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寬

農曆雞年的三月二十七日(公曆2017年4月23日)，著名敦煌學家和歷史學家沙知教授，在北京東直門外芳草地家中辭别了人世。然而，芳草地上卻留下一片芬芳。

我同沙先生相識於1981年夏天。那年，中國唐史學會組織了一個“絲綢之路考察隊”，沙先生與我同在其中。但出發時我們卻未見到他，因爲其時他正在日本訪學。只是到了吐魯番，我們夜間上火車時纔見到沙先生的身影——他是訪學歸來後立即去追趕考察隊的。隔年，我從北大歷史系讀完碩士學位畢業，沙知先生又成爲我論文答辯的外聘專家。按照中國人的習俗，沙先生是我的“座主”之一，是“一日師”，自然也就有了師生情分。

1982年秋天，我到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工作後，又有了與沙知先生更多接觸的機會。按理説，他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的教授，我的單位隸屬於國家文物局，相隔較遠。可是，一種機緣卻將我們連接在了一起。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後，學界同仁立即行動起來，發誓要將在國際上已經落後的中國“敦煌學”迎頭趕上。當然，首要任務是將資料整理公佈。於是，學界的一些先進聯合成立了“敦煌文獻編輯委員會”。因大家不在一個單位，開展工作難免有不便之處，就公推由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承擔具體事務。沙先生是編委會成員之一;而我當時剛步入“敦煌學”領域，年富力强，便成了該編委會的秘書，説得直白一點，就是跑腿辦事的。這就使我有了繼續同沙知老師交往的機會。佛教講因緣，看來我同沙先生是有緣分的。

此後直到21世紀之初，編委會的工作一直在進行之中，最終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敦煌文獻分類録校叢刊”十種十二册。編委會的主要成員是周紹良、沙知、寧可、宋家鈺四位前輩學者和我這個小蘿蔔頭。一般來説，有問題需要討論決定時，我們五人在一起開會，會後的具體落實便由我去操作。這項工作前後進行了近二十年，是我向各位師長包括沙先生學習、請益的良機。如今，四位先生已先後作古，當年還是年輕人的我也已年近古稀——歲月真是無情啊!

數十年相處，使我感到，沙知先生是一個儒雅、温和的人，與他相處絶不會有累的感覺。他總是笑著同你説話，即使是讓他不愉快的事，他也是笑著説。那種不疾不徐的言談方式，我是絶對學不來的，但很欣賞。當然了，這也是一種個人修養，或許同樣包含著他的家學淵源，不是隨便就能效仿的。

從當教師、做學問的層面來講，沙先生是十分敬業、刻苦和嚴謹的。他對我講過，年輕時給學生上課，由於教室不在一起，他從一個教室上完課，三輪車夫已在門外等候，他立即跳上車去奔向下一個教室。在那套“敦煌文獻分類録校叢刊”的十種書裏，他那本《敦煌契約文書輯校》是最細緻嚴謹的，受到了普遍好評。後來他與英國圖書館東方部原主任吴芳思女士，合作編校出版《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下兩册，皇皇巨編，令人刮目。爲此，沙先生在年過八旬之後，又數次赴英，付出的辛勞可想而知。

在追求學術真理方面，沙先生是有胸懷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書中，有一件僅存兩行的曆日殘片。編書時，他們只給了一個大致的年代範圍。我用自己專攻的曆法知識再作研究，考出了它的絶對年代。對此，沙先生很高興。有些人學問做得很好，但只許捧場，不許提商榷意見，對於學術以外的事情想得太多，甚至在在表現出霸氣。沙知先生卻大異其趣，反而更受人尊敬。

2012年春天，我參加的一個吐魯番文書整理項目要結項，項目評審組邀請沙先生參加評審。由於年輕人大多不認識他，自然接送，包括吃飯、如廁，都由我陪伴、看護。當年他已八十七歲，考慮到他的健康並且年事已高，吃晚飯中途我對他説:“您如果累，咱就先走。”沙先生説:“那就走吧。”於是，我一直將他送進他在芳草地的居室門檻裏纔離去。此後也只是在2013年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三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打了個照面，連説話的機會也未獲得。在這之後，再未與先生謀面。原因是，一則先生年事已高，我生怕打擾他;二則我自己疾病纏身，行走不便。但我仍多次通過别人瞭解他的情況。不曾想，他卻溘然辭世了。

聽説沙先生生前對家人有交代:身後不開追悼會，不搞遺體告别。家人確實是這麽做的，實現了他的心願。又得知，生前他將自己的藏書分爲兩部分處理:三千册捐贈給家鄉江蘇省泰州市圖書館，其餘送給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而給歷史學院的那些書刊，他又親自動手逐册蓋上了藏書印(想必給泰州市圖書館的那些書也是這樣處理的)。這讓我感到，作爲一個知識人，一個學者，沙知先生活出了生命的自覺。他知道死亡是生命之必然，任何人都無由超越，正確的做法是坦然面對。但他卻不去追求身後的“哀榮”，而是選擇靜靜地離去。不久前，臺灣女作家瓊瑶女士公佈了自己給兒子和兒媳的一封信，信中説道:身後“不發訃聞、不公祭、不開追悼會，私下家祭即可。死亡是私事，不要麻煩别人，更不可麻煩愛我的人——如果他們真心愛我，都會瞭解我的決定”。我個人認爲，只有到達人生大境界的人，纔會這麽淡然地安排身後事——莫要忘記，一些人不僅生前過分地追逐功名利禄，而且身後也由其家人或生前就授意家人去要求悼詞中的某句肯定之詞(有必要嗎)。只有生命意義得到昇華的人，纔能真正視名利若浮雲。更有甚者，據沙先生大女兒沙鷗女士對我講，他老人家還要求捐獻遺體，只是未獲同意而作罷。而這，又有多少常人能夠坦然爲之?

愛因斯坦活了七十六歲，臨去世前説:“我盡到了自己的本分，是該離開的時候。”縱觀沙知先生的作爲，何曾不具有這樣的生命自覺!更何況，沙先生活到了九十一歲，屬於高夀之人——先生您有福了。

斯人已去，但我依然能嗅到芳草地上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