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韵语类”史籍的编纂及影响

2016-07-18□林坤

现代语文 2016年6期

□林坤

论清代“韵语类”史籍的编纂及影响

□林坤

摘要：韵语类史籍读起来琅琅上口，容易记忆和传颂。在中国古代，用韵语编纂的史籍很多，大多都是用于童蒙教育和历史的传播与普及。在清代，韵语类史籍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从现在流传下来的韵语类史籍来看，其数量庞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

关键词：清代 “韵语类” 史籍童蒙

一、“韵语类”史籍的优势

韵语指字句押韵的语言。一般韵语读起来琅琅上口，容易记忆和传诵，如果配以音律，即可以优美的旋律传唱。苏轼《朱寿昌梁武忏赞偈》：“乃以韵语，谐诸音律。”韵语的特殊表现形式，不仅是读者的最爱，也受编纂者的青睐。“韵语出之，感人尤易”，很多人专门论述了使用韵语的好处，如老向曰：“假如知道民众比较着喜欢韵文，因为韵文音节和谐便于记诵。那么，写韵文如小调、歌谣、大鼓、金钱板之类，就不会没有根据了。又如，知道民众识字有限，给他们看的文章，自然就应该避用僻字僻典了。民众并不是不能学习深的东西，但必须如启蒙的小学生一样，要‘由浅入深’。”[1]韵文不仅便于记诵，而且适合那些认识有限的普通民众和小学生来读。这些韵文在每个时代都用当时通用的语言来编排，那些不识字的民众也可以听得懂，并且容易记诵，从而更能起到传播文化的作用。

另外，当代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张志公（1918～1997）也对使用韵语或对偶的优势作了精辟论述：

我们知道，汉语虽然不是单音节语言，汉字则确实是单音节文字。在识字教育阶段，如果让儿童去学一个一个的不直接表音的汉字，那会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枯燥乏味，引不起学习的兴趣，勉强学了，也不容易记住。这是学习汉字的不利条件。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汉字是单音节的，就非常容易构成整齐的词组和短句，也非常容易合辙押韵。——相形之下，要比多音节的西洋语文容易得多。整齐，押韵，念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既合乎儿童的兴趣，又容易记忆。这显然比学一个一个的单字号，也比一上来就念参差不齐的句子好。前人大量采用整齐韵语的办法，的确是充分利用了汉字的有利条件，避免了它的不利条件。[2]

对偶，跟押韵一样，也是汉语汉字的特点，也有利于儿童的朗读、记诵。从声音上说，和谐顺畅，读来上口，听来悦耳；从内容上说，或者连类而及，或者同类相比，或者义反相衬，给人的映像特别鲜明突出，容易联想，容易记忆。（训诂学家以至以对偶作考释字义的方法之一；对偶的上下两联中，某联的某字，其意难解，而看了对联与之相对的字，意义显明，则前一难字之意从而豁然开朗矣。）境界高的，更给人以优美隽永之感。[3]

张志公所言，与老向之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共同将使用韵语的好处分析得淋漓尽致。即韵语这种形式，读起来顺口，听起来悦耳，并且特点鲜明，容易联想和记忆，能引起儿童和普通民众的兴趣。

韵语形式应用于史书编纂中，亦起到了同样的效果。在史书的编纂中，主要表现形式有诗歌、歌谣和韵文等，这些在很久以前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现实之中。唐朝时期，用韵语来普及历史知识的观念已经渐渐形成，如胡曾《咏史诗》，即是想通过歌咏史事，通过讥讽古人，来表达“裨补当代”的思想。作者自序中说：

夫诗者，盖美盛德之形容，刺衰政治荒怠，非徒尚绮丽瑰琦而已。故言之者无罪，读之者足以自戒。观乎汉子晋宋诗人，佳句名篇，虽则妙绝，而发言指要亦已疏。齐代既失轨范，梁朝文加穿凿，八病兴而六义坏，声律摧□雅崩，良不能也。曾不揣庸陋，转采前王得失，古今□成一百五十篇，为上中下三卷，便以首昌相次，不以□先。虽则讥讽古人，实欲裨补当代，庶几与大雅相近者也。[4]

为之作注的米崇吉说：“余自卯岁以来，备尝讽诵。”可见，在当时是广泛流传的。

再如李翰《蒙求》，“该书采辑历史人物的言行、故事，编写成四言韵文，……读来琅琅上口，流传甚广”[5]，此后，有很多以“蒙求”来命名之读物纷纷问世，在传播历史文化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北宋时期，王令《十七史蒙求》是用韵语写成的，以便于童蒙教育。金代元好问，也高度赞扬李翰《蒙求》，“盖在当时已甚重之，迄今数百年之间，孩幼入学，人挟此册，少长则遂讲授之。”并认为宋代王令《十七史蒙求》与唐李翰《蒙求》同样流传，“诗家以次韵相夸，尚以《蒙求》韵语也”。南宋王应麟《三字经》、明时程敏政《咏史绝句》，明代程登吉《幼学琼林》也是用韵语的形式编纂，目的是为训蒙。这里仅仅举几个，并不足以说明当时的盛况，但可以窥见在前代用韵语形式来编写史书，用以传播历史知识和历史文化，已经呈现出一脉相承的现象。

二、清代韵语类史籍的编纂及影响

清代，对韵语类普及性史书仍然非常热衷。康熙年间，唐彪在《家塾教学法》之《父师善诱法》上卷（十）“童子宜歌诗习礼”中论述到：

王阳明曰：教童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盖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挫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于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旗帜鲜明的支持“歌诗”的编纂特点，即用韵语类的读物来教育学生。

乾隆年间，曾为岳麓书院山长的旷敏本，编纂有流传极广的普及性史书《岣嵝鉴撮》，也对用“韵语”编纂普及读物非常推崇，且有独到的见解，并编纂有《岣嵝韵语》，用以劝人为善。他认为韵语既易理解，又容易记诵：

顾又念感人之言，惟有韵之词为易入六经之中，惟诗可以兴，而讬物寄与领略颇难意，惟言浅近而音响亮如将上堂声必扬之，句既易通晓，且便记诵，发愦起懦无有捷于此者，乃不揣迂愚就前稿，而限之以韵，或三四言，或五七言，旁收广述而皆不纪其所出，盖缘繁者就简深者就浅，原文既易，兼随时裒集未详代氏非敢蹈攘善之愆也，篇分为八，名曰《韵语》，其浅焉者日用饮。[6]

同时在跋语中认为韵语能使人豁然开朗：

语何以必韵也，五夜之钟，五更之鸡，闻者霍然感于声也。语既成，或曰经书史鉴，不既多乎，曰非也。舜居深山，木石与居，鹿豕与游，及闻一善言，即沛然若江河之决，舜之时书史固少也，而大圣之受益者惟深山之迩，言韵语者亦迩言也。[7]

由于韵语读起来琅琅上口，并用当时通用的语言进行纂写，在社会上能广泛流传，即便不识字的人，也能通过“听”来达到学习的目的，有振聋发聩之效果，“惟韵言堪振聋聩，上堂声扬见鉴乎”[8]。《岣嵝韵语》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二十余年，但旷氏感觉到仍有意犹未尽之意，于是又增加了一些能使人赏心悦目的句子，以达到纾缓心情，给人以精神享受，“此书（指《岣嵝韵语》）之刻二十年，于兹矣，而犹有未尽惬意者，乃重加厘订更择其可以怡人心悦人目倾人耳爽人口得如干条编入篇中，并采自来劝世诗歌及诸格言，可与此书相发明者，附各条之下，其有一二条曾经采入乐府者，并汰之就中文义，有后生未易通晓者略为注解敢曰牖世乎哉，亦聊以纾子心肠云尔。”[9]可见韵语类读物在社会上不仅受到编纂者的青睐，读者也非常喜爱。

用“韵语”编纂普及性史书在清代非常流行，并在清代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以往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如郑振铎在1936年撰写的《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一文中这样评述清代的历史蒙学读本：“到了清代，蒙童读的史学书，几乎一部也没有，元明二代的那些史籍，也都几成为罕见的东西。亡人国的，必须灭其历史，这手段是很毒辣可怕的。”类似评价频频出现，认为清代并不关注历史的普及与传播。这种评价是不客观的，带有明显的偏见。事实上，在清代，尽管有严酷的文字狱等严重打击了汉族士人，但清统治者依然关注教育的发展，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上文提及的童蒙教育、学校教育及书院教育即是最直接的例证。清代也呈现出了对“韵语类”史籍的重视，如陆世仪在《论小学》一文中认为凡是人均有记性和悟性。在十五岁以前，由于“物欲未染，知识未开”，故而多记性而少悟性，自十五岁以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故而多悟性而少记性。因此他建议所有人都当在十五岁以前读书，“使之熟读，不但四书五经，即如天文、地理、史学、算学之类，皆有歌诀，皆须熟读。若年稍长，不惟不肯诵读，且不能诵读矣。”这里讲到启蒙儿童要在十五岁之前，并指出他们所用的读物皆是用“歌诀”形式编纂，其中就有史学，而这些“歌诀”形式的历史读物承载着史学的传播。从现存史料和留存史书来看，清代大量韵语类普及性史书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优秀成果，而且也在吸收和借鉴中成长。

《三字经》[10]自宋代编纂以来，即受到广泛关注，在社会上迅速流传开来，可谓是一部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古人评价曰：“熟读《三字经》，便可知道天下事，通圣人礼”。后人不断对此书进行注释、增补和修订，将时人通行的历史文化观念贯穿进去，以符合统治思想，起到传播历史文化之目的。清代王相曾注释《三字经》，并序曰：“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言简义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诚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也。予不揣荒陋，谬为训诂，不无贻诮高明。然与稚习之助，庶或有小补云尔。”在王氏看来，《三字经》乃淹贯三才，出入经史，是优秀的家塾读本，注释目的亦是为了更好地适合于童蒙学习经史。朗轩氏在《三字经注解备要·叙》中称：“此书即一部袖里《通鉴纲目》也。”《通鉴纲目》是普及性史书遵奉的经典，将此书与《通鉴纲目》相提并论，评价之高，可见一斑。《三字经》于清代还有多次增补和订正。康熙五十年（1711），车鼎贲曾对《三字经》进行订补。车鼎贲淡泊功名，不习举业，以布衣身份出现，唯有对学问情有独钟，故而其在订补时，将“悬梁”“刺股”换成了“凿壁”“藏火”等，这与其个人的思想观念有很大关系。在朝代问题上，也仅仅写到元代，并未涉及明代之事，盖是当时对思想的控制。对比清后期许印芳增补《三字经》，其中有：“明灭元，都应天；号洪武，传建文。永乐篡，迁北京；十六世，亡崇祯。清世祖，膺景命；平流寇，天下定。”《三字经》作为包括传播历史在内的综合性读物，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得到增补和修订，使其与当时官方思想观念基本吻合，从而在儿童心目中埋下了深厚历史文化的种子，同时也刻上了时代的烙印。另外，对前代韵语类进行增补的，还有邹圣脉增补《幼学琼林》，作者为明代程登吉。全书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瞿林东认为：“《幼学琼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通俗读本，用对偶句子写成，每句不拘字数，而联句大致做到押韵，读来琅琅上口，饶有兴味。”其中包含有历史文化的传播。此书在流传中也得到不断的增补，邹圣脉是较为著名的一个。邹圣脉又是刻书大家，将此书刊刻售卖，进一步扩大了影响范围。

当然，此类书籍很多，如《鉴略》等等，清人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不断增补和校订，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对童蒙教育历史知识的需求。明代李廷机（1542～1616）《鉴略》（亦称《五字鉴》），用五言韵语的形式写就，入清后也得到不断刊刻，还有对其进行模仿和借鉴。如清人翻刻者邹梧桐所说：“有明李廷机先生，胸罗全史，手著《鉴略》，自皇古以乞宋元事迹，举其大纲，略其小目，俾读者开卷了然，俨与历世受命之主，赓扬一堂；更可喜者，句调叶律，有类诗歌，与人可诵可读，一部二十一史之要领也”，并对此书进行了增补。随着翻刻次数的增多，影响范围也在逐渐扩大。清代王仕云《历代鉴略》，又称《鉴略四字书》或《四字鉴略》，借用了李廷机所著《鉴略》之名，改用四字韵语的方式。《历代鉴略》曾被清廷翻译为满文，名为《鉴略翻译稿》，供满族孩童学习。钟文为许遯翁《韵史》作序，曰：“江上王望如著有《四字鉴略》，家乡户诵，颇有益于童蒙，较《三字经》《千字文》启蒙诸书，层楼更上第于历朝事迹。”[11]作为童蒙读物，《四字鉴略》是较为成功的，也成为童蒙了解历史的重要读本之一。道光年间，又有吴士俊（1800～1883）《骈体鉴略》[12]，亦是用四言韵语概括历代史事，内容起远古止明末，由于对仗工整，修辞华丽，故而名曰《骈体鉴略》。张应鼎《鉴纲咏略》，也是借助“鉴略”之名而作，是专为童蒙所撰写的一部咏史诗，按照历史顺序介绍历史。

清人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前代用韵语撰写的普及性史书，也不断摸索着，创作一些新的读本。如由明入清的许遯翁，在清初隐居山林，为了教育子女，亲自操刀编纂《韵史》一书，用四言韵语来概括史事。但此书仅截止到宋代，元明两代则缺，“许公遯翁编次《韵史》，上下二卷，粤自皇古迄于宋代，各举其要者数事，约以四字谐以四声，凡四千余年间治乱兴衰之故略具梗概，独于元明缺焉未备，读者以为憾事。”[13]对此，朱玉岑进行了增补，将元明两代之事亦用四言韵语的形式补入，“增次元明两朝以补之”[13]。将历代史事贯穿起来，可以粗略知晓历史的梗概。依照钟文之序言：“岁己未香庭家三弟业师吉零浦先生偶出其家藏许遯翁撰《韵史》数十篇，并朱玉岑补篇示余，卒读一过，自盘古迄明季，其间君臣事实罔不燦然具备，而词句简明意义隐括，洵撷廿一史之精华而挈纲目诸书之要领者也，不独幼学可以启迪无穷，即吾儒之拘守章句未能淹贯者亦可藉以粗通今古，识见顿开，是此编既有益于童蒙且为儒学中必不可少之书。视王望如之《四字鉴略》又何如耶。”[14]不仅有助于童蒙教育，而且可作鸿学硕儒必读之书，钟氏且将《韵史》放于《四字鉴略》之上，虽有夸大之嫌，但不难看出《韵史》从清初到咸丰年间一直作为童蒙教育的读本之一。

清代用韵语编纂的普及性史书还有很多，如裘日和《史略歌论》。道光辛丑年聪训堂刊本之《例言》：“读史之难，古今同慨，昔涑水著《资治通鉴》，简而易阅，然谓惟王益柔能读一过，他人览未竞叶，已欠伸思睡，是以凤洲之《正史》，理斋之《集要》、回澜之《捷录》，皆从约，未有约若兹编，故曰《史略》。歌论自上古迄吕秦，旁及北朝十六国，一主数主，冠以一歌；自汉迄前明，每主歌论并行；楚汉五年，以长歌括之。”《史略歌论》是在《资治通鉴》《纲鉴正史约》等著作的基础上，用歌诀的形式来概括历代史事，是专为家塾教学而作，乃读史捷径。再如鲍东里《史鉴节要便读》和《历代国号总括歌》等，前者用四言韵语的形式。据鲍东里的题辞：“史称浩繁，读之不易，韵语括之，以便记诵”；后者用七言韵语的形式，如记载隋代之事曰：“隋文篡周复灭陈，炀帝弑逆由烝淫；死后一时两恭立，一号皇泰一义寗。”简单的几句话，将隋代的兴衰和纷乱局面给予了交代。这些韵语类普及性史书，对于传播历史知识和文化以及对民众思想的教育和对风俗的影响都产生了巨大作用。

注释：

[1]老向.通俗文艺概论[A].通俗文艺五讲[C].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1939年。

[2][3]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77.

[4]《四部丛刊》三编集部，《新雕注胡曾咏史诗》卷首。注：《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前后无序跋，盖是未见到此版本。

[5]瞿林东.史学与大众文化[J].史学史研究，1994，（2）.

[6]旷敏本《岣嵝韵语·原序》，见《增订岣嵝韵语》，澄滓山房藏版，乾隆年间刻本。

[7]旷敏本《岣嵝韵语·原跋》，见《增订岣嵝韵语》，澄滓山房藏版，乾隆年间刻本。

[8]旷敏本《增订岣嵝韵语·跋语》，澄滓山房藏版，乾隆年间刻本。

[9]旷敏本《增订岣嵝韵语·序》，澄滓山房藏版，乾隆年间刻本。

[10]以下有关《三字经》的引文均见陆林辑校：《三字经辑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11]钟文《韵史序》，见[清]许遯翁撰，朱玉岑补《韵史二卷补一卷》卷首，清咸丰十一年刻本。

[12]《北仓大儒吴士俊》（一），《天津日报》，2007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