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英

摘要 新文学新善本日益受到图书馆界和收藏界的重视，20世纪30年代赵家璧主编的《良友文学丛书》，因其名家原创的高品质和精美的装帧印制，而成为新文学新善本的代表。文章从内容与装帧角度研究其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并考察其品种与版本。

关键词 新善本 新文学 《良友文学丛书》 赵家璧

分类号 G256.22

DOI

10.16603/j.issn 1002-1027.2015.06.014

相对于古籍善本，图书馆界和收藏界把民国时期内容好、印制好，现在又很少能见到的图书叫作“新善本”。1953年，赵万里先生任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时，提出新善本的收藏标准包括思想性、历史性和艺术性，最重要的是稀有罕见性。这一意见开创了图书馆界对于新善本有意识的收藏和保护。中国国家图书馆设新善本特藏，有些图书馆设新善本书库，有些图书馆开设民国图书阅览室。最开始的“新善本”主要偏重于进步报刊、革命文献，后来逐步拓宽范围。2003年姜德明先生在《新文学版本》-书中提出要重视新文学善本，认为除了重要原本、手稿本、初版本孤本之外，作家签名本、题跋本、亲笔校订本、革命烈士的书、部分土纸本、引发文坛重大风波的书，以及具有特殊装帧艺术价值的书等，都可列入新善本，从而扩大了新善本研究与收藏的范围，突出了版本对于新善本收藏的重要性。

我国著名编辑出版家赵家璧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所主编的《良友文学丛书》，是出版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版本，因其作者权威、内容精良、印制精美、存世稀少，成为新文学作品中“新善本”的代表，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非常高，为魏绍昌、姜德明、倪墨炎、陈子善、许定铭等一大批藏书家津津乐道。

1 名家创作的学术研究价值

《良友文学丛书》的出版历时14年，从1933年1月始至1946年3月止，以抗战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33年1月至1937年7月为第一阶段，在上海良友公司；从1937年开始到1946年3月为第二阶段，主要在战时的桂林和重庆。《良友文学丛书》的创意，包括布面精装的形式，是受了当时美国的《近代丛书》的启发。对于这套文学丛书，赵家璧寄予厚望，他的目标是出版第一流作家的创作作品，可以看出其最主要的两个原则：一是名家，二是原创。

为确保丛书质量，《良友文学丛书》只收名作家的作品，一定要约请第一流作家执笔，32位名家组成的作者队伍可谓众星闪耀：鲁迅、何家槐、巴金、张天翼、蓬子、丁玲、老舍、施蜇存、沈从文、陈铨、郑振铎、靳以、茅盾、侍桁、丰子恺、凌淑华、沈起予、周作人、徐志摩、朱光潜、郁达夫、谢冰莹、俞平伯、叶圣陶、赵家璧、郑伯奇、王统照、鲁彦、杜衡、耿济之、端木蕻良、王西彦，基本囊括了当时文坛的一流作家。赵家璧在《编辑生涯自述》中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有代表性的作家，差不多都为这套丛书写过书，而他们之中又包括当时的各个地区、各种流派的作家。”对于崭露头角的年轻作者，赵家璧就将他们的作品放在《良友文库》等其他丛书中；对于不合适的作者，则坚决谢绝，势必要保证丛书的精品特质。当时良友为了发掘新作者的优秀长篇小说，还曾经设立“良友文学奖金”征文，最后征到了左兵的《天下太平》和陈涉的《像样的人》，但是赵家璧大概还是觉得不够理想，最终并没有将这两本书收入丛书，而是作为单行本出版。《良友文学丛书》本来是准备全部收原创作品的。但是为了借助名作家的影响力，事实上一开始就破了例——出版了鲁迅的译作《竖琴》和《-天的工作》，当时左翼文学盛行，鲁迅在读者中的影响已经很大，为了借助鲁迅的声名，良友对当时没有合适创作作品的鲁迅破了例。不过这个例也仅仅对鲁迅破了，后来鲁迅又介绍周文给赵家璧，他就不肯再将其作品收入《良友文学丛书》了，《父子之间》被收入了《良友文库》。

《良友文学丛书》以收录当时的文学创作为主要目标，以中国作家作品居多，主要是新文学作品，多为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还有少量的散文随笔和文学评论。丛书中很多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巴金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被评论家认为是“巴金描写革命、恋爱一类故事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巴金自己在总序中说：“我不曾写过一本叫自己满意的小说。但在我的二十多本文艺作品里面却也有我个人喜欢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爱情三部曲》。”老舍的《离婚》，当时的评论家李长之认为“高出于他先前的一切作品”。丁玲的《母亲》则是《良友文学丛书》中特殊的一部。这本讲述一个大家庭的贤妻良母向革命母亲过渡的小说，丁玲本打算写三部，可惜第一部只写了三分之一（4章10万字），就由于丁玲被捕而戛然而止，赵家璧出于营救需要和市场的两种角度考虑，看准时机将这三分之一的“残本”快速出版，果然受到读者欢迎，被抢购一空，1933年8月首印4000册，不到两个月售罄，10月再版和12月三版各印两千册，事件营销非常成功，成为文学史和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这部书后来一直也没有完成，赵家璧晚年还曾经建议丁玲写完，可惜时过境迁，作者的心境和大环境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沈从文的《记丁玲》在良友公司先后出过两种：1934年9月初的版本由于被审查，被删去了3万余字；1939年9月，被删部分以《记丁玲（续集）》出版。此外郁达夫的《闲书》，茅盾的《时间的记录》、《烟云集》，张天翼的《畸人集》，周作人、俞平伯、朱光潜等的散文集，叶圣陶、王统照、郑伯奇、谢冰莹等的创作等，均为名家精品，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更是学者们的重点研究对象。

《良友文学丛书》集中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创作成就，作者、内容、质量各方面均属上乘，在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其品质之高可与巴金主编的160册的《文学丛刊》相媲美。1933年1月1日出版时用的广告语：“所选作家都是文坛上第一流人物！所选作品每册都有它永久的价值！装订印刷足以和欧美文坛书媲美！定价一律开我国出版界之新纪元！”80多年后回看，此语不虚。凭借这套丛书，赵家璧在当时的出版界迅速成为有影响的文学编辑，而良友公司也不再只是一个画报出版社，开始以文学图书出版受到读者的关注。由于赵家璧“兼容并包”的编辑方针，这套书囊括了左翼、新月派、民主主义、新感觉派、“第三种人”、性灵文学派等各种思想倾向的作家与作品，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丛书对当时的读者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作家冯亦代回忆道：“《良友文学丛书》，我节衣缩食，一本本地买来看了，其中他写的《新传统》，却左右了我一生的文学道路。”赵家璧自己也非常喜欢和看重这套丛书，晚年接受采访时还说：如今，我仍认为“良友文学丛书”在规模、作家的数量以及影响上，没有一部中文的丛书能超过它。endprint

2 精装精印的独特艺术价值

《良友文学丛书》被后人称道，为收藏家珍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其精美的装帧，封面、纸张、铅字、版式、插图、装订等都是完美的统一，其独特艺术价值就足以使其位列新善本。

赵家璧受当时国外出版物影响，对于图书装帧十分重视，“当时我们自己出的文艺书都是白报纸印纸面平装本；我在想，出版文艺读物，除了要求内容美以外，在出版形式上，是否也应当给读者以一种美的享受呢？”赵家璧的这种爱好恰好和良友的美术风格以及老板伍联德本人的倾向相一致。伍联德系美术编辑出身，招人都喜欢招美术出身的。他们共同的追求，加上1933年张天翼介绍汪汉雯（汪仑）到良友专门负责文艺图书装帧设计，设计出了《良友文学丛书》以及之后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书，打造了被鲁迅称为“金碧辉煌”的“良友式样”，为很多爱书人和作者所喜爱，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图书中格外突出。

《良友文学丛书》初版有精装本和平装普及本两个版本。开本为36开，定价统一都为大洋9角。精装本的封面采用颜色不同的软布面，外面还加彩印护封。最开始的9种用的是腰封，上印书名、作者的照片或画像以及内容简介，鲁迅、巴金、老舍、施蛰存等都是画像，张天翼的自画像颇有特色，丁玲和何家槐用的是照片。后来因为有些作者反对，之后就改成了全封套，右下角用插画（包括前9种的再版），在护封外面还包以透明纸（平装本外也用透明纸包），又添一重朦胧美。今存本基本都已失去护封腰封，要找到一本带护封腰封的《良友文学丛书》太难了，如果还包以原有的透明纸，那可真是珍本了。护封的书脊上面印“良友文学丛书”，中间是书名，下面是出版标记。软布面的封面上，左上角用大号字印书名和作者，右下角是出版标记。图书书脊用烫金印以书名、作者和“良友文学丛书”。封面兼有欧美的简洁明快与日式的清丽典雅，图书封面与内文设计风格协调统一。正文用米色道林纸，细腻柔和，版式很疏朗，每页竖排13行，每行32字，整齐统一。全套书按顺序编号，每本书扉页标注第×种丛书。作家们都很喜欢这样精美的装帧，张天翼的《畸人集》出版后，高兴地逢人就夸“我的书第一次穿上西装，看多美啊”，到了晚年还念念不忘。

《良友文学丛书》的封面、书脊、环衬上都印有良友专门的出版标记——“耕种图”，该图是一副木刻画，来自国外的一幅藏书票，画面是一个头戴草帽的农夫，在广袤田野上耕种，肩膀上挂着谷袋，一只手在向麦垄播洒种子，这幅画含意深远、线条粗犷，赵家璧专门选来作为良友文艺图书的出版标记。后来良友复兴公司时改用《良友》画报封面上的“双鹅图”作为标记，画面中两只鹅相对而视，上有“良友”两字。《良友文学丛书》的后期也曾有这两种出版标记同时出现的情况，比如王西彦的《村野恋人》就是如此，扉页上是“耕种图”，封底上是“双鹅图”。根据出版标记识别真伪，也是研究者和藏书家们常用的鉴别方法。

20世纪30年代，我国图书装帧开始快速转向现代化，《良友文学丛书》这样从内到外、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细节统一的精心设计印制，试图“对当时流行市上的纸面平装文艺出版物来一个突破”，推动了当时文艺图书在出版形式上的追求，给当时的出版界带来了一股华美而现代的风气。对于提高我国图书的装帧水平，无疑产生了深远影响。冯亦代称赞赵家璧“把艺术引进到书籍的装帧”。

抗战后良友公司在大后方时，囿于条件，只能用当地的土纸印刷，印制质量就差多了，封面也比较简陋了。但是这种战争年代简印的图书.也有其特殊意义。土纸纸质黄脆不易保存，这个时候的《良友文学丛书》本来存书就不多，良友公司在后方期间又两次遭遇火灾，现在已经很难看得到土纸版的《良友文学丛书》了。

3 品种与版本

《良友文学丛书》究竟有多少种，说法不太统一。《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收录的是44种，倪墨炎认为全部丛书有45种，赵家璧自己的说法是47种，彭林祥认为《良友文学丛书》所出版的种数是48种。《良友文学丛书》因为封面和扉页上都有“良友文学丛书”的名称，并且大多有“第×种”的序号，以此作为标识，可以确定其种数。

在上海时期所出版的39种图书标识清楚，是没有争议的。原定的第40种，曹禺编译的独幕剧集《戏》，本已排版，遇到抗战爆发，未能面市发行。第10种——沈从文的《记丁玲》有内容不同的两个版本：1934年9月出版初版；1939年9月，初版中被国民党审查官删除的3万余字以《记丁玲（续集）》为名在上海孤岛出版，仍作为《良友文学丛书》的第10种。

关于战时在桂林出版的图书种数，有不同的意见。赵家璧在《编辑生涯自述》中说，在桂林出版的《良友文学丛书》有王西彦的《村野恋人》和端木蕻良的《大江》（1944年4月初版）两种，说他自己译的《月亮下去了》（1943年4月）收在《双鹅丛书》，而《从文自传》（1943年9月）是单独出版的。而倪墨炎认为桂林时期的《良友文学丛书》总共出了4种：《兄弟们》（第一部，耿济之译，1943年1月初版），《月亮下去了》（赵家璧译，1943年4月初版），《从文自传》（沈从文，1943年9月初版），《大江》（端木蕻良，1944年4月初版）。查阅《兄弟们>、《月亮下去了》和《从文自传》这三本书的原书，封面和扉页的确都写着“良友文学丛书”，《月亮下去了》还标注“第四十一种”，看来是赵家璧在写《编辑生涯自述》时记忆有误。《村野恋人》一书，虽然的确是在桂林时期付印的（付印时间为1944年3月），但是没来得及正式出版，其初版是到了重庆之后，纳入“良友文学丛书新编”。那么可以确认，如倪墨炎所述，桂林时期总共有四种《良友文学丛书》出版。

倪墨炎认为重庆时期出版的《良友文学丛书》只有茅盾的《时间的记录》和王西彦的《村野恋人》两种。事实上在重庆赵家璧以《良友文学丛书》之名出版的只有茅盾的《时间的记录》（1945年7月初版）一种，该书标明为《良友文学丛书》第44种，加上上海的39种和桂林的4种，这个顺序正好接上。不过，在重庆赵家璧还以“良友文学丛书新编”的名义另外策划了4种图书：《村野恋人》（王西彦，1945年4月重庆初版），《惶惑》（上册，老舍，1946年1月初版），《惶惑》（下册，老舍，1946年3月初版），《第四病室》（巴金，1946年1月初版）。后三种是赵家璧在重庆排好版，抗战胜利后将纸型带回上海，以“良友文学丛书新编”之名出版的。虽然限于当时的出版条件，“良友文学丛书新编”在开本、装帧、纸张等方面都与抗战前在上海出的《良友文学丛书》有比较大的差别，但其封面和扉页都注明了属“良友文学丛书”，而封面的布局、字体、设计等与之前的44种《良友文学丛书》也大致相同，它们还是应该属于《良友文学丛书》系列的。这一点后来也被赵家璧本人所确认。赵家璧自己都曾经以为《晨光文学丛书》版的《惶惑》和《第四病室》是初版本，后来看到“良友文学丛书新编”版的原书才想起来。endprint

综上，《良友文学丛书》在上海时期出版39种，在桂林时期出版4种，在重庆时期出版5种，其中3种为在重庆排版、在上海印刷，共48种。

除了这48种之外，1936年良友公司还出有4种《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从已出版的图书中选了4位作者，把他们的部分作品合在一起出版为特大本，包括鲁迅的《苏联作家二十人集》（由《竖琴》与《一个人的工作》合并）、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沈从文的《从文小说习作选》、张天翼的《畸人集》。每种达700至900页，都用硬纸面精装。这4种特大本是精品之中选出的精品了，加以作者专门写的序言，或又增加内容，相比初版本而言更有价值。

《良友文学丛书》中的很多图书曾多次被再版、翻印。张天翼的《一年》于1933年1月初版，6月出第二版，1934年6月出第三版，1936年4月出第四版，累计印8000册，足见受读者的欢迎程度。《从文自传》最早由邵洵美于1934年（第一出版社）出版，初版后很受欢迎，被周作人、老舍列为1934年度最喜爱读的作品之一。1935年，赵家璧出版《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沈从文作品列为一种，以《从文小说习作选》为名，收入了《从文自传》并进行了修改。1943年，在桂林主持良友复兴公司的赵家璧将《从文自传》抽出单独出版。此书后来多次再版，还有开明书店等很多版本。1946年，赵家璧和老舍成立晨光公司后出版《晨光文学丛书》时，重印了《良友文学丛书》中的《月亮下去了》、《离婚》、《在城市里》、《春花》、《惶惑》、《村野恋人》等多个品种。1957年香港良友公司重印《良友文学丛书》中的15种，是香港比较常见的版本。2013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翻印了原《良友文学丛书》中的46种。还有不少单品曾被很多出版社重印。抗战前良友公司在上海印刷的版本，尤其是初版本，最珍贵、最受收藏者的重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还有一些伪印盗印的，比如标注“良友图书公司”1944年版的平装“良友文学丛书”就是盗印的伪本。

现在原版的《良友文学丛书》已经很难收齐全套了，如郑振铎的《欧行日记》、张天翼的《移行》、俞平伯的《燕郊集》、丁玲的《意外集》等都很难见到了，大多数的初版本更加难得。很多图书馆收藏的也只是一小部分。在上海出版的39种书，当时每种都出有一百本带有编号的作者签名本，事先请作者签好，印刷时装订在封面后面，很受读者欢迎，这些编号签名本现在益加珍贵，是藏书家难觅的珍本。赵家璧自己爱书成癖，曾收藏每种的一号签名本，可惜由于战争、动乱全部遗失。“文革”之后，赵家璧托上海书店买齐了一套（其中巴金的《雾》还幸运地是“001”号的作者签名本）。这套完整的《良友文学丛书》，在赵家璧去世后和他的其他藏书一起捐给了鲁迅纪念馆的朝华专库，专门设“赵家璧专库”予以妥善保存，成为原版最全的收藏之所。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