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鹏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京　210097］

张承志研究

前定的皈依与自觉的建构
——论张承志《心灵史》中知识分子与底层信仰的互动关系

⊙简鹏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京210097］

张承志在《心灵史》中通过塑造哲合忍耶这个底层信仰群体，展现了哲合忍耶教派反抗宗教压迫的心灵的历史，并以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参照系，进行了清醒的文化批判。由此可以考察张承志作为当代知识分子与底层信仰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张承志的回族血统、学者的视野、“为人民”的理想和实地考察写作观的践行，使他有趋向底层信仰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对底层信仰有着自觉的建构，借助《心灵史》独特的文体，以强烈的个体意识向着人心、人性、人道的方向发掘，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学术界进行了深刻的文化批判。

《心灵史》 底层信仰互动关系

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谱系中，张承志因其作品中的鲜明的宗教主题和高蹈的理想主义情怀而占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他的少数民族身份、个性气质和生活经历使他的文学创作迥异于同时期的其他作家。20世纪90年代，张承志的长篇小说《心灵史》标志着他的小说创作从文化寻根转向了信仰叙事的层面，在对西北回民的哲合忍耶教派这个群体的历史性追溯中，呈现了一段被遮蔽、被湮灭，甚至被官方文献歪曲的历史，他舍弃了自己所接受过的系统的历史学、考古学的学科研究方法，置身于西海固的土地上，自觉沉入民间，实现了自我意识与民间底层信仰的融合。

从前定的皈依到自觉的建构，张承志孤绝的气质、独特的生命哲学、对伊斯兰教血缘上的亲近是他走向信仰的隐性因素，反过来，张承志作为知识分子具备广阔的知识视野和清醒的批判能力，强烈的自我意识又使他具有了与一般宗教信仰相区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这种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与他所接触的底层信仰有着复杂的互动作用。一方面，使他成为哲合忍耶的代言人，使这个在二百年时光里被压迫被误解的教派的心灵史作为历史的秘藏被人们发掘出来，到达普遍的、人性的层面，他本人也找到了精神的皈依之所；另一方面，张承志借助哲合忍耶教派的历史，使中国主流的文化传统第一次有了伊斯兰文化的参照，同时继续了他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时期文化道德失范、理想主义式微、文人堕落的批判和思考。知识分子话语怎样进入民间？底层信仰对于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有何启示？重读《心灵史》，在张承志写作实践的二十年后再来反观文本，通过追问张承志的创作与底层信仰的互动关系，联系张承志在“后《心灵史》”时期创作的散文、随笔，可以看到张承志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始终心系社会现实，关注社会边缘人民的苦难，其创作中所蕴含着对底层信仰的尊重、突破民族的狭隘性而表达的大民族观，以及透过信仰维度所表现的宽广的人道主义精神。

一、前定和寻求：缘何走向信仰

张承志把自己走向西海固并写作《心灵史》当成是一种“前定”，在一次大雪的阻挡中张承志走近了哲合忍耶的故事，“大雪阻挡中的我更渺小，一刻一刻，我觉得自己融化了，变成了一片雪花，随着前定的风，逐着天命般的神秘舞蹈。”①“他们的前定是锄，你的前定是笔。”②然而除了这种神秘的“前定”之外，在他写作《心灵史》及其后的实践中可以看出，正是哲合忍耶群体所表现的为信仰不畏牺牲、坚守精神高地的品质合乎作者本人的理想寻求和对人性的期待，因此成为张承志走向信仰的精神基础。更重要的是，奔走于大地进行研究的写作观的践行、“为人民”理想的延续，成为张承志走向信仰的重要推动力量。

张承志是这样塑造来自底层的信仰群体的：在贫瘠的土地上虔诚地遵循着宗教仪礼，不惜牺牲、反抗强权以捍卫信仰自由。作者在文本中通过几个伊斯兰教术语抓住了哲合忍耶的核心：打依尔、克拉麦提、束海达依。“打依尔”是其基本的敬拜形式，教民们在干旱缺水的环境中宁愿不喝水也要进行仪式前的“大净”，以此保证仪式的肃穆，“无水乡村窖雪度夏，而坚持宗教沐浴的回民却家家以水的清洁为首要大事”③。“克拉麦提”意为“奇迹”，作为苏菲主义（神秘主义）教派，他们相信奇迹的发生，在领袖苏四十三被清军断水围困在濒死之际念经祈雨后，数天大雨滂沱，奇迹的出现更坚定了教众的信心。最令张承志震撼的是“束海达依”，他在《心灵史》初版本中专门用一门来描写这种“牺牲之美”，哲合忍耶把“辈辈举红旗”“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当成信仰的最高境界，这与中国文化本质上以无为与逍遥、冲虚与淡泊为美的乐感文化和以实用功利为准则的理性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张承志在逐渐了解哲合忍耶的过程中为这种中国底层不畏牺牲坚守心灵的精神所震惊和吸引，“在以苟活为本色的中国人中，我居然闯进了一个牺牲者集团”④。

实地考察、奔走于大地之间正是张承志长期以来接近研究对象的方式。这种写作观的践行使张承志有了近距离接触研究对象的可能。在《北方的河》中，主人公在对黄河、湟水、黑龙江等具有文化地标意义的大江大河的实地考察中，直接感受其豪迈粗犷和充满青春激情的生命力，实现了自己寻找精神父亲的愿望。在《黑骏马》中，主人公白音宝力格正是在草原文化的濡养下经历着美好爱情的追求与失落，草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裂痕也正是在作为主人公情感依托之地的草原上得以展现。张承志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大陆之子和北方之子，草原义子和回族长子”⑤，在西海固的回民地，长达六年与哲合忍耶的接触，情感上的亲近使张承志更能理解穷困的哲合忍耶几百年来保持精神清洁的可贵，看到作为异端在中国主流文化中存活传承的不易。历史学家杨怀中在研究伊斯兰苏菲派时说：“生活遭遇使他们的心灵转向孤独沉思，也自然地走上了苏菲的道路。只有了解了恐怖的历史环境，理解了生存的苦难，才能深一层地理解西北苏菲派在清代传入并存在下来的奥秘，才能触碰到逝去了的历史上的回族人民的心灵世界。”⑥张承志孜孜不倦地实践着自己的这种写作观，获得了这样的方法论：“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⑦他自觉沉入民间底层，正是在底层信仰里找到了自己对人性、人道、人心美好形式的载体，并以此实现了自己的精神皈依。

张承志“为人民”的思想使他能够融入这个集体当中，他把为这个集体发声当成自己的责任。“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本身所代表的以及那些观念如何向观众代表——总是关系着，而且应该是社会里正在进行的经验中的有机部分：代表着穷人、下层社会、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⑧他把哲合忍耶作为中国底层人民的代表，写出了这个穷人宗教在面对强权压迫时反抗的强力，他试图想让自己的读者们了解：底层民众也可以追求信仰的纯洁高贵和心灵的自由富足。从1972年他最早发表作品时使用蒙语阿尔夫丁作为笔名（意为“人民之子”）开始，“为人民”的思想就一直贯穿于他的写作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家们纷纷抛弃集体意识形态转向个体写作时，张承志仍秉承着对20世纪60年代情结的继承与反思，坚定地走向相反的道路。他在对底层信仰的皈依中使自己区别于寄生于体制之中的知识分子，并得到了民间的认同，成为哲合忍耶与世界的连接者和代言人。2012年，他将《心灵史》改订版募集到的十万美元亲手送到巴勒斯坦难民手中，并把这次行动视为《心灵史》的真正完稿，他在演讲中说：“如果人们说，中国的大多数六十年代人和作家已经异化了、背弃了，被体制重新吸收了，在体制中坐大肥满了——那么我想说：我是否决他们的异类。”⑨

二、批判与错位：对信仰的建构

张承志在《心灵史》的写作中实现了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与底层信仰的融合，他有着萨义德所界定的知识分子的品质：“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的客体，这个客体的背后是一段奋斗与征服的历史，而时有去代表的必要。”⑩张承志写作《心灵史》时建构了一种新的文体，按照哲合忍耶内部秘密钞本作家的体例来写作，以“门”作为单位，共七门，“熔历史、宗教、文学为一炉，同时经受三个方面的巨大挑战”⑪。这是他有意为之，意在使哲合忍耶超越宗教、民族的狭隘性，注重表现心灵世界，向着人心、人性、人道的方向纵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学术界进行了清醒的批判。

张承志把哲合忍耶的集体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对立物，写出了其异端之美，“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⑫。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以实用理性为原则而缺乏终极意义的追求，少数民族的宗教往往被看成是异端被压制，用镇压的手段来令他们服从，或者使他们被汉族的主流文化所同化。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们也缺乏独立的判断能力和批判精神，他们通过“学而优则仕”的层层选拔体制进入并寄养在体制内，听从统治者的意愿，泯灭了良知，对底层信仰缺乏基本的尊重。《心灵史》中处处可以看到张承志把哲合忍耶的斗争作为对文化压制与欺凌的反抗，与传统文化进行的对比。通过考证哲合忍耶的秘密钞本，他发现了官方写史时伪造原始文献的虚伪与无耻，在官方史书《石峰堡纪略》中，掩盖了清朝官军利用哲合忍耶教民在开斋节虔诚礼拜时趁机大肆杀戮的卑鄙行为。类似的记载使作家对中国人本性的刻画更加清晰：“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当别人流血牺牲大声疾呼时，他们是不参加不理睬的。他们有惊人的冷淡、奴性、自私；烈士精神对他们的感召力是微乎其微的。”⑬这里可以看到张承志对中国人群体的建构有着五四时期启蒙主义的色彩，鲁迅式的冷峻分析之下是对人性的洞察，不同的是，《心灵史》文本中有着更多来自作家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情感投入，文本中的“我”即作家本人，整个文本构成了一个处于文化中心的作家向边缘底层信仰靠近的心理变化过程，文字中激荡着作家的主观感情，更具个人化的色彩，这正是“心灵史”这一命名所蕴含的用意：“用考古般的真实来虚构一种几十万哲合忍耶人的直觉和心情。”⑭

张承志构建起来的信仰世界同时也是作为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危机的参照系出现的。世俗化和商品化大潮的冲击引发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直接引发了关于“世俗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讨论。作为道德理想主义的旗手，张承志写作的《以笔为旗》《清洁的精神》等都在激烈地批判文化的低潮和堕落，他把文化的商业化、文人的商业化作为信仰的反面予以批判，“在1984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⑮。这种强烈的对比放大了他所依托的哲合忍耶的信仰至上色彩，极具感染力。他的这种略显偏激的论调也招致一些学者的警惕：“它恰恰是以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否定为起点的，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了愤世嫉俗的极端情绪与绝不宽容的战斗姿态（从而极容易走向激进主义）。”⑯而《心灵史》作为作家建构的审美性文本，意义就在于它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超越，它所展示的信仰图景带有作家的理想主义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张承志作为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底层信仰图景确实和现实社会的发展存在着错位，这也是趋于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象与现实的错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才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作家们都趋向于对以往的“圣化社会”进行解构，而这样的解构必须借助世俗化和工具理性予以实现。但是，张承志的信仰世界所反衬出的也正是在这个世俗化过程中的负面性，他不限于宗教领域，而更多指向人性，他对哲合忍耶也并不是盲目地崇拜，更不是以此作为社会建设唯一的、至上的、排他的标准，而是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建立了一个新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正是底层人民的信仰，企图以此引起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反思。知识分子的清醒的批判意识使他可以看到哲合忍耶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教派斗争中不惜杀伤人命的问题，回族“乡约”传统和小商传统的劣性。他所秉承的不是狭隘的宗教崇拜，而是“成功地回复了那样一段历史的原初人性质地，并在一种原初人性的视域中通达了对于整个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观照，也有效地回应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各类主要由汉族人展开的话语叙述”⑰。这才是他建构信仰的立足点。

《心灵史》是张承志对于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底层信仰理想关系的建构文本，集中体现了他一直以来寻求文明出路的期望。在写作《心灵史》后，他又相继出版了《荒芜英雄路》《鞍与笔》《聋子的耳朵》《敬重与惜别——致日本》等散文集，他的足迹遍布全球，研究内容也涉及考古学、社会学、思想史、古代交通史、伊斯兰研究等学科，继续着对于文化、人性、人道主义的思考。在价值尺度更加多元的21世纪，张承志的《心灵史》以诗意的文字仍然触发着人们对文化、人民、社会的反思，激励着知识分子向信仰维度的更多发掘。

①⑮张承志：《离别西海固》，《荒芜精神路·清洁的精神》，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页。

②③④⑤⑦⑪⑫⑬⑭张承志：《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页，第8页，第6页，第283页，第121页，第154页，第130页，第142页，第219页。

⑥杨怀中：《心灵的眼睛——伊斯兰苏菲要义》，《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⑧⑩［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3页，第41页。

⑨张承志：《越过人心的死海——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演讲》，《回族研究》2013年第1期。

⑯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06页。

⑰尤作勇、李华：《时代·阶级·民族——〈心灵史〉思想文化刍议》，《民族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

［1］杨怀中.张承志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

［2］郜元宝.信仰是面不倒的旗［J］.当代作家评论，1995（1）.

［3］谭桂林.论《心灵史》的宗教母题叙事［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4］赵勇.《心灵史》与知识分子形象的重塑 ［J］.南方文坛，2007（4）.

作者：简鹏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