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春文

一、與沙知先生的交往

沙先生是我的長輩，比寧可師長兩歲。由於寧、沙兩位先生是好友，所以我在學生時代就認識沙先生，也經常和沙先生見面。見面一般是在開會的時候，他家裏我也去過多次。但現在已經記不起第一次見沙先生的時間和地點了。只記得有兩段時間見面比較多。一段是參加《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定稿會。該書的編纂特點是雖各卷均設主編，但每一件文書的定名都要經編委會集體討論定稿。參加定稿會的除了編委沙知、宋家鈺、周紹良、張弓、寧可、蔡濟生等几位先生外，還有我和李德龍、徐慶全等忝陪末座。牛來穎、楊寶玉和榮新江等也先後參加過部分卷的定稿。《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定稿工作自1989年11月至1994年春，陸陸續續有四年多時間，開會數十次，每次都是一整天。每次都是我和寧可先生從位於西三環花園橋附近的學校乘車到鐵獅子胡同，接上沙先生再到社科院歷史所;晚上則是先送沙先生回鐵獅子胡同，我們再乘車回學校。

這樣的定稿會，其實就是讀書班，對於我們年輕的學者都是學習和成長的過程。記得蔡濟生先生曾經説過，對青年學者來説，參加《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定稿會，比選修任何一門有關敦煌文書的課程都管用。信哉斯言!

另一段時間是1997年9月，和寧可、沙知、李永寧三位先生一起到上海辭書出版社審讀《敦煌學大辭典》的三校樣。大概有十幾天時間，我們每天除了看校樣，一日三餐都在一起，晚上則一起散步。記得一家餐館的脆皮豆腐特别好吃，幾位先生都喜歡吃，我們幾乎每餐都要點這道菜。

二、爲人儒雅、灑脱，講究生活品質

和沙先生接觸，給我感受最深的是儒雅。沙先生在各種學術活動中的表現是不顯山不露水。遇到不同學術看法的爭論，沙先生多數情況下是靜聽别人討論，不發表意見。當然，如果對討論的問題有看法，他也會細聲慢氣地提出自己的意見，無論他的意見被接受還是被否決，他一般不會再提出反對意見。他不會爲堅持自己的意見與别人進行激烈的爭論。我那麽多次、那麽長時間和沙先生交往，包括觀察他和别人交往，從未見過他大聲説話，更未見過他發火。他永遠是彬彬有禮，説話細聲慢氣，即使是發表不同看法或是批評他人，也是輕聲慢語，充分展现了儒雅的風範。

第二個印象是灑脱。

就我所知，沙先生在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同時，也參與了很多學術組織工作。在這些學術組織工作中，沙先生往往是在其中做很多具體工作，但卻從不爭名分。僅以《敦煌學大辭典》的編纂而言，主編、副主編有多位先生，但真正承擔繁雜的組織和管理、協調工作的其實是排在最後的寧可、沙知和嚴慶龍三位先生。但三位先生卻從未有半句怨言。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總之，沙先生參與學術組織工作，關注的是如何把事情做成，但從來没爭過第一、第二、第三等名次，排在哪裏都是高高興興。

沙先生真正灑脱還表現在對後事的處理。

我是在沙先生去世多日後，纔從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得知沙先生去世的消息。屈指算來遺體告别等儀式應該錯過了。當時很吃驚，人民大學未發訃告也就罷了，師弟孟彦弘是沙先生的碩士研究生，怎麽也不告訴我一聲呢!後來看到小孟發佈的消息，纔知道是沙先生自己要求靜悄悄地離開，不打擾任何人的。

沙先生對後事的這種處理方式，還是讓我再次領略了先生的真正灑脱。

沙先生還是一位講究生活品質的人。

我所接触的老師辈學人，多數對吃穿都不甚讲究，唯沙先生與衆不同。在吃的方面，沙先生很會欣賞和品嘗美味。有時即使吃不到，談起揚州的獅子頭和乾絲也是眉飞色舞，令人神往。據説沙先生與齊陳駿先生在俄羅斯閲讀敦煌遺書時，兩位先生在吃的方面也有差異，沙先生是儘量爭取品嘗俄羅斯美食，齊先生則認爲吃飽即可，没必要在吃喝方面多破費。在穿的方面，沙先生的著裝雖不一定是名牌，但一定是乾淨整潔的，配上瘦削的身材和滿頭銀髮，充分展現出飽學之士的學者風範。

我出生在京郊農村，小時候還挨過餓、受過凍，對吃穿的理解是能吃飽穿暖就行了。所以對沙先生的作爲很長時間不能理解。最近二十年，我多次到上海、揚州、廣州和香港等地，觀察當地人的生活，似乎逐漸理解了沙先生的追求。像廣州人和香港人，周末全家人一定要到外面吃一頓。而且，他們的早茶也是一定要到外面吃，對很多人來説，“早茶”不光是享用早餐和茶水，還是重要的社交活動。再如揚州，做出的乾絲確實和北京、上海不同，味道特别鮮美。揚州的灌湯包也是特别講究，不但東西做得好，吃也有很多講究。在穿的方面，和北京人相比，上海人就更加講究品牌。總起來看，對生活品質的追求，江南和江北差異較大。僅以早餐而論，在北京，往往一般是油條一兩根，豆漿一碗;在上海，一般是兩三樣小吃食，一碗粥或一杯飲品;在廣州和香港，小吃食一般是三樣以上了，當然還要有湯、茶水、飲品等。沙先生自幼生長於江南，受這樣的環境熏陶，自然也就懂得欣賞、品味美味佳餚。

其實，對於美食等一切人間美好事物的追求，本來就是人類的天性，既可以激發我們對生活的熱愛，也會提昇我們的生活品質。在這方面，沙知先生爲我們樹立了榜樣。

三、沙先生的學術貢獻

在學術方面，沙先生最重要的學術成果應該是《敦煌契約文書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此書之編著歷時十多年，數易其稿，所收文書絶大部分都查閲過原件。無論在收集相關資料的數量還是釋文的準確性方面都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準，至今也仍是敦煌契約文書最全最好的整理本。沙知先生還和吴芳思博士合編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以圖文對照的方式刊佈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期間在新疆、甘肅所獲的部分漢文文書(非佛經部分)。此外，沙先生還撰寫了多篇有關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論文。沙先生的學術以精細著稱，每一篇、每一部都經過潛心打磨。

如上文所述，沙先生除了自己從事敦煌吐魯番文獻整理與研究工作，還參與了很多學術組織工作。除了上文提到的參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和《敦煌學大辭典》外，他還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下設的“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成員，是常務編委之一。那一套在學術界影響很大的“敦煌文獻分類録校叢刊”就是“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策劃、組織的結果。

在我個人的成長過程中，也曾得到過沙先生的重要幫助。如1990年，學校推薦我申報國家教委第二批青年專項科研基金的資助，需要兩位校外專家的舉薦，由於得到季羨林先生和沙知先生的慨然推薦，纔使我順利獲得一萬元的資助。那時的一萬元對文科是不小的數字，爲我購置圖書、外出交流提供了保障。沙知先生還是我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委員之一，是我的座師。對沙先生的幫助與提攜，我一直充滿感激之情。記得沙先生八十歲的時候，是我出面邀請北京敦煌學界一些先生給他組織了慶壽活動。沙先生九十歲的時候，我也曾想過要不要組織一次慶祝活動，但考慮到沙先生已經九十高齡，終未敢驚動。

沙先生九十歲以後，還和我通過兩次電子郵件，討論學術問題。我也爲沙先生的健康長壽感到欣慰。不意先生竟悄然離去，每念及此，不禁黯然神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