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研讨会观点

【编者按】为了深入探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2016年9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杂志社协同上海社会科学普及研究会举办了“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学术研讨会。会议从“如何对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进行理论命名、正确认识与深入研究”“治国理政与全球治理、依法治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等多角度展开精彩讨论。以下为部分学者的发言观点。

如何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进行理论命名？

孙力：十八大后中共理论创新成果的冠名问题

如果说理论创新是中共引领全党和人民不断取得成就的光辉旗帜，那么这旗帜必然有其称谓，也即理论成果的名称。中共十八大以后，理论创新的脚步进一步加快，一系列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被提出。为什么新成果需重新命名，关键是它不仅是既有理论的延伸，而且具有新的根本性特征。因此，理论的冠名必须揭示这一新的根本性特征。

如何认识新的根本性特征？我认为：一是要强调历史的维度。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考察分析，从而揭示出今天理论创新的时代属性。二是要强调社会发展大视野。这一理论既关照整个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同时也应对了人类在当今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性挑战。三是注重理论的内核。即重点揭示这一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理论是围绕着一个什么基本问题展开的。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十八大以后理论创新的成果比较妥帖的冠名建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属性。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但后者的包容度更大，可以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囊括进去（甚至可以涵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所有成果），因此，应该有历史阶段性的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现在已经包含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与这三个成果相承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代表新的历史内涵。此前的三个成果，实际上都在围绕着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创新社会主义制度而展开的，这是改革开放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中共十八大提出“三个自信”，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作了完整阐述，使之与“道路”和“理论”相统一。实际上已经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开拓，已经确立了它的基本形态。国外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等的聚焦和探究，也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确立。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里程，即进入运用相对稳定的制度治理社会的时期、从重视制度建构到重视治理绩效的时期、从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到稳步前进的新常态发展时期。它意味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开拓，中国正在经历历史性的转折，显示的是“革命—制度・道路建构—治理”的发展进程。

从社会发展的维度看，“治理”是现代文明的关键问题。它反映的是和平发展时代到来以后，通过革命大规模地进行制度替代的时期已经结束，人类社会两种基本制度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均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均要通过社会治理来展现其生命力。因此，治理的前提一定是具有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国情的沃土，已经成为了内生性的、稳定性的存在；大规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已经转型为新常态的治理，法治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手段；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全能国家的治理格局已经打破，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态势大体形成。社会主义治理理论，标识的是社会主义深入发展已扎根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场景，是促进制度、体制机制、运行模式功能全面和充分发挥的时期，它与资本主义和其他模式的现代治理相并存、对立和竞争，在和平发展时代中彰显自己的价值。

从理论内核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和制度再造基本成功以后，治理就是要广泛实现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追求和充分运用人类文明成果并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社会主义运动从打碎旧制度到构建新制度以及不断深化改革，归根到底是要推动人类社会更好地发展。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是建立在不发达社会的基础上，与发达资本主义相比，不仅经济差距巨大，而且为社会发展奠基的各方面制度建构的使命也极其重大。治理的展开，意味着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跨越历史差距，即跨越了卡夫丁峡谷，把自己建立在当代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基础上。

对中国来讲，治理理论将引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社会主义运动来讲，它意味着社会主义理想前所未有地同全部人类文明成果的高水平结合，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水平的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治理的使命伟大而艰巨。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

高民政：如何概括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

如何用一个简明的概念概括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理论界有不同见解和提法。本人建议采用“习近平精神”的概念。

“精神”概念是对人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活动及其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的总称。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表述为“习近平精神”，这种概括有助于全面理解和充分反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性、系统性、完整性的内容实质，以及鲜明的实践性、操作性、形象性的外在形式。

从思想理论体系的角度看，如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样，“习近平精神”也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前者的主义思想理论观念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精神”也可以理解为对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创造的最新的思想理论成果和思维活动形式与积极的心理状态及其优异的行为表现概括的总称。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姓名与“精神”一词合成一个新的组合式词汇和概念，既可以突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大贡献，也可以凸显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鲜明时代特点，不存在过于突出个人作用而淡化集体贡献的问题。而且，这种表达形式，避免了使用某一主题词难于全面准确概括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不断发展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思想之弊端，也为未来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贡献者命名创新成果留下表达空间。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

如何认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

周智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治国理政的独特内涵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推进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维和新战略。我们要讨论的治国理政内涵有其特殊性，我们强调的是其社会主义的属性，首先是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是找到切实有效的路径，这与其他国家的治国理政不同，并且要完成的任务也更具有创新性。

围绕要不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思潮并不统一，从方方面面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提出了质疑。特别是互联网兴起后，国家治理面临更加严峻的新考验。因此，对于国内外的新形势、新情况，党中央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明确的问题意识，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推出了一系列的新的理念思维和战略重点。这些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正在形成体系，并且在实践逐步发挥效应，值得我们学界深入研究与探讨总结。

（作者系《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上海社会科学普及研究会会长）

刘靖北：如何认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维和新战略，其中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是一大亮点。那么，如何理解这一战略思想？

首先是要理解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当前中国正处于史无前例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键点上，然而中国面临着一系列发展起来之后产生的新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更复杂，也更难解决。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局面，习近平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提出的基本背景。

其次，“全面从严治党”要达到何种目标？可以概括讲为“四三二一”。“四个自我”，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三清”，即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两个性”：即建设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一个核心”，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再次，“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特色是什么？一是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二是作风建设与惩治腐败相结合；三是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结合；四是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和依靠群众相结合；五是抓关键少数和抓绝大多数相结合；六是治标和治本相结合。

最后，这一思想总的是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治好党和管好党？立足点是实现我党的长期执政，并且要探索出一条比西方现有的更加独特和有效的执政模式。

（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科研部主任、教授）

以长时段和整体思维研究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

郝宇青：长时段视野：政治发展的演进历程

尽管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政治议题，那就是“发展”（这和当代中国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跨越“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当代中国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在“发展”的主调之外，还存在不同的变奏和旋律。

大体上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承诺的政治。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就是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帜而赢得广大民众的政治信任，因此在夺取政权之后，也必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政治制度的设计、政治秩序的安排、政治生活的运行。固然，承诺政治在初期的确为中共执政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但是承诺总是要兑现的，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没有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承诺就会流于空谈，并将因此而失去民众的支持。因此，在“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换，将整个工作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此可谓中共执政从承诺政治转变到了发展政治。正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且到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此骄人的经济发展成就自然成为中共执政的雄厚合法性资源。需要指出的是，发展的政治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政治发展模式，其优势明显，但缺点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显现，譬如，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分化、社会阶层固化，等等。这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发展政治已经到了需要转换的时刻。其实，中央提出的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等，即可以看作是这种转换的开始，可以看作是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处在形成的过程中。如果从政治学的层面看，发展政治应当向着妥协政治转变。或许，只有在妥协的政治理念之下，才能妥善处置好发展政治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才能有效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中国梦的实现。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教授）

章忠民：加强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整体性研究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充分展现出其理论与实践整体性的崭新风貌。整体性原则既是治国理政思想的显著特征，同样也是研究治国理政思想的关键切入点和重要的研究原则。

如何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整体性研究？

其一，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置于中国共产党人所经历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这三个30年中，也即放在前后相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从生发时间这一维度来透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来龙去脉，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阶段发展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整体性；其二，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置于我们整个国家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之中，从生存空间这一维度分析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与背景因素的相互作用，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之均衡中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空间整体性；其三，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与运用，置于解决当前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化解各种挑战与危机，团结全体中国人民，实现我们的社会共同理想这样一个现实的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进程当中，从推进当前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建设这一实践维度中来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精髓要义，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实践中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实践整体性。由此，整合并提炼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整体性的清晰脉络。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全球治理视野下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

何建华：以全球视野认知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面对这些变化带来的全球治理的新挑战、新机遇，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维和新战略。如何理解其重要意义？我觉得有必要放在世界变化、人类命运、全球治理的大视野下进行审视。

近期，有机会与来自哈佛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他们认为当今世界变化甚巨，人类社会面临不少发展中的新趋势、新问题、新矛盾，其中三个重大的课题亟待破解。这三大课题包括:

其一，如何应对政治上的反建制潮流？当今世界，反建制正在成为全球性趋势，对二战以来形成的精英治理模式形成巨大挑战。同时，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崛起，草根民众得以突破时空局限集体发声，公众政治参与引发民粹思潮泛滥、无政府主义抬头。可以说，世界各国，无论是什么社会制度，在政治上大都面对反建制主义潮流的挑战。

其二，如何应对互联网带来的虚拟经济的挑战？由互联网技术催生的虚拟经济正在改变着人类传统的供需平衡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运作模式。当前经济领域，“脱实向虚”严重困扰经济发展。虚拟经济发展依赖资本推动，这导致在治理选项上，政府与资本联姻，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共同营造金融神话。在全球范围内，权力与资本勾结，利用发展虚拟经济来掠夺实体经济和草根百姓的财富，已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因此，如何运用政治的力量来防止虚拟经济的异化，进而协调社会财富的分配，使社会平衡发展，成为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

其三，如何应对愈演愈烈的全球文化冲突？近些年来，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全球文化一体化，反而是西方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快速传播，使得各区域的民族愈发认识到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侵害，导致了广泛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如果任其发展，而不是通过适当的干预走向文化融合的话，人类将可能走向厮杀的深渊。

对于人类面临的三大挑战，一些清醒理智的学者认为，哪个国家、哪个执政团队如果能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一个可以参照的样本，就会成为一个引领世界走向美好未来的伟大国家、伟大政党。如何破局这些挑战，全球正把目光聚焦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维和新战略，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应对国内外重大挑战的治国理政新体系。我们应当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维和新战略，置于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的全球视野下加以解读，方能进一步突显其全球治理的重大意义，从而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认知水平并自觉践行之。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门洪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推进外交思想和理论创新，逐步确立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框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核心目标，聚焦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塑造，体现出鲜明的特色。具体地说：

第一，以中国特色为根本。中国外交贵在“特色”，旨在强调中国独有的制度基础和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并致力于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牢固树立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切实走出一条与各国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

第二，以大国定位为基石。中国正在从一超多强的格局中脱颖而出，国际影响力开始出超，引动着世界主要大国的战略调整。鉴于此，中国主动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坚定中国战略的和平发展走向，展现中国积极、建设性的国际合作能力，以及与各国通过合作共赢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期待。与此同时，积极承担更多、更重要的国际责任，并将之视为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切入点。

第三，以和平主义为底色。和平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也是人类发展的终极追求。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基于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作为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适应中国国情与时代特色的发展之路。

第四，以合作主义为路径。合作主义是中国既定的战略路径。在新的国际局势下，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达成国际合作，是中国必须深入思考的战略议题。中国的国际合作思想以变革自身为基础，以融入国际社会为路径，以渐进为核心方式，以内外兼修推动国际合作的深入，体现出后来者应有的谨慎和大国应有的气度。

第五，以共赢主义为指向。强调互利共赢精神，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主张世界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些战略思想都体现出共赢主义的指向。共赢主义指向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一颗璀璨明珠，体现着中国外交知行合一的精神品质。

（作者系同济大学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

胡键：以中国智慧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自十八大提出“全球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中国不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而且正以中国智慧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全球治理方案的内容丰富，包括全球治理的制度方案、议程方案、价值方案等。不过，中国要在全球治理方面做出贡献，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自我检视：

第一，合理调整中国的国际角色。中国是从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全面融入国际体系的，但毕竟既有的国际体系是建立在不公平、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不能扮演一个简单的参与者，更重要的是要做一个积极的建设者，通过中国的智慧来和平建设国际体系，使之转型成为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既要敢于承担大国责任，更要善于扮演大国角色。

第二，中国的外交理念需要与时俱进。首先，过去我们在外交上坚持不干涉原则。但是，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之后，中国的国际利益得到大大拓展。完全按照不干涉原则来处理中国的对外关系，那么就很难对中国的海外利益进行有效保护。有学者提出在外交上采取“创造性介入”，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重视。当然，在外交理念方面，中国已经进行了诸多的创新，但在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念创新步伐还要加快。

第三，中国的外交实践同样需要不断创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倡议无疑体现了当前外交实践的最有价值的创新，但是如何进一步落实到实践层面，还需积极摸索。在中美关系方面，我们提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但如何通过切实的行动维护好这个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在周边外交层面，我们面临很大挑战，特别是南海危机久拖不决。我们需要在外交实践上探索创新思路，切实推动中国周边外交局面的改善。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社长、总编、研究员）

陆钢：“一带一路”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比较理想的选择

二战后世界进入了“长和平期”，世界经济在70多年时间里获得了巨大的增长。除了欧美日发达国家继续保持领先态势之外，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也实现群体性崛起，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然而，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态势仍然是不平衡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国民财富增长和分配上是不均衡的和不平等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发展数百年，世界市场早已形成并始终控制在发达国家手里，而国际资本的全球化和垄断化导致发展中国家对欧美中心国家的依附性。如何打破这个局面，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实现世界经济发展的再平衡，是中国应该努力的方向。为此中国应提出自己的方案。

在各种选择中，“一带一路”倡议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它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和战略回旋余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得远一些。它不仅仅是解决国内产能的过剩，为沿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方案将有助于中国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框架内成为欧美之后的第三极力量。因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把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市场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在当今世界，谁控制了国际市场，谁就控制了国民财富的命脉。中国将在建设“一带一路”国际市场中，充分整合国内市场经济，将出口导向型经济变成面向市场型经济，与沿线国家实现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共同享受现代文明进步的成果。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何云峰：大国需要培养大国思维

大国要有大国思维，否则就不成其为大国。当然，大国思维的确立需要有独特的路径，特别要处理好一些基本的关系。

首先，大国一定要有大国思维。历史表明，经济强大并不必然具有大国思维，大国思维的主要展现是看其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在概念上，大国思维可以看作是一种风范，一种价值追求，或者一种话语权。大国思维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一个国家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定位，展现了一个国家如何科学地摆正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大国必须学会用国际的惯例和多数国家认可的方式处理内外相关事务，以展现自己的大国形象。

其次，从大国思维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人类思维。大国必须超越民族的视野，能够为整个人类的未来和长远发展做自己独有的贡献。二是全球思维。大国必须超越国界，从全球的视角去看问题、想问题和解决问题。三是开放思维。大国必须具有开放性，不能自我封闭。四是合作思维。大国思维要求的是人类整体联合意义上的合作，是要致力于解决事关人类共同命运和未来的大问题。

为了养成大国思维，必须处理好几个基本关系：一要处理好坚守人类共同价值与提出新的更高的价值形态的关系；二要处理好国际援助与国内底层关爱的关系；三要处理好自我张扬和韬光养晦的关系；四要处理好融入国际化思维方式的主流与坚持民族特色的关系。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朱新光：地方参与全球治理：上海公共外交的路径

作为提升上海国际化形象的重要平台，上海通过对政府的城市形象力塑造、文化多层次交流、媒体国际传播力的拓展、国际组织的参与等途径，深化了上海城市公共外交的国际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上海城市公共外交形成其独特的路径，主要表现为：用政府公权主导城市精神的凝练与践行，打造上海友好城市群和驻沪领事馆等城市形象力的引擎；用海派文化打开上海文化交流的想象空间，保障上海文化交流的可持续性，构建上海文化多层次交流机制；通过政府主导上海媒体的传播话语权，激活上海媒体话语的传播热情；通过参与举办“上海合作组织”、APEC会议、上海世博会、亚信上海峰会等各类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形成具有上海城市特色的公共外交格局。当然，上海公共外交也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政府对公共外交城市形象力的塑造缺乏科学性；二是文化外交的重要性未引起足够重视；三是媒体外交的国际传播力嬴弱。为此，有必要建构新的上海城市公共外交路径：一是通过加强政府对公共外交的引领作用，提升上海公共外交城市形象力；二是通过深化文化外交的内涵建设，推进上海多层次文化交流；三是通过转变传统媒体传播观念，充分发挥上海媒体外交的国际传播力；四是通过积极组织和参与重大国际组织活动，打造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品牌效应。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俞祖成：NGO参与全球治理的日本经验

在日本，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NGO）是指以解决国际性问题为使命的第三部门组织。例如，日本外务省（相当于我国外交部）则将NGO定义为“以解决诸如开发、贫困、和平、人道以及环境等全球性问题为使命且自主开展相关活动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

日本NGO主要开展以下三大类活动：开展国际协力活动，即面对开发、人权以及环境等全球性问题，通过向海外地区提供资金、技术、物资以及人力等的支援或协助以实现组织使命；开展教育活动或政策倡导，即为了更好地协助开展国际协力活动，积极开展信息提供、教育和学习活动以及政策倡导等活动；构建社会网络，即向前述两类NGO提供联络交流以及同行网络构建等服务。

日本NGO能够在短短50余年间迅速崛起并引领亚洲，其支撑因素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国民参与国际协力活动意识的快速提升；非营利法人制度（含税收优惠制度）的彻底改革；NGO社会网络及其抱团意识的构建和强化；跨部门合作网络的构建；NGO支持政策的创设和完善。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执行主任）

治国理政与依法治国

范进学：厉行法治，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唯一之道

早在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就向毛主席提出了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人亡政息”周期率的支配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然而，民主多岐路，若仅仅通过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看来是行不通的，所以“文革”之后，邓小平提出了“民主制度化”的思想，即“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而民主制度化之核心则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问题，因为，“只有法治，才能能够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所以，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了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换言之，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只能走“法治”之路。

为此，必须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的观念；秉守“四个坚持”的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认真处理好“十大关系”，即党和法（治）的关系、道路与法治、政策与法治的关系、党大与法大的关系、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守法与法治的关系、周期律与法治的关系、借鉴与法治的关系、关键少数与法治的关系。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邹荣：实现法秩序的最基本路径

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建立在良好秩序的基础上，没有稳定和谐的秩序，不可能有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稳定的社会秩序必须依赖法律规范的被遵守和执行。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基本态势是由单极社会向两极甚至多极社会转变，这种态势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权利主体的日益多元化，每一个权利主体的利益诉求更加明确更加多样，这种情况决定着应当转变法律秩序实现的传统思路。

在过去的法治实践中，主要依赖国家机关执行法律，通过对社会主体的监管，对违法者进行惩戒，达到立法者希望得到的效果。这种实现法秩序的路径，在国家-单位-个人的单极社会结构中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在社会-人的多元结构中，这种做法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为这种路径必须依靠大量的执法力量的投入。笔者认为，必须转变思路，主要依靠法律的遵守来实现法秩序，也就是通过各类社会主体自觉、自愿地遵守法律，而不是依靠国家机关的监督、惩戒来实现法律秩序。法律只有被得到广泛的遵守，这种法治实现模式往往更加可靠和有效。

要使法律被得到广泛的遵守，前提是社会主体对法律的高度认同，而要使法律得到社会主体的认同，法律就必须切实有效的反映社会主体的主张，回应社会主体的诉求，只有社会主体的主张在法律中真正得到体现，法律在可能真正地获得认同。必须摒弃国家机关立法、社会主体遵守的法律观，转变为社会主体有效参与立法、共同制定法律规范。当然，社会主体的诉求是多样性的，甚至是冲突的，因此立法实际是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过程。在我国各级立法机关立法过程中，已经建立了一些听取民意、收集、归纳社会主体利益诉求的机制，比如立法听证、专家论证、群众座谈会等。但是，从以往的立法实践看，这些机制在寻找最大公约数的方面，还有较大改进的空间，而且，还应当积极探索，寻求新的更加有效的方法，汇集民意、平衡各方利益主张。

总之，只有真正反映社会主体利益主张的法律才能得到社会主体的认同，而只有得到认同的法律，才会有可能得到社会主体的遵守；法律被自觉地遵守，才是法秩序实现的最重要的路径。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刘迎霜：新思维视野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法律规制

网络服务提供者是为网络信息交流和交易活动的双方当事人提供中介服务的第三方主体。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服务时创设“使用即同意”规则。“使用即同意”规则是指网络用户只有完全同意遵守网络服务提供者制定的规则，才能使用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通过“使用即同意”规则，网络服务提供者给自己创设了规则制定权、单方修改规则的权利、用户信息使用特别许可权、纠纷裁决权、免责权、规则单方执行权、市场监管权等权利，却很少给自身设定义务。这些权力，是很难用私法上的“权利”可以涵括的，而应是有权支配他人的强制之力之“权力”。网络服务提供者显然已经成为网络空间的立法者、大独裁者。这也给我们的法律带来了挑战。

我们应该在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的指导下，在普遍意义上赋予网络服务提供者4方面的法律义务。（1）平等传播的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平等的自动化过程服务，应不参与或干涉网络用户的信息交流。（2）合理的注意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应该尽到一个“理性的、谨慎的”的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注意义务，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3）防止损害结果扩大的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知道或被告知违法的侵权或犯罪行为发生或存在的时候，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如删除信息、屏蔽信息或禁止访问等措施，以避免损害发生或者减轻损害。（4）信息披露的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向用户提供网络服务时应记录用户真实身份，并必须保存服务对象的数据资料，为民事侵权行为或刑事犯罪行为的证据取得提供方便。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治国理政之经济社会思考

胡晓鹏：今年工作重点：应全力加速并优化生产要素资源配置

最近几年间，虽然中国经济整体上还处于调整复苏阶段，但中央对经济发展的总体判断和思路已经非常明确和恰当。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新定位，供给侧改革指明了二次启动经济发展的新思路，聚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综合这三个方面来看，全力加速并优化生产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是问题的核心，也已经成为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协调好三个问题。

一是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问题。这就要求必须尽快寻找到在两者之间进行过渡和协调的替代性产业和手段。

二是要进一步审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出台经济政策的时候，防止发生“战略承担式”的地方政绩大战，说上马什么项目就一哄而上，甚至不惜破坏市场竞争为代价。

三是要关注技术发展与战略驱动的协调问题。当前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风潮之中，在战略的制定上要审慎论证、科学决策，可以通过“试验式战略”来推进。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之所以发生“失落的二十年”，核心问题在于政府过于乐观地看待当时已经全球领先的模拟技术和模拟产业，没有跟上数字革命的潮流，最终发生了模拟产业被全面替代的危机。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徐圣龙：顶层设计的关键面相：来自社会的支撑

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在取得重大成就与成绩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和矛盾。这一系列问题、矛盾的化解不仅涉及具体、微观问题，同时也涉及宏观层面的问题，这就需要系统性方案，即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统筹规划，有序推进，从而全面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问题、矛盾，将改革开放推向深入。从马克思的逻辑可以看出，改革进入深水区，问题、矛盾的积累需要系统性方案，此时，党中央提出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正当其时。不过，需要注意一点：社会基础是支撑战略或顶层设计有效实现的关键面相。

以“经济人”假设为例，首先，其作为一种观念“深入人心”，不管是对于市场主体还是政府主体而言，它已然构成普遍被接受的观念。关键在于，这样一种观念具备相应的社会关系支撑，即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货币来完成的。其次，建立在物质形式基础上的精神形式，“经济人”假设也造成了巨大的负外部性。例如，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利己主义”。再如，公众普遍感到社会信任不足、道德滑坡、极端利己主义，等等。甚至，“经济人”假设已然危及到“经济人”假设自身的存在与延续，比如，随着利己主义的泛化以及规则破坏、信用缺失，社会资本遭到侵蚀，即使是人与人之间的货币关系也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而不堪维系，这时，假设会否定假设本身，物质形式会“颠覆”精神形式。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构成了顶层设计的必要组成部分。例如，在宏观层面，可以通过狠抓“关键少数”、树立道德榜样、强化革命传统教育等方式，从观念到行为，约束、限制利己主义的泛化。问题在于，这一方法侧重于精神形式，忽视了物质形式。换言之，在物质形式与精神形式缺一不可的条件下，即使“打赢了精神形式的仗”，也很难“打赢物质形式的仗”。因为，利己主义是通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货币关系来支撑的。简单地强调道德教育和榜样力量，反而可能加剧利己主义的变种和蔓延，如谎言、作假、虚伪、形式主义等。

因此，新理念、新思维、新战略的提出，既体现了“不忘初心”，又切合了“继续前进”，具备了自上而下的设计格局，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如何为战略或顶层设计提供社会基础的支撑？缺失了社会支撑的顶层设计必然会失去关键面相，其效用也会大打折扣。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