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借助翻译克服了语言差异的障碍，跨越了文化差异的沟壑，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语言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文化在翻译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语言塑造了文化，是文化的载体；同时语言又不能脱离或超越文化而独立存在。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微观的语言问题，而且是宏观上的文化问题。所以，语言的文化属性决定了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

关键词：语言 文化 翻译 跨文化交流

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造就了千差万别、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如何实现沟通和交流呢？最为直接有力的回答当然是：翻译。翻译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赖以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它不仅仅是不同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推动各民族和全人类进步以及全球文化融合与更新的进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21世纪经济和文化全球化愈演愈烈的时代，不同文化人群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和便捷，文化的差异性、多元化和多样化特征愈发凸显，“翻译在各种文化之间始终充当着协调者和中介的作用，其作用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愈加重要”[1]（P66），因而，如何阐释语言的文化属性、从跨文化的视角解读和理解翻译的跨文化交流功能和作用也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语言与文化

语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基本文化成果，是文化的实体存在，是文化的核心，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具有自律性、内在性、独特性的文化属性。特定的文化人群或地域人群在用其特有的语言表达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传达社会经验、精神情感、信仰、价值观念、心态系统以及世界观等的时候，就给自己的语言符号打上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印记，并赋予其特有的文化附加意义及衍生意义，从而决定了语言的异质性和语言的文化属性。

第一，语言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包括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等诸多范畴的结构体系。它具有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语言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存在规定了语言符号外观、遣词造句和承载文化底蕴上的分歧和差异。”[2]（P107）人们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也是在逐渐了解并进入该语言所记录、描绘和表达的文化世界。因此，无论是汉语的象形文字还是英语的拼音字母或是拉丁语的拉丁字母，都是音、形、意相结合的、有意义的符号单位，都带有其各自所属民族文化系统的特征。表意象形的汉字的偏旁部首展现的是所表达意义的具象，与西方的拼音字母中前后缀所指示的共相或抽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比。英语和汉语在语法方面也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英语的名词有着较为复杂的性（gender）、数（number）、格（case）的形态变化，动词有非常复杂的时态、体、语态、语气、人称等的形态变化，而且句子的主语和谓语要保持人称和数的一致，这反映了英美文化世界的语言使用者们看重精确与形式逻辑的分析话语体系，希望通过严密的分类和演绎推理保持理性的语言价值体系。而汉语的动词和名词没有如此复杂的区分，没有形态的变化，有时动词和名词甚至是可以通用的，这反映了中国人偏重直观，相对不受逻辑规约的束缚，得“意”而忘“形”，用形象化语言进行思辨的综合性思维方式。又如，汉语中没有英语的定冠词、动词时态、主谓一致等语言规约，所以中国人觉得英语语法很生硬呆板，而英语国家的人会认为汉语不够严谨；另一方面，汉语用于限定可数名词的的量词却又十分严谨，如汉语的“一个（人）”“一头（牛）”“一只（鸡）”“一匹（马）”“一辆（车）”“一扇（窗户）”等在英语中均可以用不定冠词“a（n）”来表达：a man、a cow、a chicken、a horse、a car、a window等，所以英美人会觉得汉语的量词很繁杂，而我们会认为英美人没有区分事物本质差别的逻辑。

第二，任何一种语言都根植于语言使用者赖以生存的文化，特定的语言与其生存的文化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和共通性。人类世界之所以有意义、有“文化”，是因为生活在世界中的人在使用被赋予了意义的语言来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同时，也用语言来构建意义世界，构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并通过语言的方式拥有文化世界，从而发现自己的存在。可以说“人类几乎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思索着自己与语言的不解之缘，并在语言的规范下创造和传承着不朽的文化”[3]（P8）。语言中的词语包含着深厚的民族和文化因素，都被赋予了各自文化特色的附加意义和衍生意义，各种文化都为自己语言的词语意义打上了独特的文化印记。譬如，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家族伦理居于核心地位，在亲属称谓中，嫡亲或外亲、宗亲和姻亲、直系或旁系等辈分及长幼的排列非常明确。所以，对于汉文化中丰富的亲属关系称谓词语的理解有时需要更多地依赖于上下文和各种不同的语境。《红楼梦》第三回描写林黛玉初进贾府时，最能体现林黛玉身份和地位的称谓用语有两处，一是林黛玉向众人说起癞头和尚要化她出家之事，因父母不肯，癞头和尚便说：“若要好时，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是外亲，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生……”。二是王熙凤初见到林黛玉时，对其大加赞赏：“……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嫡亲的孙女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其中所使用的“外亲”“外孙女”“嫡亲的孙女”等称谓都有意无意透露出对林黛玉在贾家的身份和地位的暗示。贾姓人士对于林黛玉是“外亲”。反过来说，林黛玉对于贾家也是外姓人士，是“外孙女”，而非“嫡亲”。所以，林黛玉虽然进了贾府，但总归是外人，暗示了林黛玉寄人篱下的命运。而这一点，对于不了解汉文化中称谓文化的外国人而言，是难于理解的。

语言是联系人与文化世界的纽带，语言在文化中不断发展，并被不断地赋予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和内涵。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规约着人们的语言使用，人们从出生之日起就浸润其中。

二、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是指分处于异质文化中使用不同语言的信息发出者个体和信息接收者个体之间通过特定的信息传播途径进行信息传通的过程。对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而言，实现这个完整的信息交流过程所依赖的特定的信息传播途径主要就是“翻译”。翻译的介入或者确切地说翻译者的介入和参与使讲不同语言的民族得以相互交流、彼此沟通，并最终实现相互对话的目的。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必须首先破译源语信息，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不改变原文蕴涵的意义或所要传达信息，然后用译入语赋予该信息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相同意义，以保证信息发出者意向所指的接受者感受到完整的信息传递，并接受其影响而做出反应或采取行动。语言的文化属性表明翻译已远远超越了源语与译语之间简单的语言转换或信息传递，它不仅是一个在尽量不改变原文蕴涵的意义或所要传达信息的前提下，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过程，而且是在多种文化语境参照下的、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参杂糅合的、在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进行协商调适的复杂的信息转换过程。每个从事翻译的人都会感受到源语和目的语中若隐若现的“文化”以及每个文本中所蕴含着的某种难以言表、难以捉摸的潜藏在词语里面的模糊的、含蓄的、多义的文化特质。

第一，从微观层面上看，翻译是两种语言形式之间的转化、阐释和再现的过程，如把英语译成汉语或反之。翻译从外在形式上看是指用一种语言（译入语）对另一种语言符号（源语）进行阐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通过在译入语中寻找能够最大限度地准确再现源语作品的一切语法、词汇及篇章特征，将原文语篇中包含的所有真实信息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在译文中。翻译的结果是：承载原文内容信息的语言符号发生了改变，语言表达的逻辑和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原文的信息和内容被另外一种语言重写并保留了下来。语言的文化属性表明语言不是在真空中起作用的，一个人语言的习得、使用和生存离不开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语境，一个人学习一种母语就意味着在这个母语的文化世界中成长，其语言使用必然要受到他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和文化观念的制约，所以，当翻译活动开始时，译者就“进入了一种文化关系中，而他又是作为养育他的那种文化的个体显现进入这种关系的，所以他完成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关照、比较、体验、领悟。”[4]（P69）为了翻译，译者必须理解文本存在的另一种文化的全部符号系统，也就是说，译者在带着自己的文化意识和规范翻译原文本时，必须把自己融入超过文本本身的文化之中，通过译入语的文化背景使原文文本富有更加深远的意义。

下面以上文提到的汉语文化中的称谓词的英译为例，说明文化对于翻译过程的作用和影响。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回描写林黛玉初进贾府时，王熙凤对林黛玉的赞美之辞中最能体现林黛玉在贾家的身份和地位。

原文：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嫡亲的孙女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

译文：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her father，son-in-law of our Old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No wonder our Old Ancestress couldnt put you out of her mind and was forever talking of thinking about you.

译者杨宪益夫妇没有将原文中的“外孙女”和“嫡亲的孙女”这两个独具中国文化内涵的称谓词语按照字面意思直译为“your daughters daughter”或者“granddaughter of maternal side”和“close paternal granddaughter”，而是从原文文本的整体意义出发，在充分考虑了英语读者的文化接受心理的基础上，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手段，将原文中的“外孙女”转译为“老祖宗的女婿的（女儿）”，将“嫡亲的孙女”转译为“姓贾的孙女”，即清楚地交代了贾母和林黛玉的关系，又很婉转地点明了林黛玉是外姓林家的人，抬高了贾家的地位。译者巧妙地弥补了英汉文化差异造成的称谓词语概念范畴的词义欠缺，又机智地避开了汉语和英语在称谓文化上的冲突（毕竟“外孙女”和“嫡亲的孙女”在中国古代像贾家这样一个大家族中的地位是有本质区别的，而这种差别是英语文化中所没有的），以此达到传递原文信息的目的

可见，翻译是对源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都进行转换和改造的过程，翻译者既要在译入语中找到与源语相对应，同时又能为译入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词语来进行相应的置换。翻译者在源语和译入语之间展开的翻译实践活动涉及到“源语和译入语两种不同文化以及两种文化语境中的诸多因素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交往行为”[5]（P70）。所以，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不应该只是满足于字面上的忠实，“而更是注重从文化的整体视角来考察如何准确地将一种语言中的文化现象在另一种语言中加以再现，尤其是忠实地再现一种文化的风姿和全貌。”[5]（P39）

第二，语言的文化属性决定了翻译的过程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文本在两种异质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发生的碰撞。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通常会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将源语所携带的异质文化通过翻译创造性地改造后被植入到译入语的文化中，并在译入语文化中获得了重生（afterlife），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英语商品名的汉译为此提供了最佳的例证。很多从西方引进的产品的英文原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标识人物的符号。但是，在它们进入中国市场后，这些产品的中文译名却被赋予了十分丰富的汉语文化内涵。如女士化妆品Estée Lauder是用产品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本身并不带有文化色彩，但是其汉语译名“雅诗兰黛”，却蕴含有“高雅诗意幽香佳人”的含义；体育用品Nike取自希罗神话，被译作“耐克”，内含“耐用和克服一切困难”的语义；汽车品牌Mercedes-Benz取自于制造商的名字，利用音译策略，译作“奔驰”，含有“飞奔疾驰”之意，将产品的功能赋予语言文字之中。类似只有汉语才拥有的词义如果直译，恐怕会使商家和美国消费者大吃一惊。其诸如“宝马（BMW）”“保时捷（PORSCHE）”“美宝莲（MAYBELLINE）”“麦当劳（MCDONALD）”“必胜客（PIZZA-HOT）”等都在翻译过程中（即使是音译）译者在进行汉字选择时进行了创造性的异质文化的本土化改造。尽管在这个本土化改造的过程中，经过翻译的原文，所传达的信息不可能与原文完全等量，但是这种差异在新的地理和文化空间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翻译“激活了静态的、同一性的原文，使其获得了他性，使同一性的文化在他者文化中得以延续。”[6]（P5）。异域文化经过翻译被植入到了译语文化体系当中，丰富了源语的语言和文化，同时其异国元素和他性本质也得到了保存，得到了认同。

第三，从宏观上看，翻译本身就是一项跨文化交际活动，因为翻译使跨文化交流中的两种异质文化或者两种异质文化中的人实现了互识、互证和互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翻译对于世界各国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以及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礼记·王制》篇中就记载了我国远古时代的传译之事：“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寄、象、狄鞮、译”就是指通解五方语言，为五方之民进行口头言语翻译之人。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的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传奇故事也可以说明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故事讲的是遭绑架后被贩卖到利比亚和希腊的两个埃及女祭司分别学会了当地的语言，然后将埃及神庙的祭祀仪式翻译成当地语言并传给了当地人。由此可见，“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任何一个民族想发展，必须走出封闭的自我，不管你的文化有多么辉煌，多么伟大，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在不断碰撞中，甚至冲突中，渐渐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7]（P6）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显得尤为突出。由于中国和西方在地域和文化传统上的巨大差异，翻译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所起到的作用就尤为重要。使用不同语言的两个文化群体通过翻译实现了跨文化交流双方的“互识”。他们不但认识到各自语言文字的差异，也意识到各自思维方式、信仰系统、价值体系、世界观等文化因素的差异，通过理解和认同这些差异，实现最终的对话。通过翻译，跨文化交流双方在各自的语言和文化的空间内涵上得以拓展和丰富：中国历史上的印度佛教之于中国，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之于欧洲启蒙哲学家，马克思主义之于“五四运动”，古希腊、古罗马文献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等。翻译为译入语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新思想、新文学、新科技等的生命之花开辟了新的生存土壤。国学大师季羡林（1911-2009）在谈及中华文化经久不衰的原因时说道：

“不管经历多少波折，走过多少坎坷的大陆，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中华文化反正没有消逝，原因何在呢？我的答复是：倘若拿河流来比，中华文化这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是从未枯竭。原因是由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能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大用矣哉！”[8]（P9-10）

三、结语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翻译在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在中国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也愈加明显。正如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名照在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仪式暨“中国文化对外交流与中译外人才培养”高峰论坛开幕的致辞中所指出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翻译工作在对外介绍我国进步发展、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了解、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任务越来越繁重。”[9]译者只有认真领会语言的文化属性和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才能真正发挥翻译作为多样语言和多元文化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才能充分发挥翻译的跨文化交流的作用，体现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

（本文为昆明理工大学学科方向团队建设项目“翻译研究”阶段性成果；昆明理工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西南地区高校外宣资料翻译现状与翻译策略的应用研究[KKZ1201454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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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竼.翻译、变异和创造[A].乐黛云（中），勒·比松（法）主编.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66-75.

[5]谢天振.文化转向：当代翻译研究领域的新拓展[A].乐黛云， 李比雄.跨文化对话[C].2004：65-70.

[6]王宁.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7]许钧.生命之轻与翻译之重[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8]季羡林.季羡林谈翻译[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王英 云南昆明 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65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