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张承志的《心灵史》是一部涉及到如何阅读、怎样自由的作品，它不断挑战我们既有的阅读经验，挑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自我的认知；不断吸引我们的灵魂触角与之形成辩驳、对话的互动关系。面对《心灵史》，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什么是“心灵史”，“心灵史”抒写的是谁的“心灵”，是怎样的“心灵”，“心灵”是如何成为“史”的，以及如何完成“心灵”的赋形？

关键词：张承志 《心灵史》 解读

阅读其实是一种遭遇，是两个鲜活的行为主体（作家与阅读者）内在人格的遭遇，正如两股活水的合流，既有暗流的碰撞交锋，二者又相互包容、融为一体。这种遭遇不仅仅是文字与感官的触碰，更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相互辩驳、相互体认，其实，文学本就是心灵辩证法。面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我们首先面临和从根本上要解决的是如何进入作品的世界、如何进入作家的“写作之夜”，如何在文学空间与生存空间之间寻找到有效的内在勾连和生命经验的对应。换言之，我们应该如何把握作家作品的共生性？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所带给我们的不全是感官的触动，更重要的是伴随着阅读的深入不断地向我们抛掷关于文学、关于我们存在自身的疑问，这些疑问有的我们可以自行解决，但还有一部分是我们无法解决但对我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问题都着上了我们自身的颜色。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一文中提到：“在实际的言语活动中，任何具体的理解都是积极的；这种理解能把所理解的东西，纳入到理解着自己的事物和情感世界里去”，“积极的理解就把所理解的东西，同理解者的新视野联系起来；揭示出自己所理解之物的一系列复杂的相互关系、合声和不协；并且会给所理解的东西增添种种新的因素。”①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进入文学内部，小说的美学价值才不会仅仅局限于文本之内。小说是一种未完成性的艺术形式，由此及彼，由彼及此，以文本为起点，伴随着阅读的展开它不断生发，不断与阅读个体的独特性结合，形成新的叙事话语，从作家的讲述方式转变为自我的讲述方式，从而获得思想的主体性释放。小说的价值，始终在于人。小说的自由，在于它空间内部的多重可能性所带给我们的多大程度的思想启示。

张承志的《心灵史》正是这样一部涉及到如何阅读、怎样自由的作品，它不断挑战我们既有的阅读经验，挑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自我的认知；不断吸引我们的灵魂触角与之形成辩驳、对话的互动关系。面对《心灵史》，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什么是“心灵史”，“心灵史”抒写的是谁的“心灵”，是怎样的“心灵”，“心灵”是如何成为“史”的，以及如何完成“心灵”的赋形？

《心灵史》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异质”，它总是让人生疑、不适应。面对整部《心灵史》，最直观的不适在于小说整体的风格面貌，在于文体形式。全书按照“哲合忍耶”的宗教历史，分为七门，每一门讲述一个宗教导师的时代，大致的形制是一部宗教史。然而，一个特殊的“说话人”的存在，让整部小说既充满宗教色彩，又在历史的讲述机制中呈现文学性。宗教、历史、文学三种力量交织互现。从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心灵史》独特性之一：在多重关系的缠绕中，探讨人性所在。事实上，也只有在多重关系的压迫下，才能彰显人性的真实，才能将人性置与矛盾的境地，来观察人如何去选择、去判断，去把复杂的关系命题层层剥离，而如何讲述即是一种观察世界的视角、一种独立的生存姿态。而正是“我”的讲述将宗教、历史、文学三者综合起来，形成一种殊异的叙述形式。但形式并不是一种话语表象，更不是与内容形成二元对立的一端，形式与内容无法割裂，它是内容的“赋形”，也就是说，叙述人必须寻找到一种与主题相适应的表达方式，进而做到主题的艺术化呈现。布尔迪厄认为：“作家如同任何社会行动者一样，身上带有处于实践状态的这些结构，但无法真正地支配它们，只有通过形式加工，才能实现对一切空载语言的自动作用下通常以暗含的或无意识的状态被埋藏的东西的回想。”②而那“被埋藏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哲合忍耶”。面对“哲合忍耶”苦难的历史，“任何旧文学的手段都无法奏效”，“用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框架；用《黃泥小屋》或者是《西省暗杀考》，都无法承托我感受的这种巨大”，因为“心情，气质，决意，牺牲的渴望——我必须描述的这一切，都是无形的。”更要警惕的是“说话人”作为叙述主体与作为叙述对象的“哲合忍耶”之间并不存在主客对立关系，相反，“我”是作为“哲合忍耶”的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来讲述的，换言之，叙述姿态并不是客观的，叙述是作为一种对信仰体认的路径舒展开来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形式的具体性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叙述主体自身对叙述对象的理解、融入、归附的体认姿态，外在的形制已经和叙述主体融为一体了。这正是我们对《心灵史》的叙事模式感到隔膜却又觉得合理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叙述主体和叙述对象的特殊关系，从某种程度上也规定了叙述形制的特定性。“形式，我个人作为一支笔的形式，已经决定了我这部作品的形式。”对“哲合忍耶”的真诚归附，信仰的“诱惑”已经让叙述对象本身成为叙述意愿的主要能动力。问题在于如何在作为圣徒的“我”和作为信仰共同体的“哲合忍耶”之间实现叙述的有效性，而这首先涉及到的是生命个体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个体如何进入信仰，信仰如何接纳个体。

一部作品的成型并不是无由来的。对一个作家写作的认识与考察必须把具体的作品纳入到作家整个创作谱系中，惟其如此，才能辨清一种文学写作的“存在之由，变迁之故”。张承志是如何走进大西北、西海固，又是如何走进“哲合忍耶”并虔诚归属的呢？其实，在张承志的整体创作中始终存在一种对归属的找寻。《黑骏马》对青春理想的追求，《北方的河》对别样文化形态的找寻，《金牧场》对自我内在人格的深入，都是张承志一路找寻的印迹。而也正因为这种找寻对象的观照，张承志的小说主体始终呈现一种虔敬、规矩、真诚的姿态，因而小说的气质是高耸的，小说的形体是紧绷、约束的。而到《心灵史》这里，信仰成为张承志新的归附，“从以异端自许到皈依哲赫忍耶，张承志有意识地为自己寻找一种约束”。③“长久以来，我匹马单枪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但是我渐渐感到了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哲合忍耶”成为了张承志着陆归附的净土，而正是因为信仰的召唤和应答的虔诚实现了叙述的合理和内在统一。小说的内部环境整体上是孤独的，因为对信仰理想的追求，势必要进入一种舍弃世俗的孤绝境地，只能面对自我。而只有面对自我，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自己，深入自己的内在人格，直面心灵的干涸，沉陷孤独、品尝孤独，进而在孤独中寻求肉身的解脱，辨清心灵的追寻方向。在这个意义上，“心灵史”是生命个体的内在人格的成长史。而张承志走入“哲合忍耶”，却并未仅仅把“哲合忍耶”当作一种私人体验，进而陷入宗教狂热。在张承志的身后，在张承志的个人“心灵”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心灵”结构——人性、人道主义。张承志归附“哲合忍耶”也是作为人道主义精神实现的一种形式。以此为依托，《心灵史》的“心灵”不是封闭局束的，它不拘囿于个体、宗教内部，而是敞开的、越界的，是人性普遍性的平等。“不，不应该认为我描写的只是宗教。我一直描写的都只是你们一直追求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希望、追求——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们热爱的东西。”“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人性和人道。这里有一片会使你感动的、人的光辉。”“哲合忍耶”不是归宿，而是深抵人性深处的路径。人道主义不是空泛的，它只有经由一种具体的精神形态——哲合忍耶，才能显明自身。也只有通过对“哲合忍耶”的深刻体认，对“哲合忍耶”牺牲历史的追认和再叙，才能深刻理解人道主义的实在意义，生命个体才能真正寻求灵魂的安慰，人道主义也真正才能由一种抽象的人性概念成为一种具体的精神实践。生命个体的心灵只有在更广阔的人性心灵中才能得到真实的安慰，普遍人性也只有经由生命个体心灵的历经、体悟，才能得到张扬，这便是《心灵史》的“心灵辩证法”。

当然，这只是从写作自身来看。而一部作品的写作分量是无法自主呈现的，换言之，只有在一种整体的文化语境中进行比较观察，才能发现作品的时代意义。文学的历史，也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文学的面貌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面貌。而纵观八十年代以来的整个文化语境，《心灵史》是观察知识分子在社会文化语境转折中如何寻求精神重建的一个别样的点。78年之后，整个社会文化机制都处在调试阶段，“文革”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历史的线性断裂，更是历史主体性和与之相适应的话语主体性的断裂。因而新时期之后，知识分子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寻找新的话语机制，以配合民族现代性进程。在历经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一系列文学实践操作之后，历史主体转而从理想高蹈的八十年代进入了“市场化”的九十年代，也就是资本逻辑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结构的主要运转形式，文学不再具有表达的主体性，退居叙事的边缘，成为资本运转的一个环节。在又一次的话语结构颠覆下，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深处资本的网络之中，该何去何从，因而也就有了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面对无名的时代、失范的秩序，不能说张承志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怎样的文學道路，但他确确实实为文学、为时代树立了一个标杆，那就是对理想的坚守、怀有信仰的纯粹。“张承志的《心灵史》提醒我们，文学要想和一般的‘写字、‘码字儿区别开来，就应该以其精神理想乃至信仰的本性，为苦难的生存争取一个超越性的价值空间。如果我们不能要求全部的作品都要像《心灵史》那样为理想为信仰笑骂歌哭，那么我们至少要在文学终极的内含意义上规定文学的精神性、理想性、信仰性。”④精神的纯粹正是文学之根本，没有一种高标精神的内在支撑，文学必然是没有骨头的。张承志的苦难不是虚构的、不及物的，他的大西北之行正是一次用双脚和心灵触摸“哲合忍耶”的牺牲品质的苦难之旅。正如但丁的《神曲》，《心灵史》同样是张承志以文学的方式触摸苦难、靠近灵魂深处、靠近自我的一部杰作。如果说“哲合忍耶”两百年的受难历史更多是肉身的，那么张承志的苦难体验主要是心灵的。《心灵史》的“心灵”是灵动的，首先在于张承志从自我的写作出发、从内在精神追求出发，对一种苦难精神的找寻，而“哲合忍耶”的信仰成为张承志的心灵归宿；其次，在张承志与“哲合忍耶”进行个体人格和宗教精神互动对话的过程中，整个“哲合忍耶”的宗教“心灵”在文学的抒写中完成了显形；最后，抛开生命个体的身份，以作家身份、哲合忍耶一份子的张承志对哲合忍耶苦难历史的抒写完成了一种苦难“心灵”的文学形构，在此意义上，这个“心灵”就不仅仅是张承志，而是更多的阅读体验者，对于整个文学、整个社会文学机制而言，是一种“心灵”结构的构建，这才是《心灵史》所给予文学、给予时代的最大启示。

注 释

①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第6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修订版），刘晖译，第64、6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③黄发有：《论张承志的文化批判》，《文艺争鸣》2015年第6期。

④郜元宝：《信仰是面不倒的旗》，《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1期。

（作者介绍：宋夜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