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 颖席修明张进生冯 江

北京市五所医疗机构安全文化现况调查与分析

■ 崔 颖①席修明①张进生①冯 江①

安全文化 安全态度 评价工具

目的：了解北京市医院安全文化现状，探讨不同特征医务人员间安全态度的差异。方法：采用《安全态度问卷》对北京市5所医院一线医务人员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1663名医务人员安全态度平均分为69.72分，积极反应率为38.57%；6个维度的积极反应率为20.80%～59.31%，处于待改进区域。医院级别、科室工作年限、职务、是否参与过此类调查、年龄、科室类别、工作岗位是医务人员安全态度的相关因素。结论：医院安全文化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重点区域、重点科室、重点人群须予以特别关注。

Author’s address：Fu Xing Hospital, Capital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Jia No.20, Fuxingmenwai Road,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38, PRC

安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决定其健康安全管理上的承诺、工作作风和精通程度”[1]，其作为患者安全促进项目之一[2]，需要对医疗机构安全文化现状进行科学测评并采取有效改进策略。国外多采用问卷形式，调查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的安全感知，以此作为组织安全文化的评价依据[3-4]。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5所医院医务人员的安全态度进行横断面调查，旨在了解其医院安全文化现状，明确优势区域和待改进区域，同时探讨医务人员个人特质、工作特质与安全态度之间的相关性，为组织安全文化的构建和改进提供基础信息和可靠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4年8月-10月现场调查期间，以北京市5所医院（3所三级医院、2所二级医院）所有在岗的一线医务人员为调查对象。入选标准：在目前科室工作时间至少4周。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892份，收回有效问卷1663份，有效回收率87.90%。

1.2 调查方法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5所医院医务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以匿名方式进行，由调查员当场发放并回收问卷。开展调查前，与合作医院领导充分沟通、获得支持，统一培训调查员，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目的及问卷填写方法，提高调查对象的依从性，减少缺失项。

1.3 研究工具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福建的小学教育，虽然受到战争的影响，但经过国民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总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尽管存在某些不足，但其取得的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战时国民政府注重对学生进行抗战建国、教育建国观念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赓续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的传统。

本研究采用的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安全态度问卷》（the Safety Attitudes Questionnaire，SAQ），多项研究[4-6]证实其具有良好的心理学特性。量表由6个维度、36个题项构成，包括团队合作、安全氛围、工作满意、压力认知、管理感知及工作条件等内容，其中管理感知维度又分为医院管理感知和科室管理感知两方面。按照李克特（Likert）五点尺度评分法，完全不符合1分，不太符合2分，中立3分，比较符合4分，完全符合5分，反向条目在计算得分时进行正向转换。为使数据更加清晰明了，将五分制换算为百分制，1→0，2→25，3→50，4→75，5→100。各维度及条目得分中，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即≥75分）记为积极反应，计算积极反应率，积极反应率≥80%为优势区域，＜60%为待改进区域[5]。

1.4 数据分析

采用Epidata3.1进行数据录入，SPSS19.0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描述包括以均值、标准差、百分数说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及安全文化现状。统计推断包括独立样本均数比较的t检验、多个样本均数比较的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

1663例调查对象中，二级医院652例，占39.21%，三级医院1011例，占60.79%；科室类别分布，内科系统26.34%，外科系统21.89%，妇产科7.34%，医技科室15.45%，门诊科室6.55%，手术室/麻醉科7.70%，急诊科7.40%，重症医学科7.34%。性别分布，女性居多(79.38%)；年龄分布，以青年人为主，21-30岁人群最多（45.06%），31-40岁次之（31.41%）；教育程度方面，本科学历占42.08%，大专37.85%，硕士13.30%，博士1.87%，高中及中专4.90%；工作岗位分布，护理人员最多（55.06%），其次为医师（30.69%），医技人员6.91%，药学人员6.25%；岗位编制方面，在编人员67.28%，合同人员32.72%；职称分布，初、中级职称人员居多（分别为47.88%、32.75%）；职务方面，管理人员7.98%，普通员工92.02%；本科室工作年限分布，3-7年居多（31.00%）；与患者接触方面，常常与患者接触的医务人员占93.64%；27.01%的医务人员曾参与过此类调查。

2.2 《安全态度问卷》的总得分及各维度得分情况

医务人员《安全态度问卷》36个题项中，6个题项的积极率≥80%，10个题项的积极率＜60%。医务人员《安全态度问卷》各维度及条目得分详见表1、表2。

表1 北京市5所医院《安全态度问卷》各维度得分情况

表2 北京市5所医院《安全态度问卷》各条目得分情况

2.3 医务人员安全态度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2.3.1 不同级别医院的医务人员安全态度得分情况。二级医院SAQ-C总表得分高于三级医院，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5.429，P＜0.01）。

2.3.2 不同科室的医务人员安全态度得分情况。妇产科、手术室、重症医学科、内科系统、外科系统的安全态度得分相对较高，门诊科室、医技科室的安全态度得分相对较低。经方差检验，不同科室医务人员安全态度得分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4.785，P＜0.01）。

2.3.3 不同个人特质间的安全态度得分比较。经t/F检验，不同年龄组、学历、岗位类别、编制、职称、职务、本科室工作年限、与患者直接接触、是否参与过此类调查的医务人员安全态度得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进一步采用LSD法进行两两比较，年龄越大、本科室工作年限越长，正向的安全文化认同度越低；不同学历的医务人员安全态度得分呈“U”字形分布，本科学历人员的安全文化认同度最低；不同岗位类别的医务人员中，以药学人员的安全态度得分最低；合同制人员对安全文化的认同度高于在编人员；不同职称的医务人员间，无职称和初级职称人员的安全文化认同度相对较高，中级和副高级人员的安全文化认同度较低；管理人员对安全文化的认同度高于普通员工；常常与患者直接接触、参与过此类调查的医务人员安全文化得分较高，见表5。

表3 不同级别医院的医务人员安全态度得分比较

表4 不同科室间医务人员安全态度得分比较

表5 不同个人特质间的安全态度得分比较

2.3 医务人员安全态度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明确各因素对医务人员安全态度得分的影响，综合分析各变量的统计学意义及临床意义，以评估和筛选变量。进入方程前，首先进行各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诊断，本研究采用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诊断，一般认为自变量的容忍度小于0.1或者VIF大于5，则自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本研究的所有带入方程的自变量的容忍度范围在0.289-0.965，VIF范围在1.036-3.466，因此，可以认为自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几率较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以《安全态度问卷》总表得分为应变量，以医院级别、科室类别及医务人员个人特性为自变量，多分类自变量转化为哑变量，变量的筛选方法，哑变量为进入，其他自变量为逐步进入，进入标准0.05，删除标准0.10。经逐步回归，各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常量为21.977 （P＜0.01），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F值为12.739（P＜0.01），按照影响的大小排序依次为医院级别、本科室工作年限、职务、是否参与过此类调查、年龄、科室类别、工作岗位。各因素共同解释了医院安全文化变异量的12.4%。其中，医院级别、科室工作年限、年龄与安全态度得分呈负相关，职务、是否参与过此类调查、科室类别、工作岗位与安全态度总分呈正相关。安全态度得分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情况见表6。

3 讨论

3.1 医院安全文化水平有待提升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5所医院医务人员的安全态度平均分为69.72分，积极反应率为38.57%；6个维度的积极反应率均低于60%，处于待改进区域；36个题项中，仅6个题项为优势项，10个题项为待改进项。除压力认知维度外，其余5个维度的平均分或积极率高于2006年美、英等国家[4]和2010年台湾地区[6]的基线调查数据，低于2011年Taylor的调查数据[7]。这说明，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医疗卫生行业对患者安全事件的广泛关注，我国医疗机构同样致力于患者安全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许多患者安全项目主要针对技术和流程上的不安全因素，在组织文化上的安全促进活动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和内化[4]，医务人员对患者安全的态度、认知、能力和行为模式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

团队合作维度的平均分最高，其优势项（题项5、6）表明在目前复杂的医疗环境下，医务人员已经意识到团队成员间知识与能力互补、资源共享的重要性，注重与同事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非维度下的两个优势项（题项33、34）也证实了这一点，并能够在明确患者安全目标的基础上较好地处理团队内部冲突（题项3）；但科室团队成员间在相互信任度和双向沟通能力方面有待提升（题项1、2），非维度下（题项36）也同样显示出，沟通因素影响着患者安全和高质、高效的就医体验。

安全氛围维度的两个优势项（题项7、8）表明，科室医疗安全状况总体良好，且在医院风险管理系统中，患者安全事件的报告渠道已经初步建立（题项9），惩罚型文化正在逐步向学习型文化转变（题项13），但工作表现得不到适当的反馈、科室内部不能开诚布公地讨论差错和事故等因素（题项10～12）影响着医务人员报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尚未实现。

待改进区域中，压力感知维度的平均分最低，且低于国外水平[4-5,7]，应激源（又称压力源）在国内外普遍存在，国内医疗行业的问题更为严重，人力资源明显不足（工作条件维度题项29）、超负荷工作、职业紧张、疲倦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医务人员的工作表现。因此，在促进医疗环境改善的同时，需要不断提高医务人员对应激处境的承受能力及反应强度。

管理感知维度的平均分相对较低，5个题项中有4个题项为待改进项，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其他研究[4-5,7]中，甚至会低于压力感知维度的分值。这表明，一方面，医务人员对管理者的社会期望较高，另一方面，也提醒管理者不仅要强调思想上的高度重视，还要更好地为医疗安全创造所需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此外，工作满意维度的调查结果中，医务人员的职业倦怠感增加、满意度和忠诚度降低的现状同样值得关注。

表6 安全态度得分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3.2 不同特征的医务人员间安全态度存在差异

经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得出，影响医务人员患者安全态度的因素包括医院级别、本科室工作年限、职务、是否参与过此类调查、年龄、科室类别、工作岗位。

三级医院的医务人员对患者安全文化的总体感知较差，提示医院在规模发展壮大和制度健全完善的同时，应重视和加强文化建设。

医护人员年龄越大、在本科室工作年限越长，对患者安全文化的感知越差，原因分析：随着医务人员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医院及科室各方面工作了解越深，就越能感知到更多的不安全因素；这也提示医院在做好新进员工和年轻员工教育培训的同时，还应关注年龄较大、工作年限较长人员的安全文化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的提升。

急诊科室、门诊科室、医技科室的医务人员患者安全文化感知相对较差，这与国内一些学者[8-9]的研究结果相同，可能与急诊、门诊科室工作性质紧张忙碌、医技科室工作相对独立、科室对安全文化关注较少等因素有关，其安全管理意识有待加强。

与医、护、技3类人员相比，药学人员的患者安全文化感知较差，且明显低于2007年瑞典社区药房的调查数据[5]。新形势下，药学服务模式已逐步从窗口供应型向社会服务型转变，这对药学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作重点急需从“以保障供应为中心”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这样才能为患者提供安全、及时、有效的药学服务。

参与过此类调查的医务人员对患者安全文化的感知较好，这表明调查本身可以对安全文化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10]。

[1] Human factors in patient safety, Review of topics and tools[R].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2009.

[2] Linda T Kohn,Janet M Corrigan,Molla S Donaldson.To Err Is Human: Building a Safer Health System [EB/OL].(2011-03-19).http://www.doc88.com/p-06314403572.html.

[3] Nieva VF,Sorra J.Safety culture assessment: a tool for improving patient safety in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J].Qual Saf Health Care,2003,12(2):17-23.

[4] Sexton JB,Helmreich RL,Neilands TB,et al.The Safety Attitudes Questionnair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benchmarking data, and emerging research [J].BMC Health Serv Res,2006(6):44.

[5] Nordén-H gg A, Sexton JB, K lvemark-Sporrong S, et al.Assessing safety culture in pharmacies: the psychometric validation of the Safety Attitudes Questionnaire (SAQ) in a national sample of community pharmacies in Sweden [J].BMC Clin Pharmacol,2010(10):8.

[6] Lee WC, Wung HY, Liao HH, et al.Hospital safety culture in Taiwan: a nationwide survey using Chinese version Safety Attitude Questionnaire [J].BMC Health Serv Res, 2010(10):234.

[7] Taylor JA, Pandian R.A dissonant scale: stress recognition in the SAQ [J].BMC Res Notes, 2013(6):302.

[8] 董艳,周卫.护士长的病人安全态度现状调查与分析[J].中国护理管理,2013,13(5):63-65.

[9] 姚琳,王薇.某三级甲等医院护理人员病人安全态度调查分析[J].护理学报,2014,21(24):33-36.

[10] Morello RT, Lowthian JA, Barker AL, et al.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patient safety culture in hospitals: a systematic review [J].BMJ Qual Saf, 2013,22(1):11-18.

席修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院长、主任医师

E-mail：xxm2937@sina.com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safety culture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Beijing

CUI Ying, XI Xiuming, ZHANG Jinsheng, FENG Jiang//Chinese Hospitals.-2016,20(1):32-35

safety culture, safety attitude, evaluation instrument

Objectives: To investigat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hospital safety culture in Beijing city and explore the diff erences of the safety attitudes between the medical staff with diff erent characteristics.Methods: Using “the Safety Attitudes Questionnaire (SAQ)” to conduct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 medical personnel in five hospitals in Beijing.Results: The average score of safety attitude of 1663 medical personnel was 69.72, the positive response rate was 38.57%.The positive response rate of the six dimensions was between 20.80% and 59.31%, and need improved.The safety attitudes scores were diff erent among medical personnel with diff erent characteristics.Conclusion The safety culture in hospital is needed to improve, especially to focus on the key areas, key departments, and target population.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基地项目（13JDSHA004）

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100038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甲20号

2015-09-10](责任编辑 鲍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