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乔治·帕夫拉科斯（George Pavlakos ）

叶一舟 译**

前言

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里，卡尔-奥托·阿佩尔主张，他是在用哈贝马斯的思想反驳哈贝马斯(mit Habermas gegen Habermas zu denken)。〔1〕Karl-Otto Apel, Auseinandersetzungen in Erprobung des Transzendental-pragmatischen Ansatzes,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8, ch 11-13.尽管笔者不奢望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但仍然想用类似的方式进行论证，即用阿列克西的思想与阿列克西论辩。不过，与前者相比它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阿佩尔的论文中，他是用哈贝马斯自己的论证来否定其结论。笔者则采用相反的路径，即希望对阿列克西源于“正确性主张”所发展出来的论证的核心观点加以辩护，同时修正而非完全弃置该论证。

正确性主张的论证已经成为近乎传奇的证立工具，并用以论证以下结论：规范性表达具有客观答案，而不是任何主观答案、单纯的决断甚或根本没有答案。当哈贝马斯早期在商谈伦理学的论述中提出正确性主张的论证时，是为了论证实践商谈（practical discourses）是以具有真值为前提进行的，而实践商谈在此意义上具有认知上的重要性。本文的目的与上述理论抱负是一致的，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本一些支持该论证的理念。笔者相信，本文最终将阐明正确性主张的论证，并为其提供支持，而非将其彻底放弃。当然，最终的判断要由读者们来作出。

本文余下部分的内容将按照以下结构进行安排。在第二部分里，笔者将采用一种纯正的规范性认知主义，并阐明其要求。笔者将论证,如果正确性的关切就是达到认知主义的要求，那么它应当符合相应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