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云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00)

浅论曹禺剧作中传统女性的抗争
——以侍萍、愫芳为例

韩晓云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 济南 250000)

曹禺剧作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即曹禺是在充分消化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戏剧文化基础上创作了许多深入人心的形象。其剧作中女性形象的抗争性更是引人注目，本论文在研读曹禺剧作基础上，以《雷雨》、《北京人》中女性形象为例，通过分析以侍萍、愫芳代表的传统女性的困境和挣扎，进一步理解其抗争性的可贵。探讨女性脱离男性而独立的成长之路。

曹禺；戏剧；女性抗争

1 传统女性书写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子的定义，必然与温婉多情、贤良淑德等词挂钩。西蒙·波伏娃说：“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使然。”

无疑，曹禺剧作中最符合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当属《雷雨》中的侍萍和《北京人》中的愫方了。

《雷雨》中侍萍的出场中可以看出，经过三十年的颠沛流离，时光的磨砺和漂泊的苦难让侍萍的目光已不复当年的灵动，但作为一个隐忍而坚强的母亲，即使她生活过得十分不如意，并不妨碍她身上消解苦难的中国传统女性的气质的闪耀。中国传统女性自古便背负着生育与劳动的双重压力，男权社会下，优秀的传统女性在完成生育与劳动之余，还背负着道德的约束。这种消解苦难的气质在《北京人》中的愫方出场中也展露无遗“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侍萍的“呆滞”和愫方的“苍白”都是封建岁月的磨洗留在她们身上的烙印，一开始，她们对封建压迫是顺从的，侍萍面对一个迟迟不能给她名分的“大少爷”周朴园，心甘情愿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即使是周朴园始乱终弃，侍萍也只是愤而跳河自杀，长期服侍人的经历和封建礼教熏陶让她的思维里只有对强权、男权的服从，可以说本时期没有丝毫要活出自我的想法。愫方为了爱着文清，心甘情愿成为封建家庭的殉葬品，她的忍辱负重，她的甘为奴隶，她的忍让、屈从的所谓美德，让如今的我们不敢苟同。对此我们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后续的矛盾冲突，以她们娴静的性子，可能就安于一成不变的生活，安于社会强加给她们的为男权服务的“妻性”，再活不出为自己而活的“女儿性”了。

2 勇敢“走出去”

默默无言而并不代表内心未曾挣扎和反抗，这正是她们不同于传统女性逆来顺受甘做奴隶的娴静，两人对压死人闷死人的现实积极寻求另一条出路。两人咀嚼苦难的方式都是深埋于心，而当苦难已然不能通过隐忍而解决，两人以决然的出走作为反抗。

侍萍的第一次出走即三十年前，带着一个刚出生三天的孩子，因周朴园急着要迎娶有钱人家的小姐，被无情抛弃，身体上的疼痛和心灵上的煎熬让她投河自尽，虽被人救起，但心境已全然发生变化，以生命为代价，完成心灵的蜕变与觉醒，自此之后，她不再是对周朴园抱有无边幻想的小丫头，而是自食其力，成为活出尊严的独立母亲；第二次出走并未真正完成，在与蘩漪的对话中感到自己的女儿四凤可能要步入自己的老路的惶恐，侍萍早就看穿了周朴园身上的商人那种以利益为重的特性和封建大家长的自私的本性。三十年前的侍萍或许和鲁大海说的如今的四凤一样，对爱情的单纯质朴的追求其实是建立在依附男权基础上的，作为一个传统女性，在内心对自己的定位即是男性的附属品，独立性尚未成长。三十年后的侍萍经历生死磨难，她深知四凤和周萍的感情是乱伦之恋，她由一心要带四凤逃离这个地方，到愿意承担所有罪孽让他们走，这样的抉择对她来说是无比艰难的，他们走了，意味着她给自己套上了乱伦之恋要受惩罚的枷锁，她信命却甘愿如此，这是一个传统母亲奉献自己的成全，这更是一个隐忍沉静的女性渴望子女冲破命运障篱获得新生的抗争。

最为奉献自己，牺牲自己的当属《北京人》中的愫方，她在曾家寄人篱下三十多年，她真诚地爱着曾文清，她为守着这份爱，受着曾皓表面上的“照拂”，实际上的奴役，受着曾思懿的白眼、讥讽、怨妒。“愫方的将来，则渺茫如天际的白云，在悠忽的岁月中，很少人为她恳切地想一想。”在三纲五常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几千年来，中国女性很少思考要脱离男性而独立生存，愫方也是如此，她把希望全然寄托在曾文清的精神复活上，这种对男性的依附性或许是中国传统女性最固定的思维方式，更是其悲剧性的根源之一。爱的盲目，让她被蒙蔽双眼，看不到这个家庭对她的剥削，看不到寻求解放和自由靠不得一个无力的曾文清。正如曹禺在谈到愫方这一形象时所说“她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很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不要幸福就是幸福。”为爱痴傻若此而不自知，为着他而完全失去了自我，把快乐完全建立在别人身上，这些所谓的“美好品德”只是男权话语下的产物，愫方还只是一个旧式妇女，为子女活着，以为自己拒绝所有的快乐就能得到丈夫的爱怜，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男性身上。所以，当文清疲倦归来，愫方心中建筑的海市蜃楼必然会轰然倒塌，这也是中国传统女子历来对男性依附性的思想惯性的破灭，她也看清了文清纵有许多才情仍是性格懦弱难堪重任的“不会飞的鸽子”，当最后曾思懿要求她嫁给文清做侧室，要让她过奴仆不像奴仆、妻子不像妻子的生活时，她才猛然意识到终要醒了这短暂的快乐的梦。

3 结语

侍萍和愫方，作为曹禺四大剧作中最富中国传统气息的女子，她们最渴望的是相夫教子、举案齐眉的生活，然而，偏偏丑陋的现实连这一点小小的愿望都不能满足，不追求真正的精神独立女性不可能真正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连最低的祁望都破灭，她们都选择了逃离这个禁锢人心的“围城”。在压迫面前，连最柔弱最能忍耐的女子都活不下去，足见压迫之深。可以说，侍萍在决定让四凤和周萍走时已由传统性向现代性横跨一步，愫芳虽带着对曾家对封建大家庭的无限眷恋与固执，在文清出走又回来的巨大失望中开始觉醒，感谢时代和瑞贞的召唤，让她没有走向绝路，而是勇敢地向“外面”走去。

[1] 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2] 曹禺.曹禺戏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3] 曹禺.曹禺自述[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4] 朱栋霖.曹禺：心灵的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 戴海红.论曹禺前期戏剧的女性人物形象[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4.

[6] 李程.论曹禺戏剧中的女性意识[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韩晓云(1991.10—)，女，汉族，山东寿光,在读研究生，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I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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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6)05-003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