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红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00)

浅析进化论与五四新文学

李 红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00)

在西方现代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产生全民性影响的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而是进化论，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东方大国地位的丢失和外国侵略者纷至沓来，“内忧外患”中的中国对“优胜劣汰”有着更真切的感受，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西方先进器物、思想、文化、科技等才纷纷被作为“救世良方”。

进化论；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学

进化论在近代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近代的中国,灾难频频的现实不断刺激先驱们的救亡情结,促动他们在民族生存困境的阴暗底色上反复勾画民族的蓝图。

进化论的“中国化”便也呈现为一个由多重理解与阐发所组成的复杂曲线运动过程，戊戌、辛亥和五四是这一过程的三个时段。整个过程中，“进化论”始终以“第一大潮”的姿态卓然于时代思潮之巅。

进化论的“中国化”始于1894年甲午战败之际。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坐标中心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刺激士大夫进一步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消解了封建伦理政治的意识形态功能，宣告了洋务派“中体西用”论以及变“器”不变“道”主张的破产。因此，严复从1895年开始阐释宣扬的“进化论”便一步步向价值标准层面靠近。严复“尊古叛今”“后胜于今”的主张和民族主义情绪也为排满民族革命打开理论缺口。同时也首次在中国喊出了“适者生存”“强者生存”的口号，这一简单的口号也唤起了先进中国人借西方先进思想探索救国之路的愿望。此后，革命派以“进化论”相标榜的又为其添补了“突驾说”“革命开民智”等新的理论内容。

以上因素导致“进化论”崇尚个体的暴力碾压。这种特质是时代的产物，反过来又强化了时代特征，于是激进性便构成了当时政治、文化和文学三个层面的共同特征。正是在此基础上，以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为代表的新文学革命者，在建设新文学时，始终以一种思想启蒙的愿望推进自己的文学主张。

实际上，从西方的进化学说中，几乎找不到任何激进成分。严复的《天演论》有意隐蔽了赫胥黎从1862年以来反复坚持的论点:“任何一种进化的理论，不仅必须与前进发展相一致，而且必须与同一条件下的恒久持续以及倒退变化相一致。”从此，进化论便以“进化即进步”的信条，将“今胜于古，后胜于今”的观念植根于知识者的思维之中。也就是说，严复有意识地将“自然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糅合，以此作为自己变革社会的理论基础。

严复在《天演论》中曾以“种族优劣”来解释民族兴亡的原因。嗣后，梁启超则大肆宣扬“白种人优势论”。五四激进派虽然曾对“兽性爱国主义”大加笞伐，对西方的文化偏执也不无较为清醒的认识，但在其意识深处，“种族优劣论”的思想底蕴仍依稀可感。这种“百事不如人”的意识在傅斯年的论述中体现得最为典型:使我们这个已习惯于历时思维的民族在思维的纵坐标上原地向后转:过去人们崇尚往古，而今人们仰慕方来。

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一步步的阶梯，西洋文化比起中国文化，实在是先了几步，我们只崇拜先于我们的文化。正是如此，在强调强势文化(西方文化)一元整合世界的思想下，对文化评判往往就坚持绝对标准，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于西方文明便成为反面批评的对象。从此，“欧洲”已不仅仅是地理方位的一隅，更是关照人类进化发展的价值标准，是“新”、“先进”、“现代”等肯定性品质的复合代名词。从而，随着“进化论”所带来的以“新”为美、唯“今”是尚的思维观的强化，“全盘西化”被诠释为快速向现代化跃进而成为强权话语体系。

在这种话语的支配下，《新青年》、《新潮》等一大批以“新”相标榜的文化社团，几乎都是以西方文化为摹本、以“重估一切价值”和“推倒重来”为指导方针而进行运作的。这一运作过程的显著成效即是五四新文学的诞生。

既然未来是价值所指，那么通向未来之路当然越便捷越好，举凡文化启蒙和社会改造“毕其功于一役”就成为孙中山进行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在三民主义力体现的非常明显。

“文学革命”与“五四”运动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革命意识”及其所由产生的激进思维方式，就是构成这一因果关系的中介，并影响着五四新文学的诞生方式，甚至一直影响着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历程中的文学本体建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抗战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长河中始终涌动着“革命”的激情，呈现着昂扬的姿态和激进的色彩。当然，这种激情知识一种载体，不同时期其所蕴含的思想指摘也不尽相同：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爱国主义等。

同时，五四新文学的激进性也鲜明地体现在带有强烈指摘性创作方法中。也就是用“自我”的思想去共观文学形式。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为了力倡文学不作无病之呻吟，而对我国古典浪漫主义文学先驱——屈原不无微词；鲁迅则在《摩罗诗力说》中直接指摘屈原作品，谓之“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这两种颇具代表性的批评指向的汇合，代表了五四文学强烈的主观性，而这恰恰说明了五四新文学有着自己鲜明的新意识形态，尽管其来源十分复杂，并在甚多时候有失偏颇。

由于以反抗、破坏和创造为价值指归，新文学染上了激进的色彩，理性启蒙和激情批判的双重意识，使新文学多了一层矫饰的成分。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状况，就在于新文学试图去主动承担起文学的“社会责任”，这种心态根源于先进中国人探索救国之路的愿望，希望通过接收西方各种先进思想而让中国在“社会进化”中存活下来。

进化论传入中国之际，正是中华民族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而最需要奋起的时候。于是，西方的进化论成了先进中国人面对危机时振聋发聩的呼喊之声。以进化论为根基，五四新文学主题的主要表现形态——反抗、破坏、创造以及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就成了呼唤“时代强人”。当历史延至“五四”时，尼采和柏格森的思想也趁势加入，“反抗、破坏、创造”的呼声遂呈呼山啸海之势。反抗、破坏只有以创造为指归才具有价值属性，因为“创造就是进化”。就新文学总体而言，“注重创造”与“发展个性”，同被视为“人生的文学的方向”。

[1]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

[2] 傅斯年.《五四时期的社团》，北京：三联书店，1979.

[3]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李红(1990.12—)，女，汉族，山东潍坊，在读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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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5-018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