋毁孔子形象，子贡则挺身而出，据理驳斥。子贡凭借他机敏的口才、渊博的学识和巨大的影响力，时时处处捍卫孔子的思想和学说，提高了孔子及其学说在各国的声望。正如司马迁所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清人崔述也说：“子贡之推崇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于世者，大率由于子贡。”（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孔子的学说在战国时能够成为“世之显学”，子贡厥功甚伟。

子夏对孔学的贡献，有别于他的师兄子贡。孔子死后，子贡主要忙于政务和商务，未能留下自己的著作，也无暇顾及教育和培养弟子，只是在晚年才培养了子服景伯等少数几位门徒。子夏在孔门弟子中以“文学”著称，孔子所说的“文学”指的是文采和学术。子夏凭借自己的“文学”优长，对孔学的弘扬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孔子死后他教授于西河，并创立了“西河学派”，为孔学的发展和传播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孔门弟子中无人企及的；其二是在儒家经典注释和传播方面发挥了他人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

先看典籍中有关子夏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记载。《后汉书·徐防传》注引《史记》说：“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今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儒林列传》说：“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关于魏文侯师事子夏一事，典籍中多有记载。《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文侯慕义，子夏师之。”《史记正义》说：“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后，子夏教于西河之上，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史记·魏世家》也说：“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魏世家》又说：“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

需知，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都是响当当的风云人物，他们在战国初年或为著名的学者，或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他们都是子夏等人的弟子，也就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毫无疑问，子夏和他开创的“西河学派”适应战国初年政治发展的需要，并深受三晋文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法家思想倾向，因而子夏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如吴起、李悝等成为战国前期变法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从春秋末年的孔子到战国初年的子夏弟子、再传弟子，近百年间风云变幻，恰好是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士阶层迅猛崛起的时期。时代的潮流竟然把那些原本默默无闻的书生，推到了历史发展的最前沿，甚至被尊为王者之师，这种荣耀是当年的孔子和他的“先进”弟子们连做梦都难以想象的。由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正是依靠子夏和他开创的“西河学派”从春秋末年高歌猛进地跨入了战国时代。

对儒家经典的整理和研究是子夏对孔学继承和发展的最主要贡献。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文献学家，他晚年最重要的事业就是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六经”。孔子当时对“六经”的整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重新校刊。因为古代的这些经典的传播主要靠抄写，而在纸张产生之前这些典籍主要是抄写在竹简或木牍之上。传抄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竹简和木牍阅读或存放时间长了，难免会产生错简等现象，因而必须对这些典籍进行校刊。二是重新编订目录。以竹简和木牍为载体的古代典籍都是分卷存放的，使用时间长了，各卷或篇章的次序也会发生错乱，严重了甚至会导致无法阅读。因而调整次序、重新编订目录就必不可少了。三是进行必要的训释和解说。古代典籍往往都古奥、艰深，甚至佶屈聱牙，没有注释或解说，一般的读者很难读懂。因而训诂、解说就成为古代典籍整理最艰巨的任务。这项工作绝非任何人都能做的，只有学问高深、对这些古代典籍有深刻理解的人才能胜任。由此可见，整理“六经”这项繁重、艰巨的任务不可能全部由孔子一人来承担。孔门弟子中那些深通六艺的高才生都要参与这项艰巨的工作。子夏既然在孔门中以“文学”著称，因而就成为协助孔子整理和研究“六经”的主要助手。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对孔子整理和研究“六经”多有记载。司马迁说：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

这是有关孔子整理和编次《尚书》的记载。又说：

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史记·儒林列传》）

这是有关孔子整理《诗》《书》《礼》《乐》和写作《春秋》的记载。司马迁还说：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

这是有关孔子整理、研究《周易》，并为《周易》作《传》的记载。吾师金景芳先生是研究《周易》的名家，先生历来主张《易大传》即所谓“十翼”是孔子所作，并为此做过详细的论证。但先生主张“十翼”为孔子所作，是指“十翼”的基本思想属于孔子，并非认为“十翼”字字句句都像《春秋》一样出于孔子亲笔。

孔子在整理和注释“六经”及其他典籍时，因工程浩大，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子夏既然以“文学”著称，当然要参与其事，子夏是协助孔子。孔子曾多次为弟子们讲授《周易》，“十翼”应是“子夏之徒”依据孔子的讲授记录整理而成的。据刘向《别录》记载，汉初曾有《子夏易传》一书流传，此书很可能是子夏解《易》之作。但至刘向时，《子夏易传》已亡佚，故《汉书·艺文志》中未载《子夏易传》。魏晋至隋唐时又陆续出现几种不同版本的《子夏易传》，据学者研究，均属后人伪托。除此之外，子夏曾为《诗》作《大序》，为《仪礼·丧服》作传，世称《丧服子夏传》，又汉初四家《诗》中的《毛诗》出自子夏亲传，于《礼》则有《仪礼·丧服》。前人对此已多有论述，无须赘言。《后汉书·徐防传》说：“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这是对子夏整理和传播“六经”最为简明扼要的总结和概括。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过：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在论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整理“六经”的过程中，时而称“论次”，时而称“修起”，时而称“作”，时而称“序”，时而又称“笔”“削”，表明孔子和弟子们整理“六经”的任务是何等的艰难，何等的细致！

子夏在孔子生前就协助孔子整理“六经”，他凭借自己的才学成为孔子整理“六经”的主要助手。孔子去世后，子夏继续孔子未竟的事业。子夏的一些弟子和“西河学派”也为整理和传播儒家经典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宋人洪迈说：

孔子弟子唯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杂记传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谷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 《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条）

在先秦原始儒学的阵营中，对儒家经典的传播也有两位最杰出的人物，一位就是孔子的及门弟子子夏，另一位就是原始儒学的殿军荀况。子夏把儒家经典由春秋末年传播到战国时代，为战国时期儒学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精神武器；而荀况则把儒家经典由战国末年传播到秦汉以后，为汉代经学的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①今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脱“六艺”二字。《孔子家语》亦云“七十七人”。

②吕文郁：《子贡与孔学》，原载于《孔学论文集》（一），马来西亚孔学会2002年9月编辑出版，《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隋书·经籍志》认为《越绝书》是子贡所作，非是。

④《韩诗外传》卷三记载略同。

⑤吕文郁：《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

作 者：

吕文郁，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兼职教授，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委、经部《尚书》类主编，香港孔教学院院董等。著有《周代采邑制度研究》《春秋战国文化志》《金景芳学述》《先秦天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