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评论员 黄天鸿

北京新“摇号”政策的无奈

本刊特约评论员 黄天鸿

去年最后一个月，北京半数时间里都处于雾霾天气中，这给北京市政府带来了空前的舆论压力。虽然治霾需要整个华北地区的政府协调联动，但北京市政府仍然急于推出系列新政，表明自己的决心和态度。

朋友圈充斥着凭车位购车制和普通小客车指标砍掉一半等谣言。在政府公信力被蚕食的今天，平头百姓一方面对不利于自己利益的小道消息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对政府的澄清和解释却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政府先立规矩，再找借口撕毁自己立的规矩（譬如油价定价机制），为这种社会成本高企的现状，需要承担大部分责任，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如焦躁的人们所愿，“政策组合”在2016年的头两周开始逐个登场。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决策过程依然不透明。

新摇号方案位列其中，这也是市政府关于“限行限购政策继续向新能源车倾斜”承诺的一部分。当然，北京市政府所称的新能源只限于纯电动车。混合动力不被看做新能源，而燃料电池技术商业推广压根没影。

今年普通小客车指标额度9万个，比去年减少3万，而新能源指标为6万个，不摇号，先到先得。排不上号的人，下一年度优先“派号”。同时，调整普通小客摇号阶梯中签率进阶规则。参加摇号6次以内的申请人为第一阶梯，中签率为基准中签率。每参加摇号6次进阶一级，中签率为基准中签率的相应倍数。理论上，最高可获得8倍概率（仍小于3%）。

很多人质疑“摇号”措施涉嫌侵犯公民的合法消费权（或者称财产处置权）。作为“摇号”政策的配套限行措施，也涉嫌迫使公民财产贬值。相信40岁以上的老百姓，对于各种消费品“配给”时代留有印象。这其实是政府在分配公共资源时无奈的举措，基本可以算“自认无能”声明书。只不过，当年的稀缺资源从几乎一切生活资源转向“空间”——大城市病发展到高峰的表征。

有人开玩笑称，摇号措施是政府回避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现状，政策制定的狡猾逻辑在于让人民“互掐”——转移后者对政府失误的视线。

在环保成为社会语境核心词汇的时候，新摇号政策的舆论阻碍变得不值一提。环保要付出发展代价，但让谁来付代价？摇号游戏倾向于“资深玩家”，而不是依赖纯粹概率的时候，即便在摇号人群中，也会引发看法的分裂。

现在的问题是，摇号加码，补贴坚挺的情况下，新能源车市场的发展能乖乖按照政府引导吗？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去年12月，我国新能源车产量达到9.98万辆，为历史新高，比上年同期增长3倍。听上去不错，但政策的力度之大，足以扭曲任何消费数据。

政府希望看到乘用车产生“自持效应”——即不需要特殊保护就能不断开拓新市场，自然希望真金白银的补贴能够早点结束。

现在电动车用户的体验难称愉快，才是制约新能源车市场迅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即便摇号再度加码，其边际效应仍趋于递减。否则，好几百万人仍然矢志不渝地挤在传统动力车的摇号队伍中做什么？这些宁可忍受千分之几摇号概率的潜在消费者都很愚蠢吗？

政策继续加码，也只能持续扭曲市场，但永远不能改变市场规律。

作者系底特律大学汽车工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