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兵 李全兵 王刚 李贺斌 乔晓芬 马文有 王丽萍 苑杰 王静

(1.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精神卫生中心，河北 唐山 063001；2.华北理工大学，河北 唐山 063000；3.唐山市职业技术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0)



·预防医学·

社会支持对女性抑郁症患者抑郁程度的影响研究

郭建兵1李全兵1王刚1李贺斌1乔晓芬1马文有1王丽萍1苑杰2王静3

(1.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精神卫生中心，河北 唐山 063001；2.华北理工大学，河北 唐山 063000；3.唐山市职业技术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0)

目的 探讨社会支持因素对女性抑郁症患者的影响。方法 应用人口学调查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139例女性抑郁症患者(研究组)和139例健康女性(对照组)进行调查。结果 (1)研究组与对照组在社会支持各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2)不同抑郁程度女性患者的社会支持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3)在控制了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生理期、月收入后，社会支持可以显著预测女性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程度(P<0.001)。结论 女性抑郁患者社会支持低于健康的女性人群；社会支持越差的女性患者抑郁程度越严重；社会支持可以预测女性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程度。

社会支持； 抑郁程度； 女性

世界卫生组织(WHO) 预测，到2020 年抑郁症将成为全世界导致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因素[1]。由于男女个性特征不同 ，女性的生理、心理以及在家庭与社会中扮演角色的特殊性，导致女性抑郁情绪障碍发生率比男性更高[2]。笔者对女性抑郁患者发病或复发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尤其着重在社会支持方面，以期依靠改善外部环境、提高社会支持来降低女性抑郁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6月在唐山市第五医院、开滦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女性抑郁症患者。纳入标准：年龄20～65岁的已婚女性(无离异、丧偶)；符合ICD-10抑郁发作或复发性抑郁障碍诊断标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20分；自知力完整；能配合量表检查；受试者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其他因素导致的抑郁症如物质滥用导致的抑郁障碍、精神分裂症后抑郁等；双相情感障碍；有严重自杀倾向或精神疾病史；无家族精神疾病史；严重或不稳定的躯体疾病患者如严重心脑血管病、肝肾疾病、癫痫、内分泌疾病等。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39份(92.7%)。其中，年龄23～64岁(43.35±10.878)岁；学历: 小学22名，初中及高中85名，大专及以上32名；城乡：城市69名，农村70名；家庭结构：与父母同住61名，不与父母同住78名；婚姻状况: 初婚122名，再婚17名；婚龄：1～45年(18.29±11.67)年。是否生理期：生理期45名，非生理期94名；月收入400～6 000元，平均(2 486.33±1 102.185)元；首/复发:首发63名，复发76名。同时在社区收集正常对照139名。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抑郁症的诊断、自知力完整的判断均由2名具有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精神科医生共同做出。在患者入院3 d内，研究者本人采用统一指导语向患者发放问卷，被试独立完成问卷。时间30 min，可根据患者病情分2次进行，测验结束后当场收回。

1.2.2 研究工具 (1)人口学变量调查表：包括年龄、学历(小学及初中、高中及以上)、城乡、家庭结构(是否与父母同住)、婚姻状况(初婚、再婚)、婚龄、是否生理期(生理期即月经前1周、孕产期、更年期)、月收入、首/复发。(2)自评抑郁量表(SDS)[3]：该量表由20个条目组成，使用四级评分制，正反向计分，各题之和为总粗分，标准分等于总粗分乘以1.25后的整数部分。分数越高，抑郁程度越重。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其内部一致性满意，奇偶数条目劈半相关性：0.73 和0.92 。(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4]本文采用由湖南医科大学肖水源编制的量表。该量表共有十个条目，将社会支持分为三个维度: 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十个条目分之和为总分，第2、6、7 条评分之和为客观支持分，第1、3、4、5 条评分之和为主观支持分，第8、9、10 条评分之和为对支持的利用度分。分数越高表明受试者社会支持越好。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及分层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研究组与对照组社会支持得分的比较 研究组与对照组在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社会支持得分的比较

2.2 研究组不同抑郁程度的患者社会支持比较 不同抑郁程度患者的社会支持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2。事后多重比较显示， 抑郁程度较低组的社会支持得分高于抑郁程度较高组。

表2 不同抑郁程度的患者社会支持比较

2.3 研究组SDS得分与社会支持得分的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SDS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上的得分呈明显负相关(r1=-0.758,P<0.001；r2=-0.518,P<0.001；r3=-0.773,P<0.001；r4=-0.611,P<0.001)。

2.4 研究组不同人口学变量社会支持得分的比较 不同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生理期、月收入的女性患者，其社会支持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城乡、婚龄的女性患者，其社会支持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研究组不同人口学变量社会支持得分的比较

注：*为t值；△为F值。

2.5 研究组人口学变量与社会支持得分的相关分析 将表3中阳性结果项与社会支持得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得分与学历、生理期、月收入呈正相关(P<0.01)，与年龄、婚姻状况呈负相关(P<0.05)。见表4。

表4 研究组人口学变量与社会支持得分的相关分析(r)

注：*P<0.05，**P<0.01,***P<0.001。

2.6 研究组各变量与社会支持得分的回归分析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以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生理期、月收入为控制变量，社会支持得分为自变量，以SDS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分层线性回归分析(enter法)。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生理期、月收入后，社会支持可以显著预测女性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程度(P<0.001)。在模型1中，决定系数(R2)为0.508，调整后的R2(△R2)为0.490，显著性检验的F值为27.501。在模型2中，决定系数(R2)为0.749，调整后的R2(△R2)为0.742，显著性检验的F值来100.015。见表5。

表5 研究组各变量与社会支持得分的分层回归分析

注：*P<0.01；B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β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3 讨 论

抑郁与社会支持密切相关[8]，本研究显示研究组与对照组在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也验证了这一点。可能原因是因为家庭、经济、年龄、生理、工作环境等社会支持因素都是女性易感因素，不良的社会支持可以使抑郁易感女性发生情绪改变，甚至因不能有效调节这种情绪的改变而导致抑郁。本研究还表明抑郁程度低的女性抑郁患者社会支持明显高于抑郁程度较高的患者。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缓解抑郁情绪，社会支持如果缺乏或较差的社会支持可以造成抑郁症患者自我效能的下降,而降低的自我效能也可造成患者对主、客观支持的利用度的影响[9]，这种劣性循环就会导致社会支持较差的抑郁患者抑郁程度增加。

本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得分与年龄、婚姻状况呈负相关，可能原因是因为女性在青少年时期，有父母及其他亲属的关心爱护，所处环境单纯，压力相对较低，社会支持得分自然较高。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环境发生众多改变,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角色的转换使得她们的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分都相对较低，但因要履行各种职责, 她们大多选择压抑自己烦恼、痛苦, 长久以往势必影响其身心健康而产生抑郁情绪，甚至导致产生抑郁症。尤其女性抑郁患者发病和治疗、康复过程更容易受各种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10]，当婚姻质量较差的女性患者社会支持得不到满足就会影响她的治疗与康复，从而更加影响到家庭的稳定和幸福，进而使社会支持变得更差。

本研究将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生理期、月收入等变量控制之后，将社会支持得分为自变量，以SDS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分层线性回归分析，从而得出社会支持可以显著预测女性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程度(P<0.001)，这与赵燕[11]等的研究一致。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减轻压力体验的不良影响，从而抑郁程度减轻，反之则抑郁程度加重。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Report 2002: reducing risks，promoting healthy life[M].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2：16.

[2] Kessler RC,Bromet EJ. The epidemiology of depression across cultures[J]. Annu Rev Public Health, 2013, 34: 119-138.

[3]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94-196.

[4]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20-129.

[8] Boinon D， Sultan S， Charles C， et al． Changes in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over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for breast cancer ： the predictive role of social sharing and social support[J]. Psychooncology，2014，23(3)：291-298．

[9] 张瑞芬,夏娟静,冷文娟. 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19(12):1423-1425.

[10] Gu L,Xie J,Long J, et al. Epidemiology of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mainland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J]. PLoS One, 2013, 8(6): e65356.

[11] 赵燕,张翔,杜建政,等.流动儿童社会支持与抑郁及孤独的关系[J].心理韧性的调节和中介效应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3):512-516.

河北省医学科学研究重点课题计划立项项目(20150050)

R749

B

1000-744X(2016)09-0987-03

2016-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