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劍虹

二〇一七年元月二十二日，著名文化巨匠、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顧問馮其庸先生駕鶴仙逝，享年九十五歲。一九八一年，我因恩師啓功先生引薦，得以求教於馮老，三十五年來親炙教誨，獲益匪淺。馮老對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傳承的巨大貢獻，舉世公認。本文僅簡述他在敦煌吐魯番學研究上的獨特貢獻以寄托深切的懷念之情。

馮其庸先生曾自道他對於敦煌、吐魯番乃至整個大西北可謂“情有獨鍾”，且緣於自青年時期起就對祖國奇異山川和文化寶藏的熱愛。他將“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作爲自己治學的一個目標，喜做田野調查、古跡考察，這絶非常人所道之“遊山玩水”，而是細心研讀山川，力求融匯古今、貫通人與自然。一九八六年九月，他應邀赴新疆大學講學，首次接觸西域風物，三周多時間，除在四所高校講學外，還遊覽烏魯木齊與天池、輪臺古城，又遊歷考察了北庭、交河、高昌、蘇巴什古城和克孜爾、庫木吐喇等佛寺洞窟，感嘆“平生看盡山千萬，不及龜兹一片雲”，“看盡龜兹十萬峰，始知五嶽也平庸”。也正是這首次的新疆之行，促使馮先生開始深入思考西域文化與傳統國學的緊密關係。自此年九月至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年間他十赴新疆，足跡遍及天山南北、塔河上下，祖國大西北壯麗的山河圖景和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對馮先生的震撼非同尋常。二〇一〇年他寫了如下一段動人的自白:

予曾三上帕米爾高原之最高處，因深知天之高也;予又曾深入羅布泊，至樓蘭，經龍城、白龍堆、三隴沙入玉門關而還。予在羅布泊、樓蘭宿夜，中夜起步，見月大如銀盆，衆星璀璨，四周無窮無盡，唯知予置身於一大而圓之無際廣漠之中，莊子云“其大無外”，予於此星月滿天、茫茫無際之羅布泊，乃深悟莊生之意矣!予故謂，凡身經羅布泊者，終不敢自以爲大矣，於是予方知天之高而地之寬也。(《馮其庸年譜》序)

馮其庸先生也曾多次到敦煌莫高窟、陽關、玉門關考察，創作了不少精湛的詩詞、繪畫、攝影作品，此不贅敍。一九九五年夏，馮其庸先生作爲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顧問，應邀到吐魯番參加學會舉辦的敦煌吐魯番學出版研討會，並在會後與我們一道乘車長途跋涉，到拜城實地考察克孜爾千佛洞。汽車在淩晨星斗滿天之時出發，當時路況不好，一路顛簸，到達克孜爾已是午夜子時，大家都十分疲倦。第二天清晨，當衆人還在酣睡之時，馮老已經在洞窟前的空地上架起相機拍攝了。當我們稱讚他精神矍鑠時，他感嘆道:“良辰美景，不可失也!”我想，他出版的攝影專集《瀚海劫塵》中的每一幅精美照片，都凝結著他對西域山川的一片熱忱。一九九八年八月、二〇〇五年八月他兩次登攀海拔四千七百千米的明鐵蓋達阪，實地考察唐三藏西行取經、東歸華夏之路，矗立“玄奘取經東歸古道”碑，這不僅是他不畏艱難考察祖國大西北的壯舉，也爲佛教文化史增添了新篇章。我曾在一篇爲慶賀馮老壽開九秩的詞的下半闋中寫道:“古稀壯吟陽關賦。更三番、冰峰瀚海，絶域排阻。證得玄奘東歸路，何懼揚鞭歲暮。吉尼斯、全新紀録。”呈獻給馮老後，他自謙地説“不敢當”，其實確是當之無愧的啊!

我認爲，正是歷經西域艱苦卓絶的長期考察，也正是基於對敦煌吐魯番學豐富文化學術内涵的領會，馮其庸先生的“新國學即大國學”理念從萌發、充實、豐富到成熟，爲他在人民大學國學院的辦學實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就在二〇〇五年夏秋之際，他允諾擔任國學院首任院長。他在與學校領導和同事們商討辦學事宜中，多次强調學院建設與西域研究(包括敦煌吐魯番學研究)的關係。爲此，他特地到醫院探望學會季羨林會長時，向季老詳細述説了自己的想法，兩位老人遂聯名上書中央領導，建議成立“西域古語言文字研究所”(後改爲“西部研究中心”)，得到支持。是年十月十六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舉行開學典禮，首任院長馮老在致辭中明確提出:

我個人所理解的國學，是大概念的國學，也就是中國學術的簡稱，它應該是包羅宏富的。……我認爲國學並不是凝固的、僵化的，國學隨著歷史的進展在不斷地豐富發展……近百年來，大量甲骨文的發現，青銅銘文的發現，西部大量古文書簡帛的發現，不是使我們的國學，我們的傳統文化大大地豐富了嗎?我們的國家是偉大的多民族團結融合的國家，我們不能把國學局限於某一局部，這是顯而易見的。

最初，馮先生希望在國學院的教學中，除傳統國學範圍的課程外，應該增添簡帛學、西域學、敦煌學、漢畫學、紅學等學問，記得還爲此讓我擬寫了成立敦煌學研究所的具體設想;後來，前三種專學歸入西域歷史語言所之中，又專門延聘了沈衛榮、王炳華等教授負責本科生與研究生的教學、科研，並常常提醒學校領導一定要多關注這些專職或兼職延聘教授的生活與工作。

一九九九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學術集刊《敦煌吐魯番研究》第四卷“吐魯番專號”出版經費欠缺，具體負責編輯該集的榮新江教授頗爲焦急，我到張家灣馮老家中報告此事，他馬上將自己剛得到的5萬元稿費捐給學會出刊，解了我們的燃眉之急。事後，我們想在刊物中印上幾句話表達對他的感激，他卻明確示意:“千萬不可啊，這是應該的!”

因我大學畢業後曾在新疆當教師十年，與西域有緣，又從事多年的敦煌學研究工作，所以也得到馮先生的特别關注。一九九四年，我爲敦煌研究院老院長常書鴻先生編輯他的《新疆石窟研究》一書，聯繫好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我請季羨林會長和馮其庸顧問爲此書撰序，兩位老人都欣然允諾。季老在出訪韓國途中寫成序言，而馮老則在花費了幾天時間細讀書稿之後，撰寫了一篇長達八千多字的文章作爲書序，其中詳述了自己研究新疆石窟藝術的心得，堪稱爲精彩的學術論文。二〇〇〇年初，拙著《敦煌吐魯番學論稿》付梓在即，我仍恭請季老、馮老爲之作序。季老的序，洋溢鼓勵之意。馮老細細閲讀了全部書稿，在一個氣温零下十四度的嚴冬寒夜，又撰寫成一篇近八千字的的文章，内容豐富，評述翔實，謙題曰“書後”，不僅對我這個晚學後輩勉勵有加，還特别在文中指出:

敦煌吐魯番學，也可以説是中國西部的學問，儘管其中不少内容並非西部，但卻無一不與西部有關。我在80年代就撰文提出爲開發大西部而多做關於中國大西部學問的呼籲，我還説開發大西部是中國富强的必要前提。現在中央已經鄭重地提出了開發大西部的規劃，全社會已經形成了西部大開發的氣氛。……我相信這部書的出版，對興起研究大西部的學術熱潮，也是會有積極作用的。

可見，馮先生是把倡導“大國學”，研究敦煌學吐魯番學的學術文化工作和國家開發大西部的戰略決策緊密地聯繫在一道的。因此，二〇〇五年之後，馮先生因身體原因雖然已不能再去西域考察，卻一次又一次地在北京參加與甘肅敦煌、新疆、西藏歷史文化有關的會議、展覽等活動，關注敦煌學的研究狀況，尤其關心學會開展的各項學術活動，關注敦煌研究院、吐魯番學研究院、龜兹研究院的發展，關愛年輕學者的成長與相關學術成果。他自己也還不斷撰寫相關論文，創作洋溢西域風情的繪畫作品。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他的《病榻》詩云:“三年病榻臥支離，想到西天惹夢思。”而後又於二〇〇九年三月寫下兩首表達真實心境的記夢詩，讀了更令人動容:

流沙夢裏兩崑崙。廿載辛勤覓夢痕。

我到樓蘭尋故國，聖僧歸路進玉門。(《題玄奘法師尼壤以後歸路》)

流沙夢裏兩崑崙。三上冰峰叩帝閽。

爲問蒼蒼高幾許，閬宫尚有未招魂。(《夢裏》)

去年夏天，我先到新疆小住十餘天後，到敦煌參加了學術研討會，回京後去馮老家探望，本來因體力不支躺在病榻上閉目養神的他，卻突然來了精神，不斷地詢問新疆的一些情況，他動情地回憶起十赴新疆的見聞，用十分堅定的口氣説:“實施‘一帶一路’戰略，開發祖國大西北，我相信新疆是大有希望的!”當他知道我即將赴聖彼得堡參加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時，在連連詢問俄羅斯一些學者的情況後，不免感傷地説:“唉!李福清、孟列夫這些老朋友都不在了，代向他們的親屬問好!期望俄羅斯的年輕學者能夠繼往開來，也期望能繼續加强敦煌學的國際合作。”

馮老仙逝，遺澤長存。他對敦煌吐魯番學的巨大貢獻，也將永遠鐫刻在國際敦煌學史的巍峨豐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