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 乙

罗家伦与顾颉刚的治学与交往

文|丁 乙

罗家伦（1897-1969）与顾颉刚（1893-1980）的治学方向虽然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治学路径大体一致；至少在罗家伦完全涉入政坛以前，两人也是志同道合、常相过从。即使在罗家伦栖身政坛以后，两人亦时常有书信往来，尤其是每当顾颉刚遇有困难时，罗家伦总能伸出援助之手。但由于性格秉性、人生追求、政治理念的差异，两人最终还是渐行渐远，直至分道扬镳。

一

罗家伦与顾颉刚相识于“五四”前后的北大。1916年夏，北京大学在上海招考新生，24岁的顾颉刚报名应试，随即被录取。他于秋天负笈北上，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与他同年入学的还有傅斯年。1917年秋，毕业于复旦公学的罗家伦通过北大的新生考试，于这一年秋升入北京大学，主修外国文学。

罗家伦入学之初，顾颉刚与傅斯年已升入二年级，他们两个同住在西斋丙字12号宿舍。9月开学之后，罗家伦几乎天天去傅斯年宿舍：“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可见当时这个宿舍学术氛围相当浓厚，“颇有谈论之乐”。当时在罗家伦看来，顾颉刚不善言辞，“精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由于罗家伦与傅斯年的亲密无间，而傅斯年又与顾颉刚同寝，罗家伦也自然与顾颉刚成了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这段交往开启了两人数十年的友谊。

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是当时北大学风的一大特色，这种风气在1918、1919年间最为盛行。傅斯年经过顾颉刚的推荐，转投胡适门下以后，胡适的家也就成了傅、顾、罗等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在这里，顾颉刚与傅斯年、罗家伦无拘无束地争论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诸多问题，不断碰撞出学术思想的火花。在胡适等人的鼓励与提携之下，傅斯年、罗家伦等很快成长为新文化思想的宣传者与实践者，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新潮》杂志的创办。

1918年秋，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康柏清等为了文学革命，进而为新文化运动呼号，在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的支持下，于1918年11月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并邀请胡适做他们的顾问。顾颉刚此时虽在苏州养病，但也密切关注着这项事业。因为这项事业的缘起本身就与他有很大的关系。傅斯年回忆当年创办《新潮》的缘由时就曾提到：“六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是必要闲谈的。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罗志希君，常加入我们这闲谈。”可见，顾颉刚确实是《新潮》杂志最早的发起人与谋划者。至于《新潮》这一名称，则是由罗家伦提出的。

《新潮》创设之始，傅斯年任主任编辑，罗家伦任编辑，顾颉刚作为首批入社成员，经常给傅斯年、罗家伦去信提出各种意见，不断给予他们鼓励。如他在1919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记道：“写覆志希书，以社事相勖。”他于12月为《新潮》作了一篇文章《对于旧家庭的感想》，是《新潮》上刊登的第一篇批判旧家庭的文章。顾颉刚生怕所作文字被其父亲看见，故在文章中用了笔名“顾诚吾”。该文着重批判旧家庭中毒害、禁锢人们头脑的名分主义、习俗主义、运命主义，并抒发了自己对这一年多来家庭遭遇的悲愤与无奈：“旧家庭里因为没有是非，没有爱情，所以根本上不认有人格的存在。他们看着自己是长辈的所有物，要长辈去处置。……这固然很可以维持秩序，没奈何拗戾人类的性情，灭没人生的快乐。一个人若是机械造的，当然可以受这等的支配，不幸而不是机械造的，就处处流露出勉强的样子和苦痛的实在了。”这无疑是顾颉刚发自内心的感慨。

关于此，罗家伦后来回忆道：“我着重于谈文学和思想问题，对于当时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裂的批评……颉刚的文字，多半是关于掊击旧家庭制度和旧社会制度，关于妇女问题，也有许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在当时大家以为是骇人听闻的话。”其中一篇《妇女人格问题》，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这篇文章后来传到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手中，傅便当即“示意蔡孑民，要他辞退了两个教员，开除了两个学生，就是当时所谓四凶”。妇女解放确实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罗家伦也曾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上写过一篇与之类似的文章，题为《妇女解放》，细致地分析了西方妇女解放的潮流与理论，并且对比中国妇女的实际地位与情况，强调必须实现男女平等的理由以及在中国实行的必要，其目的是探寻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罗家伦不仅文笔斐然，而且他的文字对许多社会现象都有一种非常深刻的理解与认识，这一点也是令顾颉刚非常钦佩的，为此，他常常向妻子殷履安推荐罗家伦的文章与观点。如对于上述那篇《妇女解放》，顾颉刚在1919年9月29日给殷履安的信中就迫不及待地向她引荐：“《新潮》二卷一号里，有罗志希的一篇《妇女解放与儿童公育》，很费心力做的；等下个月出版时，寄给你看。”又如，顾颉刚身边有个同学自杀，罗家伦曾在《晨报》上对此作过一篇评论，这篇评论的观点也使顾颉刚非常服膺。他在1919年11月21日的信中提到：罗家伦在文章指出，“现在新旧社会过渡的时代，有觉悟的人，随处都要感着困苦不安，容易走到自杀的一条路上去。补救他的方法，有三样：（一）确立新的人生观（二）美术的生活（三）朋友交际的生活。这三条是的确不差。”由此不难看出两人价值观之相近。

顾颉刚在回忆当年新潮社创办前后的情景时，曾指出：“我记得罗家伦在《新潮》二卷一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古今中外派的学说》一文，对我曾产生过一定的消极影响。我当时很赞成他那种只钻研学问，不问外事的说法。”罗家伦这篇《古今中外派的学说》大体上是批驳社会上存在的一种风气与现象，即“现在中国有一派人，自以为‘学贯古今，道通中外；融会贯通，无所不晓，于是凡是外国所有学说，中国从前都是有的，外国所有的器物，中国从前都是有的——不但有，而且比外国现在的精。”在罗家伦看来，这派人不仅包括遗老，而且还有不少学生，罗将他们统称为“古今中外派”。而顾颉刚的这段文字写于1960年，所谓“消极影响”无疑是特定时代下的政治话语。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顾颉刚对于罗家伦为人品性之敬佩、思想学问之推崇。而事实上，顾颉刚自己其实也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如他在给叶圣陶的信中就曾提到：“我前天写一封信给志希，我说我希望勉力读十年书，来做新潮社的健全的社员。”

尽管两人身处两地，但书信往来频仍。这一时期两人信件往来的主要内容大体是罗家伦邀请顾颉刚多向《新潮》投稿，并且等到顾回到北平后希望能多为《新潮》做事。尽管顾颉刚自己承认“对于《新潮》，可称是一个忠实的社员”，然而由于家里的琐事与自己的身体，因此对于这项事业并不能“十分尽力”。面对罗家伦的一再邀请，顾颉刚对他承诺“下半年我到北京后，自然要在新潮社当些职务”，但“不愿当编辑更不愿做干事，而仅仅想做个编辑部的书记”，做纸上接洽的事情。而他本人回到北大以后初步的打算是“想此十年中作为休养时期，以自修为主，余暇作文发表，十年后便可以文字尽量的供给社会了”。可见顾颉刚虽然非常支持《新潮》的事业，但由于家庭环境以及自身因素，并不想太多地从事于这样的工作，他还是想以读书、学术为志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参加新潮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写文章。”

不久以后，五四运动爆发，罗家伦在五四运动期间扮演了旗手的角色，他被推为游行时的三人代表之一，那份著名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也是由他亲笔起草。消息传到苏州后，顾颉刚极为关注，并于5月9日写信给罗家伦，劝其将风潮扩大：“现在我们所希望的，总得在根本上动一回……所以这回的事非得扩大不可，非得一根本解决不可。”为响应五四运动，顾颉刚也曾在家乡与叶圣陶、王伯祥等挚友多方联络，发起办一周报，名为《自觉》，不过最终因经费困难而作罢。顾颉刚不仅在思想、行动上努力与罗家伦保持一致，而且面对别人对傅斯年、罗家伦的攻击与诋毁，他也多方解释，为其辩护。顾颉刚在给好友叶圣陶的信中解释道：“孟真、志希被同学逐出，难保无这事，却亲近军阀的行为断断不可相信，他们若是这样的言行背谬、志气薄弱，我不但从今不敢相信他人，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了。”并且认为他们两人人品极为信得过：“我同孟真相识五年，同居一年，他的性情知道的很详细。对于志希虽相识不过一年，因他与孟真来往很密，所以也颇能知晓。他们两个直是《红楼梦》里的黛玉、晴雯，不是与他们友好的人没有一个不怨他恨他。孟真、志希两个人不消说得是绝不肯瞻顾世故的，他们见着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就要加以评论——常人所谓之骂——攻击。”在他看来，罗家伦也是“生性直爽，与孟真竟难弟难兄”。顾颉刚同时也为他们感到一些惋惜：“他们两人都是天才，只以不善处世，闹得名誉受了污蔑。”

1920年，罗家伦等人在纽约合影（后排左罗家伦、右冯友兰、中间坐者为杨振声）

五四风潮渐渐平息以后，1919年秋，傅斯年考取山东省庚款官费留学生，即将赴英留学。11月19日，新潮社改组，罗家伦接任《新潮》编辑的职务，也成了新潮社唯一的编辑，而顾颉刚也是其中的一名重要职员，负责代派、赠阅、交换等事项，这便更加拉近了两人的距离。1920年5月5日顾颉刚给罗家伦的回信表明罗家伦此前曾去找过顾颉刚。而此时罗家伦已受蔡元培的推荐，获得了实业家穆藕初提供的奖学金，即将于秋天赴美留学。罗家伦之所以在行前去找顾颉刚，意图非常明显，是想让顾颉刚接任《新潮》的编辑，由此也不难看出罗家伦对顾颉刚的信任与器重。顾颉刚在1920年5月 30日写给妻子殷履安的信中这样写道：“两旬之前，志希到我寓里来，说他要出洋了，社事要我主持；允许代我京中某事，问我要多少薪水才够用。”所谓两旬前，正是5月初。信中表明，罗家伦不仅将社事嘱咐给顾颉刚，而且还愿意代他谋求工作。

然而这对于正在为家庭操劳且有志于学业的顾颉刚来说，确系无法承担的重任。顾不得已回了一封长信给罗家伦，将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家庭状况毫无保留地呈现在罗家伦面前，希望他能够理解。顾颉刚在这封中先从自己的家庭入手，表达了自己在家庭与学问之间无法协调的无奈：“我自问我好学之心，实在比别人强，几乎没一分钟不想到学问”，“我对于学问，既极躭深好，而家庭的不安，教我永远得不到学问”，“所以我对于家庭的处置，职业的追求，实在抱了无限的隐痛。没有法子，只好牺牲我个人的幸福罢”。

后来的一句话透露出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我抱了这种的心思，从没有对人这般的说过。因为我自知学问浅薄，讲不到做事业。请你看了，也不要告人知道，增加我的惭愧。”可见顾颉刚把罗家伦引为知己，才将这一心中的计划向罗家伦和盘托出。

最后顾颉刚谈到了新潮社的事业：“我对于新潮社，自然极愿尽力。但文字上的尽力，终当待之四五年后。”而他希望目前所能担任的职务最好是介于编辑与书记之间：“我极愿做一个编辑上的事务员，做催稿、发稿、分件、作覆……至于编次文稿，及撰述文稿，我的学问实在及不来，只好缓几年再说。”即便如此，顾颉刚对于罗家伦所托付的重任还是应了下来。经过1920年10月28日的选举，担任第三届主任编辑的是周作人，而顾颉刚的职务是编辑，并与毛子水、孙伏园等一同挑起了《新潮》的大梁。他事后回忆：“1920年罗家伦也毕业了，编辑工作就交由周作人担任。周不是一个办事的人，《新潮》二卷虽然名义上由他主编，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做过任何编辑工作，而主要是靠我们几个人支撑着。”

由于即将毕业，罗家伦已有出国的计划，而自身安排尚未有着落，因此在信的最后，顾颉刚请求罗家伦代他与郭绍虞在学校中谋求工作，尤其希望能介绍他们在图书馆工作。为此，罗家伦曾多次写信给胡适，请其设法为顾颉刚谋一职务。如他在1920年5月31日给胡适的信中指出：“顾颉刚兄事前次蒙先生慨然允为设法，以完成他做书的志愿，是我很感激的。但是他的家庭，很想教他回家去做事；若是不幸回家，他一生学问的前途糟了。所以我想请先生始终成全，快一点为他办妥；最好一方面在图书馆管理中文编目，一方面再为他在编译会弄一个三四十元的事体，以维持他的生活（他的生活预算，先生看见过的）。颉刚的旧学根底，和他的忍耐性与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其结果决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这封信确实发生了不小的效力。顾颉刚之所以能留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编目员一职，罗家伦无疑出了很大的力，这从顾颉刚给胡适的信中便能看出：“我的职事，承先生安排，使我求学与奉职融合为一，感不可言。薪水一事，承志希说及先生的厚意，更是感激。”这师徒三人的情谊在这数封往还信件中表露无遗。

由上可见，无论是家庭烦恼，还是治学抱负，顾颉刚都很愿意跟比他小一届的这位青年才俊去抱怨、诉说与分享，虽然至今罗家伦的大部分回信，我们尚未能看见，但也可以知道，罗家伦对这样一位挚友，也是非常关心与敬佩的，对他的人生理想与学术抱负也是非常的支持与赞同，甚至愿意将《新潮》这项他与傅斯年等筚路蓝缕开创出事业的担子让给顾颉刚来挑，尽管后来顾颉刚出于种种缘由而拒绝，但亦足窥二人情谊之一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两人又几乎同时从“学生万能”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当初他们以为学生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成，所以罗家伦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先锋，顾颉刚在苏州一直在鼓励他将学生风潮扩大。但一年以后，也就是1920年5月前后，他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如罗家伦就曾自问：“假如现在把中国全部政权交给我们手里，我们怎样办法？……请问，我们自己对于全国的财政，对于全国的实业，研究出了什么通盘打算的企图……我从前觉得政治没办法，后来觉得社会没办法，最后觉得我自己没办法。”他又继续指出：“经过一年之久，以前的储蓄一齐发泄尽了。加之一年以来，大家的生活都是奔走呼号，哪里还有再来倾倒出来的呢？……所以我们若是长此下去，不但人才破产，而且大家思想一齐破产。”不难发现罗家伦此时的心境已经再也不是当年的那种意气风发，而更多的则是迷惘与悲观。这种情绪似乎也“传染”到了顾颉刚身上。在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顾颉刚应罗家伦之邀请，作了一篇《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刊载在《晨报·五四纪念增刊》上，值得一提的是，该文原名即为《对于群众运动的怀疑》。他指出，要改造中国，便是要“使全国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除此以外，更进一步来说，便是“学术运动”。此时正值各地掀起新一轮的学生情愿、罢课活动，顾颉刚对此并不赞同，写这篇文章的意图便在于唤醒学生，将他们从罢课活动中拉回到“学术运动”中来。

二

由于顾颉刚中途休学一年，因此小他一届的罗家伦与他同时毕业。1920年秋，因蔡元培的“特达之知”，罗家伦依靠实业家穆藕初提供的奖学金于秋天出国，先赴美国再到欧洲，先后就学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主修哲学与历史等方面的课程，旁及民族学、教育学，从1920年到1926年前后一共历经六年，最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而顾颉刚之前虽有出国之打算，但由于诸多因素，还是留在国内从事学术研究。1920年从北大毕业，此间先后任职于北大图书馆、国学门、商务印书馆、厦门大学，担任过助教、图书馆编目员、教授等职。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他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在史学界刮起了“古史辨”的旋风，并因此暴得大名。

1926年7月，罗家伦携带着从各个国家搜集的史料和千余册图书从法国回到中国，准备进一步落实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而顾颉刚也于当年7 月1日接受了厦大的聘书，南赴厦门，就任史学研究教授。9月，罗家伦回到南昌安顿家人，遭遇兵乱，后来侥幸逃过一死。顾颉刚在11月6日的日记中曾有过记录：“伏园谓志希回南昌后杳无信息，未知是否给郑俊彦害了。闻之惊疑交集。”“惊疑交集”四字足以反映出顾颉刚对老友遇难之传闻的内心活动。为此，顾颉刚在12月给罗的回信一开始便提到：“广东传来消息，说兄在赣失踪，或者已经殉难，使我大吓一跳。”并发出了“斯人如死，如中国近百年史何”之感叹，可见其对罗家伦之殷切关心与期待。在得知罗家伦安然无恙后，顾颉刚也是“不胜大慰”。

罗家伦回国伊始，曾踌躇满志，一心为学，欲为国人写一部“科学的中国近代史”，为此，他还希望身边的朋友对他进行督促，在学业上能够更加精进：“我想若是我有真的知己，便应当常常鼓励我学术方面之可能的大业，而当反对我，匡扶我，使我不坠入社会政治活动的歧途，以博一时的浮誉。”从以后两人不时的书信交往与学术交游来看，顾颉刚可以称得上是罗家伦在学术上的益友。

两人对于学术的探讨与交流始于北大同学期间。1920年5月间，顾颉刚曾给罗家伦寄去数封函件，表明自己的学术抱负与具体计划并将自己的计划按照时间顺序与步骤呈现出来，条理非常清晰。首先一层意思为若让他担任图书馆中的中文书编目职务，他将会用五年时间，从“拆散丛书”到“编辑现有书目”“到编辑访求书目”，最终达到第五年以后能够“随时编辑购入即访求书目、并随时改旧目”这一目的。与此同时，若让他担任编译会的职务，他会在十年之内着手落实两种图书的编辑：《中国图书目录》与《中国文明史》。等到这两方面工作大致完成，他便打算“到国外去学习分类学及史学纪年，归来后再着手做《中国图书的学科目录》，拿学科来分类，大概须六七年可以完毕”。与罗家伦所提倡的“一部科学的历史当藉诸人协力研究”不同，顾颉刚在心底里认为这项工作若是“一个人负了责任，长期的做去，成绩一定比分任的好”。在信中，顾颉刚再次提及自己对学问的见解与追求，指出早在预科时，自认醉心于章太炎的学说，想做一部“中国学术史”，后来觉得“学术的范围狭，便想改做一部‘中国社会史’”。而他现今的想法，又与先前完全两样了：他希望在所有功课的基础打牢以后，“一方面读西洋文的史学书，一方面读本国的故书；期以二十年，我便可成三部书：（一）‘世界文明史’（二）‘中国文明史’（三）‘中国书籍目录’”。并且他认为当下首先要着手的便是“中国图书目录”，而这部书目是做成一部“中国文明史”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做“中西学术沟通”的事业。这些在他看来，都是“整理国故”的具体计划。目前尚未看见罗家伦对于这些信函的回复以及对于顾颉刚学术主张的回应，但是由于两人同出自胡适门下这一缘故，这一时期两人的学术理念应是非常相近，在顾此时的学术主张与日后罗家伦对于近代史研究擘划之间，一定存在诸多学术理念的摩擦与融合。这从六年后两人再度聚首时的场景中能够略窥一二。

罗家伦回国抵沪后不到半月，顾颉刚1926年8月11日途经上海，曾特地来拜访过罗家伦，并与其作“长谈”。不难想象，分别多年的两位老友一定会就学术规划、人生志业做一番深入交流与分享：罗家伦迫不及待地将自己在欧美游学的见闻、感慨，尤其是在其心中酝酿已久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擘划吐露出来，顾颉刚也会将这些年他在古史上的见解与心得及其所发动的“古史辨”运动一吐为快。顾颉刚在随后与胡适的信中也提到：“此次过沪，晤志希。他预备以毕生之力成《中国近百年史》一书，搜集材料已有数百种，将编为‘史料丛书’。广州大学请他，他不愿入政治漩涡，故不去。明年如历史研究所设立，大可邀之。”

这六年（1920-1926）间，两人虽未有书信交往与其他联系（至少目前尚未看到），但从罗家伦回国伊始之际，便给顾颉刚寄去一封长信述及自己的研究计划，即可看出，两人对于彼此的学术与志业都颇为关心，而1926年9月8日所写的一封信，连同罗家伦在国外时于1925年5月25日给张元济所写的那封长信，以及罗家伦在1931年所发表的那篇赫赫有名的长文《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这三篇文章，较为清晰、完整地反映了罗家伦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见解、计划以及他对近代史研究的方法。从这也能看出梁任公所谓“书信函札即著述”的确不无道理。

这封信也是目前能见到的为数不多的罗家伦寄给顾颉刚的信件之一。信的开头便表明顾颉刚曾邀请罗家伦前往厦门大学任教：“弟本可从诸公之后，但既许赴东南大学，只得先去一看。”而之所以去东南大学，更重要的一层原因在于“东南大学距上海较近，可以常向东方图书馆及亚洲文会借书”。罗家伦对于材料搜集的强调，从信的开头便已开宗明义地表达出来：“弟之研究，非有大总经费搜集材料不可。厦大诸公如能从这方赞助，受益者不仅弟之研究，而为将来之学术界（即将来研究之人）。弟于中国近代史留心以来，不敢谓有研究，但于材料方面略知其所在及性质”，并且一再强调材料搜集的紧迫性：“深感此时如不搜集，则多过一年，即困难一年”，而如若厦大能够从事此事，及时搜求资料，建立一个硕大的资料库，便可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之宝藏及策源地”。

罗家伦在信中提到“弟前次与兄谈时，曾言及‘中国近代历史博物图书馆’之梦想”，可见两人在此之前已经见过面，并且罗家伦曾当面向其阐述自己所追求并欲建立的史料库“中国近代历史博物图书馆”。而究竟如何实现这一梦想呢？罗家伦认为应该先筹一笔固定独立的经费，委定给一个固定的人或者成立一个固定的委员会。至于具体操作办法，当先从搜集图书着手，而有以下几种类别与搜集方法：“一、可以设法购得的原本史料；二、不可购得而可照像或抄写的；三、尚可得到的绝版西文书籍关于中国史料者；四、随时购买新出的西文书籍关于中国史料者；五、尚可得到，但是已经绝版的中文书籍关于中国史料者；六、随时购买新出的中国文的史料。”以此来反观此前顾颉刚在给罗家伦信中对编纂目录之学的强调，似可发现两人初步的打算皆在于整理与编订史料，不仅仅只是罗家伦对外国文献与材料的重视，正如前文所述，顾颉刚也期望能够“到国外去研究分类学及史学纪年，归来后再着手做《中国图书的科学目录》，拿科学来分类”，并且认为在此种“大整理”之后，才能着手做文明史。仔细考量二人的主张，无论就学术追求还是精神内涵上并无二致，且都可以追溯到他们共同的老师胡适所提出的“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那里。

罗家伦随即又提出三件具体可行的事宜，包括清宫重要档案照像及抄一副本问题、赴北京研究清宫文件问题、设法购买忠王李秀成供词问题等，希望顾颉刚能与厦大诸公商讨，看是否能帮办妥。尤其是赴北京研究清宫文件问题一事，罗家伦再次向顾颉刚表明了自己的治学方向与学术追求：“弟欲赴北京研究清宫文件问题。——于此时尚未叫唤之际，弟深愿前往北京，尽阅所有档案；因去取之间，各人有各人眼光，而且将来亦断不能全抄全照。京师图书馆中，弟亦拟收罗一次。此事与弟将来著作甚有关系。”因此，他希望能有一个Travelling Research Professor（or Fellow）能够代他在北京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兼办选择材料，管理发抄及照像事宜”。在他看来，关于此事，只有厦大能帮助他，因而希望顾颉刚助他一臂之力，而如果此事得成，罗家伦下一年即可来厦大教书。

顾颉刚非常认同罗家伦对于近代史研究的计划，认为其“非常周密”。在得知罗家伦与傅斯年回国后“都不想作文发表”后，他也指出：“专事作文发表固然无聊，但胸中实有意见，何必藏起呢？”“无论这件事能不能做，总以为写出为是。写出之后，才能使人注意，使人表同情。只要表同情的人多，事业自有成功之望。”并力劝其将这方面的计划以文字的形式写出，刊登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

顾颉刚认为罗家伦在信中所提诸点均颇有价值，一年后，他从厦门大学转往中山大学担任史学系教授兼主任之际，仍未忘记此信。而按照顾颉刚以往的习惯，友人间往来论学的信函，如果他认为非常有益，都会选择将其刊出，罗家伦此信也不例外。顾颉刚将此信加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这样一个标题，也刊登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上。

1927年4月，顾颉刚为中山大学购书事前往江浙沪一带，5月31日抵南京，次日便去总政治部拜访罗家伦，虽不遇，但傍晚时分，罗家伦亦来回访，并且一起吃过晚饭后，还“同到丁园，晤鼎丞、养甫二先生”。6月2日，两人又一同用餐。6月3日，顾颉刚便回到苏州。过了几日他给罗家伦回了一封信，开头便说：“到宁后承蒙诸位在极忙冗的生活中招待我，非常感激。”随即在信中便说到了重点，在顾颉刚看来，“南京最好设立一个史料库，自本年正式成立政府起，一切公文均保存在内，以备国都中各机关各学者的应用。本年以前之公文，亦应尽力收集。吾兄任编史委员长，此事大可即办。将来党军到北京，即可合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近视图书馆、北大研究说（中藏明清档案甚多）为一大规模之博物院，以故宫全部为院址，南自中华门，北至地安门皆在内，分为图书、古物、史料三部。”顾颉刚同时指出在北京、南京、广州三个方面同时设立机构，搜集史料，而广东方面，则由他自己来“努力为之”，如此，“将来全国南北中各有搜集史料之机关，于研究历史上非常方便，而兄要做的近百年中国史也一定做的成了。”这一点可以说与罗家伦的想法不谋而合。

1928年12月，中山大学考古学会同人合影（右三为顾颉刚）

此时顾颉刚在广州中山大学已与鲁迅闹僵，势有不可不走之势，为此，顾颉刚也曾托罗家伦帮他设法。一方面是托罗家伦向正、副校长戴季陶、朱家骅商量，能否派他赴日留学，如若不能，也可以准他到各省购书，或是“专在研究所担任学术事务，绝对不担任行政事务及各种教科”。如若这些方案都不可行，则另一方面请罗家伦帮其安排一个专门研究历史的事情，这样好供他编著一本中国通史读本。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此事似没有下文。不过，一年后，罗家伦便出掌清华大学，1929年5月，顾颉刚受燕京大学聘，并于9月抵平，两人得以在北平再度聚首，重温旧情。顾颉刚随后两年的日记中对两人交往与交游着墨较多，但多只是简单提及，详细情形并未展开，笔者在此也不作延伸，不过有一事颇值一提。1930年初，顾颉刚曾邀请罗家伦来燕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他在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为志希演讲事打各处电话。”足见顾颉刚对朋友之热忱。次日，顾颉刚先上了一小时的课，便去听志希演讲，主题为太平天国，这正是罗家伦钻研已久的研究。罗家伦在当日的日记中也留下了这次讲演的记录，正好弥补顾颉刚日记太过简略之失：“下午四时半，赴燕京大学历史学会之召，演讲太平天国，计分四段：（一）起因；（二）军事经过；（三）制度；（四）失败之原因。费一时三刻，听者约一二百人。”即从听众人数而言，这次演讲应该说是声势隆重，足证罗家伦名气之大。此外，在罗家伦为数不多的几页日记中，也能发现顾颉刚的身影。1930年1月12日，他在日记中记道：“下午偕薇妹走至朗润园，出园至颉刚家少坐。颉刚正在写讲义，关于上古之帝系部分，又在印将各版本校勘后新式标点之《史记》。”

关于罗家伦在清华大学被逐一事，顾颉刚也密切关注，颇为担心。1930年5月23日，“清华学校学生攻志希，请其自动辞校长，疑有政治背景。”罗家伦于6月7日离开清华南下后，其夫人张维桢尚未跟去，7月30日，罗夫人也即将南下，为此顾颉刚邀她晚饭，为其践行。席上，张维桢对于罗家伦的遭遇，曾对在座诸位说道：“熟皂隶打重板子。”在顾颉刚看来“此谚至确”，他认为“闽粤中之攻击我者，清华中之攻击志希者，皆熟皂隶也”。可见，顾颉刚对于罗家伦的遭遇，确实感同身受。当天，便给罗家伦寄去一信，劝慰道：“此次之事，固甚痛心，但亦是现在这世界所常见的事，不值得生气也。”并安慰他，这也许并不是坏事，倒是可以有时间重操学业，在学问上有所突破：“顾兄遭此横逆，不要灰心，努力于‘自己的园地’的修治。等到你自己的园地垦殖完工时，这辈无聊的捣乱者早已化为飞尘了。”罗家伦在清华大学遭遇的不顺，系仕途上的挫折，顾颉刚仍旧在学业上劝其奋进，努力开垦自己的学术园地，并认为只有自己的学术造诣日臻完善之时，烦心之人便会自行消退。他写道：“弟之所以宁愿卖身于教会学校，正好与这帮活动任务断绝关系，使弟不致成他们之眼中钉，而得专心致志到学问上，成就我理想中的著作。故卖身其名，超然其实。我昂视能在这超然的环境中五年或十年，我就可以对于以前攻击我的人得到最后的胜利了！”这应该是顾颉刚发自内心的声音，他在事业中也经常陷入人事纠葛的漩涡，也时常在日记中用这样一种“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语调安慰自己。

或许是顾颉刚的劝慰起到了效果，或许是罗家伦自己意识到有必要将自己多年来对于近代史研究的思考与经验进行一番总结，1931年，正在武汉大学访学的罗家伦终于利用这段闲暇之时撰成一篇长文，取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与方法》，发表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两人对于彼此的著作与思想也是非常关注，顾颉刚时常翻看罗家伦的《新民族》等著作，而他自己编著的《古史辨》也时常成为罗家伦的枕边书。

不过，虽然罗、顾两人师出同门，但两人的治史理念也并不尽然相同，对于罗家伦一味注重编订材料而很少从事著述的做法，顾颉刚并不完全赞同，他在1930年7月31日寄给罗家伦的信中说：“以前兄拟编辑史料丛刊，希望把这个工作仍旧做下去……乃现在青年学子喜治古史而不喜治近代史，弟每叹息。推其缘故，只因古史方面有弟等鼓吹，而近代史方面，兄等乃不作鼓吹也。窃谓此事鼓吹之责，兄义不容辞，应急以研究方法昭示青年，使毋向二千年前的故纸堆中钻去（古书自应有人读，但只要有几十个专门家去读就够了）。兄常谓不敢写文，此固是郑重，但好久不写终要不能写，且材料搜集是不会完的，如要等材料搜完而后作文则实无此事。故有许多地方不得不鲁莽一点，只要许人驳诘或常自修改，则一时鲁莽固无甚弊害也。”这样一种迥异反映到日后的学术成就上，便会发现顾颉刚早已是著作等身，而罗家伦的著述确实寥寥。

关于国民改造，两人的观念与思想也非常相近。自罗家伦离开清华大学南下后，两人分多合少，但这并不妨碍两人通过书信切磋学术、交流思想。两人对国家、对社会都有着一种关怀。如顾颉刚在1932年2 月13日，寄给罗家伦的信中就曾提到：“兄那日告我诸点，弟均甚同意。弟意，今日所急，自是折冲御辱；若建国大计，非心理之改造不为功。不幸二十年来，日趋于急功近利，无复在根本上作工夫者，坐使一般人皆以‘混混’为人生观。国民精神昏庸衰老如此，欲求国之不亡，何可得也。”“我治古史，非消极也，非玩物丧志也，盖欲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现代之伦理，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现代之思想权威，为国民心理驱除其毒腐耳。我自信，如果让我从容做上一世，必可把国人崇古之观念屏落大半。然环顾同人，有如此事业心者乃绝少。常为兴叹。今闻兄言，喜有同调。”由这段文字不难看出，两人在社会改造思想方面极其相近。具体而微，大致有以下几点：一、仍以“五四”时期所流行的观点，认为必须要改造大众的心理，促进国民精神上的进步、民族文化精神的振兴；二、疑古，消除人们崇古之观念。

进而言之，两人虽都是学问中人，都一心为学，但其实骨子里都有一颗“改造社会”的抱负心。如罗家伦在即将回国时，就曾对自己的知音女友张维桢说过：“我现在的志愿，是学问上一点重大点的贡献。我所愿过的是一种学者的生活。”但同时，他还进一步表示：“我将来对于社会，于学术余暇，或者还要尽一小部分批评指导的责任。”等真正回到国内，国民革命的风起云涌、社会大众的精神低下，很快就打乱了罗家伦原先的计划。罗家伦1932年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发表题为《国难期间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演说，他指出，无论哪一个国家，在重大的国难关头凡是能转危为安、因祸得福者，必定是其国内有一部分人，能够转移风尚，领导青年，可以重新振作民族精神，这种责任主要是寄希望于优秀的知识分子。而他自己，无疑就是要做这样有担当、负责任的知识分子。

还有一件事颇值一提。顾颉刚在1933年4月12日的日记中记道：“故宫档案，全迁沪上，深恐黄梅雨后，想着中生蠹鱼，数百年不亡于北平者而一二年中竟亡于上海。因作志希书，劝其在京设法，开馆保存之，且用中央大学学生作整理之事。”顾颉刚之所以会选择给罗家伦写信商量保存故宫，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罗家伦此时已为中央大学校长，无论在学界还是政界均有较高威望，方法很多，由他出面，此事应该能办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顾颉刚心目中，罗家伦是个懂得档案有多么宝贵的人，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将此事办妥。且这种事，只有托付给自己熟识的人去做，方才能使他放心。

三

自罗家伦离开清华大学南下以后，历任武汉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在学者型官僚这一条路上越走越远。而顾颉刚则投入到民众教育的事业中去。在此期间，两人分多聚少，只有在重庆时，有过一段交集，但这并不妨碍两人之间的友情，两人时常通过书信往来。由于顾颉刚致力于民众通俗教育，虽偶也进入国民党体制内，但与政治毕竟还隔了点距离，而罗家伦则早已是官场中人，且地位、身份均较顾颉刚为高，故在两人的通信中，会时常看到这样的情形，顾颉刚为某某事请求罗家伦。

“九一八”事件爆发，顾颉刚又积极投入到抗日宣传活动中，征求大鼓词语剧本，创办“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俗读物编刊社”，大量印行抗日宣传册，为抗日救国摇旗呐喊。通俗读物编刊社是顾颉刚亲手推动建立的，融入他很多心血。对顾颉刚这样一巨大的转变，余英时曾从三个层面加以解释：第一，“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从传统的士大夫向现代知识人过渡，尽管这一过渡并不彻底，但至少在显意识的层面，他希望把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识推广到全社会，发挥一种启蒙的作用。”第二，“民族危机，特别是日本侵略为他的文化事业提供了极重要的发展契机。”第三是顾颉刚与傅斯年在“学术上的风气与争衡”。

在通俗读物编刊社成立之初，顾颉刚也曾在第一时间告诉了罗家伦：“通俗读物编刊社现已正式成立，出版期刊有二种、各日报副刊达十余种，并力鼓吹，当可达到唤起民众之目的。”从这封信中也可以得知，编刊社尚未成立之时，罗家伦就已允诺要给编刊社捐助款项。此后到1933年12月间，顾颉刚所主办的通俗读物编刊社经济来源已告枯竭，将无以为继。他首先想到的是教育部，其次就想到了罗家伦，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罗家伦对其知之甚深。另一方面则是罗家伦在政界、学界的人脉较多。因此，顾颉刚认为“倘使你能够提倡，那么，我这件事一定可以做成了”。

经过罗家伦的多方联络，通俗读物编刊社的事终于有了着落。顾颉刚1934年2月26日给罗家伦的信开头就指出：“接到来信了，快乐极了，我究竟有这样一位老朋友！”由此不难看出顾颉刚得到友人帮助后的兴奋与感激。通过罗家伦的沟通联络，最后由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的叶楚伧来替通俗读物编刊社进行编印。同时，罗家伦也答应为顾颉刚在中央大学进行募捐。

1936年1月11日，顾颉刚启程前往南京，一方面为禹贡学会募集捐款，另一方面也是为通俗读物编刊社的经费再次谋划，到1月21日离京赴杭一共十天时间，期间顾颉刚与罗家伦曾多有交往。如1936年1月14日，“访罗志希于中央大学，与之同归，饮酒。志希送至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月15日，“到西康路颜宅赴宴。十一时，志希送归”。这段时期两人的交往，真可用亲密无间来形容。在顾颉刚行将离别时，罗家伦终于将捐款筹集完毕，并交付顾颉刚，顾也在1936年1月20日的日记中记下：“到中大访志希，领捐款……志希捐通俗读物社五百元，可感也。”罗家伦不仅为顾颉刚筹集捐款，而且还为其多方联络党政要人，如2月11日两人再度聚首时，顾颉刚作了如下日记：“八时，志希汽车来接，到其家点。同到叶楚伧处谈话。出，同到史语所。”为此，他曾专门写信对罗家伦诉以感激之情：“弟此来诸承指导，获有前进之希望，无任欣幸。”

罗家伦之所以愿意对顾颉刚伸出援助之手，并且对顾颉刚的社会事业鼎力相助，一方面是因为两人的交情与私谊，另一方面更是源自于两人共同的社会关怀。顾颉刚在给罗家伦信中曾提到他之所以办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原因，并且叙述了自己由静谧的书斋生活转向从事社会事业的过程：“我想你是能清楚知道的，我没有丝毫要在社会上活动。但是到1931年的春天，我们作了一次考古旅行，到了陕西、河南、河北、山东诸省，今年春天又到了山西、察哈尔诸省，我的思想就大变。我觉得书房生活固然不该弃掉，但除此之外总须做一点社会事业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然之故，我所看见的农村民众实在太苦了，就是上古的洪水时代也不过这样苦了，而且有两件往古所没有的灾难，就是鸦片、白面、梅毒的深入与普遍。眼看几十年中，不但亡国，而且灭种。这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要在我们手里宣告闭幕。我们的力量固然微弱，但良心的压迫，使得我们知道应当献出这一点微弱的力量，稍稍挽救这个劫运。”面对此番情景，顾颉刚实在难以再躲在安静的书斋与象牙塔中：“本来我的精神是集中在学问上的，从此以后，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救国救民的事，我要学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了。”不难看出“良心的压迫”确实激发了顾颉刚内心的现实关怀。这一点应该是最能打动罗家伦的地方，也是他所能感同身受的，因为早在1928年9月间，罗家伦也有过类似的举动与感慨。当时，河北、河南、陕西等地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各地民众迫于饥饿，不得已而有流动、逃荒之举，然而当时的行政院不仅没有采取得当的措施，反而下达了禁止灾民出境的训令。此时，罗家伦刚到清华大学校长任上没多久，便“越俎代庖”地给时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行政院训令的不满：“看见各报所载禁止灾民出境的训令，发生很大的忧虑和感触。”在他看来，这件事在政府看来不过是感觉“招待麻烦，但是在北方灾区的民众，便有生死的问题”。他明确指出了现在政府赈灾的不利与灾民逃难的原因：“老实说现在的办赈，是效能很少，缓不济急的”，“如此之重的灾情，加上如此之缓的运书，如此之绌的财政，而令垂毙灾民株守灾区静候办法，纵有逃命之路，复被禁阻，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为此，他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消极的，请变更行政院次相同令；二、积极的，由中央会同各省速行筹办灾民殖边事宜。”并恳求戴季陶能够在国务会议或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这封信件完全是罗家伦以私人的名义写给戴季陶的，此举在其他人看来，显得有些“多管闲事”，但于罗家伦而言，确实系发自肺腑。据此对照上述顾颉刚信中所谈几点，顾颉刚、罗家伦两人忧国忧民、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之形象，可以说跃然于纸上。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社会关怀，罗家伦在面对顾颉刚的请求时，才会义不容辞，帮助其筹措捐款。

1943年前后，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新疆监察使，罗家伦知道顾颉刚有志于边疆史地之学，为此曾邀请顾颉刚一道去西北，这在顾颉刚的日记中得到了反映。他在1943年2月1日的日记中记道：“志希任新疆监察使，欲拉予同去，此固予之所愿，但手头真有若干事待做，其摆脱得下乎？”此时顾颉刚正在重庆柏溪的文史杂志社任职，并发起史地通俗丛书编辑社，从事编辑《中国名人传》之事。他曾在1943年5月18日给罗家伦寄去一封信，阐明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未能陪同罗家伦赴西域的原因，“承邀作西域之游，弟未能遽应，实以发动‘名人传’工作之故”；二、恳请罗家伦对这样一份事业加以宣扬，使其在“着手之初即有经济后援”。

罗家伦自1947年5月赴印度就任中华民国首任驻印大使，直至1949年底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转赴台湾，这三年时间内，罗家伦除偶尔因公事回国外，鲜有时间与国内的挚友会面。据顾颉刚日记显示，两人最后一次会面是在1947年2月4日陈立夫的宴会上，饭后两人还曾“闲谈”。此时顾颉刚正为大中国图书公司忙碌，罗家伦即将赴印。两人日后也间或有书信往来，可惜现在已无从看见。在时代的变迁之中，两位交往了三十年之久的北大同学连说声道别的机会都没有，这恐怕是被迫分离于两岸的众多学人的一个缩影。

罗家伦对于政治的抱负早已有迹可循。如果说罗与顾两人的友谊奠定于“五四”时候的北大，但其实，两人志业的迥异也起始于此，从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便能窥探一二。五四运动爆发后，罗家伦曾避居在上海两三个月，期间，他不仅谒见了孙中山，与其“剧烈辩论”，纵论天下大事长达三小时之久，而且还与当时国民党核心骨干如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等时有接触，互相切磋对于时局的见解。正有论者所指出：“这是罗家伦与国民党发生政治联系的肇始，为其日后加入国民党阵营、跻身政坛提供了一种机缘。”尽管罗家伦在回国之初一再声明要静心从事学术，但面对当时国内政治失序、经济凋敝、内忧外患相交织这样一种特定的时空背景，他还是毅然而然地投入国民革命的洪流，甘心成为“打倒军阀除列强”的“革命”队伍中的一名小卒。这便不难解释为何罗家伦1926年回国之初受聘东南大学时，方东美就能从平常与罗家伦的聊天中发现他对政治有某种抱负。

而顾颉刚则与之不同，如前文所述，当罗家伦邀请顾颉刚继任《新潮》杂志社编辑时，表面上看顾颉刚是以家庭事为由相推诿，其实即便家里无事，他亦不会接受此请，因为他笃定从事学术研究的事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参加新潮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写文章。”而他后来之所以离开书斋走向社会，办《禹贡》杂志、通俗读物编刊社，挑起社会教育事业之大梁，并不是想弃学从政以“作政治活动”。外界坊间曾有谣言说顾颉刚想作“政治活动”，对此，他一笑置之，并感叹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予不忍民族之覆亡，而彼辈乃以为图利禄，一何可笑。”面对学术与政治的两歧，顾颉刚并不是没有动摇过，顾颉刚毕竟是一位五四运动的先驱人物，当年曾参与过新潮社的擘划与创建，“蔡元培所提倡‘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精神，在他那里充分体现了出来，虽然这二者之间永远是紧张的”。然而从顾颉刚日后的经历与遭遇来看，他“并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也未尝企图发展政治或社会势力”，所以他的事业都是从“学术领域中延伸出来的文化事业”。而顾颉刚之所以愿意向政治靠近，更多的恐怕还是因为他想借政治来推动、实现他的社会抱负。余英时对于顾颉刚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也曾有一段较为平允而又精当的论述：顾颉刚“在气质上是一位学人，在专业上是古史研究，政治在他的整体生命中并不占重要的位置，但是他恰好生在一个内忧外患并作的时代，中国‘士’的传统在他身上激发出现代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这是他的‘事业心’的原动力”。

罗家伦与顾颉刚都诞生于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救亡图存压倒一切的时代，一个新旧文化急速嬗变的时代，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彷徨，或许是他们所面临的共同抉择与命运。罗家伦是为实现国民革命而从政，顾颉刚是为推动他的社会事业而与政治发生关系，两者之间相差无几，且出发点都是一样的，即“救亡图存”，只不过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差异较大。罗家伦是完全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并进而跻身体制内；顾颉刚则是与国民党政权若即若离，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他虽然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与不少国民党要人如朱家骅等交往甚密，并且为推动他的事业而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发生了或多或少的联系，但“顾颉刚自始至终保持着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这是两人在1949年选择一走一留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