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红



城镇化进程中杭州地区语言发展对策研究

杜晓红*

文章对城镇化进程中杭州地区居民语言使用、语言能力、语言态度等进行了分析，从城市语言环境构建、少年儿童语言教育的“第一颗纽扣工程”，及居民语言行为适应性变化和杭州地区如何构建语言和谐生态等方面，提出了对策性发展思路。

语言生活；语言生态；语言适应性；发展策略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进程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截至2012年底，中国城镇人口达到了7.12亿，城镇化率提升至52.5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浙江省是经济大省，截至2010年6月，全省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总数为1950.3万人，与常住人口比接近1︰3。[1]其中杭州地区流动人口总量也很大，按照杭州地区公安局年报和网上数据，杭州地区历年登记在册的外来流动人口从2000年的70.6万人增长到2013年2月18日的411.6万人。流动人口和市外流入人口已经超过了杭州地区本地人口。

快速的城镇化发展造成了大量来源多样的人员聚集，城市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关系复杂化、信息传播媒介多元化已成事实，并且朝着更高的程度发展，其中语言生活方面的问题尤为突显。本研究以杭州市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为例，对他们的语言生活进行了调研，考察了杭州市居民的语言行为、语言能力和语言态度等状况，探究在城镇化推进中建设和谐语言生活的策略。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为主，辅以录音访谈，旨在对居民的语言生活状况做精准的分析和探究。笔者从2013年3月至5月下旬，历时近3个月，考察了杭州地区主城区、萧山区、临安市、富阳市等地区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语言生活状况。其中，本地居民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34份，有效率为83.5%；外来人口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38份，有效率为84.5%。问卷内容围绕“语言使用”和“态度与认同”两项内容设计，具体包括不同交际场合下语言使用情况、语言能力水平自评、语言学习喜好和学习意愿等内容。问卷有封闭式问题，包括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被试者只需在给定范围内作出选择；也有开放性问答题，被试者可以基于自己的理解对问卷作答。录音访谈主要用于居民语言能力测试，评估他们的普通话水平，尤其是读音规范程度。

一、杭州市居民语言生活现状分析

(一)居民普通话使用情况分析

调查数据显示，普通话已经成为杭州市居民在公共场所首选的重要的交际工具，使用频率高达90%以上。在政府、银行这样的正式场合，他们基本上不说杭州话或者家乡方言。在公共交通、大型超市这样的非正式场合，普通话的使用频率仍然很高。只有在本地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如菜市场，部分杭州人会选择说杭州话，导致普通话使用频率较其他公共场合明显偏低。

表1 杭州地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公共场合普通话的选择

同本地人口相比，外来人口在公共场合说普通话的频率更高，而且各种场合均比例相当。他们除了在同一个单位，可能遇到来自一个地方的老乡，相互之间可以用家乡话交际之外，其他公共场合很少说家乡话。对于他们来说，普通话是民族共同语和交际语，是在正式场合使用的标准语。使用普通话不仅由他们的语言能力决定，也受到标准语城市使用语言环境的影响，同时，也是他们表达自己面向全国无地域界限的身份定位的一种方式。由于在工作和生活中他们不断与教育或者工作背景相似的人接触，这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普通话的偏好。因此，普通话成为了他们的首选语码。

不过，在非公共场合杭州居民的语言选用情况则是另一番景象。在面对家庭成员、朋友、老乡等交际对象时，说方言的几率大增，不过也视对象而定。家乡话主要用于长辈、亲属之间的交流，在平辈和晚辈之间，普通话超越了方言的影响力，成为家庭第一语言。

(二)居民语言能力分析

本课题在对杭州本地人口的语言能力进行调查时，把使用普通话的能力分为6个等级。0级：不会说，也听不懂；1级：不会说，但能听懂一些；2级：会说几个常用的字句；3级：能简单交流；4级：能顺利交流，但还不够标准；5级：流畅标准。

表2 杭州地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普通话能力自评

从杭州地区居民语言能力的调查结果来看，本地居民的普通话要比外来人口好，他们基本上都能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的普通话标准流畅，不过还有45.8%的人认为自己的普通话还不够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外来人口中却有10%的人不太会说普通话，这让他们在公共场合很难与他人进行交流，大大限制了他们就业的领域和范围，更别说融入到城市和社区。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在对访谈对象的录音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很多调查对象高估了自己的普通话能力，语音、语调离“标准、规范”还有很大的差距。杭州市本地居民都能说普通话，但普通话的标准度却不够，杭州本地人以说“杭普话”居多，外来人口的普通话则带有各自的方音。可谓是在同一语法、词汇使用条件下的语音“百花齐放”。

在方言能力自评中，杭州本地有10%的人不会说杭州话，有7%的人表达有困难，能够简单交流的人占20%，能顺利用杭州话交流的人约占27%，36%的人认为自己说的杭州话标准流畅。相对来说，外来人口掌握家乡话的情况好于本地人，78.4%的人表示能够把家乡话说得标准流畅，但是他们中能说杭州话的人极少，仅有不到8%的人，2%的人能够流畅地使用杭州话同本地人交流。

(三)居民语言态度分析

语言态度是个人对某种语言的价值评价及其行为倾向。它指人们怎样对待语言，以及人们对语言使用价值的看法，其中包括对语言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途等方面的看法，是社会心理的反应。本研究着重调研了杭州市居民对普通话的习得意愿以及对子女普通话能力的要求。尽管城市居民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语言障碍不大，甚至有些本地人口普通话掌握得比杭州话还要好，但在内心深处，城市居民对于语言能力的提高还是有很大的期待，表现出强烈的学习普通话的意愿，尤其是家长们大都希望子女把普通话说得标准流畅。

表3 杭州地区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对子女普通话能力要求

本地人口学习普通话的意愿比学习杭州话的意愿还要强烈，对子女普通话能力的要求也远远高于对杭州话的能力要求。作为家长，他们表示普通话比杭州话重要。81.1%的家长希望子女要把普通话说得标准地道。外来人口家庭在异乡漂泊的工作生活状态，客观上也促使家长对后代语言能力的要求更强烈，同本地人口类似，绝大多数外来人口家长也希望子女努力把普通话说得更好。

二、杭州地区语言发展策略思考

(一)政策引导，城市语言文化宣传到位是语同音的前提

浙江省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大省，杭州是省会城市，处于经济发展的中心，也是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尽管杭州处于方言区，但它与各地区的交流和融合度较高。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它的语言使用势必会将国家共同语——普通话作为首选。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一直非常重视语言文字工作，除了认真落实国家语言文字政策之外，每年的普通话宣传周还会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活动，在浙江各地形成了良好氛围，尤其在许多中小学和高校，还建立了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政策的示范性单位。杭州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语言文字的宣传也很规范，城市各单位或大街上的标牌都使用规范文字，很少有方言词汇的出现。各种公共场合宣传“请使用普通话”的标识鲜明。当地人自发使用普通话，尽管普通话的语音不够标准，被杭州当地人称为“杭普话”，但丝毫没有影响其交际的功能。整个城市普通话成为首选的城市用语，良好的语言使用氛围构建了良好的城市语言环境，使得外来城市居民有较高的语言认同感。

(二) 必须开展“第一颗纽扣工程”，语言教育从小抓起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柏林会见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时指出：“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

习总书记的讲话，把语言放在了沟通和传达国家文化魅力与民族凝聚力的高度。而要使一个民族更好地掌握语言这把钥匙，还需从少年儿童抓起。正如习总书记的一句比喻“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2]形象生动地揭示了第一颗扣子的意义。每个人要整衣冠必须从扣好纽扣算起，而第一个纽扣往往是正衣冠的关键，对少年儿童的教育亦如此。因此，实施“扣好第一颗纽扣的工程”非常必要。

从杭州居民语言习得意愿及能力要求的分析来看，父母对孩子的语言能力要求非常明确，即努力提高学习普通话和使用普通话的能力。为此，当地政府应该开展针对少年儿童的“扣好第一颗纽扣的工程”，使语言教育从小抓起。

首先，提高方言区小学教师口语能力的标准是关键。尽管儿童学习普通话的途径多样，但学校是普通话习得的最重要场所。访谈中我们发现，各学校都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把普及普通话工作纳入到了学校教育教学常规管理和课堂教学评价标准之中，纳入到了教师资格认定和职务评聘的条件之中，纳入并渗透到了素质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要求之中。教师都要参加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而且都要求获得相关教育部门颁发的等级证书，即语文教师达到二级甲等，其它学科教师达到二级乙等。普通话已成为学校的校园语言、教师的教学用语。但对于方言区来说，孩子们学习语言首先要有标准参照，以便于模仿。小学语文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甲等对提高孩子的语言能力是不够的。孩子正处在是非标准弱，但接受能力超强的阶段，对他们的语言教育来说，树立一种语言标准非常重要。如果连老师的普通话语音语调都达不到一级以上的话，对于初学普通话的孩子来说，他的“第一颗纽扣工程”教育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提高方言区小学教师的普通话口语能力的标准是小学生语言教育的关键。

其次，给孩子提供音视频学习范本是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尽管目前浙江省在各个高校通过开展“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推普周等活动促进了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还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将说普通话宣传推广工作延伸到社区、农村和家庭，对营造良好的规范使用语言文字氛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对中小学生来说活动的影响力并不大，尤其对整天沉浸在作业堆里的孩子们影响甚微，他们要么没时间看，要么因课业原因被家长禁看。因此，制作精美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及解析”等音视频库作为课外提高中小学生语文学习能力的辅导教材就显得很重要。这种电子教材直观形象，最能为孩子所接受，同时也能弥补教师口语表达标准度不够的问题，社会影响广泛，利于家长孩子自学。

(三)政府要关注并提高对居民语言行为适应性变化的认识

分析杭州地区居民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城镇化引发的社会变化已经改变了城市居民的语言生活。不管是本地人口，还是外来人口，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其语言行为或多或少都会与以往有所不同。[3]

城市居民语言适应行为主要体现在语码的选用上。首先，居民的语言能力发生了变化。不管是本地人口还是外来人口，大都从原来的单一语码使用者变为双语或者多语语码使用者。调查显示，杭州本地人双语语码使用者超过了80%，外来人口的双语语码使用者超过了90%，其中大约有20%的外来人口能够使用三种语码，即普通话、家乡话和杭州话。其次，伴随着居民语言能力变化的是语码使用的社会分化。在公共场所，使用率最高的语码是普通话，其次是杭州方言，外地方言基本不被使用。在家庭语码的使用方面，方言主要用作长辈和夫妻之间的交际符号，即便这样，他们之间的方言使用率也只在50%左右，其中外来人口家庭略高于本地人口家庭。当父辈同子女交流时，有四分之一的家长选择使用家乡话。相反，当少年儿童与父辈交流时，仅有10%左右的孩子选择用家乡话。另外，由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社会因素的不同，杭州地区居民语码选用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这种城市居民使用多种语码的情况将不可避免地发生语言变异现象，使普通话与多种方言成分使用出现明显的变异特征。这不但表现为语码的混合和转换，也进一步出现语音变异和语体、语域的分化。对杭州地区的本地人口来说，普通话体现了部分杭州话的特点；对杭州地区的外来人口来说，普通话体现了部分外地方言的特点。长此以往，杭州地区未来的普通话发展轨迹将呈现标准普通话—地方特色普通话—杂糅的普通话的特征。

(四)构建和谐的杭州地区语言生态是语言发展的必然

“语言生态”概念最早是由斯坦福大学的Einar Haugen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次报告中提出的一个隐喻，是指语言与所在族群、社会、文化及地理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就好像特定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多样化程度高的生态系统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与和谐性，语言文化多样化的社会也更趋于和谐稳定。这个隐喻促成生态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形成了新兴语言学分支——生态语言学。[4]

语言生态是指一种语言生存的环境，包括该语言(或语码)与其他语言(语码)的关系，语言政策和人们的语言观、语言生态理念。良好的语言生态应该有宽松的语言环境，各种语言或方言各有主次、互相补充、协调发展，共同为人们的交际服务，并能发挥继承、弘扬优秀文化的独特功能。

语言生态是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在看到杭州地区语言生态比较和谐的同时，还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提高杭州地区居民的普通话标准程度，保护好杭州地区的方言，消除城市语言文字污染，净化网络语言环境，进一步提高语言生态的和谐程度。

[1]浙江省创新流动人口管理[EB/OL].http://roll.sohu.com/n306897972.shtml,2011-05-06.

[2]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c_1110528066_3.htm, 2014-05-05.

[3]王玲.城市化进程中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语言适应行为研究——以合肥、南京和北京三地为例[J].语言文字应用，2012(1)：75-84.

[4]王倩，张先亮.语言生态在新型城镇化生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J].语言文字应用，2015(3)：41-48.

[责任编辑：詹小路]

2012年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项目“城镇化进程中的语言文字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杭州地区为例”(ZC125-46)的成果。

杜晓红，女，教授。(浙江传媒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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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552(2016)05-01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