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梨梨

【摘 要】 文章阐述了史料中的文姬归汉记载，考证了有关问题的正误；分析了文姬归汉的意义。认为归汉的情结根源于“追寻原乡”的民族心理之中，然而因为“华夷之辩”观念在文姬归汉事件的介入，使其回归华夏文化的抉择依然没有阻止个人悲剧命运的发生，反而成为促使人生意义危机的助推力。文姬归汉事件给我们呈现了在特殊情境下，文化是如何消极地影响到个人身份认同，并最终酿成人生意义危机的。

【关键词】 文姬归汉；华夷之辩；文化；身份认同

一、史料中的文姬归汉记载

蔡文姬，本名蔡琰，东汉末年蔡伯喈（邕）的女儿，生卒年不详。根据史料的推测，其可能出生于熹平三年左右，即西元174年。三国时魏人丁廙做有《蔡伯喈女赋》，其中有“在华年之二八，披邓林之曜鲜”句，应当是指蔡文姬初嫁与河东卫仲道的事，但是所谓的二八，是否确指其初嫁时芳龄正合十六，尚不能做出断论。《后汉书·蔡邕传》和《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熹平六年，鲜卑寇三边，国内也是旱灾蝗灾不断，七月，诰群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蔡伯喈陈对七事而见重。至光和元年，灾异复起，又接连地震，妖异数起，帝问对策，蔡伯喈直对“此亡国之怪也”，又指责宦竖，表示应该裁黜小臣，因此而得罪权贵，终，“举家髡钳徙朔方，居五原安阳县”。明年大赦，但因蔡伯喈得罪五原太守王智而不得不“亡命江海，远迹吴会，积十二年在吴”。

根据以上蔡伯喈的经历，则蔡文姬初嫁河东卫仲道，当是在中平六年（189年）返回老家陈留之后。而文姬初嫁卫仲道不久，便“夫亡无子归宁于家”，也就是此时至初平年间的事。若以此而推算蔡文姬的生年，则熹平三年左右是可能性比较大的。另一方面，也可由此推算出其被抄掠羌胡兵中的时间。

中平六年八月，董卓入洛阳，因招蔡伯喈入朝，则蔡文姬居住在陈留老家，直至董卓部下李傕、郭汜东下抄掠陈留、颍川诸郡。董卓命令牛辅以兵屯陕，而牛辅又命令手下李傕、郭汜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儁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郡，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卓死，吕布使李肃至陕，欲以昭命诛辅。比傕等还，辅已败。[1]可见此事发生在董卓被诛前后，而董卓被诛，是在初平三年（192年）夏四月辛巳。所以蔡文姬被掠入羌胡，也当应该是在初平三年。而本传的兴平中，则应当是流落之匈奴之事，而非此次陈兵被掳。

这样推断的另一个理由是，蔡文姬的《悲愤诗》中有描述董卓率领的羌胡兵东下抄掠的情形，[2]与当时其他文献对董卓部下行径的记载多有符合处。曹操在《蒿里行》一诗中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王粲在《七哀诗》中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都是对当时中原一带被战乱之后的描写，与蔡文姬“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有相合之处。

其中还有另一个因素是，董卓部下兵源，多是羌胡人。《后汉书·董卓传》：“羌胡敝膓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后土。”这些兵没有实际的编制，只不过是临时凑合在一处，很像打家劫舍的草寇。所以董卓被诛后，李傕、郭汜诸人军心动摇，不知去否，而且后来的起兵，也是抱着“不克，则抄三辅妇女财物，西归乡里，尚可延命”的态度，显见各人的心态。这样的军队很难想象会有怎么严谨的纪律，每攻克一地而后大加抄掠，中饱私囊，也是情理之中事。

然而以上只是表明蔡文姬被掳入羌胡之中，并不是匈奴处，此二者之间又有何关联呢？余冠英先生为此提出了“二转手说”，认为其后李傕等和南匈奴王去卑的一次战争，是转手的关键。[3]

《后汉书·献帝纪》也记载了这一事件：“壬申，幸曹阳，露次田中。杨奉、董承引白波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率师奉迎，与李傕等战，破之。”

这样一来，非但文姬没入匈奴的时间就成了兴平年间，而且也顺利地衔接了两个不相干的事件，几乎成了学界共识。然而仔细考究此事，似乎还有一些商量的余地。

听闻董卓、牛辅被诛后，李傕、郭汜诸人在武威人贾诩的建议下，引兵向西，并最终攻克长安，入居关中。之后李郭二人不合，尚且相互攻击之，因张济自陕来和解二人，在多次斡旋下，最终同意迎献帝东归洛阳，此事在兴平二年十一月庚午。次日李傕等人才后悔而追击献帝，因此和去卑等军队发生战役。试想当时情景，本想截杀东归的献帝诸人而去，焉有带着原先抄掠的妇女财物而追击敌人的？即便是蔡文姬当时就在李傕军中，也万没有可能随着轻骑去突袭，而被匈奴右贤王去卑所劫掠，因此这次战役并没有可能成为转手的关键，甚至可以得出与之没有任何关系的结论。

现在的问题是，假若文姬被劫掠至李傕军中，那么之后去了哪里？关于劫掠的妇女财物之去向如何，史乘言之阙如。骚体《悲愤诗》中有“身执略兮西入关，历险阻兮之羌蛮”的话语，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时可能的情形是，羌胡之兵抄掠陈留之后回到洛阳，听闻董卓、牛辅已被诛，无所计谋。又因为贾诩的建议，决定起兵攻打长安，便打着为董卓报仇的幌子，看看运气：若攻下长安，则可得天下；若失败了，就长驱乡里。那么这些随身抄掠来的财物和妇女，自然有可能随军西行，至长安后又专门派人押送到羌胡的乡里，即“之羌蛮”。也或者有另一种可能，即是这些羌胡兵有一部分私自拥着财物和妇女西归了，并没有参与到李傕诸人攻打长安的战事之中。在当时主将也只是想着碰碰运气的羌胡军队中，显然看不到有什么严密的组织和良好的纪律，因此发生士兵私自逃亡的事，也是不无可能的。

南匈奴内附汉之后，北边诸郡如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都布满了南匈奴人及北匈奴的新附之众。[4]《后汉书·孔奋传》记载，建武十二年（36年），其时中原动乱，唯河西地区比较安定，而姑臧是个富邑，与羌族和匈奴互相买卖货物，每天交易四次，因此当地县官任职不满数月，往往就能弄到大量的财富。可见后汉初，姑臧一地，匈奴和羌汉两族的商业交换十分繁盛。而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安帝永初四年（101年），南单于把他抄掠得来的及羌族抄掠而转卖入匈奴的汉人男女共万余人归还给汉朝，可见羌族常有把抄掠得来的汉人转卖给匈奴为奴隶的事，而且数量必然十分庞大，一次竟至万余人。[5]

因此文姬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贩卖而进入南匈奴的，至于是否成为左贤王的妻子，则很难判断，因为根据本传的记载，只是“没入左贤王”，则具体指左贤王所统辖之部落，抑或是左贤王本人？都是不明确的。只是有一个最大可能，便是文姬当时确实是一路向西，进入羌胡的地界，真是同家乡相隔“悠悠三千里”了。

文姬在胡中十二年，生育二子。曹操因感念蔡邕被诛一事，便用重金将她赎回，而重嫁于屯田都尉董祀。这便是史乘所记录下来的文姬归汉的源头，而在两首诗中也皆有表现。

二、文姬归汉的意义

文姬归汉的历史记载如上，我们显见这只是一个极为个人的事件，为何却要探讨这一个人遭遇之意义呢？通过以上对史乘记载的梳理，我们可以将这一事件分为以下经历：离乡——别子——回乡。由此可以清晰看出，这一事件最终因为“乡”而连结在一起，最终有了一个“大圆满”的结局。尤其是这一事件被记载于正史之中，便有了另一层教化的功用，使得文姬归汉的意义更加丰富而饱满。然而这一事件是为何要通过“离乡——归乡”的框架进行叙述？“追寻原乡”在我们的文化中，为何如此富有魅力？这里，我们需要对历史做一简单的考察。

在蔡文姬的时代之前，生命主体追寻原乡的记载便已不少，例如很早的《诗经》中，就已经俯拾皆是。[6]《小雅·采薇》是表现征夫戍卒归乡的情形：“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悲伤，莫知我哀。”西周中叶以来，北方的玁狁成为威胁中原北边稳固的重要势力，华夷势力抗衡的形势大体形成。征夫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北地抗击外族的入侵。这一故事跟蔡文姬的经历极为类似：离乡——归乡，而且同样皆是因为在外文化的冲击下，才更加显见归乡的意蕴之深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小雅·何草不黄》、《王风·扬之水》等都表现了离乡在外者发出的最强音，对原乡的执着，且构成华夏儿女鲜明的特征。

文姬背井离乡的原因，是中原之内乱，而为羌胡所乘，最终以俘虏的身份“长驱西入关”的。[7]尽管思乡孔急，却是归乡无望，“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胡地荒蛮，“惟彼方兮远阳精，阴气凝兮雨雪零。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然而即就是这样的境遇，“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求生的本能依然支撑着自己。然而，归乡无望和求生本能之间的挣扎，却是永恒的主题。归汉并没有化解这一挣扎，反而加剧了痛苦：别子的肝肠寸断，或有甚于还乡带来的喜悦之情。

这里我们需要着重理解文姬归汉后的悲剧命运，因为在如上列举的原乡情结中，归乡，无疑意味着团聚、意味着愁苦的终结，然而在文姬归汉的故事中，却迎来的是相反的结局。文姬离乡，并不是简单地从一个地域跨越到另一个地域，而是从一种文化跨越到了另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间的跨越，也还不是自愿的选择，是被胁迫的，而且是从自恃文化甚高的华夏，最终跨越到了饮毛茹血的四裔之地——胡地。正是华夏——胡地两者文化间的差异，使得文姬归汉的故事意义更为深远。易言之，文姬归汉所面临的艰难抉择以及归汉后的怅然失所，正是“华夷之辩”的思想所造成的。

先秦时代产生的华夷之别，并非基于血缘特征等缘由，而是基于文化之差异。[8]不同生计方式下的文化，各有特色。对于中原的农耕文明而言，胡地的游牧人不讲信用，唯利是图。文姬没入胡地，并且育有二子，但是亲情关系最终还是没有战胜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在艰难的抉择中，她依然选择归汉。

文姬归汉的最终意图，被正史解读为对华夏文化的回归，所以在归汉的记叙中，用了远比之前要大得多的篇幅，来突出文姬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和所作出的贡献。其赞曰：“端操有踪，幽闲有容。区明风烈，昭我管彤”，[9]也是就对华夏文化认同的角度言之。然而通观文姬归汉后的命运，我们无法得出回归华夏文化，就顺理成章解决了身份认同的困惑和人生价值与意义的困扰。结局恰恰相反，因为执着于文化，反而使鲜活的人生变得格式化、片面化了。从文姬决定归汉的那一刻起，她就注定要丢掉自己的一部分，而去迎合文化上的认同，以博取生活上的慰藉。然而这是一场失败的回归，归汉并没有解决自己身份认同的困惑，“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正是这种认同危机的后果。回归旧有的文化，反而使身份认同无措手足，人生的意义也因之而湮没了。

归汉之后的文姬，已经不是当初离乡时的文姬，这是隐寓于归汉抉择背后的人生现实。这一隐寓于归汉抉择背后的人生现实，指的是，蔡文姬的归汉形同回到最熟悉的家园祖国和熟悉的事物之中，却遇到了最陌生与令人不安的身份认同秘密。[10]透过对文姬归汉事件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在如此特殊的境遇中对身份认同造成的影响，这也是文姬归汉故事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注 释】

[1] 参见《后汉书·董卓传》、《三国志·董卓传》.

[2] 五言、骚体两首诗俱见：《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

[3] 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5.

[4][5] 林幹.匈奴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11.

[6] 以下引文均据《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7.第一版.

[7] 以下引文均见《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所附二首《悲愤诗》.

[8] 参见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又参见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5月初版，页396以下.

[9] 《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

[10] 蔡明玲.文姬归汉之离散精神原型的跨艺术论述[M].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59.

【参考文献】

[1] 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 屈原.楚辞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