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

晚近几十年里，经济学与政治哲学蔚为显学，其边界多所扩展，日益影响并渗透于其他学科，其间尤以“经济学帝国主义”所向披靡。尤其是最近十来年，政治哲学的理论性运思和宏大视野救济了法哲学的局促与过度技术化，汉语法哲学在分享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理论资源和研究进路之际，一脉辗转，致思公义，铺排意义秩序，乃至“法政哲学”连称，极大拓展了论域和视野，造成了一个小型的“政治哲学帝国主义”现象。

一

身处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当下中国，历经革命与战争，熬过动乱与运动，痛定思痛，追求安宁生活与惬意人生，在获享追求财富的权利基础之上进而追求自由，并由此登堂入室，获得应有之尊严，早成亿万人心，也是这个社会的普遍共识与核心价值。晚近所谓“改革开放”，顺天应人，就在于经由一个去政治化进程，而向普遍人性低头致意。在此，所谓普遍人性，不仅意味着“食色性也”，而且在于抉发与涵养理性，以人类理性打理公共生活，将安宁和平生计的希望寄托于理性的良知良能。

故而一般社会生活与政治进程层面，希望凡事讲理，特别是希望政府讲理，公共权力守规矩。此为最低要求，却来之不易。它们凝练而成为普遍共识与公共理性，正说明时势比人强，而时势源于人意。也就是人意不得违忤，否则不得人心。稍往前看，从社会历史角度审视，既然世俗化洗礼与唯物革命大潮冲击之后，神圣不再，市场化进程使得道德多元，而所谓的历史决定论亦破产，则遍寻之下，至少理性是一个可欲也相对可能的维系政治与社会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