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伟

《围城》在80年代的批评史，虽然并未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目，却显示出80年代文学重评的局部气候。正如罗岗所说：“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如果仅仅依靠诸如‘审美‘风格和‘文体这类文学内部的范畴，只能变成作家作品评论的汇编，无法从‘历史的高度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罗岗，《文学史与阅读史：必要的和可能的——由“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引发的一点思考》，《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围城》在80年代的重评与重印密切关联，大量的重评文章都是发表在重印以后。据李健吾回忆，《围城》在80年代之前，其实有过重印的契机。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楼适夷，“就游说作者好几趟”，冀劝说钱锺书应允重印，钱锺书都避而不见。李健吾认为，“没有领导关照”，“惶惶然于改造还来不及”，“谁肯冒这场无情风险呢”。（李健吾，《重读〈围城〉》，《文艺报》1981年第3期）在他看来，钱锺书的拒绝还是出于先前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造成的“避祸”心理。虽然钱锺书与高层领导人之间一直有着微妙的联系，并不能打消他对重印带来不堪后果的顾虑，重印因此搁浅。《围城》国内重印之前，在台湾和香港早已有几种盗印本流行，以至于钱锺书访美时，读者请求签名时所持的版本都是来自香港的“盗印”本。1980年11月，《围城》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印数13万册，不足百日便已脱销。在整个80年代，《围城》十年间6次印刷，印数达数十万。根据一位读者对80年代往事的回忆，“当时一位朋友新开了‘文革后三联书店第一家分销店，所进该书一下卖光，导致我某次出差北京背回的全部辎重，是装得下被褥那种军用背包的满包《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