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王珂

一首美丽的情色诗

——《蛇》诗疗解读（上）

南京 王珂

诗歌是丰富多彩的，诗歌功能是多元的。人有七情六欲是健康的基本保证，本能是处于精神和身体的交界处的心理代表，审美需要也是人的本能需要。冯至的《蛇》能够满足人的本能需要，偏重低级情感，可以在诗疗讲座现场唤醒受众的“身体意识”，还能让人的低级情感（生物性情感）和高级情感（心理性情感），甚至审美情感和哲理情感有机融合。它是一位年轻男子为了缓和性压抑的“书写表达”，是年轻诗人“性幻想”及少年怀春的产物。它是一首“纯洁又淫荡”的诗，堪称百年新诗史上众多情色诗中的“极品”。

《蛇》 诗疗 情色 低级情感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百花盛开，万紫千红。这个季节的南京格外美丽！今天早晨从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的教师公寓到办公室上班，步行半小时穿过有“南京植物园”之称的校园，竟然不由自主地用手机拍摄了几张“我在花中笑”的“自恋照”，绛红色的茶花、深红色的桃花、粉红色的樱花“混搭”上一位已过天命之年“阳光大男孩”（学生们对我的戏称），真让人感觉到王珂先生正在做“金陵春梦”，由此联想到歌德的名言：“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色胆”便大了起来，决定今天为《名作欣赏》的“诗歌欣赏与诗歌疗法”专栏写冯至名作《蛇》的诗疗解读文章，讨论诗疗的敏感话题：是否应该承认，甚至高度肯定低级情感对人的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换言之，是否应该肯定“情色诗”，甚至是“色情诗”在诗疗中的独特作用？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诗疗强调的是“整体治疗”，需要肯定低级情感，倡导高级情感，前者的目的是让病人“宣泄”情感，后者的目的是让病人“净化”情感。准确点说是允许人有七情六欲，允许人，特别是受到生理压抑的“病人”写情色诗。可以把“适度”的“情色写作”视为诗疗中的一种为较重要的治疗方式。有些人得精神病的原因就是出现了较严重的性压抑，如弗洛伊德所言的利比多过剩。像这样的病人就需要宣泄，让他通过写一些淫荡的诗来宣泄，从这个角度来讲，色情诗就有存在的必要，应该允许诗人，特别是病人写作。我读大学时，校园诗人中流行这样的话：“光棍才能写爱情诗。”我在没有恋爱前就写了那首著名的《吻》：“正因为有吻/嘴唇才显得特别高贵”。我的诗中两次出现“利比多”这个词，都是在我身体特别压抑时不由自主地写的。第一次出现在1988年5月9日写的《咖啡》一诗的第一个诗节中：“利比多如梦/喷涌时间时长时短/空气停止生命窒息/黑色的咖啡倒进/牛奶路上没有面包”。那时我在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还没有恋人。第二次出现在我2000年10月18日写的《迷狂》的第一个诗节中：“夏至之日利比多过剩/情山爆发飞花溅玉/悬泉逃离伦理之门/与爱情相生相伴/幻想的日子梦蝶/看见金黄色蝶粉/扑天盖地”。那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与妻子长年分居两地，远隔万水千山。那天写完《迷狂》，我马上写了《乱伦》，有这样的“真情流露”：“在自由的天国人性的圣地/没有理性的神灵/只有欲望 欲望的肉身//那双轻柔的手弹奏带电的肉体/驱逐多年的噩梦 树与藤/绞爱并非绞杀天真的精灵/在和平与战争中在狂与静中/寻觅真实中的实/人性中的性/爱情中的情/本能中的能//一盏孤灯从东到西/自上而下投下希望的倒影/罩住为爱而死为欲而生的/男人女人”。

解读冯至的诗，却在这里“秀”我自己的诗，并非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目的既是想证明弗洛伊德的诗人写诗是因为利比多（libido）过剩理论的“合理性”，更是想证明我在诗疗讲座或文章中把冯至年轻时候写的《蛇》解读为“情色诗”的合法性，以规避来自所谓的“正人君子”的“道德审判”。其实我读博士期间的写诗经历颇能说明这点。我2007年10月应《敦煌诗刊》约稿写的关于校园诗歌的文章中有一段话说出了这种“身体写作”的“真相”和“心声”：“由于校园生活，准确说是‘学生生活’的特殊性，校园诗人的自恋性和自慰性写作确实占有常人，特别是校园外的人无法理解的重要地位。我对此深有体会。我是工作了九年后才离家千里读博士的，在九年间，尽管我仍然是大学教师，生活在校园，我的诗歌写作已经完全超越了‘校园写作’以‘自恋性和自慰性写作’为主要内容的常规概念。大学本科时，我们这些写诗的男生常常自嘲说自己是因为利比多（libido）过剩才写情诗的。重新当学生，情感宣泄又成了我写诗的主要功能。所以我把博士期间写的诗集取名为《无聊集》。2002年5月19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宽容斋’写的诗集的前言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校园诗人，特别是完全是成人的硕士博士诗人的生存境遇及校园诗歌写作的一些特点。‘离家三载，在京城攻读“无聊”博士，精神身体，都十分压抑。诗的产量极低，每首诗都是“情动而言”。诗风也随之大变，由关注家事、国事、天下事，向内转为关注自己，特别是关注自己的“身体”，自慰性快感写作取代了精神性哲理追寻，昔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完全“堕落”为渴望“人”一样活着的俗人。写诗、研究诗近二十年的我，才真正领悟到现代诗人奥登对“现代诗精神”下的定义：“诗不比人性好，也不比人性坏；诗是深刻的，同时却又是浅薄的，饱经世故而又天真无邪，呆板而又俏皮，淫荡而又纯洁，时时变幻不同。”于是得出结论：诗不管高尚庸俗，只要能让人更好地“活着”，就足矣。’在读博士期间，我才真正明白了‘真实是诗人唯一的自救之道’这句话的含义。我写了多组《师道尊严》这样的‘自由抒情’的赠友诗。尽管这些诗抒发的是人的真实情感，甚至是真实的‘情欲’，却不符合‘思无邪’‘止乎礼义’的中国诗歌传统，更与已过而立之年，且在学界和诗界都小有名气的‘教授’身份极不相称，但是我一直很珍爱这些诗作。每次读这些诗，都让我深深地感受到‘校园诗歌写作’的‘自由’和‘真实’，让我十分怀念我的‘学生岁月’。”这段话可以作为我对青年冯至写《蛇》这样的“身体写作”或“情色写作”的“辩护”文字。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弗洛伊德被后人称为人类历史上著名的“泛性论者”，但他并不完全把本能归于身体或生理，他强调心灵和心理的融合，他从生物学观点思考精神生活后得出的结论是本能正是处于精神和身体交界处的心理代表，是由于心灵与身体关联而向前者发出的一种工作要求，从有机体内部产生，最后达于心灵。所以我的诗歌疗法并不极端推崇本能情感，而是把低级情感与高级情感结合。因此常常在讲座中，尤其是在大学针对青年学生的讲座中出现这样的奇特现象：邀请我的校方开始时会担心我的诗疗承认人的低级情感会误导学生，影响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听完讲座后才发现我是以另一种方式在给他们的学生做“政治思想工作”，因为我的诗歌疗法非常重视人的高级情感及道德愉快。每次讲座我都会采用北京医科大学精神病学教授许又新《心理治疗基础》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如他认为低层次的心理对高层次的心理起不了调节作用，道德情感才是人类心理的最高层次，道德愉快实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统一。许又新还认为弗洛伊德的人类只有一种罪感的结论是片面的，他发现一个权利意识和自尊心充分发展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尊重别人的人，可以为了维护别人的权利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人。社会生活中的很多“仁人志士”正是这样的有道德情感并在利他的生活中享受到道德愉快的人。

但是在诗疗讲座的第一个阶段，我总是非常强调承认低级情感在诗疗中的重要性，推崇诗抒发本能情感的常见功能。如2011年12月17日，我在福建省图书馆“东南周末”讲坛上公开宣称：“我的诗歌疗法也重视诗歌的启蒙宣传功能，因为诗歌的启蒙宣传功能应对的是高级情感，人需要有高级情感才活得下去。如果我总是想在鼓浪屿浪来浪去，是活不下去的，我还需要精神上的东西，尽可能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色情诗针对的是低级情感，一种必须宣泄的情感，比如说我对色情诗的观念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可以写色情诗，但是要有一个原则，不要去误导小孩子，写什么没有太大的限制，但是传播的时候需要有限制。而抒情功能就可以针对我们的低级情感。”“诗是与人的本能相关的艺术。诗抒发的很多是人的本能情感，这儿有一个重要的诗歌观念，就是现代诗歌的观念，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就重视诗的抒情功能，英国诗人雪莱说：‘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声音唱歌，以安慰自己的寂寞。’很多诗人都是在黑暗中唱歌来安慰自己的寂寞的夜莺。所以近年诗歌界‘个人化写作’才流行起来。现代诗越来越重视人的普通生活和自然情感。英国现代主义诗人奥登结论说：‘诗不比人性好，也不比人性坏；诗是深刻的，同时却又浅薄，饱经世故而又天真无邪，呆板而又俏皮，淫荡而又纯洁，时时变幻不同。’这个定义对理解现代诗的功能非常重要。这就要我们反思过去的诗歌观念和现在的诗歌观念。我们要用多元的观点来理解诗，诗歌是丰富多彩的，诗歌功能是多元的。日本文论家滨田正秀曾经给抒情诗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抒情诗，就是现在（包括过去和未来的现在化）的自己（个人独特的主观）的内在体验（感情、感觉、情绪、愿望、冥想）的直接的（或象征的）语言表现。’也就是现代诗歌主要写五种内容：感情、感觉、情绪、愿望、冥想，而不能只停留在愿望层次，只写‘诗言志’这样的作品。五种内容可以决定出五种功能：抒情、叙事、宣泄、言志、哲理。1999年，我也给当代新诗下了一个定义：‘诗是艺术性表现平民情感的语言艺术。’强调诗的情感的世俗性。”

我这样讲的目的，是为了纠正极端的“诗教”观念，从诗的功能学角度接受“诗疗”，尤其从心理学甚至医学角度，一定要承认人有七情六欲是人健康的基本保证。在一个“谈性色变”的国度，我不可能公开地谈性，所以我常以“诗疗师”甚至“医生”的身份举办诗疗讲座，借此身份来强调诗疗讲座的“医学性”，减少“文学性”。如2010年11月7日，我在安徽农业大学举办诗疗讲座，听众不仅有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中文系师生，还有心理学系的师生，甚至还有合肥市铁四局医院精神病科的相关临床医护人员。我强调说：“在治疗过程中强调六个方面：一、生理大于心理。它是对生理的一种干预。二、变态大于常态。它是一种在非常状态、特殊时期进行的心理危机干预。三、诗疗大于诗教。治疗的目的大于教育的目的。四、医学大于文学。把一首诗看成一味药，而不是一个文学作品。五、工具大于说教。诗是用来作为治疗的工具的，不是用来教育人的，‘诗疗’与‘诗教’有质的差别。当然也会有教育作用，甚至会产生道德教育的效果。六、治病大于防病。诗疗可以用来防病，起医疗保健作用，但更多是用来治病的，特别是用来对付突发性心理危机的。”

可以说食指的《相信未来》是“王珂诗疗讲座第一诗”，是“励志诗”的代表作，偏向高级情感；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堪称“王珂诗疗讲座第二诗”，是“劝世诗”的代表作，偏重高中级情感，我把它们统称为“诗疗诗”，都有明显的治疗功能。冯至的《蛇》堪称“王珂诗疗讲座第三诗”，偏重低级情感，可以在讲座现场唤醒受众的“身体意识”。一场诗疗的讲座或一个诗疗的疗程通常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治疗任务是唤醒“低级情感”，第二阶段的治疗任务是培养“高级情感”。《蛇》是诗疗中的一味特效药，在诗疗的第一个阶段有特殊效果。但是我还是很有顾虑，不敢放开讲这一话题。所以几乎每次诗疗讲座我都要提及《蛇》，用它来说明一首诗可以满足人的多种需要，实际上这是一个“借口”，本质上是想让受众接受这样的新观点：写情色诗和读情色诗，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但是我只能“点到为止”。如我在福建省图书馆的诗疗讲座中给大家朗诵了《蛇》后，这样总结说：“有人说这首诗是写思念家乡的诗，有的人读出这是一首写爱情的诗，甚至还有人认为它是一首色情的诗。三者都有道理。因时间关系，这里不做具体的阐述。请大家自己去思考。不同种类的诗能满足人的不同需要。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七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认识需要、审美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被看作是人的最高需要。其实我们的诗是很丰富多彩的，一般都能够满足这样一些需要。最重要的，是诗可以培养健全的社会和健康的人，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健康的人呢？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希·弗罗姆有这样的定义：‘精神健康的人，是富有创造力而未被异化了的人；他与世界建立友爱的联系，他利用自己的理性去客观地把握现实；他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单一的个体，同时又感到自己和他人是同一的；他不屈从于非理性的权威的摆布，而愿意接受良心和理性的理智的权威控制；只要他活着，他就会不断地再生，他把生命的赋予看作是他所得到的最宝贵的机会。’每个职业对健康的人都有一定的要求，如王珂教授认为从事中文的，特别是从事文学的，要重视情感、浪漫、诗意、文采，还有幽默。我平时就是这样来要求自己的。诗的题材多样，有利于解决人类的三大问题，人类面临的三个问题是职业类问题、社会类问题和性类问题。职业类问题就是我们的地球家园有种种限制，怎样在此限制下找到一个赖以生存的职业呢；社会类的问题是如何在同类中谋求一个位置，用以相互合作并且分享合作的利益；性问题就是人有两性，人类的延续依赖这两性的关系，我们要学会与异性相处。这些问题在诗的作品中得到大量反映，被很多诗人思考过。这些思考有助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在安徽农业大学的诗疗讲座中，我也涉及《蛇》，但我是“诗出侧面”地通过讲亲身经历来说出自己的观点：“我一直认为这是一首很美的爱情诗，巧妙地写出了一个人处于单相思的那种微妙感觉。但是我在2006年1月，我在期末考试监考的时候，突然发现这首诗是首‘情色诗’。我上的那门课是《诗歌作品导读》，是给福建师大文学院近三百位大一学生上的必修课。我十五岁时就读到这首诗，十分喜欢，一直认为是很纯洁的爱情诗，可是那天监考的时候，我将这首诗背诵了多遍，居然发现这首诗有‘色情意味’。于是我决定，如果谁把这首诗歌分析成一首色情诗，并且说得有道理的，我一定给满分。结果有一个写诗的女生，毫不犹豫地认为它是色情诗。还有一位男生在考卷上这样写道：‘我刚读到这首诗时，就认为是一首色情诗，但是，当我知道那是著名的诗人冯至先生写的时候，我为我的想法感到惭愧。我解读错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同一首诗会出现不同的解读，原因是诗通常采用象征的语言方式，诗的语言是一种象征的语言。另外，这也说明同一首诗能够满足不同的人的需要。但是就这首诗而言，如果你知道它的写作背景，你就绝对不会将它解读成为一首色情诗。”

面对青年大学生，身为教授的我在讲座中表面上说它不是一首“色情诗”，心里想的却是：“你仔细读，读不出色情味才怪！”

首先要声明的是并不是因为我要强调《蛇》在诗疗的“低级情感”疗程中的特殊作用，就“牵强附会”地把这首诗“先入为主”地解读为“色情诗”，并不是在夸大“英美新批评”的那些强调批评的个体权力的文本细读方法，如个人误见（personal heresy）、意图谬见（intentional）、传达谬见（fallacy of communication）、意释误说（heresy of paraphrase）、读者的感觉性（sensibility）。这首诗问世近百年来，一直有学者认为其有“情色”意味。

何其芳在1959年6月25日写的《诗歌欣赏》一文中说：“在《昨日之歌》和《北游》中，不少是歌咏爱情的抒情诗和叙事诗。这里举的两首是其中比较短小而又比较出色的。作者新中国成立后编的《诗文选集》，没有多收过去写的爱情诗，这首《南方的夜》和《什么能够使你欢喜》《暮春的花园》等动人的作品都没有选。或者是怕受到有些读者和批评家的非难吧。其实渴望爱情和在爱情中感到痛苦正是‘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的苦闷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作者在《西郊集》的‘后记’中所说，那时的青年们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没有花，没有光，没有爱。’这种苦闷在当时是有典型性的。如果我们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就不会非难当时的年轻的诗人们为什么写了那样一些爱情诗，而会承认那也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一个方面的表现了。《蛇》所表现的也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然而却写得那样不落常套，那样有色彩。我想不应该把这首诗的长处仅仅归结为构思的巧妙（冯至的诗歌的特点并不是精致和巧妙），而是由于作者青年时期对于‘寂寞’有深切的感受，因而就得到了一个奇异的比喻：它‘冰冷地没有言语’，像一条蛇。整首诗就是从这样一个想象展开的。”何其芳得出这个结论的年代是一个相对保守，甚至较“左”的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反对诗的抒情性，尤其反对写爱情，认为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所以何其芳只说这首诗写的是“寂寞”，却提到了“蛇”这个关键意象。

“诗的创造是一种非意识的冲动，几乎是生理上的需要……真的艺术家本了他的本性与外缘的总和，诚实的表现他的情思，自然的成为有价值的文艺，便是他的效用。”“惠特曼宣布：‘我是身体的诗人，我是灵魂的诗人。’作为‘身体的诗人’，他大胆地让性进入诗的领域……这种进步冲击了大多数19世纪的美国人，包括爱默生。”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泛性论”的观点，可以说这种作者青年时期的“寂寞”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一条长蛇”造成的。这种长蛇即是一个虚幻的意象，也可以说是一种与人体相关的实物。如果这样理解，这首“情诗”便具有明显的“情色”甚至“色情”意味。即使退一步讲，按照强调人的社会性的弗罗姆的“象征”理论，也需要把“蛇”理解为虚实相生的意象。“什么是象征？一个象征通常被界定为‘代表他物的某物’，这个定义似乎令人失望，然而，如果我们自己关注对这些看、听、闻、抚摸的感官表达的象征，关注那些代表内在经验、感觉、思考等‘他物’的象征，那么，这个定义就会更加引人入胜。这种象征是外在于我们的东西，它的象征物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深处。象征语言是我们表达内在经验的语言，它似乎就是那种感官体验，是我们正在做的某物或物理世界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某物，象征语言是这样一种语言，其中，外部世界是内在世界的象征，是我们灵魂和心灵的象征。”“蛇”这个词既是一种“象征语言”，更是一种“感官语言”，甚至还是一种“感官体验”。弗罗姆的这段话是诗歌能够产生较好的治疗作用的理论基础，所以这首诗具有独特的诗疗效果，可以唤醒肉体与心灵，让人的低级情感（生物性情感）和高级情感（心理性情感），甚至审美情感和哲理情感有机融合。所以这首诗既可以被视为“情色诗”，又可以被读成“哲理诗”。

①④⑥王珂：《新时期30年新诗得失论》，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51—252页，第286页，第292页。

②③⑤王珂：《“治疗”是诗歌一大功能（下）》，《名作欣赏》2017年第2期。

⑦何其芳：《诗歌欣赏》，《何其芳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56页。

⑧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7—18页。

⑨Peter B High: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NewYork:Longman Inc.,1986.pp.72—73.

⑩〔美〕埃里希·弗罗姆：《被遗忘的语言——梦、童话和神话分析导论》，郭乙瑶、宋晓萍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2页。

作 者：

王珂，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

编 辑：

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