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剑华

摘要：新文学以反传统为起点，又以重新认识传统为旨归，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因为反传统使得新文学意识到了文化个体根本就无法游离于文化母体而存在，一切关于“自由”与“解放”的人文理想也失去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新文学从西化启蒙的精神狂欢，到蹒跚着踏上了寻找归宿的回家之路，它所走过的那段复杂而崎岖的心路历程，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认真地进行反思。

关键词：新文学；反传统；仇父；反家：自我反省

新文学从反“家”到回“家”，是其青春叛逆期结束之后理性意识回归的一种表现。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现代人的两难心理。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经验”明显是属于文化传统问题，而“差异”则是属于文化多样性问题；由于“人的天性并非在抽象的人类中，而是在传统的文化中得以实现”，因此即使是“最革命性的变革”也不会背叛传统。新文学反传统的启蒙叙事，自然不可能超越这一逻辑范畴。早在新文学作家以仇“父”和反“家”为己任，积极鼓励新青年离家出走去寻求“自由”之际，“学衡派”人士就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仅有“自由”之意而无“责任”之心，这绝不是西方人文精神的思想宗旨，更不是什么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如果不加思辨地去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家庭制度与伦理观念。“此大非国家社会之福，抑亦非新文化前途之福”。尽管“学衡派”的善意提醒并没有引起《新青年》阵营的高度重视，但新文学最终回归传统的运行轨迹，却客观上印证了“学衡派”看法的先见之明。

一、梦幻破灭：渴望自由的一帘幽梦

一谈及新文学“西化”启蒙的梦幻破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的孤独与寂寞。鲁迅自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倘是挖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鲁迅这段话，应与“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属于同一意思，批判者与批判对象同时消亡，寓意着作者对未来新社会的美好期待。然而，历史与传统的不可否定性，又使他陷入了巨大的思想困境，因为他发现民族文化的遗传基因，竟与人的遗传基因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带着她的孙女儿在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今夫人后日的风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账的用处就在此”，这说明鲁迅自己非常清楚，新文学试图以西方文化去替代传统文化，完全是不可能也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救亡图存只能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自救行为。所以，鲁迅后来主张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审视眼光，去正确对待西方与传统之间的取舍关系，一篇充满着科学理性精神的《拿来主义》，几乎正是鲁迅与新文学作家自我纠偏的理论宣言。

毋庸置疑，以“科学”与“民主”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冲击，用鲁迅《伤逝》中子君的一句话足以概括：“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这里所说的“我”和“他们”，自然是指子女与家长的矛盾对立；当“我”被赋予了现代意识之后，那么“他们”也就变成了封建与传统的代名词。启蒙使曾经被家庭禁锢了的“我”，获得了空前绝后的“自由”与“解放”，于是那个焕然一新的“我”，便在新文学叙事中呈现出这样两种状态——是像庐隐小说《海滨故人》里所描写的那样，“五个青年女郎”脱离了社会与家庭的道德制约，在大自然当中无拘无束地放纵自己，尽情地宣泄着“自由”与“解放”的情感快乐。二是像路翎小说《财主底儿女们》里所描写的那样，蒋少祖和他的那群青年朋友，忘我地投入到社会革命实践，希望成为一个敢于反抗叛逆的时代英雄。然而，新文学所表现的这种“自由”和“解放”，是否就是理性主义的现代意识？新文学作家对此问题的回答.显然是缺乏自信且心存疑虑的。

鲁迅作为新文学的领军人物，他对五四思想启蒙的强烈质疑，从创作《狂人日记》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关于《狂人日记》，学界对其研究得可谓透彻，从“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从精神界“战士”到病理学“疯子”，从生物学“食人”到社会学“吃人”，几乎能够说到的都已经说到了。但无论人们怎样去诠释这部作品，都难以回避文本叙事的特定语境——“狂人”是在“月光”的影响下觉醒的，我们不妨把“月光”看作是五四启蒙的西方因素；正是在“月光”的照耀之下，“狂人”才“觉醒”并获得了“自由”与“解放”的精神动力。“觉醒”后的“狂人”，从“陈年流水簿”中发现了中国历史的“吃人”真相，于是他便在“狼子村”里，开始了宣传去除“吃人”本性的人文理想。有意思的是，鲁迅并没有为“狂人”制造一种轻松的启蒙氛围。而是让其启蒙伊始就落入到了一个巨大的逻辑陷阱。首先，我们发现“狂人”的“觉醒”，是把他自己从“狼子村”独立出来，进而形成了一种文化个体同文化母体的对抗态势，这无疑是对五四思想启蒙的隐喻叙事。其次，“狂人”一旦游离了文化母体成为其对立面，那么他也必然会受到文化母体的强烈排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才是鲁迅本人的最大疑问。再次，假定“狼子村”的文化本质就是“吃人”，“狂人”本身又是“吃人”族系里的一份子，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去大胆而合理地推断，鲁迅就是在明确地质疑“狂人”的启蒙资格。实际上，一部《狂人日记》并非是“人之子”的觉醒呐喊，而是鲁迅对《新青年》的调侃与忠告——启蒙者必须搞清楚文化个体与文化母体之间的辨证关系，否则无论你怎样挣扎或张扬都难以个体之力去撼动母体之根。小说《伤逝》，似乎用更加清晰的创作思路，把鲁迅的这种“悲哀”，做了十分极致的艺术表现：在作品的开端，男主人公涓生便被作者置放于“破屋子”这一绝对“自由”的空间环境中，没有父母也没有亲人，应该说这是对五四青年“离家出走”之后，他们真实精神状态的生动写照。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涓生“离家出走”心生叛逆呢？作品所给定的思想依据无非就是打破“家庭专制”的现代意识。但背叛了家庭和传统，涓生却并无丝毫的“解放”快感.作者始终都在强调他的“寂静”与“空虚”；即使是希望仰仗着“爱情”的神奇力量，去舒缓他那几近崩溃的神经，也还是逃脱不了“寂静”与“空虚”的纠缠。我们所感兴趣的一点，是涓生在其“离家出走”获得“解放”之后，“自由”的他为什么会感到“寂静”与“空虚”？恐怕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他在脱离了文化母体后的情绪焦虑。毫无疑问，涓生的痛苦便是鲁迅的痛苦。

与鲁迅一样陷入梦幻破灭痛苦感的，还有五四时期著名的女作家庐隐。1923年，庐隐追随“恋爱自由”的时代大潮，同有妇之夫郭梦良喜结良缘。我们发现此时正处于思想巅峰状态的庐隐女士，明显要比鲁迅笔下的子君更为勇敢，她高喊着“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的响亮口号，以其绝对前卫的开放意识与惊世骇俗的叛逆行为，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女性自我解放的“辉煌曙色”。然而也正是在同年，她在其成名作《海滨故人》里，却又借主人公之口发出了“世事本来是如此。无论什么事，想到究竟都是没意思的”绝望哀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个内心一直向往着自由与解放”的现代女性，在其精神狂欢刚一开始便看破红尘幡然醒悟了呢？庐隐本人在其“自传”中对此坦率地说：个人情感上所受到的过多伤害，已经使她对社会变得十分麻木了；“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的唯一对象”。庐隐此言大有深意——刻意追求个性解放与恋爱自由，表明现代女j生具有自我解放的强烈愿望；而屡次“上当”所带来的累累“伤痕”，又使她们清醒地意识到了男性社会的自私性与欺骗性。实际上庐隐不再相信“爱情”神话与鲁迅断然否定“启蒙”功效，两者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性反思，其思想出发点应该说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代表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所以，女性因其没有独立言说的社会权力。而只能以“写文章”的隐秘方式，去发泄她们内心世界的“孤独”与“寂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海滨故人》、《女人的心》等作品中，看到的全是庐隐对于“自由”与“解放”情绪悲观的根本原因。这种新女性人格矛盾的苦闷情绪，我们又能从萧红与张爱玲那里得到充分地印证。

“七月派”作家路翎对五四思想启蒙的失望与反省，要比鲁迅和庐隐等前辈表现得更为直接也更为深刻。比如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它给读者最为震撼的情感冲击，不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炼狱，而是一个五四青年的心灵自责。作品真实地再现了蒋少祖从启蒙到皈依的思想历程。到了《财主底儿女们》的下半部，蒋少祖在经历了漫无目的的闯荡之后，终于对他早先的理想和信仰产生了怀疑，突然意识到“从他离开苏州开始.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光阴。他追求着，有时在这种追求里沉醉着——到了现在，他开始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追求，以及追求什么了。”他发现自己现在感兴趣的东西，恰恰是他曾经极力去反对的东西！就拿“传统”来说吧，蒋少祖先前认为“传统”是“现代”的沉重负担，理应全盘否定；可是现在他却不仅感到了“传统”的无比伟大，同时还对青年人肆无忌惮地攻击“传统”心生反感不屑一顾：“他们根本不明白，在屈原里面有着但丁，在孔子里面有着文艺复兴，在吕不韦和王安石里面有着一切斯大林，而在《红楼梦》和中国底一切民间文学里有着托尔斯泰——虽然我们同样爱慕但丁和托尔斯泰。也许是更爱慕，但究竟这是中国底现实和遗产呀！”而蒋少祖的弟弟蒋纯祖，更是深刻地反思了自己的叛逆行为，他说：“我先前相信西欧文化，现在又崇拜我们中国古代底文化——我尤其痛恨现在一般青年的浅薄浮嚣！我更痛恨五四时代底浅薄浮嚣，因为，中国假如没有五四，也还是有今天的！”于是。两兄弟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苏州园林的那个“家”，想到了曾经被他们视为“敌人”的老父亲，并在灵魂深处的自责与忏悔中，去乞求已故亲人的宽恕与谅解。实际上路翎是在通过蒋家兄弟的自我反思.去含蓄地表达他本人对五四启蒙的思想观感.不再是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而是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无疑标志着中国新文学创作的理性回归，以及新文学作家思想的日趋成熟。

二、看破红尘：躁动过后的落魄心态

新文学作家对于五四启蒙的深刻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理想幻灭之后，用经验理性去取代青春感性的必然结果。他们不再去轻信什么“自由”和“解放”的启蒙言说，而是清醒地意识到一切关于“自由”与“解放”的理论主张，无非都是些迎合青年人情感或欲望的廉价口号。诚如叔本华一针见血所讲过的那样，“一个人从来不是幸福的，但他却终其一生去追寻他认为能使他幸福的东西：他很难达到他的目的，即便达到，也只能是失望而已，他就像一只遭风暴袭击的船只，残缺不全地回到港湾”。应该说叔本华说得还算比较温和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们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理想”.到头来不仅会大失所望，而且还会自暴自弃走向极端，“不论是愚蠢、怯懦、放纵，还是怪癖，事实上都或者是兽性，或者是病态”。五四后期的新文学创作，便以生动形象的故事叙事，精辟地诠释了这些西方先哲的伟大预言。比如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就是讲述新女性莎菲幡然醒悟的悲情人生：莎菲响应五四启蒙的时代号召，离家出走去追求她渴望“自由”与“解放”的幸福生活。在她那极为幼稚的思想观念里，新女性自我“解放”的真正意义，就是去彻底地征服男性世界，“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然而残酷的事实却是，无论新女性怎样标榜自我解放，她们都无法摆脱男性玩偶的悲剧命运。因此莎菲只能带着遍体鳞伤，逃到谁也不认识她的“南方”，“悄悄地活下去，悄悄地死去”！这种对于现实人生自暴自弃的消极态度，在五四新文学的后期创作里，几乎比比皆是，进而使中国现代文坛披上了一层灰色情调。

让现代知识精英自我沦落，从欲望巅峰跌落到人生窘境，这是自鲁迅小说《彷徨》以来，新文学审美特征的一大特色。凡是研究鲁迅者都会注意到，《在酒楼上》与《孤独者》这两部作品中，早已退去了“狂人”反传统的那种激情，而呈现出令人沮丧的颓废之气。于是乎人们颇不甘情愿地去替鲁迅开脱，吕维甫和魏连殳的消沉堕落，是封建传统势力过于强大所造成的，鲁迅之所以会如此去描写，也是意在告诫知识青年要有“韧战”之决心。但无论是《在酒楼上》还是《孤独者》，故事叙事都与学界的诠释相去甚远。当“我”再次见到吕维甫时，他的“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维甫了”，他“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这与当年同“我”为了“议论些中国改革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吕维甫相比较，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吕维甫为什么会像苍蝇一样，“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留在原点上”？尽管作者仅用了一句“自然麻木得多了”去敷衍，然而通读这篇作品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察觉到，吕维甫的“麻木”神情其实正是源自于他对思想启蒙的彻底绝望——启蒙丝毫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固有秩序，人们依然按照传统习惯生活着，你不认同这种传统的生活秩序，就必然会被挤出“中国人”之列。《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这种自暴自弃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全村人的眼里，魏连殳是个“吃洋教”的“新党”，因为他外出游学，故人们都把他看成是“异类”。魏连殳究竟算不算是一个新派人物，作品并没有做任何交待，除了一句他“常说家庭是应该破坏”的之外。其它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用做考据的佐证资料。魏连殳之所以痛恨“家庭”，自然是与五四时期反封建的思想启蒙有关；可就是这样一个反传统与反专制的激进青年，却最终回归传统成为了一个军阀师长的“刀笔吏”，用他自己那种自我调侃的话来说，就是现在“快活极了，舒服极了；我已经躬行于我先前所憎恶的，所反对的一切，拒斥了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魏连殳为什么说他既“失败”又“胜利”了呢？从作品文本中我们不难看出，“失败”自然是指他当初变革社会的理想破灭，“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磕头和打拱”成为了现在生活的基本样式；而“胜利”则是指他“升官”后整个人都发生了变化，“魏大人自从交运之后，人就和先前两样了，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鲁迅为魏连殳设计的人生轨迹十分有趣，一方面让他八面玲珑、尽显威风，另一方面又让他无度挥霍、自我作践，“吃洋教”的“新党”魏连殳，到头来却落得个穿着旧军阀的戎装入土，难怪“我”要快步地躲开，因为“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在深夜的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鲁迅之所以会去如此描写魏连殳的人生结局，其实是要去真实地再现那一时代青年的矛盾心理，比如他“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这说明鲁迅早已意识到他们人格上的双重性，既不明了“新”之含义而去求“新”，又不明了“旧”之价值而去除“旧”，懵懵懂懂地盲目反抗，使他只能是“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那里发出“愤怒和悲哀”的“嗥叫”罢了！

启蒙曾给中国青年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但同时也使他们感到了无比的绝望，我相信这绝不是鲁迅一个人的思想困惑。其实巴金与曹禺等新文学大家亦有同感。思想启蒙本应是变革中国现实的重要条件.可为什么却会对中国知识青年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呢？恐怕问题不是出在“启蒙”本身，而是出在“启蒙者”对于“启蒙”的判断失误。在巴金的小说《寒夜》里，有一个故事情节很是值得我们去注意：

汪文宣在家里受了母亲与妻子的气，本想在街上溜达一下散散心，可偏偏又遇到了老同学柏青，把他拉到酒桌前去诉说衷肠。汪文宣百思不得其解，柏青是位比他学问还高的文学硕士，曾经有过救国治世的远大志向。但现在却变得穷困潦倒自暴自弃，成天借酒消愁自我麻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觉得醉了还比醒着好些”。汪文宣从交谈中得知，柏青一出学校，就遭遇到了各种挫折，先是与上级关系不和，接着妻子又难产而死，最后连自己的饭碗也丢了。柏青告诉汪文宣，读书对于他们这种人根本没有用，“我的书全卖光了，我得生活。著作不是我们的事！”柏青孤独落魄的凄惨处境，直接引起了汪文宣的思想共鸣，尤其是当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并被出版社辞退失去了经济来源，他与母亲的一番对白，便把作者对于五四启蒙的强烈质疑，毫无遮掩地表达了出来：

“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读

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我自己。老实说，

我连做老妈子的资格也没有！”母亲痛苦地说。

“在这个时代，什么人都有办法，就是我

们这种人没用。我连一个银行工友都不如，你

也比不上一个老妈子。”他愤慨地说。

彻底摈弃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全力去学习现代西方的人文知识，这曾是五四思想启蒙的响亮口号，更是广大青年趋之若鹜的奋斗目标，然而从庐隐发出“知识误我”的哀叹，到巴金发出“读书无用”的悲鸣，究竟是何种原因促使新文学作家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呢？答案当然是他们对于思想启蒙的肤浅认识。思想启蒙是一个长期而自觉的漫长过程。它需要人的自我觉醒而不是他者的教化。由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仅仅把启蒙视为读书，而读书获取了知识就必须得到社会给予的应有回报，所以一旦社会并没有满足知识分子的心理预期，那么他们就很容易对启蒙本身产生怀疑。不再相信知识的价值与意义，实际上就是不再相信启蒙的一种表现，曹禺话剧《日出》里陈白露的人格堕落，恰恰反映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跌宕起伏的复杂心态。陈白露曾经也是个追求上进的知识青年，她向往自由渴望爱情，但残酷的生活现实，却破灭了她的一切希望——有钱的男人们，并不看重她“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无论她多么有知识和才华，却总是被男人们当做一件玩物。她终于从痛苦中悟出一个简单的道理，人在这个世界上“混”绝不是靠什么“读书”，而是要看他有什么可以用作交换的资本！陈白露发现她的美色就是她最大的交换资本，因此她毫无愧疚地声称：“我没有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受的权利！”学界对于陈白露这种不顾廉耻的人生宣言，早已从伦理道德方面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同时他们也信誓旦旦地认为陈白露的自甘堕落，完全是由旧社会黑暗势力所造成的；只有通过启蒙去改造这个不公平的现实社会，人类大同的美好理想才有可能得以实现。问题在于他们所说的“黑暗”到底是指什么？它究竟是现实社会才有的，还是历史由来已久的呢？如果说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都是生活在“黑暗”之中，那么这种“黑暗”又怎么会孕育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呢？巴金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曹禺也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我们相信即使是当今学界的那些泰斗们，也不敢轻易地去回答这一问题。

与男性知识分子的自暴自弃现象相比较，新女性的自暴自弃现象更具有质疑启蒙的时代特征，因为新女性曾被视为五四启蒙的直接“受益者”，她们在性别解放中的历史大潮中，获得了全社会前所未有过的人格尊重。殊不知新女性却以她们自身的生命体验，向人们讲述着她们“被解放”的悲剧命运。比如凌淑华的小说《转变》，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性作品。“徐宛珍在我记忆中真是个了不得的女子”，这是作者对于女主人公所下的最初定义。至于徐宛珍究竟怎样“了不得”，在作者曾经拥有过的记忆当中，大学一毕业她便去到学校教书，不仅独自承担起五个弟妹上学的读书费用，，而且还要去负担久病老母住院治疗的医药开销，其人格独立且能够摆脱对于男性的经济依赖，这无疑就是启蒙者心目中新女性的光辉楷模。可后来却被排斥异己的新校长解职。到“财政厅里做小职员，一个月拿到八十块钱”，但仅仅是因为她与表叔同坐了一辆汽车，就又被视为道德败坏开除了公职。为了生存宛珍只好以家教谋生，反复失业。当“我”多年以后再次见到宛珍时，突然发现她早已“变”了，穿戴华丽派头十足，“俨然是一个主妇”似的，依偎在一个比她母亲还大两岁的男人怀里，做起了享受富贵荣华生活的“三姨太太”。面对“我”无比困惑的狐疑眼光，宛珍却轻描淡写地回答道：“我早就不坚持原来的主张了。”小说《转变》给读者留下的最大启示，无非就是新女性在叛逆后的自我反省——那些中学校长、财政厅长、学生家长之类的男性人物，无一例外都是接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知识精英，可是在他们的眼中女性从来就不是什么被尊重的社会存在，至多不过是男性赏心悦目肉欲冲动的发泄工具；因为在男权话语占主导地位的人类社会，无论思想启蒙者怎样去鼓吹女性自立发愤图强，归根结底她们仍旧难以摆脱“花瓶”摆设的装饰作用。如果说凌淑华的小说《转变》，还带有反思启蒙的理性意识，那么到了20世纪40年代，海派女作家似乎就变得更加务实了。比如，俞昭明在其小说《专员夫人》里，让秦巧芬费尽心思去嫁给有钱有势的黄专员，尽管这个“黑胖子”早已结过婚并且还有儿女，但她只认准了一个“妻随夫贵”、“万事钱为主”的至理名言：在众人的一片恭维声中，在豪华舒适的物质拥抱中，她不仅感到“非常知足”，“更是从骨子里轻松到毛孔，走起路来愈发飘飘然了！”此外还有关露的《姨太太日记》、梅娘的《蟹》、邢禾丽的《出走》、汤雪华的《死灰》等作品，也都是通过一个个新女性的自我堕落，去影射性地表现五四启蒙对于她们灵与肉的巨大伤害。

三、迷途知返：回归理性的文化寻根

狄德罗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人们“不应该把上帝想象得太好，也不应该把他想象得太坏”，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两个方面，故他认为“迷信比无神论对上帝更有害”。如果我们借用狄德罗这段话去衡量五四思想启蒙，便可以发现中国现代知识精英启蒙迷信的巨大弱点——人为地夸大传统文化的历史弊端，过分地渲染中国家庭的黑暗秩序。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的救赎作用，教条地理解个性解放的现实意义。这种启蒙迷信一旦走过了头，必然会引起人们对它的强烈质疑。

新文学反思启蒙的具体表现，主要体现为新文学作家对“故乡”、“亲情”以及“传统”的复杂情感。当他们从否定性视角转变为肯定性视角时，启蒙神话实际上已经在他们的心中破灭。

首先，我们来看看新文学关于“故乡”的矛盾叙事。出于思想启蒙的时代需求，新文学作家曾经因“昕将令”，把自己的“故乡”都描写得破败不堪毫无生气，比如鲁迅笔下的“故乡”就是这样的：“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故乡》）而在王统照笔下的“故乡”，则更是惨不忍睹：“那些平板的斜脊的茅草掩盖的屋子，永久是不变化什么形式的，一律的古老的乡村的模型。虽然在一行行的茅檐之下由年代的催逼演着难以计数的凄凉的悲剧，然而没有碰到大火与洪水的焚烧，淹没，它们还在那里强支着它们的衰老的骨架。”（《山雨》）巴赫金曾一再强调说：“不能把描绘出来的世界同从事描绘的世界混为一谈”，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世界，“有着鲜明的原则的界限”。而启蒙文学恰恰犯了这种低级错误，他们都将自己主观想象的虚拟“故乡”，当成是客观世界的真实“故乡”，所以一旦思想启蒙的理想幻灭，重新去审视“故乡”的价值与意义。也就成为了新文学回归传统的必然趋势。比如“创造社”的核心人物郁达夫，在其因启蒙呐喊而身心疲惫之际.突然发现自己的“故乡”是那么美丽和恬静，“啊啊！这和平的村落，这和平的村落，我几年不与你相接了”。面对着“故乡”那自然和谐的生活场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盲目的反抗与叛逆，到头来竟落得个时代失败者的凄凉下场。正是由于郁达夫曾经忘却了自己的“故乡”，因此他才会担心“万一情况不佳，故乡父老不容我在乡间终老”。（《还乡记》）沈从文是比郁达夫晚一代的新文学作家，他更是以自己告别“故乡”与怀念“故乡”的人生经验，向广大读者诉说着“故乡”的不可或缺性，以及“故乡”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精神支撑的重要作用。从湘西边城来到现代化的大都市。曾经是沈从文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可是在都市漂泊久了以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仍是个“乡下人”。沈从文一生的小说创作，都是在描写“故乡”和歌颂“故乡”。无论是山青水秀的自然风光。还是和谐质朴的完美人性，“故乡”不仅是沈从文从事创作的精神资源，更是支撑他在都市里生存下去的坚定信念。沈从文曾说现在社会的“乡下人太少了”，因此他会“感觉异常孤独”，正是因为如此，他誓言“我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起一点责任”。这个“责任”究竟何所指？我个人认为，无疑就是沈从文对于“故乡”文化的自觉负载。实际上“乡下人太少了”一句是大有深意的，因为在沈从文看来现在的“城市人”，早已忘却了他们的文化“故乡”，甚至还用现代都市的物质文明，去鄙视他们的文化“故乡”；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的文化“故乡”，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精神家园，而失去了精神家园，一个民族便失去了他的文化根性，这无疑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从这一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沈从文一生都在不厌其烦地描写“边城”，因为他要以“故乡”那“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去拯救现代都市文明的病态与堕落。

其次，新文学对于中国人家庭“亲情”关系的态度转变，也是一种新文学作家反省启蒙的自觉意识。从五四时期开始，反封建与破坏传统的家庭关系，便被视为新文学追求现代性的意志体现，因此家庭秩序和父母亲情，也都在这种非理性情绪的冲击当中，受到了前所未有过的巨大伤害。曾几何时.启蒙者把中国的家庭和父母，都贬斥为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在他们形而上学的视角里，亲情无非是“骗人的面具”，儿女则更是父母的“奴隶”。他们甚至还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文字，去丑化性地形容中国家庭的内部关系：“想要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新文学在启蒙时代，攻击和批判家庭亲情，有多么狂热与任性。然而，新文学作家在度过了他们的青春期之后，很快便意识到“家”和“亲情”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因此重温“亲情”与重新理解“家”之意义。就成为了五四后期新文学创作的主流方向。苏雪林的小说《母亲的南归》，是一篇非常值得研究者注意的作品：曾经作为“家”与“亲情”叛逆者的新女性醒秋，一直都对母亲的严厉管教心存敌意；可当自己结婚生子也变成了母亲，她终于明白了“母亲”曾为她所付出的一切。醒秋看着母亲那苍老而慈祥的面孔，“想到母亲一生劳苦和不自由的生活，每深为痛心，但对于母亲的盛德懿行，则又感服不已”。醒秋不仅赞美母亲坚韧不拔的牺牲精神，同时更渴望能够跟随母亲“南归”返乡。醒秋的觉醒既暗示着她对母亲经验的自觉认同，又反映了她对女性使命的透彻理解——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女人，既应是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也应是“一个慈祥和蔼的母亲”。因此，一切反抗叛逆的狂热呐喊，都在母亲这面镜子面前土崩瓦解了。《母亲的南归》与朱自清的散文《背影》，都是五四后期新文学的经典之作，它们以高度一致的创作主题，生动地折射出了新文学返祖归根的价值取向。到了20世纪40年代。新文学更是以生动形象的故事叙事，去警示那些仍处在青春躁动期的男女青年，如何规避因盲目追求自由而最终酿成人生的苦果。比如海派女作家汪丽玲的小说《婚事》，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悲情故事：女主人公罗敏是个家教甚严的青春期少女，母亲罗太太经常用自己的切身经验，去告诫女儿“男人大多数是靠不住的，他们把女人当做一种玩具——日久生厌，他们又想去采另一朵的鲜花，去玩另一件的玩具了”。母亲这段话旨在提醒女儿不要上当受骗，婚姻大事绝不是什么短暂热度的人生儿戏，可是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罗敏却非常地“任性”，她早已把母亲的经验之谈误判为一种封建家长的陈词滥调。在同学赵仪近乎疯狂的苦追之下，她很快便堕入爱河难以自拔。然而有一天，罗敏终于从同学那里听到了一个令她震惊的可怕消息：“赵仪的家里听说已经替他订了婚。”一时间，罗敏感到了彻底的绝望。此时，“‘男人大多数是靠不住的——妈妈的话在敏的耳边严厉地一遍再一遍的响着，响着，不断地响着，敏有些悚然”。无独有偶，施济美的小说《十二钗》，更是通过胡太太之口，道出了一个母亲的真实心声：“妈就是个镜子，不会骗自个儿的宝贝！”她一再对女儿艳珠强调说，“欲知山下路，请问过来人”，因为胡太太自己就是自由恋爱的牺牲品.所以她要以己为鉴，去引导女儿不要误入歧途。毫无疑问，无论是罗敏还是艳珠，只有当她们遭受了人生挫折，才会真正去体悟母亲的关爱与亲情的眷顾。这种故事叙事模式的主观设计，明显就寓意着一种反思启蒙的创作意图，而这种创作意图，又是不以批评家意志为转移的。

最后，新文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更能反映出新文学作家迷途知返的忏悔心理。从五四启蒙一开始，《新青年》阵营就在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传统运动。这场运动的基本宗旨，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就是凡阻碍时代变革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药，全都踏倒他”。五四反传统的激进行为，从表面去观之，好像摧毁了中国文化的传统秩序，但是仔细地加以辨析，它所建立起来的新文化，却并没有摆脱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尤其是到了五四后期，新文学在质疑启蒙时，率先从反传统的思想狂热中觉醒过来，重新再去评估传统的价值与意义，突然发现自己与传统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了传统也就没有了自己。于是，新文学对传统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在维系与留恋传统的自觉书写中，蹒跚着踏上了精神返乡的艰难之途。我们注意到，鲁迅在《朝花夕拾》里，对于“传统”的认知态度，就明显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是一味地加以否定，而是对其充满着亲近感。鲁迅撰写《五猖会》和《无常》的主观意图，绝不是重温童年之乐那么简单，而是他从中国民俗文化当中，领悟到了“乡下人”的精神寄托——对于正义与公道的理想诉求。有趣的是鲁迅还把“正人君子”同“无常”拿来进行对比，结论自然是“我们的活无常先生便见得可亲爱了”。“正人君子”无疑是指北大那些留过洋的教授学者，他们都曾是五四启蒙的时代先锋与中坚力量。鲁迅宁愿喜欢“无常”而不喜欢“正人君子”，其亲近传统而疏远西方的思想倾向也就可见一斑了。沈从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坚守，更是反映了新文学自我纠偏的历史走向，一部《边城》的真正价值，无非就是向读者展示了传统凝聚人心的神奇功能：在边城“茶峒”，人心向善一派祥和，重义轻利品行高尚，富者慷慨贫者自律，相互扶持政通人和，完全不受现代都市文明的精神污染，一切皆保持着传统文化的生存方式。沈从文从不隐瞒他写《边城》的真实意图，就是要让人们去“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因为他要建立希腊“小庙”所用的材料，其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精神。到了20世纪末期，沈从文当年重建民族文化的人文理想，明显得到了青年一代作家的广泛响应，他们已不再有什么捍卫启蒙的思想顾忌，大踏步地回顾传统并歌颂传统，几乎成为了他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能够拯救中国者，乃中国传统文化也，西方文化只能是一种辅助因素，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