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2016年8月18日上午，秋雨萧瑟，绵绵不绝，八宝山公墓在雨中显得格外安静，空旷，肃穆。只有近代史所及其相关单位数百人来到这里，送敬爱的步平先生最后一程。

步平1948年生于北京，名门之后，具有很好的知识背景。1967年，随着时代大潮，离开北京，前往北大荒，都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1973年进入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读书。1978年进入黑龙江哲学社会研究所从事历史学研究，长期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直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4年，步平从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任上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很快转任所长，兼党委书记。2011年卸任。

我认识步平的准确时间记不得了，但肯定在2004年以前。记得那时他带着黑龙江社科院边疆史地团队的几位朋友来北京办事，应该是在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开会，或其他公干。偶然的机会，我们在报房胡同一个当年生意很好的小餐馆相遇，一大桌朋友聊了很久，但那时根本想不到后来会成为同事。

步平以外来背景出任近代史所长，迅即用自己的坦诚、能力赢得了同人信任。在他主持所务的几年间，近代史所大致风平浪静，各得其所，研究所整体实力也有很大提升。

就个人涵养而言，步平温文尔雅，和颜悦色，从来没有见到他发火，甚至蹙眉。与其交谈，不论公私，他总是静静地专注听着对方，然后坦率表达看法，提出中肯意见。在过去十几年，我与步平交往算不上密切，但因工作等各方面关系，也曾有过数度聊天。记得几年前我们在台中一起参加一个会议，由于会议住处很封闭，晚上我们有几次谈到很晚。谈的什么事情已经不记得了，但留下的记忆是愉快、舒适，是交心，是坦诚。在步平去世后的这段时间，一些同事、朋友已发表很多这方面的回忆，各位一致的看法，都被步平的人格魅力所感染，也都或多或少受到过步平的帮助。

在东北工作时期，步平长期从事边疆史地、中俄关系、中日关系，尤其是日本化学战、毒气弹研究，其成果见识，无人出其右。他在这些领域中的作品，如《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武器》《毒气战》等，有书证，有实地考察报告，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均属经典之作，影响巨大。

在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前后，步平的研究重点转向东亚诸国历史叙事重构、日本教科书问题，特别是他推动、主持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对于中日关系改善，对于重构现代理性，对于中国社会健康发育都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步平先生在这些方面的具体贡献已有参与共同研究项目的专家做了介绍，而对我来说最受启发的，则是步平先生不断重申的历史观，以及他的研究、著述、言说中所体现的现代理性。

根据步平的看法，日本在近代历史上确实对中国犯有“侵略”罪行，日本社会也确实存在否认战争罪行，鼓吹军国主义复活的言论。但是，步平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对日本社会现状的观察，一再告诫国人一定要注意日本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在日本，否认战争罪行、鼓吹军国主义，否认南京大屠杀，以及极端右翼的诸种思潮，有，但属于可以理解的非常少的少数，并不构成日本社会主流。日本社会绝大多数人对于日本几十年前对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并没有否认，特别是经过几十年民主化改造，现代转型，日本社会主流对战争的反省，对亚洲和平、世界和平的期待，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中国人如果看不到日本社会的主流，将枝节做主流，最终耽搁的一定是中国而不是日本。步平告诫各位关心中日关系的朋友，第一不能将现在的日本人等同于几十年前的“日本鬼子”。今天的日本与七十年前的日本已有根本区别，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能看到这个区别，那么很多事就不好办了。第二，所谓“中日必有一战”主要应该是经济上的竞争，中国应该利用几十年增长的基础更上一层楼，让中国经济真正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中国必须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推动改革。中国现在已经是大国，如果还抱着复仇心态、弱国心态，那就很危险，因为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民族主义既是一个国家外交的民意基础，但也很容易演变成绑架政府，加速战争的非理性力量。一个强大、理性、现代的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保障。中国已经逐步强大，又是联合国五常之一，负有大国责任，也有很多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所以，中国人在意识深处不能老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有大眼光、大视野，要放眼全球，看清人类的未来。

在谈及日本历史教科书时，在过去十几年，我无数次听步平强调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我们一直强力反对的扶桑社教科书，在日本教育体系中并不占主流。一方面因为日本是一个多元社会，政府既不能垄断历史书写，也不能干预历史书写，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历史教材，文部省虽然有权审定教材，但教材的编写主要靠竞争。我们老批评日本的右派教材，我们为什么忽略日本还有更多的，甚至是大量的进步教材呢？右派教材，否认战争历史教材，在日本这样的多元社会不可能完全绝迹，扶桑社2001年出版的那本教科书确实有否认“侵略”的言论，具有极右倾向，但是这本教材在日本全国实际采用率只有0.039%。换言之，这本教科书的发行量、使用者，在日本全国不过五百本。日本社会主流，根据《读卖新闻》《朝日新闻》调查，70%以上日本人都认可日本曾经“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以1997年的日本史教科书为例，在二十三种高中历史教科书和七种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几乎全部都介绍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内容。我们中国人不应该用陈旧的眼光，用有色眼镜去看日本，不仅要看到日本总有个别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狂人等叫嚣、乱语，更要看到日本社会的理性、友好，看到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实际上处于一个不断“改善”的过程，而不是“改恶”。步平不厌其烦一再告诫国人在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重构我们的历史观，要在尊重历史事实前提下，重建开放、包容的大国心态，一定要走出“大国小民”精神误区。中国不仅要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而且要随着经济增长，为亚洲，为全球提供健康的精神，健康的文明。

靖国神社问题，也是步平长期研究的重点，他对靖国神社的由来、演变，在日本社会的功能，都有清晰的学理分析，具有充足的学术依据，更详细的说明见于他的《阴魂萦绕的祭场：靖国神社与日本的军国主义》一书。

在步平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他的主要精力用于东亚三国历史、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上，在策划、组织方面投入了外人无法想象的精力、时间。从大历史视角观察，步平推动、介入的这项工作必将造福于东亚、亚洲，乃至世界，就人类历史、中国历史、亚洲历史而言，共同的历史言说，相互接受、理解的历史叙事，是和解的前提。推动共同历史研究，就是在理清历史事实基础上寻找共同的可以相互接受的认识。对于暂时无法取得共识的历史问题，步平一直主张由历史学家进行研究，弄清事实，让事实说话。步平深知中日关系敏感脆弱，因而他一再强调在谈论中日共同历史时，一定要注意区分政治、感情、学术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犹如三个彼此交叉而又不重合的圆，互为联动，互相牵制促进。学术层面如果获得实质性进展，将许多历史问题讲清楚，就一定会对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产生积极影响。政治层面，如果政治家遵守诚信，尊重学术研究，尊重学者意见，不随便讲话，不信口开河，那么也一定有助于社会层面的互信，有助于培养中日两国永远不再战的民意基础，为东亚和平提供长远保障。

步平四十年阅读思考，行政、科研双肩挑，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透支生命写下了大量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几年前，步平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开始学术生涯的巅峰期、收获季，进入一个写作黄金时期，集体的、个人的作品都进入一个出版高峰。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恶疾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68岁，对于历史学科的学者来说，委实太年轻。这本是一个开花的季节，却提前凋零。天不假年，步平先生匆匆走了，留下累累果实，留下无限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