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胜，郭江影，江金启

(沈阳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66)



【统计调查与分析】

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
——以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为例

张广胜，郭江影，江金启

(沈阳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66)

基于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Heckman两步法和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生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决策明显区别于无社会保障家庭，这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社会保障；生活消费；处理效应模型；反事实分析；分位数分解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77亿人，其中，外出务工农民工1.69亿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质量并不高，这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不高，生活条件较差。食品、衣物、健身等生活消费是对个人健康的投资，生活消费水平低和生活条件差可能会导致农民工身心健康受到损害。作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资本的减少会导致人力资本下降，这不仅会影响农民工个人的长远发展，还会影响到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可持续提供。

农民工消费水平低的原因可能有：一方面，农民工应对风险的能力薄弱。他们在城市主要从事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低、风险高的工作，在面临人身安全、健康等风险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而享受不到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会保障，失业、养老、医疗等后顾之忧无法解决，只能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消费。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消费特征不同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随着其进城打工，原有的庭院经济不复存在，农民工在食物上无法达到自给自足，且城市的物价水平比较高，使得农民工在城市虽然有强烈的消费需求，但消费并不活跃。

研究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可能会对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培育农民工消费力以及扩大其消费需求提供一定的政策依据。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促进其实现市民化，还可以减少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以及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顺利进行。目前关于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已比较丰硕，但是关于农民工在城市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对其家庭在城市消费影响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面对改善中国农民工生活质量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得到科学的解答：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生活消费水平如何？农民工在城市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的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生活消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影响程度如何？社会保障是否会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影响？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关于消费不足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前只停留在利率对消费的决定上，凯恩斯在消费模型中引入收入以后，消费与收入的关系一直占据着相关研究的核心地位，之后的研究便集中在消费者的决策行为和约束条件上。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关于消费问题的不断出现，经济学家们先后通过引入相对收入、生命周期以及持久收入等来解释或解决所产生的问题，直到预防性储蓄理论和缓冲式理论的出现，人们开始关注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自此，研究者们对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国内外学者在社会保障对消费影响方面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社会保障可以改变居民或家庭未来的收入预期，对消费行为产生引致效应，即社会保障能够促进居民的消费。Feldstein研究发现，美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对居民的私人储蓄有替代作用，能显著促进居民消费[1-2]。Hubbard等人指出，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显著影响当期消费，其作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减少消费者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减少人们的预防性储蓄[3]。Zant发现社会保障支出能够显著地促进居民的消费倾向，使居民的总消费显著地增加[4]。白重恩等人把医疗保险作为研究出发点，发现医疗保险对消费有促进作用，且该作用随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该作用在没有医疗支出的家庭中仍然存在[5]。陈静等人研究发现，持有基本养老保险的家庭在衣物、耐用品的消费倾向和消费支出额方面均显著高于未持有基本养老保险的家庭，还有一些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6-9]。

第二种观点是，社会保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和潜在激励提前退休而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即社会保障对消费具有负向作用。Cagan通过对15 000名消费者的行为进行分析，发现参与养老金计划的消费者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支出[10]。Leimer等运用与Feldstein相同的消费函数，研究了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保障会减少居民的消费，还有一些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11-13]。

之所以会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原因可能是：一是研究对象不同，不同群体所享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保障水平不同，因此，不同群体对社会保障的预期收益也不同，社会保障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可能不同*为方便描述，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中的消费均指生活消费。；二是研究分析所用的分析方法或数据不同，所产生的结果可能不同。总的来看，现有的关于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行为关系的研究有如下特点：在研究对象上，他们侧重于研究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单独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工家庭消费行为影响的较少。在研究方法上，缺乏把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有效结合起来，比较侧重于宏观数据，使用微观数据的较少，而且在涉及微观数据时，很少考虑到样本的选择性偏差而引起的内生性问题[14]。在研究内容上，没有考虑社会保障对不同消费水平家庭消费决策机制的影响。

为此，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做如下改进：第一，在研究对象上进行了细化，研究对象是举家迁移进城的农民工群体；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改进，在异方差稳健的OLS回归基础上，采用处理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克服社会保障变量选择性偏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同时采用不同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使结论更有说服力；第三，对研究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并且用反事实分析与分位数分解方法对两类家庭消费的差异进行了分解。

三、研究假说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说

社会保障作为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制度和国家调节居民收入的一种手段，会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收入路径、预防性储蓄以及未来的预期产生重要且多方面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决策[8]。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和缓冲式储蓄理论，消费者主要根据目前的收入和未来预期的收入来判断自己的消费能力，决定自己的消费行为。

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所享有的社会保障，主要为社会保险，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可以通过税收、财政转移等手段实现收入分配，间接地增加农民工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农民工离土不离乡，多数农民工会减少在城市的生活消费支出，增加储蓄用于回家养老，而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看作为家庭的一项永久收入，可以解决农民工在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降低农民工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也增加农民工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增加农民工的消费意愿。

为了探究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提出假说1：社会保障能促进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生活消费。

如果假说1成立，说明社会保障能够促进有社会保障农民工家庭的生活消费，有无社会保障两类家庭的生活消费存在差异。我们在下一步将有无社会保障两类家庭分开进行分析。

农民工的消费特征虽区别于城市和农村居民，但消费心理符合消费理论，无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家庭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更大，消费会更保守，更倾向于增加储蓄以预防未来风险，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无社会保障家庭的收入弹性不会发生太大的波动，且消费收入弹性只会越来越小。有社会保障的家庭由于对未来风险的应对能力较无社会保障家庭强，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其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也是只会越来越小，或许在消费的高分位数上会产生波动。

社会保障不仅仅会使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发生变化，有可能也会使得相同的变量对有无社会保障两类家庭的消费分别产生不同的影响，使家庭的消费决策机制发生变化。比如，土地对农民工来说，也是一种保障，土地可以保障农民工在失业或者退休后回到农村还能有一部分的收入，尤其是对于在城市无社会保障的农民来说。在城市有社会保障的农民虽然也可能会对土地有所依赖，但是由于其所享受的社会保障能够为生活提供一定的保障，所以土地对消费的作用有可能会由于社会保障的作用而弱化。此外，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和婚姻状况也会影响到两类家庭的消费决策。

为比较有无社会保障两类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分布，提出假说2：社会保障使得两类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变化和大小不同。

为探究有无社会保障两类家庭的消费机制，提出假说3：社会保障使相同的变量对两类家庭的消费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1.分位数回归。和一般的线性回归相比，分位数回归可以更全面地描述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条件分布的影响。本文以家庭人均消费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影响家庭消费支出的因素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分位数回归模型：

其中lny表示家庭年人均消费的对数，xi表示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本文选取家庭年人均收入对数、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对数、户主年龄对数、户主的婚姻状况等；βθ代表各解释变量第θ分位数的回归系数。

2.反事实分析和分位数分解。(1)无社会保障家庭反事实消费分布的构造。在分析影响因变量变化的各因素中，为了比较各因素对因变量贡献的大小，常常假设不存在或者改变某个因素时，被解释变量的对应值和真实值的不同，这就是反事实分析法(简称M-M方法)。M-M方法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步骤来构造无社会保障家庭的反事实消费分布：

第一，从均匀分布[0，1]中随机抽取一个大小为n的样本u1，u2，…，un。

第三，利用无社会保障家庭的数据进行有放回的重新抽样，生成一个大小为n的随机样本。

第四，在有社会保障家庭的分位数回归系数的基础上，模拟无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分布，重复进行n次，最后得到反事实的无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分布。

由于M-M方法无法进行估计量方差的统计推断，本文在进行反事实分析时，采用了一种构造反事实分布的新方法，该方法具备渐近性质的估计结果。

四、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的选取

本文数据来自于沈阳农业大学三农研究院农村劳动力转移团队于2014年1月和4月在辽宁省6县(市)进行的农民工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先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从辽宁省抽取1个大城市(沈阳)、2个中等城市(阜新和锦州)、3个县(台安县、开原县和昌图县)作为调查地，随后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数据中的行业分布和辽宁省内农民工的区域数量分布确定各县(市)样本总量和行业配比，最终共获得1 242个调查样本。

本文分析的是农民工在城市所享有的社会保障与家庭生活消费的关系，由于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并且农村和城市的消费存在很大差异，非举家迁移与举家迁移进城的农民工家庭消费也会有很大不同，将两个群体放在一起分析容易受到更多无法观测因素的干扰，所以本文仅研究社会保障对举家进城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因此，仅保留举家迁移进城的样本，同时剔除家庭年人均收入、年人均生活消费的异常值，得到544个有效样本，其中，在城市有社会保障样本256个，无社会保障样本288个。

本文选取家庭年人均生活消费的对数*由于消费的度量存在多种标准，其中最窄的口径仅包括家庭的食品支出，而常见的标准是家庭的基本生活支出，比较宽泛的还包括对耐用品的消费。本研究借鉴已有文献的处理方法，采取常见的标准对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进行界定，指农民工家庭所有成员的基本生活支出总和，包括消费食品费用、电话费和交通费、娱乐费、服装、交际、烟酒等费用，这其中不包括农民工的租房费用以及医疗、教育费用。考虑到家庭人口不同，本研究中所采用的消费概念为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生活消费，该变量是由家庭月生活消费支出计算整理得到。为被解释变量，有无社会保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涵盖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保障住房等，而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占社会保险的比重最大。由于社会保障是大范畴的概念，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保障住房四项覆盖面比较窄，故本文选用社会保险变量作为社会保障的替代变量，它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5项保险，只要农民工有社会保险中的一种，便视为农民工在城市拥有社会保险。，同时选取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对数、家庭人均土地面积、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对数(由家庭成员的受教育年限整理计算所得)、户主年龄的对数、户主婚姻状况等作为控制变量。本文所研究的社会保障是农民工在城市所享有的社会保障，不包括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本文所调查样本主要来自辽宁省农村，由于新农合和新农保在辽宁农村基本上已经全面覆盖，虽然保障水平在各地区略有不同，但总体上差异不大，因此，并未加入农民工在农村的社会保障信息作为控制变量。，由于消费决策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调研数据中户主多为家中男主人，其作为家庭的一家之主，拥有很大的决策权，户主的年龄和婚姻状况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家庭的消费决策，因此选取户主的年龄和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是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城市享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家庭除了人均耕地面积和户主的年龄对数低于没有社会保障的家庭之外，其余各变量均高于没有社会保障家庭，且除土地面积变量外，其余各变量均通过了均值差异的T检验，说明两类家庭的这些变量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注：*、**、***分别代表10%、5%、1%的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五、实证分析

(一)均值回归分析

建立均值回归基准模型为：

lny=β0+β1lninco+β2area+β3lnedu+β4lnage+β5mar+β6ins+ε其中lny表示家庭年人均消费的对数，lninco代表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对数，area代表家庭人均耕地面积，lnedu代表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对数，lnage代表户主年龄的对数，mar和ins是分别代表户主是否结婚和家庭在城市是否有社会保障，ε代表随机扰动项，β0、β1、β2、β3、β4、β5、β6代表模型的回归系数。为了消除异方差对模型的影响，本文采用异方差稳健的OLS回归方法。

表2 家庭生活消费对数的回归结果(robust)

注：括号内是稳健标准差。

回归结果见表2，模型(1)是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收入消费弹性为0.256，且通过1%显著性检验，收入越高，家庭消费越高。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对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本研究最初预想土地作为农民工生活的另一种保障，面积的增大应该促进农民工消费，然而实证结果与预期结果不符，可能是由于中国产权制度有待完善，为了保护对土地的承包权，平均土地面积较多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兼业(既进行农业生产，也进行非农生产)，而农忙时要占用工作时间务农，使得其在城市的工作更不稳定，从而影响其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收入，进而影响消费。户主年龄对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他们会为了养老等原因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受教育年限和户主是否结婚变量不显著。社会保障变量对消费有正向的影响但不显著，可能由于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变量，它和社会保障之间可能存在交互效应，在模型中加入收入变量后可能会掩盖社会保障变量对消费的影响，造成社会保障变量对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为了证实猜想，在基准模型中加入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交互项，调研数据包含大、中、小三种规模城市，不同规模城市的消费水平存在差异，为了控制这种差异，加入了城市规模虚拟变量。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保障对消费有正向显著地影响，证实了猜想。在模型(3)中，从基准模型中剔除收入变量，加入城市规模虚拟变量，结果依然显示社会保障对消费有正向显著地影响，研究结果初步证实了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年人均生活消费有正向显著的影响。

(二)模型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根据表2回归结果，尚无法对社会保障与家庭生活消费之间的关系完全下结论，因为上述方程中是否参与社会保障变量很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企业类型、就业环境、自身禀赋等均会影响到农民工是否参与社会保障的选择。因此，农民工选择是否参与社会保障的概率不是随机的，而是存在选择偏差，消费决定方程中是否有社会保障变量就变成了一个内生解释变量，导致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此时，OLS回归结果是有偏的。为此，本文同时采用Heckman两步法和处理效应模型来校正社会保障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利用Probit模型估计农民工有社会保障的概率，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X代表农民工的家庭特征变量和城市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年人均收入、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户主年龄的对数、户主是否结婚和城市规模虚拟变量，Z1和Z2作为工具变量，分别代表是否与打工单位签订合同和是否参与工会。它们影响农民工是否参与社会保障选择，但不影响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选择方程和回归方程解释变量相同可能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导致回归系数难以识别，因此，选择方程中应该至少包含一个满足排他性(exclusive)条件的解释变量，该变量影响家庭是否参与社会保障，但不直接影响生活消费的额度。。

第二步，消费决定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解释变量与均值回归模型相同，ins是一个二元虚拟变量，由潜变量ins*取值决定，如果ins*>0，ins=1，否则ins=0。λ是由第一步生成的逆米尔斯风险比，其系数可以判断模型是否存在选择性偏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

表3 处理效应和Heckman两步法估计结果

注：括号内是标准误，限于篇幅，未报告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选择模型中，家庭人均收入、人均受教育年限、户主是否结婚对农民工是否参与社会保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具变量中，是否签订合同和是否参加工会的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回归模型中，除了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和收入的交互项之外，其它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和表2基本相同。这说明，用处理效应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克服选择性偏差后的回归结果和表2均值回归结果相差不大，社会保障对生活消费依然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加强了结论的稳健性。同时λ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是否参与社会保障变量不存在选择性偏差问题。

(三)稳健性检验

由于受物价水平和农村自给自足生活方式的影响，城市和农村的消费存在很大不同，全家都在城市的农民工家庭和仅有部分成员在城市的农民工家庭生活消费会存在不同，前文的研究仅采用举家迁移进城的样本，为了加强结论的稳健性，同时采用所有农民工样本和非举家迁移样本分别进行表2中的回归*为节约篇幅，本文没有报告采用全部样本和仅有部分家庭成员在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

采用所有农民工样本时，回归结果显示：基准模型中收入消费弹性为0.241，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户主是否结婚和户主年龄对消费有负向显著的影响，受教育年限变量的结果不显著，社会保障变量对消费有正向显著的影响。通过在基准模型加入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交互项以及城市规模虚拟变量后，回归结果显示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交互项对消费有正向显著的影响。通过在基准模型中剔除收入变量，加入城市规模虚拟变量后，结果依然显示社会保障对消费有正向显著的影响，这和表2的回归结果相同。

采用非举家迁移的农民工样本时，回归结果和表2基本相同，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交互项对消费依然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其它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基本相同，这说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消费有正向显著影响的结论比较稳健，假说1得到验证。

(四)分位数回归、反事实分析和分位数分解

1.分位数回归。为了考察有无社会保障两类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变化趋势、大小以及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该部分把有社会保障和无社会保障家庭分开，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并且计算出了不同消费水平下两类家庭的消费弹性分布，同时对消费差异的分解做铺垫。

表4 在城市没有社会保障家庭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注：为节省篇幅，本表及表5均未报告城市规模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

由表4和表5可知，各分位数上家庭年人均收入对数对家庭年人均消费对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低分位数上的收入弹性系数大于高分位数，但是有无社会保障两类家庭的收入弹性系数的变化趋势具有较大差异。为了更直观地对两类家庭消费收入弹性进行对比，将表4和表5中的消费收入弹性整理成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两类家庭消费收入弹性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大致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但无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曲线变化较有社会保障家庭平缓。在低分位数上，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高于无社会保障家庭。中高分位数上，后者高于前者。假说2得到验证。这可能是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家庭生活消费，在低消费水平上，无社会保障家庭收入较低，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也比较低，储蓄意愿高，收入的增加不会对他们的消费有很大改善，消费收入弹性较有社会保障家庭低。消费存在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在中高消费家庭中，两类家庭同样的生活消费，无社会保障家庭的效用更大，存在增加生活消费的激励。

土地面积对两类家庭消费的影响基本相同，对两类家庭的消费均有负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低分位点上显著，但是总体上无社会保障家庭受土地的影响更大。在各分位数上，户主年龄对数对家庭年人均消费对数有负向的影响，对无社会保障家庭在低分位数和高分位点上影响显著，而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在中高分位数上影响显著。这说明户主的年龄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和无社会保障家庭消费的影响在不同的消费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户主是否结婚对两类家庭在各分位数上的消费影响差别更大，对于无社会保障家庭，该变量在人均消费对数的低、中分位数上对消费是负向影响，但不显著，在高分位数上是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有社会保障家庭，该变量在各分位数上均为负向影响，但影响同样不显著，综上所述，假说3得到验证。

图2 反事实分析两类家庭消费支出分布

2.反事实分析和分位数分解。本文所研究的反事实分析是指没有社会保障家庭按照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弹性决定家庭消费支出时，无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支出分布。

反事实分析结果见图2，图中三条线分别代表：无社会保障农民工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分布、有社会保障农民工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分布和无社会保障农民工家庭按照有社会保障家庭的边际消费收入弹性进行反事实分析的家庭消费分布。可以看出反事实无社会保障农民工家庭的消费分布与有社会保障农民工家庭人均消费的分布不同，说明两者消费收入弹性的差异是引起家庭消费差异的一个原因。

表6 部分分位数下有社会保障和无社会 保障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差异分解

总差异代表的是反事实分析和分位数分解后两类农民工家庭消费在不同分位数上的对数值差，家庭特征效应代表的是由影响家庭消费的变量带来的差异，消费弹性影响代表的是由于两类家庭消费弹性不同带来的差异。由表6可以看出：有无社会保障两类家庭人均生活消费的总差异随着分位数的上升而下降，高分位数上的差异小于低分位数，说明有无社会保障两类家庭生活消费水平的差异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减小。家庭特征效应是导致两类家庭生活消费差异的主要原因，其次是消费弹性的影响。

六、结 论

本文基于2014年辽宁省6县(市)农民工调查数据，首先，利用OLS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然后，采用Heckman两步法和处理效应模型校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并用非举家迁移样本和所有样本分别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按有无社会保障将农民工家庭分为两类，利用分位数上回归方法考察了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并用反事实和分位数分解方法对有无社会保障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差异进分解。研究发现：(1)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有促进作用；(2)有无社会保障两类家庭消费收入弹性大小存在较大差异，但变化走势基本一致，两者均随着消费支出分位数的提高大致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其中在低分位数上，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收入弹性相比无社会保障家庭较高，在中高分位数上则相反；(3)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决策明显区别于无社会保障家庭，这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家庭的特征效应是导致有无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消费差异的主要原因。

[1] Feldstein M.Social Security，Induced Retirement，and Aggregate Captial Accumul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5).

[2] Feldstein M.Social Security and Saving:New Time Series Evidence[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1995(2).

[3] Hubbard R G,Skinner J,Zeldes S P.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Social Insurance[C].Wharton School Rodney L.White Center for Financial Research,2000.

[4] Zant W.Social Security Wealth and Aggregate Consumption:An Extended Life-cycle Model Estimated for the Netherlands[J].De Economist，1988(1).

[5] 白重恩，李宏彬，吴斌珍.医疗保险与消费: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2(2).

[6] 陈静.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15(1).

[7] 刘畅.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2008(3).

[8] 姜百臣，马少华，孙明华.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

[9] 于思源，孙敬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问卷调查[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4(12).

[10]Cagan P.Effect of Pension Plans on Aggregate Saving；Evidence from a Sample Survey[J].Journal of Finance，1966(3).

[11]Leimer D R，Lesnoy S D.Social Security and Private Saving:New Time-Series Evidenc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2(3).

[12]张治觉，吴定玉.中国财政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产生引致还是挤出效应[J].消费经济，2010(3).

[13]杨芷晴，袁玉洁.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社会保障研究，2015(6).

[14]甘犁，刘国恩，马双.基本医疗保险对促进家庭消费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1).

(责任编辑：李 勤)

The Impa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Household Living Consumption in the City : An Example of Migrant Workers' Household that Whole Member Transfer to City

ZHANG Guang-sheng, GUO Jiang-ying, JIANG Jin-q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866, China)

Based on the migrant workers' sampling data of Liaoning in 2014，OLS regression,Heckman Two-step Estimation and Treatment Effect Model are appli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social security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household living consumption who their whole family to the city,quantile regression is applied to the further analysis that the social security impact on the household living consumption decision mechanism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on the different consumption levels.The result shows that social secur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household living consump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consumption decision-making between the households with social security and those without social security,the main performance is that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on household living consumption are different for the household with social security and those without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per capita income, per capita land area, householder age and per capita education years etc.

social security；living consumption；treatment effect model；counterfactual analysis；quantile decomposition

2016-05-1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信息能力、职业流动性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机理与实证》(7127317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业质量、职业流动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决定和差异研究》(7130316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家庭背景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定居选择：基于社会分层的理论视角》(13YJC790057)

张广胜，男，河南信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郭江影，女，河南安阳人，硕士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江金启，男，江西婺源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分配与社会分层。

F323.6

A

1007-3116(2016)12-008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