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惋邱 侯雄文

摘 要 马汉是美国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仍被认为是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军事名著之一。他提出的海权论盛行世界百余年而经久不衰。鉴于此，本文将对马汉海权论对我国翻译史的影响进行初探。

关键词 海权论 翻译史

中国是一个海岸线总长合计超过3.4万公里的国家。从公元前3世纪至15世纪，在世界航海领域，中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从15世纪末至16世纪，世界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东西方力量对比开始发生逆转，从明朝立国到晚清鸦片战争爆发前600年的海禁历史来看，近世中国社会之海权意识极度匮乏，在上述600年内，偶有短暂开放，但朝廷的政策基调始终是严厉的封关禁海举措。直至20世纪初马汉海权论相关思想传入，真正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海权思想才得以逐步确立。

2008年12月，中国应联合国要求，首次派海军舰艇编队赴索马里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这是中国继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之后走向远海的一次重大实践，是新时期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担负国际义务的重要战略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值此中国海军力量重返深蓝之际，笔者有意对百年来马汉海权论的翻译研究进行一番梳理，以求教于大家。

1海权论的提出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年-1914年），美国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两度出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院长，讲授海军史及海军战略。马汉于1890年-1905年间相继完成了被后人称为马汉“海权论”三部曲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又译《海上权力史论1660-1783》）、《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1793-1812》和《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在这三部书中，马汉提出，争夺海上主导权对于主宰国家乃至世界命运都会起到决定性作用，除了贸易和商业利益外，马汉也强调海洋军事安全的价值，认为海洋可保护国家免于在本土交战，而制海权对战争的影响比陆军更大。此观点一经问世，便风行全世界，此后盛行世界百余年而长久不衰。

2海权论在汉字文化圈的翻译开端

近代以来，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吸取西方新知识、新经验的道路上，往往比中国起步更早、走得更快。因此，和当时西方很多知识经日本传到中国的路径一样，海权论在汉字文化圈的翻译与传播，也始于日本。

1890年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甫一出版，其时正“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天皇语），致力于发展海军，富国强兵，谋取东亚霸权，重构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日本，即给予了高度关注，日本军令部立即将其译为日文，1896年由东邦协会出版，日文译名《海上权力史论》。此书在日本问世以后，受到日本政治精英的热烈追捧，日本出现了一批坚定的“海权论”者，如金子坚太郎、 小笠原太郎、秋山真之、 佐藤铁太郎、 加藤宽治等。他们长期致力于将“马汉海权观” 与日本的实际相结合， 把海洋战略研究与海军战术研究相结合， 最终形成了日本近代的海权观：“日本及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海洋，海洋的关键是制海权，制海权的关键在于海军的强大，海军战略的关键是通过舰队决战击溃敌方。”从此，日本开始走上海军扩张，谋求海洋霸权之路。

1900年3月，日本乙未会主办，在上海出版发行的中文月刊《亚东时报》开始翻译连载《海上权力史论》第一章，另取标题《海上权力要素论》，翻译者署名为“北美海军参将马鸿”，此人实为日本人剑潭钓徒。有论者认为，此为马汉《海权论》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如《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周益锋著《“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提出：“《亚东时报》翻译的版本是日文的译本，错漏很多，且多为难读的文言文。尽管如此，它还是使马汉的著作第一次与中国国内的读者见了面，为中国封闭的海洋观念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因而具有开创意义。”

但亦有论者指出，在此之前，晚清著名翻译家严复已经在进行马汉海权论观点的翻译与推广，严复实为我国最早接触与传播马汉海权论者。查严复著作中，多有“海权”一词的使用，在清末严复以前时人著作中亦可见“海权”一词，如1885年驻德公使李凤苞译著《海战新义》：“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但李凤苞并未对“海权”一词进行明确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但严复在翻译《原富》（今通译名《国富论》）“部乙”、“部丁”中，也多次使用“海权”一词，据有关专家考证，《原富》“部乙”、“部丁”部分的翻译工作，“应在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农历八月以前译成。”此外，在《拟上皇帝书》中，严复也对英俄两国缔造海权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囿于篇幅，仅举一例。严复称英国为“海上之雄国”，“自其国绕大西洋而入地中海，出苏尔斯、红海，达印度洋，过新加坡北首而入吾之东海。沿途岛埠，如置驿然，蝉嫣不绝，以为屯煤转饷之资;而辅之以全球之海线，此可谓莞五洲之锁钥者也。” 因“英之海权最大”，故“商利独闳”。显然，严复不仅介绍了英国缔造海权的情况，而且揭示了海权之取得，与国家谋取商业利益二者间的关系，此观点恰与马汉海权论中的相关看法一致。其后，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名著《法意》（今译名《论法的精神》）时，在其按语中，也提到：“吾国开辟以来，……常置海权于度外，至于今，其敝見矣。”其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不久，面对昔日的“蕞尔小邦”，长期漠视海权，顽固坚持闭关锁国政策的天朝上国居然如此不堪一击，这不得不引起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可见，严复对中国海权构建是有过深入思考的。

3民国时期对海权论的进一步翻译介绍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民国政府继承了清王朝的海军遗产，在思想层面上对海军的建设与发展观念有了新的提高，在以孙中山、蒋介石、陈绍宽为代表的党政军领导者的推动下，民国时期的海军建设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学术理论界对马汉海权论思想进行了系统完整地介绍，其代表性成果是1928年问世的、被誉为近代中国人第一部海权论专著——林子贞的《海上权力论》。林子贞阐述了“海权”的内在含义，并辨析了“海权”与其他相似概念之间的关系。所谓海权者，以中国文字表述应为“海上权力”。狭义上，即指“国家在海面上有把握、有制海的力量”;广义上，包括武力支配海洋的能力和商业航海的能力。现代海权学者将以马汉为代表的近代海权理论的逻辑链条归结为，以海军力量保障国家不断获取稳定的海外财富，以此推动国家财富的积累，财富的不断积累又反过来促进海军的强大，二者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林子贞当时的阐释最为接近海权理论的本质，也较为清晰完整。

1927年，《海军期刊》分期刊登唐宝镐翻译的《海上权力之要素》，将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的核心部分，第一次完整地介绍给了中国人。1940年《海军整建》杂志再次刊登载淳、于质彬翻译的《海上权力之要素》。这两篇译文水平较高，内容完整，对马汉海权论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944年，蔡鸿干完整翻译马汉集大成的海权理论著作《海军战略》，至此，马汉海权论比较完整、成系统地被引入国内。”

4改革开放时期对海权论思想的发展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海洋不仅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重要的资源运输通道，更成为对外贸易出口的重要途径，对于国家经济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价值。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学界对中国的海权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补充。这一时期，学界研究的代表是鞠海龙博士所著《中国海上地缘安全论》，该书总结了自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海权战略思想的主要脉络和地缘战略学的发展历程，以当今国际战略形势和我国整体战略形势和我国整体战略发展为背景，从地缘战略角度提出了中国走向海洋的战略设计。该书提出以海上地缘安全概念取代海权概念，以地缘安全为目标推进中国走向海洋大国发展道路，此论有利于海权战略与对外整体战略有机统一，直面当前我国严峻的海权问题。

马汉海权论在中文世界的百年翻译研究史，也正是中国海军建设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砥砺奋进的沧桑百年史。海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系，历史反复告诫我们，忽视海洋，漠视海权，其教训必然惨痛，其代价必然高昂。对于相关海权思想的不断深入研究，值得每一位关注国家发展的国民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