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国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论《楚辞·远游》文本的组成

张树国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1121)

围绕《楚辞·远游》作者是否为屈原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近年来出土大量楚地竹书，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材料。竹书篇卷体例中的“附益”现象对《远游》文本的解释具有启发意义。《楚辞·远游》以文中“重曰”二字为界，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淮南王刘安原作《远游》，下部为扬雄《广骚》，为扬雄早年模拟《离骚》《大人赋》而成的集句式的“百衲体”，不是很成功的作品，但因为被附益在《远游》之下，因而使《远游》充满了争议。这些史料线索原本在“扬雄自序”(即《汉书·扬雄传》)中有明确说明，但后人囿于《远游》为屈原所作的成见，往往意气用事，对既有史料视而不见并曲为之说。《远游》与《广骚》分别对中国诗歌的游仙诗与玄言诗产生很大影响，占有很高地位。

《楚辞·远游》；《广骚》；屈原；扬雄；刘安

导言

《楚辞·远游》在古典诗歌史上被奉为“游仙诗之祖”，影响巨大。在楚辞学史上，从东汉安帝时王逸作《楚辞章句》开始，一直被认为是屈原所作，王逸《远游序》云：

《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1](P.163)

王逸《楚辞章句》卷一云：“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1](P.48)汉成帝时刘向典校秘书，定《屈原赋》为25篇。《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赋二十五篇。”分为16卷。王逸在汉安帝元初(114-120年)中曾作校书郎，距刘向校书天禄阁时将近140年。《楚辞章句》对《远游》的解说基本上依据文本本身，没有其他材料来源。朱熹《楚辞集注》认为《远游》“虽曰寓言，然其所设王子之词，苟能充之，实长生久视之要诀也”。[2](P.131)古典时代的文人尽管有对《远游》这样那样的解说，但皆以之为屈原所作。近代以来，人们对此产生了普遍的怀疑，现归纳如下：

(一)学者们注意到《远游》一诗含有老庄道家以及神仙家思想。刘永济《屈子非道家，〈远游〉非屈子所作》认为，道家之“颓废放浪”、“苟且偷安”以及“听天由命”之“消极思想”，尤为屈子所疾视。“况《远游》篇中所具之思想，已非纯粹道家，而与秦汉方士飞升之意同。”[3](P.225)

(二)《远游》诗篇中的神仙除王乔、赤松之外，还有方士“韩众”。诗云：“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羡韩众之得一。”傅说为殷高祖武丁的贤相，《尚书·说命上》“书序”云：“高宗梦得(傅)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4](P.369)*传世《古文尚书·说命》三篇为后人伪造。幸运的是，先秦《尚书·兑(说)命》三篇竹简本已被发现，收录在《清华简》第三卷中。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简三》，中西书局2013年版。战国神仙学说盛行，作为历史人物的傅说被推演成为神仙。《庄子·大宗师》云：“夫道……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5](P.113)《远游》之“傅说之托辰星”出典于此。“羡韩众之得一”，王逸《楚辞章句》：“喻古先圣，获道纯也。羡，一作美。众，一作终。”“众”“终”古音均为章纽冬部，音近通假，可见东汉王逸以前《远游》至少有“众”“终”两种传本。洪兴祖《补注》引刘向《列仙传》云：“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韩)终自服之，遂得仙也。”[1](P.165)笔者查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列仙传》，列仙七十二人中，未有名为“韩众”或“韩终”者，其为齐王采药之说更不得而知。王叔岷《列仙传校笺》广搜群书，亦未见“韩众”或“韩终”。可见洪《补》误引。金开诚、董洪利《屈原集校注》认为“韩众”乃“传说中的古代仙人”[6](P.680)，没有文献出处。即使“韩众”真是“仙人”，东汉王逸不会不清楚，而不会注“喻古先圣”。“韩众”早见于武帝时代东方朔《七谏·自悲》：“闻南藩乐而欲往兮，至会稽而且止。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王逸注：“韩众，仙人也。天道，长生之道也。众，一作终。”[1](P.250)王逸两注不一致，表明根据不足。

“韩众”或“韩终”实际上是真实历史人物，均见之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三十二年)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7](P.319)“(秦始皇曰)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正义》：音终。)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7](P.325)文中的“韩终”、“韩众”实为同一人。当时方士大多来自齐地，韩众(“韩终”)、徐巿等人为始皇求“奇药”以“长生不老”，因而遁去。东方朔《七谏》所引“韩终(众)”当出于此条记载。张衡《思玄赋》：“咨妒嫮之难并兮，想依韩以流亡。恐渐冉而无成兮，留则蔽而不章。”所咏“依韩流亡”事明显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章怀太子李贤注：“‘韩’谓齐仙人韩终也。为王采药，王不肯服，(韩)终自服之，遂得仙。《楚辞》曰：羡韩众之得一。‘流亡’谓流遁亡去也。”[8](卷59，P.1918)李贤未注明出自何书，注解不是很贴切。此注可能出自晋代葛洪《神仙传》卷八《刘根》，刘根自述早年曾往华阴山见神人，神人告曰：“汝闻昔有韩众否乎？”云云。[9](P.299)李贤注可能误记。“韩众”或“韩终”这个历史人物的时代在屈原之后，可见《远游》作者不可能是屈原。

(三)游国恩早期著作《楚辞概论》认为《远游》非屈原所作，出自西汉人伪托，并列举《远游》抄袭《离骚》辞句者八条，抄袭司马相如《大人赋》者六条，认为作《远游》者一定是拿《离骚》和《大人赋》做底本。[10](PP.140-147)但在后期《屈赋考源》中则一反《楚辞概论》的考证结果，将《远游》作为屈原“神仙观念”的主要作品，《远游》中的“韩众”(韩终)也成了“古仙人”，而不是秦始皇时的那位方士，认为《远游》体现了屈原的“宇宙观念”、“神仙思想”，与齐国阴阳家邹衍的学说合流。[10](PP.238-287)《屈赋考源》是在否定《楚辞概论》的扎实考证基础上，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四)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列举三项理由否定为屈原所作：1.《远游》有模仿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嫌疑：“司马相如是个天才的辞赋家，自以为《大人赋》胜过《子虚》《上林》，且要献给爱读辞赋而又长于辞赋的武帝，决不会抄前人之作。故我们认为《远游》在《大人赋》之后，而以《大人赋》为范本的。”[11](P.73)2.这篇所举人名为屈平时所无，如韩众(一作终)；3.这篇所表现的思想与屈平异。从《离骚》等篇看来，他是入世的，《远游》却是出世的。胡小石《远游疏证》认为《远游》“十之四五皆合《离骚》文句而成，其余或采之《九歌》《天问》《九章》《大人赋》《七谏》《哀时命》《山海经》及老、庄、淮南之书”。[12](P.93)

上述诸家对《远游》作者的探讨是本文的前提。前贤虽然注意到《远游》对屈原作品以及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借鉴或者说剽窃这一问题，但对《远游》文本前后结构的内在矛盾未加注意，忽视了诗篇中透露的一些重要细节，所以其结论实有商榷的必要。

《远游》在《楚辞》之中属于鸿篇巨制，独占一卷篇幅。与《楚辞》其他诗篇不同的是，其结构以中间“重曰”为界明显分为上下两部分，“重曰”以上共有25整句、50单句，“重曰”以下共有64整句、128单句，前后文本没有必然联系。前贤未注意的是，《远游》模仿《离骚》及《大人赋》的句子几乎都出于《远游》“重曰”以下。因此本文先从《远游》(下)论起。

一、《远游》“重曰”以下当为扬雄《广骚》

在“重曰”以下共有64整句、128单句，据不完全统计，与《离骚》重复26单句，重复率20%有余。这里不包括借用屈原《离骚》典型意象如“八龙”、“西皇”和“丰隆”等。本文参考游国恩《楚辞概论》以及刘永济《笺屈余义》，将《远游》与《离骚》相同的语句罗列如下：

远 游离 骚1、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2、朝濯发于汤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阳3、掩浮云而上征4、命天阍其开关兮,排阊阖而望予5、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太微之所居6、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于微闾7、屯余车之万乘兮,纷溶与而并驰8、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逶蛇9、凤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10、叛陆离其上下兮11、时暧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属12、路曼曼其修远兮,徐弭节而高厉13、涉青云以泛滥游兮,忽临睨夫旧乡14、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1、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2、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于洧盘3、溘埃风余上征4、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5、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6、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7、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轪而并驰8、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9、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10、斑陆离其上下11、时曖曃其将罢兮。召飞廉使奔属12、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3、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14、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远游》(下)还有对《离骚》艺术结构模仿的痕迹，如在《离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重华陈辞”在《远游》中成了王子乔养气成仙的说教，《离骚》三发昆仑在《远游》成了仙游周天等。甚至有对《离骚》进行整段抄袭者，如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远游》曰：“‘忽临睨’三句，此《离骚》归宿之言也。他句或可自用，此数语屈子必不可再袭矣。‘边马’二字尤为不伦。”[13](P.494)从基本常识来推断，屈原不会拙劣地“克隆”自己。所以《远游》(下)非屈原作应该成为人们的共识。

除了抄袭《离骚》外，还有许多与《大人赋》相似或相同的句子，在“重曰”以上，有“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在《大人赋》中作“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两者之间的关系将在下文论述。《远游》“重曰”以下与《大人赋》相同或相似的句子如：

远 游大 人 赋1、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2、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3、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4、舒并节以驰骛兮,逴绝垠乎寒门5、历玄冥以邪径兮。召黔嬴而见之兮6、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7、视倏忽而无见兮,听惝怳而无闻1、呼吸沆瀣兮餐朝霞2、垂旬始以为幓兮3、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4、舒节出乎北垠。轶先驱于寒门5、左玄冥而右含雷兮(含雷即黔嬴)6、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7、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怳而无闻

《远游》(下)整句与《大人赋》重复7处，重复率11%。加上与《离骚》的重复率，总共重复31%。从这两组数据来分析，《远游》(下)艺术价值就很差了。6、7两组为《大人赋》结穴之言，但《远游》(下)与之全同，愈发说明了模仿手法的不高明。吴汝纶评点《远游》曰：“此篇殆后人仿《大人赋》托为之，其文体格平缓，不类屈子，世乃谓相如袭此为之，非也。辞赋家展转沿袭，盖始于子云、孟坚。”[14](P.1960)类似说法亦见于游国恩、刘永济等人的议论。游先生认为，《大人赋》是献给汉武帝看的，而武帝刘彻喜欢读骚，“真菩萨面前烧不得假香”。据以上统计，人们很容易认为《远游》是抄袭、剽窃的大杂烩。但为学者未注意的是，《远游》的结构以中间“重曰”两字为界存在着前后矛盾，原创性的思想和诗句都出自“重曰”之上；而模仿《离骚》《大人赋》的句子几乎全部出自“重曰”之下，很明显，《远游》当出自两位作者之手。

《远游》全篇共89整句，其中《远游》(下)篇幅(64整句)比《远游》(上)(25整句)整整多了39整句，占全篇72%。这么大的篇幅除了对《离骚》《大人赋》的模仿语句外，主要写了下面两点内容：

首先体现在方仙道与黄老道的合流。《远游》(上)提到的仙人有赤松、韩众、傅说，此处则补上“王子乔”，这样流行于汉代的“仙人”就大致凑齐了。同时模仿《离骚》“重华陈辞”，加入了“王子乔”讲论黄老修炼之道：“道可受兮而不可传，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1](P.16)上句出自《庄子·大宗师》“夫道……可受而不可传”[5](P.112)，下句出自《庄子·天下》所记载的惠子学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5](P.476)《远游》(下)云：“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此句意思是，在夜半之际培养“壹气”即“精气”以交接神明。《管子·内业》云：“勿烦勿乱，和乃自成。”戴望注：“若无烦乱，心和自成。”[15](P.269)上句诗意又见诸扬雄《太玄》卷二《交》卦：“初一：冥交于神齐(齊，通齋)，不以其贞……次二：冥交有孚，明如。测曰：冥交之孚，信接神明也。”[16](P.37)此卦象为夜晚斋戒，以精诚交通鬼神之道。等身体内积攒了足够的“精气”，就可以“载营魄而登霞”了。“载营魄”句出自《老子》，“霞”、“遐”通假。在这里黄老思想成为神仙家修炼的理论指南，同时借助神仙家神游天下来印证道家与道逍遥的理论。

其次，《远游》(下)描写了神游世界的内容。它虽然受到了《离骚》和《大人赋》的影响，但与刘向《九叹·远游》漫无边际的乱游一通不同，体现了郊祀天地的宗教内容。据《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东南西北中各有帝神主宰。《通典》卷42《吉礼》记载汉平帝时王莽奏：“东方帝太昊、青灵句芒，南方帝炎帝、赤灵祝融，西方帝少昊、白灵蓐收，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各兆其方之郊。”[17](P.1172)王莽奏章依循先秦古礼来郊祀诸神，明显受到《吕览》“十二纪”及《礼记·月令》的影响。《远游》(下)依据这个天空坐标，首先从帝宫太仪出发，“吾将过乎句芒”，然后“历太皓而右转”，句芒、太皓都在东方，王逸《章句》云：“东方甲乙，其帝太皓，其神句芒。”然后“凌天地而径度”，由东方径直驰往西方，“遇蓐收于西皇”，王逸《章句》：“西方庚辛，其帝少皓，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皓)也。《离骚经》曰：召西皇使涉予。知西皇所居，在于西海之津也。”[1](P.170)之后又“指炎神而直驰”，王逸注：“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炎神，一作炎帝。”“祝融戒而还衡兮”，王逸注“南神止我，令北征也。”[1](P.172)《吕氏春秋·孟夏纪》：“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18](P.34)最后“历玄冥以邪径”、“从颛顼乎增冰”，《吕氏春秋·孟冬纪》：“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18](P.94)这一神游路线基本上是按照东—西—南—北方位进行的，与古代郊祀之礼的祭祀方位完全吻合。

需要注意的是，以“重曰”代替《楚辞》常用的“乱曰”，仅见于成帝时代班婕妤《自悼赋》。《汉书·外戚传下》：“倢伃退处东宫，作赋自伤悼。”末段云：“重曰：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师古注：“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赋也。音直用反。”[19](卷97下，P.3987)作为《远游》分章的标志，“重曰”与《自悼赋》可能存在某种影响关系。《远游》以“重曰”为界，前后文本结构以及情感主题均出现了矛盾。本文归纳为四方面：(一)“缘情”与“言理”：据本文研究，在《远游》(上)有14句“理辞”，基本上遵循骚缘情的传统，表达遭世俗迫厄、轻举不得的苦闷和绝望；《远游》(下)则始终“言理”，讲述方仙道与黄老道家的思想。马其昶《屈赋微》云：“《远游》与《鸟赋》同一旨趣。杨子云《反离骚》云：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遗。观于《远游》，又何尝‘弃由聃之所珍’乎？”[20](P.165)“由聃”即道家隐士先驱许由和老聃，“彭咸”屡见楚辞，为投江而死的正直之士。马其昶认识到《远游》富含老庄道家思想，与扬雄《反离骚》异曲同工。这些思想主要集中在“重曰”以下，是具有玄言色彩的大杂烩，可以说是玄言文学的先声。(二)“真情”与“矫情”：《远游》(上)表达的是临绝之音，所以其情感真实不容怀疑；而《远游》(下)模仿《离骚》与《大人赋》太多，甚至将《离骚》结句“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故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模仿成“涉青云而泛滥游兮，忽临睨乎故乡。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三)“地下”与“天上”：就诗篇内容风格来说，《远游》(上)是轻举不成而又“终不返其故都”的临绝之音，魂气虽然飘散但肉体还牢牢黏附在地上；《远游》(下)则借助宗教祭仪的意象结构神游八极。(四)原创和模仿：从上文统计中可见，原创性是《远游》(上)的根本特征，而模仿抄袭几乎都出自《远游》(下)。可以肯定，《远游》(上)是原作，而《远游》(下)是拟作，两者不存在必然联系。从艺术价值来说，《远游》(上)要远远高于《远游》(下)。前贤对《远游》作品评价不高，主要是受了《远游》(下)的连累。

但《远游》(下)的作者究竟是谁呢？在史书上有记载。《汉书·扬雄传》云：

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牢愁》《广骚》文多，不载，独载《反离骚》。]*划[]部分，张震泽先生认为是班固按语，不是扬雄《自序》本文。参见张震《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08页。[19](卷87上，P.3515)

上述引文为扬雄自述其早年创作经历。《汉书·扬雄传》“赞曰：雄之《自序》云尔”句以上，据张震泽先生考证，实为扬雄《自序》。[21](P.405)《艺文类聚》卷26：“汉扬雄《自序》曰：雄为人简易佚宕，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22](P.464)《文选·运命论》“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扬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句下，李善注引扬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23](六，P.2304)以上所引扬雄《自序》之文，并见《汉书》本传。《隋书·儒林·刘炫传》：“炫自为赞曰：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24](P.1722)《史通·序传》云：“扬雄遵其(指司马相如)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浦起龙按：“《史记》而下有自序者，汉之班，宋之沈，南北史之李，与史迁而四耳。而旁及于相如、扬雄者，史传即其自传也。”[25](PP.4-5)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云：“司马迁、扬雄自序，班固录入《汉书》以为列传。迁自序于所作《太史公书》七十篇，皆有小序。雄自序于平生著作甚详，亦载《法言》小序，是皆仿《诗》《书》之例。”[26](P.22)由此可知，班固《汉书·扬雄传》是在扬雄《自序》基础上略加“按语”，并增补了一些相关史料而成。

至于扬雄自述其作品《广骚》以及《畔牢愁》，《汉书》本传曰：“《畔牢愁》《广骚》文多，不载，独裁《反离骚》。”张震泽认为：“班氏不载，二文遂佚。”将其归入“扬雄佚篇”。[21](P.429)《扬雄传》所谓“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重》”应即《远游》中间的“重曰”，“楚辞”例称“骚经”。据《汉书·扬雄传赞》云：“(扬雄以为)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19](卷87下，P.3583)本文推论“广骚”之意，当是托仙人王子乔之口，讲述老庄玄理，为屈原的“狂狷”开出一味心灵鸡汤，使屈原充满纠结的内心“宽广”一下，想开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旁《离骚》”、“旁《惜诵》”之“旁”通“傍”，师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其下类此。”[19](卷87上，P.3515)《汉书·食货志》注：“旁，依也。”《李寻传》注“旁，附也。”[27](P.925)“旁”训为“傍”、“依”、“附”，有模仿、仿作之意，可能将《广骚》附在《楚辞·远游》(上)之后。杨树达云：“《广骚》《畔牢愁》皆旁《骚》为之，乃拟《骚》，非反《骚》也。”[28](P.667)“拟骚”即《汉书·扬雄传》所谓“拟之以为式”之意。班固的按语“《畔牢愁》《广骚》文多，不载，独载《反离骚》”中“独”字的言外之意，当是史家因为“文多”不录《广骚》与《畔牢愁》，而只录《反离骚》这篇原创作品。可见班固读过《畔牢愁》与《广骚》，了解其原貌和保存状态，只是因为“文多”所以“不载”，以合史家修史之体，同样“文多不著”的《法言》现在还流行。据相关文献来分析，扬雄似乎对早年拟作也并不满意，《法言·吾子》云：

或曰：“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汪注：少年之事)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汪注：“悔作之也。”)[29](P.45)

这种“悔其少作”的感觉可能困扰了扬雄的一生。据陆侃如研究，扬雄作《广骚》在汉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31岁时。[30](P.6)扬雄在《答刘歆书》中谈到40岁前蜀中读书及创作经历，云：“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31](PP.237-238)对《畔牢愁》《广骚》以及《反离骚》这三篇早年作品只字不提。笔者对《畔牢愁》有另文考证。从本文列举《远游》(下)对《离骚》《大人赋》的模仿来看，这篇《广骚》确实属于不成熟的作品。

二、《远游》(上)之“理辞”出于《淮南子》

前贤已经注意到《远游》“重曰”上、下两部分的不同，清代陈本礼《屈辞精义》认为：“(《远游》)截《离骚》‘远逝’以下诸章，衍为此词，为后世游仙诗之祖。自‘悲时俗’起至‘焉所程’止，乃《远游》赋序。”[32](P.538)《远游》(上)结句“高阳邈以远兮，余将焉所程”下即“重曰”。陈本礼注意到“重曰”前后词句不同，其“《远游》赋序”之说有启发意义。但以“重曰”以下为正文，还是很有争议的。一般来说，骚赋序文用散文式，交代写作缘起，未见以骚体为序者。另外，“重曰”以上单句共50句，首尾俱全，前文所论《远游》抄袭《离骚》《大人赋》的语句几乎都不见于《远游》(上)，由此可见《远游》(上)当为独立的骚赋篇章，陈本礼此说不成立。本文考证“羡韩众之得一”之“韩众”为秦始皇时齐地方士，《远游》(上)当出于秦汉之后，不是屈原作品。

《远游》(上)的主旨在诗篇开始就明白昭示出来：“悲世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希望制炼形魄、排空御气、浮游八极但一无所成，弥漫着强烈的绝望情绪。司马迁《屈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今观《远游》(上)其悲不亚于四篇而不见载，是史迁当时或未见，或尚不以其为屈原作。在屈、宋作品中还没有出现神仙思想，而《远游》(上)将楚骚缘情传统与方仙道、黄老道家思想紧密结合，并真正开辟了游仙诗这一浪漫文学的传统。据本文研究，《远游》(上)共50单句，分为直抒胸臆的“情辞”36句和表述黄老道、方仙道的“理辞”14句，这些“理辞”构成了《远游》(上)的主体思想。记载黄老道家与神仙思想的重要文献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编撰的《淮南子》，而《远游》(上)的主体思想几乎全部出自于《淮南子》，主要体现在《原道训》《俶真训》和《精神训》中。下面考察《远游》(上)14句“理辞”的文献出处，均来自于《淮南子》中的相关篇章：

(一)首句“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淮南子·精神训》论“至人”之德：“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蝉蜕蛇解，游于太清。轻举独住，忽然入冥。”[33](P.107)“住”当作“往”，王念孙云：“谓轻举而独行也。若作住，则与‘忽然入冥’句义不相属矣。”[34](P.826)联系下文“贵真人之休德”之“真人”，意思是说希望像真人那样轻举远游。

(二)第19、20句“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正气”，见于《淮南子·诠言训》：“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33](P.242)《淮南子·坠(地)形训》：“食气者神明而寿”，高诱注：“仙人松、乔之属是也。”[33](P.60)《太平御览》卷669引《吐纳经》云：“八公(即淮南八公)有言，食草者力，食肉者勇，食谷者智，食气者神。”[35](PP.899-900)此“正气”实即黄老学之“精气”，来源于齐学。

(三)第21、22句“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此处是“求正气”的方法。“虚静恬愉”为《淮南子》中常用成语，《原道训》云：“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要也；虚无恬愉者，万物之用也。”[33](P.11)《俶真训》云：“古之人有处混冥之中，神气不荡于外，万物恬漠以愉静。”[33](P.21)《精神训》：“使耳目精明玄达而无诱慕，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欲。”[33](P.101)“是故圣人以无应有，必究其理；以虚受实，必穷其节；恬愉虚静以终其命。”[33](P.103)《人间训》：“清静恬愉，人之性也。”[33](P.105)“虚静”是道家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语出《老子》：“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恬愉”即恬淡快乐、无所好憎、无所争求之意。

(四)第25、26句“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中的“真人”，《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5](P.103)《刻意》：“能体纯素，谓之真人。”疏：“体，悟解也。妙契纯素之理，则所在皆真道也，故可谓之得真道之人也。”[5](P.241)都指“得道”而言。《淮南子》的“真人”具有神仙家色彩，对“真人”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俶真训》中：“古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抱德炀和而万物杂累焉，孰肯解构人间之事，以物烦其性命乎？”[33](P.21)据上文可知，修炼得道以游无穷者，称为真人。《精神训》：“出入无间，役使鬼神，沦于不测，入于无闻，以不同形相嬗也，终始若环，莫得其伦，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33](PP.104-105)文中描述的“真人之游”即《远游》“闻赤松之轻尘”之“赤松”和下句之“傅说”、“韩众”，《淮南子·泰族训》：“王乔、赤松，去尘埃之间，离群慝之纷，吸阴阳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蹀虚轻举，乘云游雾，可谓养性矣。”[33](PP.353-354)

(五)第29、30句“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羡韩众之得一”：傅说为殷武丁时的贤相，传说死后精神化为天上的星辰。前文论述“傅说之托辰星”出自《庄子·大宗师》，《淮南子·览冥训》亦云：“此傅说之所以骑辰尾也。”[33](P.91)“韩众”一作“韩终”，为秦始皇时方士，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得一”之“一”即“壹气”、“精气”，《淮南子·原道训》：“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二者伤矣。”上文言“真气”失位，则形神俱伤。

(六)第33、34、35、36句：“因气变而遂曾举兮，忽神奔而鬼怪。时仿佛以遥见兮，精皎皎以往来。”“气变”即神仙真气的变化，即指“求正气之所由”而言。《原道训》中言“鬼出电入”、“电入而鬼腾”皆神仙往来神速之意。林云铭云：“所以求正气者，以气之能变也。气变则形尝自举，忽如神出鬼没，其变幻不可端倪。”[36](P.148)《淮南子》中的“精气”来自于《管子》，其《心术下》云：“故曰：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一气能变曰精。”[15](P.222)《内业》：“凡物之精，此(戴望注：‘此’乃‘化’字)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15](P.268)可见《淮南子》中的方仙道源于齐学。

从上文可知，《远游》(上)主体思想具备黄老思想和燕齐方仙道两种因素。胡适认为，这种神仙家学说在《淮南子》中依附老庄道家这一南楚固有学说，演成一种注重内功的神仙家言，神仙方术遂一跳而为神仙出世的哲学。[37](P.191)关于养气成仙的理论集中在《管子》中的《内业》《白心》《心术》等齐学著作中，这些思想为《淮南子》所继承。《淮南子》中的“气”以及包括“气”字的常用词语，比同时代的相关文献要多得多。据平冈贞吉的《淮南子出现的气之研究》统计，“气”出现达204次，有天地阴阳之气、风俗之“民气”以及医疗养生术中的气论等。[38](P.128)《淮南子》中的气论很大部分来源于齐学代表作《管子》，游先生论述《远游》中的阴阳思想和神仙观念时说：“阴阳家与神仙家的关联还须上溯到齐国思想的源头。《管子·内业》许多养生与道家所讲的导引十分接近，这便是古代的神仙思想胚胎于齐国的明证。”[39](P.20)齐学中的黄老思想在汉初成为统治思想是不争的事实，如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是黄老思想的重要文献，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的描述实际上是黄老道家而非老庄道家。持《远游》为屈原所作观点的学者往往认为，屈原曾出使齐国，所以就带回了稷下先生的“精气说”。据《史记·屈原列传》，屈原确实出使过齐国，但没有记载屈原是带着“精气”载誉归来的。这种解释证据不足，难以服人。

从上文对14句“理辞”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远游》(上)的主体思想主要出自《淮南子》。此书作者为西汉淮南王刘安，以喜好神仙之术知名，当时的淮南是一文化中心，聚集了各种术士。《汉书·淮南王传》云：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祕之。[19](卷44，P.2145)

据胡适考证，刘安入朝献书之时，曾有一段与太尉田蚡的对话。田蚡为太尉的时间为武帝建元元年至建元二年(前140—前139)，故《内书》完成时间应在公元前140年之前。[37](P.121)“《内书》二十一篇”即传世的《淮南子》或《淮南鸿烈》，其成书有“刘安自作”和“集体创作”两种说法。《汉书·艺文志·杂家》“《淮南内》二十一篇”下班固自注：“王安”，《汉书补注》引沈钦韩云：“其《要略》一篇，自叙也。”[40](P.888)《淮南·要略》云：“故著为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33](P.373)《史通·自叙》云：“昔汉世刘安著书，号曰《淮南子》。”[25](P.9)《淮南子》二十一篇，当是系统性的理论著作。马庆洲《淮南子成书及作者考论》认为，《汉志》在记载刘安和淮南文人集团创作时，是分开记载的。如《诗赋类》中，《淮南王赋》和《淮南群臣赋》是分开的，《淮南内》下注“王安”，《淮南道训》则注“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从而肯定《淮南内》二十一篇应为淮南王安所自著。[41](PP.16-41)当然这一“自著说”并不排除门下宾客们的参与，《汉书·景十三王传》：“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师古注：“言无实用耳。”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内》二十一篇为“新出，上爱祕之”，除了宫廷以及淮南外，不为人所知。《淮南》诸书已经成了“秘书”，而《远游》(上)几乎全部“理辞”皆来自《淮南子》，那么，本文有理由相信，淮南王安就是《远游》(上)的作者。

三、“《楚辞》定本出自淮南”及《远游》创作时间

淮南王刘安雅爱《离骚》，曾应武帝之请作《离骚传》，是《楚辞》的最早诠释者，其遗说见《史记·屈原列传》：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7](卷84，P.2994)

《屈原列传》从“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至“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意畅达，一气贯注，显系出自一人手笔。班固指出引文出自淮南王刘安，《离骚序》云：“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评论上述引文云：“斯论似过其真。”又云：“‘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羿、浇、少康、贰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经书传记本文，以为之解。”[42](卷25，P.611)从引文判断，班固是读过淮南王《离骚传》的。《汉书·淮南王传第十四》记载：“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祕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师古注：“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19](P.2146)《文心雕龙·辨骚》：“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43](P.45)亦采其说。王念孙认为“离骚传(傳)”之“傳”当为“傅”，“傅”与“赋”古字通。“使为《离骚傅》者，使约其大旨而为之赋也。”[34](P.296)杨树达《汉书窥管》认为“王说非也”，“传”为训诂学中“泛论体”之“传”，“非赋体”之“傅”。[28](P.345)从班固《离骚序》引文判断，杨说为正。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称淮南王安《离骚传》为“《离骚经》章句”，说明这种“泛论性”的“传”与训诂“章句”之学基本上是一致的。《离骚传》所谓“蝉蜕”、“浮游”实际上即方仙道所谓“尸解”、“形解”，指肉体虽坏而精神解脱。《淮南子·精神训》：“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蝉蜕蛇解，游于太清。轻举独住，忽然入冥。”[33](P.107)《史记·封禅书》说燕齐方士“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抱朴子·论仙》引《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44](P.20)即《远游》(上)之“神倏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独留”，淮南王刘安实际上是以神仙家思想来阐释屈原，而在屈赋中并没有这种思想。

《淮南子》对《楚辞》征引很多，朱熹《楚辞辩证下·天问》云：“大抵古今说《天问》者，皆本此二书。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本皆缘解此《问》而作。”[2](P.192)此“二书”即《山海经》与《淮南子》，这两本书与《楚辞》关系密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楚辞集注》谓《山海经》《淮南子》殆因《天问》而著书，说者反取二书以证《天问》，可谓高世绝识，毫发无遗恨者矣。”[45](P.435)汤炳正认为：“因为淮南及其宾客皆习屈赋，故《淮南子》之命意、造句，多袭屈赋。”[46]甚至有《史记·屈原列传》为淮南王之《离骚传》之说，《史记会注考证》卷84引董份曰：“《屈原传》，大概汉武帝命淮南王安为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语，班固尝有论矣。”[47](P.3887)司马迁作《屈原列传》曾参考过淮南王安《离骚传》，但绝非照搬。《太史公自序》云：“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正因为淮南王迷恋神仙导引之术，同时对《楚辞》有精深的造诣，使得他能够将两者完美结合，《离骚》“远逝自疏”以后登陟昆仑、徘徊流沙之类的诗性想象也是其“远游”意象的重要来源。

但《远游》(上)弥漫着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除了发端“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及下文“永历年而无成”还可理解为求仙不成的失望，他如“遭沈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营营而至曙”、“意慌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神倏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独留”，“神”即“魂”，“形”即肉体，诗意完全是绝望情绪的表露。又如：

绝氛埃而淑尤兮，终不返其故都。免众患而不惧兮，世莫知其所如。

王逸注：“淑，善也，尤，过也。言修道行善，所以过先祖也。绝，一作超。尤，一作邮。”[1](P.165)朱熹《集注》作“超氛埃而淑邮兮”，注云：“邮，一作尤……淑尤，言其淑善而绝尤也。此以上，言所羡仙去之乐也。”[2](P.107)王逸、朱熹解释不通。“淑尤”、“淑邮”均为“速邮”之音转。淑，禅纽屋部，速，心纽屋部，均属《广韵·屋部》，音近相通。“邮”、“尤”声通，见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尤字声系”。[48](P.372)“速邮”为先秦习语，《孟子·公孙丑上》云：“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焦循注：“德之流行，疾于置邮传书命也。”[49](P.109)“邮”即邮亭、驿站之谓。《孟子》此语又见诸《郭店楚墓竹简·尊德义》简28-29：“德之流，速乎置尤而传命。”[50](P.175)贾谊《悼屈原赋》：“般纷纷其离此邮兮，亦夫子之故也。”“邮”、“尤”相通。上引《远游》诗句意思是：“超越俗世的尘埃，像驿站的快马一样，最终也不能返回到故都。从而免除了人世众多的忧患，丝毫不恐惧，人世不知我去了哪里。”这些句子完全可以理解为临绝之音。

上文的“魂营营而至曙”、“神倏忽而不返兮”、“超氛埃而淑邮兮，终不返其故都”即指魂魄离散；“免众患而不惧兮，世莫知其所如”表明“魂魄离散”以后也就免除了种种生之忧患，是对死后世界的悬想之辞；“形枯槁而独留”即指形体因无“神”、“魂”而“枯槁”、而长留世间。藤野岩友曾将《离骚》与《远游》作过对比，前者是表现内心情感的文字，而后者则是“魂与气”的文学。[51](P.114)这种绝望情绪绝不只是淮南王神仙梦的破灭，同时也是长歌当哭的生命绝笔，可能是淮南王刘安自杀前的绝命辞。据《汉书》本传记载，刘安为淮南王凡42年(前164—前122)，武帝时，很受朝廷的优礼，但他不忘父亲淮南厉王刘长迁死的仇恨，群臣宾客又时时以此事激动他，他想造反但不坚决。其庶孙建将其谋反阴事告知天子，其党羽伍被“亦自诣吏”，具告与淮南王谋反事，“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捕王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待诸侯、公卿议决以后，“上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安自刑杀”。[19](卷44，PP.2152-2153)则《远游》当作于自杀之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记载：“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集解》引徐广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7]即公元前122年，淮南王于是年自杀。

四、《大人赋》受到《远游》(上)以及《淮南子》的影响

《大人赋》为司马相如的名作。《汉书·司马相如传》云：“上(武帝)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赋》。”[19](卷57下，P.2592)史载“相如既奏大人赋，天子大说(悦)，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这种劝谏方式被扬雄称为“劝百讽一”、“曲终奏雅”，实际上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大人赋》的创作受《远游》和《淮南子》一书的影响痕迹是很显然的，如：

(一)《大人赋》首4句：“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诗中的“大人”喻指汉武帝，颜师古注说：“大人，以喻天子也。中州，中国也。”武帝曾云：“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19](《郊祀志上》,P.1228)，此即“曾不足以少留”之意。《淮南子·泰族训》：“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灵，与四时合信。”[32](P.348)“大人”具备帝王特性。

(二)《大人赋》第5、6句：“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明显承接《远游》(上)之“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说文·去部》：“朅，去也。”《远游》(上)“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这一问句，表达真实的内心状态，即一心希望“轻举远游”，可是凭借什么来“上浮”呢？《大人赋》明显是以《远游》(上)中的疑问句作为“大人”之游的“引子”的，《大人赋》7、8句“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是对“焉托乘而上浮”的回答。《远游》(上)以问句“焉托乘而上浮”起始，以问句“高阳邈以远兮，余将焉所程”结尾，给后人留下很多衔接余地，同时更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力的空间。从中不难见到，司马相如创作《大人赋》时，已经读过《远游》(上)了。新版《史记·司马相如传》在“世有大人”句下补入“晋代张华云”：“相如作《远游》之体，以大人赋之也。”[7](卷117，P.3680)前文推定《远游》当为淮南王刘安的临绝之音。《史记》《汉书》皆未记载司马相如创作《大人赋》的具体时间，也未记载司马相如卒年，但《史记》本传结尾云：“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泰山，至梁父禅肃然。”《集解》引徐广注“相如既卒”，曰：“元狩五年也。”[7](卷117，P.3697)徐广当是根据汉武帝祭祀活动的时间推断出来的。“元狩五年”为公元前118年癸亥年，而刘安自杀在元狩元年(前122)。从时间上来说，司马相如阅读过刘安所作的《远游》，受其启发创作《大人赋》。

(三)在《大人赋》行文之中，也可以看出受《淮南子》影响的痕迹。如对帝王游仙气象的描绘，《大人赋》中有下列数句：

奄息葱极泛滥水娭兮，使灵娲鼓琴而舞冯夷。时若暧暧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沕荒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19](卷57下，P.2596)

服虔曰：“灵娲，女娲也。伏牺作琴，使女娲鼓之。冯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冯夷得道以潜大川。”服虔所引《淮南子》“冯夷”云云见诸《齐俗训》。又《原道训》云：“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游微雾，骛怳忽。历远弥高以极往，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扶摇抮抱羊角而上。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可见《大人赋》之“舞冯夷”是以《淮南子·原道训》中的“冯夷”为蓝本的。《淮南子》中的“冯夷”是“大丙之御”，“大丙”即“太白”，《文选》李善注《七发》引《淮南子》曰：“昔冯迟，太白之御。”[23](四，P.1570)“迟”、“夷”相通。可见《淮南子》所谓“大丙”即“太白”之异文，“太白”即金星。在司马相如《大人赋》中，作为太白金星的御手“冯夷”成了“大人”的御者，“乘云车，入云蜺”等一连串行为动作都是由“冯夷”做出的，这与《原道训》的描写相一致。《大人赋》之“排阊阖而入帝宫兮”，《史记正义》引韦昭云：“阊阖，天门也。《淮南子》曰：西方曰西极之山，阊阖之门。”[7](卷117，P.3685)即《原道训》之“排阊阖，沦天门”。《大人赋》之“载玉女而与之归”，《淮南子·俶真训》云：“若夫真人……烛十日而使风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33](P.27)《大人赋》中的“玉女”应指“宓妃”、“织女”之类的神话人物。

(四)《大人赋》结句：“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此句借鉴了《淮南子·道应训》：“此其下无地而上无天，听焉无闻，视焉无瞩。”[33](P.205)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大人赋》多处采用了《淮南子》中的材料。据《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祕之。”[19](卷44，P.2145)此段《史记》未载。《汉书补注》引齐召南曰：“按此篇较《史记》有补有删，详序招客著书及入朝献诗赋，此补《史记》之缺略也。”[40](P.1025)从引文“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等句来判断，司马相如是见过《淮南子》之书的。《大人赋》描绘出神仙遨游天空的自由自在，同时也描摹神仙的清癯及孤独。可见《大人赋》虽然借鉴了刘安《淮南子》及其《远游》诗篇，仍属于自铸伟辞的辞人之赋。

五、淮南王《远游》与扬雄《广骚》是怎样缀合在一起的

由此可见，淮南王刘安创作了《远游》(即“重曰”以上部分)，司马相如受《远游》及《淮南子》启发而创作了《大人赋》。《远游》“重曰”以下为扬雄《广骚》，本来为“旁《离骚》”而创作，因为对《离骚》及《大人赋》借鉴过度，招致了许多批评。那么，作为淮南王刘安原创作品的《楚辞·远游》与扬雄拟作《广骚》是怎么连缀起来的呢？

《汉书·艺文志》在刘向、刘歆《七略》之上删要而成，其中“诗赋略”记录“屈原赋二十五篇”。据王逸《楚辞章句》：“逮至刘向，校典经书，分为十六卷”，裒集屈、宋、景差、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作品而成。“篇”、“卷”有别，“篇”指文章，“卷”一说是把文字写在竹木简上经过绳子编连并卷成一卷后的名称，另一说指缣帛或纸卷的单位而言。[6](P.86)同一卷既可以容纳一篇或多篇文章，也可以把一篇文章分成几卷。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刘向序录诸书皆云‘定以杀青’，是书籍多用简也。《汉书·艺文志》所录各书，以卷计者，不及以篇计者之半。”[53](P.106)东汉应劭云：

刘向事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上素也。[35](卷606，P.560)

可见刘向校雠典籍，先“定以杀青”，将文本抄录于简册上，然后再“上素”，抄录于缣帛之上。书于简册上的文章可能是一篇，也可能是一篇以上合抄，此乃古书通例。如《上博简》第四册《昭王毁室》与《昭王与龚之脽》合抄，第五册《鬼神之明》与《融师有成氏》、第六册《庄王既成》与《申公臣灵王》，都是两篇合抄在一个卷册上。而《子羔》《孔子诗论》与《鲁邦大旱》三篇，长度、形制、字体相同，原先也可能编于一册。[54](P.8)在《楚辞章句》中《远游》自为一卷，很可能是合《远游》与《广骚》两篇为一卷，中间以“重曰”为界加以区别，两篇作者不同，内容大异，而年深岁久，莫之能辨。就目前所知，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乃最早《楚辞》注本。《直斋书录解题·离骚释文》云：“《楚辞》刘向所集，王逸所注，而《九叹》、《九思》亦列其中，盖后人所益也欤？”[45](P.433)《九叹》刘向著，《九思》王逸著，皆出于后人而附益于《楚辞章句》中。王逸《楚辞章句》存在很多问题，陈振孙这一怀疑是有道理的。

另外，古人作辞赋往往不题撰人，如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所论：“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26](P.180)即以屈赋而论，如《招魂》作者或为屈原或为宋玉，而《九歌》《九章》诸作尚存争议。这种情况在汉代还未改变。《汉书·司马相如传》云：“上(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杨)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招问相如，相如曰：‘有是。’”可见相如名作《子虚赋》就未标作者之名。最早编集并命名“楚辞”的是汉成帝时的刘向，《汉书·艺文志》记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但这二十五篇作品名录久已亡佚，几乎成了文学史悬案。可以肯定的是，刘向所辑《楚辞·远游》即是本文所说的《远游》(上)，而且已经误认《远游》为屈原所作，并仿作一篇。《九叹·远游》的神仙思想“譬若王侨之乘云兮，载赤霄而凌太清。欲与天地参寿兮，与日月而比荣”，采用了许多屈赋中的词句，可以说是受了《远游》(上)的影响而有所发展。

扬雄所处的西汉晚期还是“竹书”时代。随着近年来竹书文献的大量出现，这种竹书文献中文本连抄的“旁”(傍)法，实际上是常见的现象，即“附益法”。余嘉锡《古书通例》卷四《辨附益》论古人“附益”，云：“古人作文，既不自署姓名，又不以后人之词杂入前人著述为嫌，故乍观之似无所分别。……若因其非一人之笔，而遂指全书为伪作，则不知古人言公之旨。”[26](P.267)由此可知，“附益”并不等于“作伪”，乃古书之通例，如司马迁《屈原列传》将贾谊之《吊屈原赋》“附益”于其下，此为史家载笔之体。从班固《汉书·扬雄传》所谓“《广骚》《畔牢愁》文多不载，独载《反离骚》”来判断，《远游》与《广骚》可能就连抄在一起了。至于究竟是谁将《广骚》“附益”于《远游》之下的，史无明文。

综上所述，今本《楚辞·远游》是由淮南王刘安《远游》原作与扬雄《广骚》两部分组成，两篇代表了楚辞文学的不同发展方向。《远游》原作虽然有许多“养气”以求飞升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描写，但这是一个求仙失败的记录，是一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心路历程的展示，具有强烈的抒情意味，从诗体上来说应属于楚歌体。同时以其首句“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为标志，开辟了文人游仙诗作的“远游体”。扬雄《广骚》论辩色彩很浓，以老、庄道家思想结合方仙道，同时借鉴《离骚》与《大人赋》的典型意象，开辟了古代诗歌的“言理”传统，可以说是玄言文学的先声。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将扬雄生年(前53年，汉宣帝甘露元年)作为中古文学的开始是具有独到眼光的。另外，无论是《远游》还是历代游仙诗作，都是在屈原《离骚》的强烈影响下展开创作的。淮南王刘安《远游》借鉴了《离骚》“远逝自疏”这一典型意象，是对楚辞题材领域和表现空间的新扩展。扬雄《广骚》虽然对《离骚》与《大人赋》借鉴过度，被学者称为“集句式”的“百衲体”，但能将老庄玄言与神仙方术结合起来，对魏晋以后的玄言诗和游仙诗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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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沈松华)

On the Text Composition of Yuanyou of Chuci

ZHANG Shu-guo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That Qu Yuan was the author ofYuanyouofChuci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topic among the academia.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bamboo books have been unearthed in Chu Kingdom, which provides us with rich clues for its solution. The “Fuyi” phenomenon in the volume of bamboo books offers contribution to the text interpretation ofYuanyou.YuanyouofChuci, with “chong yue” as the boundary,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written by the King of Huainan, Liu An, entitled withYuanyou, while the second part is calledGuangsao, authored by Yang Xiong, which is actually a collection with “Baina” style, imitated fromLiSaoandDarenFuof Qu Yuan. As a result, it is not a successful work. Indeed,Yuanyouturns out to be controversial due to the attachment of Yang Xiong’sGuangsaounderYuanyou. These historical clues could be clearly traced in the “Preface of Yang Xiong”, orYangXiongBiographyofHanShu. However, restricted by the preoccupied idea that Qu Yuan is the author ofYuanyou, people of later generations paid no attention and misinterpret it. As a matter of fact,YuanyouandGuangsaoexert great influences upon poetry about immortals and metaphysical poetry respectively, and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poetry.

YuanyouofChuci;Guangsao; Qu Yuan; Yang Xiong; Liu An

2016-07-31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出土文献与两周时期历史文学文本研究”(15BZW043)的研究成果。

张树国(1965-)，男，辽宁阜新人，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

I207.22

A

1674-2338(2016)05-0060-12

10.3969/j.issn.1674-2338.2016.05.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