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璐

【摘要】隐逸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了士人的价值取向和处事态度。本文将中国古代文人的归隐之路大致分为三种：小隐、中隐、大隐，三者存在着轩轾之别，其背后存在具体的社会背景和文人自身原因。

【关键词】古代文人;归隐;具体表现;原因

纵观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封建历史，可以发现在文人中，归隐是一种常见现象。他们大多是因为官场黑暗，生活浑浊而选择归隐。然而，具体的个人性格和社会背景不同，影响了他们归隐的方式又有所不同。“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本文就这三种归隐方式各自列举现象，分析原因。

一、小隐隐于野

小隐是指希望借助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小隐于山林是最简单直接的归隐方式，乃隐逸之本位。

小隐时间出现得最早，传说三皇五帝时就有巢父、许由这样的隐于山林之士，而《周易》则是阐发隐逸思想的最早蓝本。

先秦隐逸风潮兴起，儒、道两家的思想是为隐逸奠定了思想基础。两种思想互补使得一股“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主流思潮形成。而当时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政治黑暗。故许多士人纷纷选择“隐于林”来彰显独立人格和价值理想。

比如“竹林七贤”，在精神上，他们“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在体貌上，他们有着“若孤松”、“若玉山”的健壮之美，可见他们的快乐更接近自然，更接近生命本身。而最为后人所熟知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也是追求自然之乐的田园之乐，他的那首《饮酒·其五》就可以体现自然之乐：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东汉末年，王室势衰，宦官外戚争权，党锢祸起。士人对礼教的轻蔑和对政治的游离，直接导致汉末隐逸之风的流行。竹林名士放情肆志，栖神山林，以隐逸作为反抗司马氏政权的手段，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终遭斧钺之祸。嵇康被诛、向秀失图造成当时文人对现实政治的畏懼心理，士人欲仕不甘，欲隐不能，动辄得咎，这种政治高压使“士讳登朝而竞赴林薄”的隐逸之风盛行。

文人诗赋中虽大力渲染隐逸之萧散恬淡，心灵之自由纵恣，但物质上的匮乏、生活上的潦倒、精神上的空虚毕竟是小隐生活的常态。这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人格情操虽然让人点赞，但其与世睽隔的孤寂和离群索居的生活却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精神境界也确难达到，故而汉代《招隐士》诗中在渲染隐逸荒寒凄清之境后发出“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吁求。小隐的隐士的基本特征是生活困苦、甘于淡泊，洁身自好，守道自持，抗志尘表，高蹈远引，以个性舒张、弃世绝俗的归隐彰显士人的独立人格和价值追求，以对现实政治不满的姿态彰显着积极抗争精神。

二、中隐隐于市

中隐是大隐和小隐的调和，这种现象从中唐时期开始就出现了。中隐以闲散官、地方官为主，本质上是一种吏隐。

中唐作为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过渡的分水岭，其转变具有承前启后的深远意义。大唐的国势由盛转衰，中唐士人因此日渐离心，欣赏隐逸的精神自由。一方面，朝堂的纷争使他们感到朝隐即大隐的困难;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繁荣使他们难以忍受山林隐逸的清苦寂寞。于是，以白居易、苏轼为代表的文人选择了中隐的隐逸方式。

譬如中唐的白居易的《中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中隐之中，彰显其中庸的思想。对白居易来说，大隐不仅有案牍之劳烦，而且有逆鳞犯上的生命之虞，如“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寄隐者》）深刻揭露了中央集权制度下士人朝夕莫测的命运。

然而，白居易也考虑实际生活利益，认为小隐固然能摆脱俗世的嚣喧和朝廷的纷争，但“山林太寂寞”，小隐也意味着饥寒寂寞的来临。

由此可见，中隐巧妙地平衡调和了大隐和小隐的富贵与贫贱，喧嚣与冷淡的矛盾，将政治上的穷与通、经济上的丰与约、生命中的吉与安融通其中，使中隐成为一种安身立命的吉安之法。

宋代是中隐思想比较流行和普遍实践的主要时期。譬如“禄隐”“半隐”等名目繁多的隐逸，可以说都是白居易中隐的翻版和发展。

譬如张孝祥在《隐净山中大雨》一语中说：

青嶂度云气，幽壑舞回风。山神助我奇观，唤起碧龙。电掣金蛇千丈，霆震灵万叠，汹汹欲崩空。谁泻银河水，倾入宝莲宫。

坐中客，凌积翠，看奔洪。人间应失匕，高处独从容。洗尽从来尘垢，润及无边焦槁，造物不言功。天宇忽开霁，日在五云东。

可见其对中隐生活的向往。

将白居易中隐思想发挥得更加完满的是苏轼。苏轼自号“东坡居士”，这源自白居易的《东坡》、《步东坡》等诗。在《醉白堂记》中他称赞白居易不仅“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而且“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池之乐。”苏轼仰慕白居易，不仅因为他们的仕历相似，而且他们对于闲适之乐的认同也是一致的。

综上可得，中隐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本质上没有越出以形迹划分隐逸类型的雷池之外，只不过是将隐逸的地点从山林庙堂转换到了闲散官的家池园林，从内心上构筑独有的精神乐园。中隐失去其原本保证士大夫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价值追求、生活内容、审美情趣的意义，既没有儒家隐逸权变入世的精神指向，也没有道家隐逸抗争现实的批判精神，反而沦为中唐士人为追求现实安逸为世俗生活张目的低俗哲学。

三、大隐隐于朝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大隐乃隐逸的第三种境界。

大隐，即在朝为官，面对污浊的世俗和黑暗的官场扔保持清净幽远的心境。大隐之文人，如同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是排除周身污浊与纷扰而达到心灵上真正的升华，物我两忘，与世无争。

汉代的东方朔是中国大隐形式的首创者，是大隐智慧的代表人物。东方塑一生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以第一次得官做常侍郎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即滑稽求官时期，后期即直言切谏时期。无论是前期的求官还是后期的直谏，东方塑都未获得汉武帝的政治信任和重用。亲身经历了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黑暗和不公，总结了经验教训，开创并实验了大隐这隐逸之路。

东方塑的大隐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诗歌中。如《据地歌》“陆沉于俗……”简短的二十八个字的歌吟，语言平实而感情真挚。隐身于宫廷而不求显达，这是东方塑的大隐。再如，《诫子诗》：

明者处世，莫尚于中。

优哉游哉，于道相从。

……

形见神藏，与物变化。

随时之宜，无有常家。

这首八十八字的四言诗整齐端庄，是东方塑大隐思想的深刻集中表述。

需要提出的是，在东方塑之前的伯夷、叔齐选择的是小隐。武王伐纣，他们扣马而谏;武王灭殷，他们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阴，采薇而食，最后双双饿死。东方塑虽然敬佩他们的高尚节操，但认为他们也“贵心伤身”，没有保全自己的生命，不符合道家的养生之道。所以，东方塑直言“首阴为拙，不取其道”。

然而，在朝廷为官，却要不阿谀奉承，失去正直为官的原则。东方塑为此颇费思量。他利用滑稽天性和异世脱俗的行为来保护自己，迷惑他人。譬如长安娶安，拔剑割肉，醉遗殿上，智辩姜子牙等，这些体现了东方塑所说的“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散神藏，与物变化”的处世思想，是大隐的智慧。

周朝诸侯柳下慧，遭受“三黜”而不离开父母之邦鲁国隐避他乡;他不以侍奉污君为羞辱，也不以官小而随便应付，无论办什么事都坚持奉行自己的原则。即使是与乡下佬相处，柳下慧也高高兴兴地不忍离开。他淡然地说“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由此看来，柳下慧是一个既能珍重自己的生命又能保持自己的高洁精神的智者。所以，尽管孔子认为柳下慧“降身辱志”，但东方朔仍然称赞“柳下为工”，并大加效仿。

有些学者似乎过多地批评东方朔的大隐思想是一种庸俗的混世活命哲学，认为它是一种消极有害的思想。我们不妨从社会政治历史的角度看，东方朔以及他赞扬的柳下惠的思想反映出在古代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政治下一种普遍现象：封建士人遭受压抑、不平的悲哀的生存困境，也委婉地表达出封建士人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不满、反抗、愤懑;从士人个体的角度看，它反映出封建士人对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坚持不懈的追求，也折射出封建士人进退两难而又委曲求全的辛酸心态。

再如，清代的戏曲家李渔，被称为“人间大隐”。李渔出生时，由于其祖辈在如皋创业已久，形成了“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的局面，故他一出生就享受富足生活。其后由于在科举中失利，负以仕途腾达为家庭光耀门户重任的李渔放弃了科举入仕这一追求，毅然改走“人间大隐”之道。

然而此时“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功名不遂加上身经战乱，双重打击使得不得不李渔选择一种较为安稳、舒坦的生活方式。于是他归隐故乡，回夏李村居住。李渔不在官场，不为朝政，混迹于尘世烟火之间，做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贡献，如他投身于公益事业：为村子修建凉亭，取名为“且停亭”，并题联曰：“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无形中劝勉人们不要终日忙绿、汲汲于虚幻的名利;他还倡修水利，积极为首兴建石坪坝等四处堰坝，挖掘伊坑等沟渠六华里，使易旱的黄土丘陵地带形成“自流灌溉”的局面，从而改善了农田水利，使得村民至今受益。除此以外，他广结好友，以文会友，以戏会友;游历四方，“过一地即览一地之人情，经一方则睹一方之胜概。且食所未食，尝所未尝”，获得了大量文学创作素材，创作了造诣极高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为中华人民留下了一批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

李渔虽混迹纷扰的人间，但是心中自有清欢，譬如他交友有道，坚持“朋而不党”，深明“君子朋而不党”，“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胶如漆”等古训。他在《交友箴》中如是写道：“饮酒须饮醇，结交须结真。饮醇代药石，交真类松筠。”还写道：“交道戒纷纭，交情忌稠密。神交千里通，面交九嶷隔。宁寡无滥觞，宁淡无胶漆。”由此可见他内心的高尚的节操与原则，实实在在的践行了大隐这种最高境界的隐逸。

大隐表面上折衷调和了仕与隐的对立，但却混淆了士人出处进退的界限，“进”既无弘毅坚定之志，“退”又失激俗扬德之势。

四、结语

从本质上说，归隐形成的隐士文化是隐士人格精神在现实社会和精神世界中的萎缩和消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隐逸文化的一种悲哀。然而就我个人看来，无论是小隐、中隐抑或大隐，都是士人为解决入世与出世之间的矛盾而采取的一种途径。历史在前行，时代在改变，隐逸的具体内涵也因时而变，而这些变化都有着共同目的：实现自我价值和理想追求，逐渐趋向与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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